却没有想到张维贤接着再劝：“韦大人请留下来吧，老夫亲自陪你喝两杯酒。”
这样一来，韦宝就不好说什么了，赶忙恭敬的施礼道：“既如此，下官恭敬不如从命了，国公爷如此礼遇下官，实在教人惶恐。”
张维贤呵呵一笑：“韦大人不必作礼，你刚才那样对老夫吼叫的时候，可没有看出来韦大人有哪一点惶恐啊、”
韦宝不好意思的干笑了一下。
两个人的对话，尤其是张维贤居然与韦宝开起了玩笑，更是引得张之极和张美圆称奇不已。
吴三辅并没有与张维贤接触过，还以为老头就是这么个性格呢。
而张之极和张美圆是知道自己老爹的，张维贤不管是对家里人还是对外人，始终都很注重个人形象，都始终是一板一眼，很少乱开玩笑的。
却没有想到张维贤居然会在第一次见韦宝的情况下，就这么随和的对韦宝说话，居然还开玩笑。
这极大的颠覆了张美圆和张之极对老爹的印象。
张维贤随即让张之极去叫下人摆酒上菜，他要亲自陪同韦宝喝酒。
像是英国公府这样的豪门，二十四小时供应上等酒菜，毫无问题。
要说起来，英国公虽然完全与皇权是一路的，可皇权本身，也算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啊。
英国公张维贤不单单是顾忌韦宝操之过急，用雷霆手段镇压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一带会闹出大事，更担心，韦宝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损害皇权和他这种超级大地主的利益。
他英国公府在北直隶，在河间府、在沧州府和山东，都有不少土地的。
他英国公府自己不就是超级大地主吗？
所以，韦宝向英国公张维贤求助这事，真正的算是与虎谋皮。
张维贤并不担心韦宝能否求得皇帝的圣旨，皇帝若是命令他向韦宝提供帮助，张维贤要考虑的是要不要向韦宝要求的那样，那种随便韦宝怎么做，都为他提供帮助。
韦宝的人穿戴者京营的披挂四处杀人，这和京营杀人，和他与皇帝亲自杀人，有何分别？
这是会造成极大的恐慌的。
所以张维贤还想再与韦宝谈一谈，确切的了解韦宝到底是咋想的。
“爹爹，我下去了。”张美圆见要吃饭了，大明朝不管身份如何高贵，便是皇后和公主，也不能与外面的男人同桌用膳的，这是规矩。
张维贤却道：“美圆，你留一下，你不是总说大明没有聪明人，我觉得韦大人算是聪明人了，你说呢？韦大人既然与你大哥是结义兄弟，便算是家人，家人男女同桌是无妨的。”
张美圆粉脸便羞红了，她的聪明程度不亚于吴雪霞，也是极为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听话听音，父亲才挑起一个话头，张美圆甚至已经听出父亲有喜爱韦宝的意思，有想让她与韦宝接触一番的心意。
“爹，这不好吧？那我就在旁边给你们倒酒得了。”张美圆轻声道。
“不妨事，我张维贤的女儿怎么能做倒酒的事儿，就坐下吧。”张维贤笑问韦宝：“韦大人，你觉得如何？”
韦宝赶紧道：“能与小姐同桌，是下官三生修来的福气，下官求之不得！”
“呵呵，不要在说什么上官下官的了，韦大人既然与之极是结义兄弟，就是我张维贤的晚辈，换个称谓吧，自然点，以家人称谓。”张维贤微笑道。
韦宝见老头笑的很和蔼，心里却是暗暗警惕。
韦宝原本就不是政治小白，虽然在现代没有接触过什么高层人物，只是一个打工的小主管而已，可打工的人也是有政治斗争的。
实际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斗争都无处不在！
像是张维贤这种位高权重的人，说翻脸就能翻脸，你又斗不过人家，人家做出来的很可能都是假象，就算不是假象，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
“是的，张伯父。”韦宝答应道。
张维贤哈哈大笑：“好，这声伯父叫的好，放松点，随便吃喝，随便说话，拿出你刚才口若悬河为大明着急的那股劲头来吧，老夫喜欢你那股劲头，大明的官员倘若都如韦大人这样为大明着想，大明朝廷的政局将改观了。”
“张伯父让我改称呼，张伯父也叫我小宝吧？我家人都这么叫我，叫韦大人，小人实在是折煞不起了。”韦宝微微一笑道。
“好，小宝，咱爷俩先满上一杯酒，很欢迎你到我们府上来做客，希望以后你常常来玩才好，若是我们之极造认识小宝你这样的朋友，那我就能安心了。”张维贤笑道。
“爹，小宝他才十五岁，比美圆还小两岁呢，我早认识他，他还不知道是不是穿开裆裤呢。”张之极打趣道。
一桌人纷纷哈哈大笑。
吴三辅凑趣道：“韦宝他们家小时候可没有开裆裤给他穿，乡里地方穷，十二三岁之后才有褲子穿哩。十二三岁之前，都是穿个大一点的麻布衣服，随便找给稻米杆子绑一下就承当衣服了。”
吴三辅并没有瞧不起，故意挖苦韦宝的成分，反而在他看来，这是最帮助韦宝加分的项目，韦宝能被众多朝臣高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韦宝是寒门崛起的少年人。
