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庄梦 作者: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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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庄梦》 作者：阎连科
内容梗概：
这部作品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生的艾滋病蔓延为背景，着力描写当一群农民突然被抛入艾滋病蔓延、死者无数的窘境时的所作所为，充分揭示绝境中形形色色的人性。小说在写作风格上既有现实主义的纪实描写，又有奇谲惊人的梦幻想象，亦真亦幻，既触目惊心，又警世感人。这这部饱蘸血泪的作品因其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而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相继推出。
丁庄梦 第一部分
阎连科：“劳苦人”是我写作的核心
阎连科被称作“中国目前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不仅因为他的两部中篇小说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且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都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受活》近日获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见到阎连科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从美国来的资助人商议援助河南艾滋病村的事宜，他的下一部小说准备写艾滋病村，他还要把老舍文学奖的一部分奖金捐给艾滋病村。看着他开车的那种风风火火的神态，使人觉得他的身上还蕴藏着很大的能量，会给文坛带来一个又一个冲击波。
阎连科对老舍先生有一种敬意，他说：“老舍与我们虽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但老舍先生的高尚的品格，尤其是他对底层普通人的爱和理解，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具备这样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爱，才有可能写出品格高尚的小说，才会显出文学的神圣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对底层人的关怀与理解，需要神圣的文学来表达。”他的获奖小说《受活》，描述了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剖示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本源。评委认为它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既真实生动又出人意料，作品对深度的追求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优秀作品，是一部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史”。谈到《受活》，阎连科认为，《受活》一是表达了劳苦人民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二是表达了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
阎连科觉得童年、少年的记忆对一个作家很重要，他写过军事题材、写过农村题材，最得心应手的还是农村题材。人离开了那片土地，却和那片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的母亲、姐姐、哥哥都还在农村，他每年回去两三次，听老母亲唠叨，今年她唠叨的话题可能是去年唠叨过的，但如果仔细认真去听，回味起来受益匪浅。他爱这片土地，有爱才有恨，因为你爱它，你会看到更多丑陋的、浅薄的、短见的甚至令人仇恨的东西，“一个作家没有爱和恨就写不出大作品”，他说，所以他偏爱有“血性”、有痛苦、有激情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作品。
对于每一部小说阎连科都煞费苦心地寻找适合它的形式，他认定每一个故事都有潜在的讲述它的最好方式，就像给手表配零部件，每一个手表都有最恰当的零部件，就看你去不去寻找，能不能找到。他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告诉我什么是小说的真实，《百年孤独》开头写到吉普赛人拿着磁铁走街串巷，所到之处铁钉都从家具上掉下来，丢掉几年的东西自己都出来了。这就是小说的真实。小说不分真假，来自自己内心的都是真实的。”他尤其强调想象力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想象力牵涉到一个作家的生命力，过去一些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但只能写一部小说，写第二部小说时就有重复之嫌，故事、思想、细节、场景全方位重复。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写出《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都不重复。有生命力的作家也是想象力丰富的作家。”
阎连科来到北京已有将近10年，在军艺读书，然后工作，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他笑笑，用河南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说：“恐怕写不好。”
阎连科：写作的崩溃（后记）
200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时，我写完了长篇小说《丁庄梦》的最后一页。搁下笔时，我独自坐在书桌前边，忽然间的烦躁不安，无所适从，急需和人说话、聊天的感觉前所未有的袭了上来，如同抽白粉的人突然袭发的烟瘾。那时候，我妻子回了河南老家，儿子在上海读书，又是上课时间，而我最知心的几个朋友，不知为何往日电话总是畅通，那一天，那一刻，却偏偏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内。我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莫名地把耳机扔在桌上，颓然地坐了下来，有两行泪水无可遏制的长泄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瘫软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我被抛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大海、一座不见鸟飞草动的孤岛。
那时候，楼下的汽车依然在现实中川流不息，而摆了几样家具的家里显出的空荡，却宛若荒漠的原野。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飘动的一群雪白的孝布”和“堆满了白雪样的家家都贴着白色门联的胡同”；还仿佛我在望着已经“渺无人烟了的平原，苍茫着的平原”。内心的那种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在1997年年底写完《日光流年》时曾经有过，2003年4月写完《受活》时也曾有过。但那两次都没有这次写完《丁庄梦》来得强烈和难以让我承受，让我难以言说。
我知道，这种强烈苦痛的绝望，不单单是写作《丁庄梦》的一次结果，而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是对完成的《丁庄梦》死亡式的祭奠。是从1994年开始动笔写作《日光流年》、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丁庄梦》的长达12年苦痛的积累和爆发。日光从窗外一如既往地透落进来，客厅的半空里尘埃飞动的声影清晰可见，宛若小说中无数的亡灵在我发下的耳语。我就那么木呆呆的坐在那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又一片摊着堆着的无序的麻乱。说不清为什么而苦痛，为谁而流泪，为何感到从无有过的绝望和无奈。是为自己的生活？还是为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再或是为河南――我的家乡、乃至更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们的生命？也还许，是为自己的写作所面临的完成《丁庄梦》之后因耗尽心力而可能到来的穷途末路？就这样，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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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庄梦》 作者：阎连科
内容梗概：
这部作品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生的艾滋病蔓延为背景，着力描写当一群农民突然被抛入艾滋病蔓延、死者无数的窘境时的所作所为，充分揭示绝境中形形色色的人性。小说在写作风格上既有现实主义的纪实描写，又有奇谲惊人的梦幻想象，亦真亦幻，既触目惊心，又警世感人。这这部饱蘸血泪的作品因其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而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相继推出。
丁庄梦 第一部分
阎连科：“劳苦人”是我写作的