倘若韦宝是哪家阁臣家的子弟，或者哪个朝廷大员家的子弟，家学渊源，生活富贵无忧，大家就不会那么觉得韦宝厉害了。
张美圆闻言有些不好意思，掩嘴一乐。
张维贤感慨道：“乡里生活苦啊，去年去京畿附近乡里走了一趟，其景惨不忍睹！要知道，这还是在京畿附近，大明的京畿附近啊，大明的其他地方更是想都能想到。”
吴三辅点头道：“的确是这样，我到过的地方，除了几处重镇，市镇里的富户日子尚且算还过得去，乡里都是差不多的。”
“可吴公子和小宝却很有家资啊，吴家富甲辽西，韦家据传闻现在更已经是大明数一数二的富家，近乎可以与晋商媲美，你们自己本身就算大地主啊。”张维贤很是老辣，一句话就点出了他想问的问题的核心。
张维贤就是怀疑韦宝的图谋，你自己都富可敌国，还那样苛刻的对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地方大户，你居心何在？你不就是自己想弄更多的土地吗？
吴三辅一怔，没有接话。
张之极和张美圆也立时听出了父亲的画外音，暗忖父亲这招高明，不动声色的便点到了韦宝的要害上，难怪父亲要留韦宝吃饭喝酒，这是话还没有说完呢。
韦宝刚才一直用为国为民的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作为挡箭牌，但很少说他自己的企图，这就是问题。
“张伯父这话说的好，”韦宝却并不惊慌，“我的资产增长很快，但我不单单是个人在增长，我主要是在帮陛下增加内帑营收！大明的钱，不少，虽然老百姓很穷，但是地主们手里实在是太有银子了！而我的银子，却不是土地中得来的，而是从商业上得来的，这便是问题的核心！大明，必须改变重农抑商的旧习惯！”
韦宝遂很系统的对英国公张维贤说了明朝有多烂！
大明的烂，总的来说，主要烂在土地兼并加剧。
这个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铁律了，明朝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明朝中叶，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土地兼并加剧，地方上的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利用高利贷的方式侵占农民土地，并运用各种手段和关系逃避赋税。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农民破产成为了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
而明朝的税收体制，是按照人头来收税的，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少，导致明朝的税源也越来越少，这直接导致了政府财政的枯竭。
问为啥不收地主豪强的，政府倒是相收但是收的到吗。
地主豪强里如果有考上功名的，就按照士绅不纳税的传统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没有考上功名的，也可以通过贿赂地方官的方式来隐瞒自己的土地，很多地主名义上有万亩良田，但登记在册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就这样，穷人的税越来越少，富人的税又收不到，政府能不越来越穷吗。
土地越来越少，政府的开支却越来越大。
明朝政府开支的增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与蒙古人和建奴冲突不断，导致军费飙升；二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姓皇族的数量已经极为庞大，按照明朝的祖制，皇亲国戚都要由朝廷的俸禄供养，在明初，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多，政府还能负担，可如今这群人的数量已经暴涨了几十倍，政府的财政早已不堪重负。
节节攀升的军费加一帮白吃干饭的寄生虫，有他们拖累，政府能有钱吗。
贪污腐败严重也是重头戏。
虽然由于朱元璋的威慑，明初的官员们十分清廉俭。
但是到了明中期以后，局势早已失控。
像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
而大贪官严嵩被抄时，抄出了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珠宝数不胜数，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才10万两。
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张居正要搞一条鞭法的原因了。
张居正看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大明朝再不实行改革，那可真是要崩溃。
而张居正的药方就是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
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
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
韦宝现在将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各地的税银统一交由海防总督衙门牵头办的海防钱庄收取，就是承袭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意思。
一条鞭法的第一条举措就是废除了实物税，一律以白银充当税赋。
在明初，由于朱元璋的抑制，商品经济十分不发达，农民便以实物充当赋税，但这些实物往往与朝廷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造成了很多浪费。
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很多农民都参与商品的买卖，手里拥有的现银远非明初可比，这使得用现金交税成为了可能，政府的税收质量由此大大提升。
一条鞭法的另一个作用在于他大大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征税成本，使得中间环节大幅减少。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环节越简单干脆就越难产生猫腻和腐败，张居正将名目繁多的税制统一核算为田赋，一并收取，使得地方官员无隙可乘，大大抑制了腐败行为。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还强调“以田为宗”即拥有多少土地就交多少税，土地越多，交的越多，促进了税赋公平。
一条鞭法还通过清丈土地的方式来彻查全国的耕地，明朝后期很多大户往往贿赂地方官隐瞒自己的资产，而张居正这一招一出，直接断了他们闷声发大财的可能。
仅第一次清丈，就多丈出了2.8亿亩耕地，而这些耕地多来自于富人，这意味着他们将上缴给国家更多的税赋。
在张居正的推动下，一条鞭法很快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短短几年间，国库就存银4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统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
一条鞭法带来的充沛财力直接导致了之后万历三大征的获胜，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明朝能在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去。
虽然张居正的改革给明朝带来了如此多的好处，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一条鞭法便立即荒废了，名义上，这项改革成果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韦宝洋洋洒洒，越说越是高兴。
张维贤却不以为意，冷淡道：“小宝啊，你说的这些，其实世人都知道，但是得不到拥护的改制，有何说道？你觉得你能超过当时张居正在大明的权势吗？张居正身为首辅和帝师都没有办成的事儿，你觉得你一个参政能办成吗？”
“张伯父，张居正不是没有办成，是得罪了太多地主的利益，死后辈推翻了，我有信心在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各地办成这件事，不管我的地位多名卑微，只要我相信这事是对朝廷好，对陛下好，就一定能办成的！更何况，我身后还有陛下和您这样忠心耿耿，为大明着想的顶级大员相助呢。”韦宝给张维贤戴高帽道。
张维贤呵呵一笑，暗忖我可没有答应过你什么。我只是说考虑考虑。
韦宝知道张维贤并没有听进去，并不气馁，认真细细说张居正改革的不足之处。
一条鞭法为何会被荒废，既有政策上的问题也有朝中政治的问题。
政策上的问题。固然，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是很快，他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
首先，一条鞭法在北方遭遇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条鞭法用银两彻底代替了实物充当赋税。
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自然是如鱼得水，可是到了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不发达的北方就是另一回事了。
北方由于商品经济落后，农民手中的银两依然很少，根本不足以缴纳赋税。
官员们往往借推广一条鞭法之机行剥削民脂民膏之实，变成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也。
这使得北方农民变得更加贫困，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一度飙升。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虽然通过简化税制的方法杜绝了一定的腐败，但是很快官员们就想出了腐败的新花样。
比如，一条鞭法中要求将百姓所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后才能作为赋税存入国库。
而由于冶炼技术不发达，碎银变为银锭势必会产生损耗，这些损耗就被称为火耗。
因为火耗的存在，就必须再向百姓征收火耗钱，而这又让官员们有了可乘之机。
在地方官员的小动作下，征收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而这之间的差额就流入了地方官的腰包。
这由此造成了新的腐败和浪费。
虽然一条鞭法在实行中产生了问题，但是哪有一项改革从一开始就能十全十美呢。
如果后续的首辅们能继续张居正的事业，那么这些弊端未必不能扫除。
但是无论是大臣们还是皇帝，都对此兴趣寥寥。
大臣们不用说了，谁会没事断自己财路，给自己找事。
而皇帝难道他不愿让自己的王朝挺得更久一点吗，常理上讲，万历应该坚决推行改革，但是由于这项改革是张居正推动的，那问题可就大了。
张居正当政的那10年，可谓是权倾朝野，人们只知张太岳，而不知万历帝，面对如此功高震主，干涉自己生活，代行自己权力的人，皇帝能有好感吗。
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就抄了他的家，而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自然也被皇帝迁怒而打入了冷宫。
总体上讲，万历本人并不讨厌一条鞭法，他讨厌的是作为张居正遗产的一条鞭法，只要自己在一天，就决不能让张居正的改革成功，决不能让他名留青史。
在大臣和皇帝的有意忽略下，一条鞭法仅仅持续了十几年便形同虚设，而原本充盈的国库也因为没有新的税收来源而枯竭。
讽刺的是，明朝最终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因为财政上的紧张，如果明朝能有钱赈济灾民，发放军饷，不说一定会中兴，至少还能再续命几十年。
“张伯父，我的海防钱庄是海防总督衙门牵头与天地会商号合办的，天地会商号已经有自己的货币，并且已经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所以，一旦大家统一使用天地会货币作为流通货币，将不再存在火耗归公的问题！老百姓不必出火耗归公银子，官员也没有办法再碰到银子，没有办法从中渔利！”韦宝道。
韦宝说着，还拿出几张天地会货币给他们看。
这种货币，吴三辅是见过的，可张维贤、张之极和张美圆却没有见过。
三人啧啧称奇，一起拿起来反复的看，非常的新奇。
明朝的货币体系，历代都以铜钱为基本货币，但是历代都改变不了我国贫铜的国情，外加古代铜矿的开采以及勘探技术限制，当时铜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当作货币符号的价值，每制造一枚铜钱所产生的成本要比本身一文钱大得多，在明朝初期统治者就希望能用纸币代替铜币进行流通减少用铜量。
洪武年间朱元璋强制性的禁止金银的流通。
后来为了推行纸币，果断铜币也停止生产，但是“大明宝钞”发行的仅仅几十年已经失去了流通价值，到明英宗朱祁镇时代关于宝钞的记载是“积之市肆，过者不顾”可以说明朝初期确立的货币体系在日后迅速的崩溃瓦解，荒年里“地主家”也没余粮。
“这些钞票，与大明宝钞很不一样，你一家商号，怎么敢擅自发行钞票呢、你不怕别人害你吗？还有，你这与钱庄之间兑换的银票也很不一样吧？”张维贤道。
“完全不一样的。”韦宝笑道：“虽然钱庄的银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供方便，但比我的天地会货币，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如同蚍蜉撼大树，螳臂当车！”
张美圆见韦宝说的这么自信，不由的美眸放亮了一下，光是韦宝能弄出这么精美的钞票，她就觉得很是稀奇。
“光是凭着这种钞票，就能改革韦兄弟你说的税制的弊端吗？能完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张之极疑惑道，“这太神奇了。韦兄弟你有几成把握？我听着都觉得心里发慌。”
这样一来，韦宝就不好说什么了，赶忙恭敬的施礼道：“既如此，下官恭敬不如从命了，国公爷如此礼遇下官，实在教人惶恐。”
张维贤呵呵一笑：“韦大人不必作礼，你刚才那样对老夫吼叫的时候，可没有看出来韦大人有哪一点惶恐啊、”
韦宝不好意思的干笑了一下。
两个人的对话，尤其是张维贤居然与韦宝开起了玩笑，更是引得张之极和张美圆称奇不已。
吴三辅并没有与张维贤接触过，还以为老头就是这么个性格呢。
而张之极和张美圆是知道自己老爹的，张维贤不管是对家里人还是对外人，始终都很注重个人形象，都始终是一板一眼，很少乱开玩笑的。
却没有想到张维贤居然会在第一次见韦宝的情况下，就这么随和的对韦宝说话，居然还开玩笑。
这极大的颠覆了张美圆和张之极对老爹的印象。
张维贤随即让张之极去叫下人摆酒上菜，他要亲自陪同韦宝喝酒。
像是英国公府这样的豪门，二十四小时供应上等酒菜，毫无问题。
要说起来，英国公虽然完全与皇权是一路的，可皇权本身，也算是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啊。
英国公张维贤不单单是顾忌韦宝操之过急，用雷霆手段镇压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一带会闹出大事，更担心，韦宝这么做，实际上就是在损害皇权和他这种超级大地主的利益。
他英国公府在北直隶，在河间府、在沧州府和山东，都有不少土地的。
他英国公府自己不就是超级大地主吗？
所以，韦宝向英国公张维贤求助这事，真正的算是与虎谋皮。
张维贤并不担心韦宝能否求得皇帝的圣旨，皇帝若是命令他向韦宝提供帮助，张维贤要考虑的是要不要向韦宝要求的那样，那种随便韦宝怎么做，都为他提供帮助。
韦宝的人穿戴者京营的披挂四处杀人，这和京营杀人，和他与皇帝亲自杀人，有何分别？
这是会造成极大的恐慌的。
所以张维贤还想再与韦宝谈一谈，确切的了解韦宝到底是咋想的。
“爹爹，我下去了。”张美圆见要吃饭了，大明朝不管身份如何高贵，便是皇后和公主，也不能与外面的男人同桌用膳的，这是规矩。
张维贤却道：“美圆，你留一下，你不是总说大明没有聪明人，我觉得韦大人算是聪明人了，你说呢？韦大人既然与你大哥是结义兄弟，便算是家人，家人男女同桌是无妨的。”
张美圆粉脸便羞红了，她的聪明程度不亚于吴雪霞，也是极为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听话听音，父亲才挑起一个话头，张美圆甚至已经听出父亲有喜爱韦宝的意思，有想让她与韦宝接触一番的心意。
“爹，这不好吧？那我就在旁边给你们倒酒得了。”张美圆轻声道。
“不妨事，我张维贤的女儿怎么能做倒酒的事儿，就坐下吧。”张维贤笑问韦宝：“韦大人，你觉得如何？”
韦宝赶紧道：“能与小姐同桌，是下官三生修来的福气，下官求之不得！”
“呵呵，不要在说什么上官下官的了，韦大人既然与之极是结义兄弟，就是我张维贤的晚辈，换个称谓吧，自然点，以家人称谓。”张维贤微笑道。
韦宝见老头笑的很和蔼，心里却是暗暗警惕。
韦宝原本就不是政治小白，虽然在现代没有接触过什么高层人物，只是一个打工的小主管而已，可打工的人也是有政治斗争的。
实际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斗争都无处不在！
像是张维贤这种位高权重的人，说翻脸就能翻脸，你又斗不过人家，人家做出来的很可能都是假象，就算不是假象，你又能把人家怎么样？
“是的，张伯父。”韦宝答应道。
张维贤哈哈大笑：“好，这声伯父叫的好，放松点，随便吃喝，随便说话，拿出你刚才口若悬河为大明着急的那股劲头来吧，老夫喜欢你那股劲头，大明的官员倘若都如韦大人这样为大明着想，大明朝廷的政局将改观了。”
“张伯父让我改称呼，张伯父也叫我小宝吧？我家人都这么叫我，叫韦大人，小人实在是折煞不起了。”韦宝微微一笑道。
“好，小宝，咱爷俩先满上一杯酒，很欢迎你到我们府上来做客，希望以后你常常来玩才好，若是我们之极造认识小宝你这样的朋友，那我就能安心了。”张维贤笑道。
“爹，小宝他才十五岁，比美圆还小两岁呢，我早认识他，他还不知道是不是穿开裆裤呢。”张之极打趣道。
一桌人纷纷哈哈大笑。
吴三辅凑趣道：“韦宝他们家小时候可没有开裆裤给他穿，乡里地方穷，十二三岁之后才有褲子穿哩。十二三岁之前，都是穿个大一点的麻布衣服，随便找给稻米杆子绑一下就承当衣服了。”
吴三辅并没有瞧不起，故意挖苦韦宝的成分，反而在他看来，这是最帮助韦宝加分的项目，韦宝能被众多朝臣高看，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韦宝是寒门崛起的少年人。
倘若韦宝是哪家阁臣家的子弟，或者哪个朝廷大员家的子弟，家学渊源，生活富贵无忧，大家就不会那么觉得韦宝厉害了。
张美圆闻言有些不好意思，掩嘴一乐。
张维贤感慨道：“乡里生活苦啊，去年去京畿附近乡里走了一趟，其景惨不忍睹！要知道，这还是在京畿附近，大明的京畿附近啊，大明的其他地方更是想都能想到。”
吴三辅点头道：“的确是这样，我到过的地方，除了几处重镇，市镇里的富户日子尚且算还过得去，乡里都是差不多的。”
“可吴公子和小宝却很有家资啊，吴家富甲辽西，韦家据传闻现在更已经是大明数一数二的富家，近乎可以与晋商媲美，你们自己本身就算大地主啊。”张维贤很是老辣，一句话就点出了他想问的问题的核心。
张维贤就是怀疑韦宝的图谋，你自己都富可敌国，还那样苛刻的对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地方大户，你居心何在？你不就是自己想弄更多的土地吗？
吴三辅一怔，没有接话。
张之极和张美圆也立时听出了父亲的画外音，暗忖父亲这招高明，不动声色的便点到了韦宝的要害上，难怪父亲要留韦宝吃饭喝酒，这是话还没有说完呢。
韦宝刚才一直用为国为民的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作为挡箭牌，但很少说他自己的企图，这就是问题。
“张伯父这话说的好，”韦宝却并不惊慌，“我的资产增长很快，但我不单单是个人在增长，我主要是在帮陛下增加内帑营收！大明的钱，不少，虽然老百姓很穷，但是地主们手里实在是太有银子了！而我的银子，却不是土地中得来的，而是从商业上得来的，这便是问题的核心！大明，必须改变重农抑商的旧习惯！”
韦宝遂很系统的对英国公张维贤说了明朝有多烂！
大明的烂，总的来说，主要烂在土地兼并加剧。
这个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铁律了，明朝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明朝中叶，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土地兼并加剧，地方上的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利用高利贷的方式侵占农民土地，并运用各种手段和关系逃避赋税。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农民破产成为了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
而明朝的税收体制，是按照人头来收税的，土地上的农民越来越少，导致明朝的税源也越来越少，这直接导致了政府财政的枯竭。
问为啥不收地主豪强的，政府倒是相收但是收的到吗。
地主豪强里如果有考上功名的，就按照士绅不纳税的传统可以免除赋税徭役，没有考上功名的，也可以通过贿赂地方官的方式来隐瞒自己的土地，很多地主名义上有万亩良田，但登记在册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就这样，穷人的税越来越少，富人的税又收不到，政府能不越来越穷吗。
土地越来越少，政府的开支却越来越大。
明朝政府开支的增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与蒙古人和建奴冲突不断，导致军费飙升；二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姓皇族的数量已经极为庞大，按照明朝的祖制，皇亲国戚都要由朝廷的俸禄供养，在明初，这些人的数量还不多，政府还能负担，可如今这群人的数量已经暴涨了几十倍，政府的财政早已不堪重负。
节节攀升的军费加一帮白吃干饭的寄生虫，有他们拖累，政府能有钱吗。
贪污腐败严重也是重头戏。
虽然由于朱元璋的威慑，明初的官员们十分清廉俭。
但是到了明中期以后，局势早已失控。
像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两。
而大贪官严嵩被抄时，抄出了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珠宝数不胜数，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才10万两。
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张居正要搞一条鞭法的原因了。
张居正看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大明朝再不实行改革，那可真是要崩溃。
而张居正的药方就是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政府出钱雇人应役。
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
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
韦宝现在将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各地的税银统一交由海防总督衙门牵头办的海防钱庄收取，就是承袭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意思。
一条鞭法的第一条举措就是废除了实物税，一律以白银充当税赋。
在明初，由于朱元璋的抑制，商品经济十分不发达，农民便以实物充当赋税，但这些实物往往与朝廷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造成了很多浪费。
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很多农民都参与商品的买卖，手里拥有的现银远非明初可比，这使得用现金交税成为了可能，政府的税收质量由此大大提升。
一条鞭法的另一个作用在于他大大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征税成本，使得中间环节大幅减少。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环节越简单干脆就越难产生猫腻和腐败，张居正将名目繁多的税制统一核算为田赋，一并收取，使得地方官员无隙可乘，大大抑制了腐败行为。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还强调“以田为宗”即拥有多少土地就交多少税，土地越多，交的越多，促进了税赋公平。
一条鞭法还通过清丈土地的方式来彻查全国的耕地，明朝后期很多大户往往贿赂地方官隐瞒自己的资产，而张居正这一招一出，直接断了他们闷声发大财的可能。
仅第一次清丈，就多丈出了2.8亿亩耕地，而这些耕地多来自于富人，这意味着他们将上缴给国家更多的税赋。
在张居正的推动下，一条鞭法很快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短短几年间，国库就存银4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统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
一条鞭法带来的充沛财力直接导致了之后万历三大征的获胜，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明朝能在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去。
虽然张居正的改革给明朝带来了如此多的好处，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一条鞭法便立即荒废了，名义上，这项改革成果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韦宝洋洋洒洒，越说越是高兴。
张维贤却不以为意，冷淡道：“小宝啊，你说的这些，其实世人都知道，但是得不到拥护的改制，有何说道？你觉得你能超过当时张居正在大明的权势吗？张居正身为首辅和帝师都没有办成的事儿，你觉得你一个参政能办成吗？”
“张伯父，张居正不是没有办成，是得罪了太多地主的利益，死后辈推翻了，我有信心在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各地办成这件事，不管我的地位多名卑微，只要我相信这事是对朝廷好，对陛下好，就一定能办成的！更何况，我身后还有陛下和您这样忠心耿耿，为大明着想的顶级大员相助呢。”韦宝给张维贤戴高帽道。
张维贤呵呵一笑，暗忖我可没有答应过你什么。我只是说考虑考虑。
韦宝知道张维贤并没有听进去，并不气馁，认真细细说张居正改革的不足之处。
一条鞭法为何会被荒废，既有政策上的问题也有朝中政治的问题。
政策上的问题。固然，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是很快，他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
首先，一条鞭法在北方遭遇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条鞭法用银两彻底代替了实物充当赋税。
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自然是如鱼得水，可是到了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不发达的北方就是另一回事了。
北方由于商品经济落后，农民手中的银两依然很少，根本不足以缴纳赋税。
官员们往往借推广一条鞭法之机行剥削民脂民膏之实，变成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也。
这使得北方农民变得更加贫困，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一度飙升。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虽然通过简化税制的方法杜绝了一定的腐败，但是很快官员们就想出了腐败的新花样。
比如，一条鞭法中要求将百姓所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后才能作为赋税存入国库。
而由于冶炼技术不发达，碎银变为银锭势必会产生损耗，这些损耗就被称为火耗。
因为火耗的存在，就必须再向百姓征收火耗钱，而这又让官员们有了可乘之机。
在地方官员的小动作下，征收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而这之间的差额就流入了地方官的腰包。
这由此造成了新的腐败和浪费。
虽然一条鞭法在实行中产生了问题，但是哪有一项改革从一开始就能十全十美呢。
如果后续的首辅们能继续张居正的事业，那么这些弊端未必不能扫除。
但是无论是大臣们还是皇帝，都对此兴趣寥寥。
大臣们不用说了，谁会没事断自己财路，给自己找事。
而皇帝难道他不愿让自己的王朝挺得更久一点吗，常理上讲，万历应该坚决推行改革，但是由于这项改革是张居正推动的，那问题可就大了。
张居正当政的那10年，可谓是权倾朝野，人们只知张太岳，而不知万历帝，面对如此功高震主，干涉自己生活，代行自己权力的人，皇帝能有好感吗。
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就抄了他的家，而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自然也被皇帝迁怒而打入了冷宫。
总体上讲，万历本人并不讨厌一条鞭法，他讨厌的是作为张居正遗产的一条鞭法，只要自己在一天，就决不能让张居正的改革成功，决不能让他名留青史。
在大臣和皇帝的有意忽略下，一条鞭法仅仅持续了十几年便形同虚设，而原本充盈的国库也因为没有新的税收来源而枯竭。
讽刺的是，明朝最终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因为财政上的紧张，如果明朝能有钱赈济灾民，发放军饷，不说一定会中兴，至少还能再续命几十年。
“张伯父，我的海防钱庄是海防总督衙门牵头与天地会商号合办的，天地会商号已经有自己的货币，并且已经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所以，一旦大家统一使用天地会货币作为流通货币，将不再存在火耗归公的问题！老百姓不必出火耗归公银子，官员也没有办法再碰到银子，没有办法从中渔利！”韦宝道。
韦宝说着，还拿出几张天地会货币给他们看。
这种货币，吴三辅是见过的，可张维贤、张之极和张美圆却没有见过。
三人啧啧称奇，一起拿起来反复的看，非常的新奇。
明朝的货币体系，历代都以铜钱为基本货币，但是历代都改变不了我国贫铜的国情，外加古代铜矿的开采以及勘探技术限制，当时铜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当作货币符号的价值，每制造一枚铜钱所产生的成本要比本身一文钱大得多，在明朝初期统治者就希望能用纸币代替铜币进行流通减少用铜量。
洪武年间朱元璋强制性的禁止金银的流通。
后来为了推行纸币，果断铜币也停止生产，但是“大明宝钞”发行的仅仅几十年已经失去了流通价值，到明英宗朱祁镇时代关于宝钞的记载是“积之市肆，过者不顾”可以说明朝初期确立的货币体系在日后迅速的崩溃瓦解，荒年里“地主家”也没余粮。
“这些钞票，与大明宝钞很不一样，你一家商号，怎么敢擅自发行钞票呢、你不怕别人害你吗？还有，你这与钱庄之间兑换的银票也很不一样吧？”张维贤道。
“完全不一样的。”韦宝笑道：“虽然钱庄的银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供方便，但比我的天地会货币，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如同蚍蜉撼大树，螳臂当车！”
张美圆见韦宝说的这么自信，不由的美眸放亮了一下，光是韦宝能弄出这么精美的钞票，她就觉得很是稀奇。
“光是凭着这种钞票，就能改革韦兄弟你说的税制的弊端吗？能完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张之极疑惑道，“这太神奇了。韦兄弟你有几成把握？我听着都觉得心里发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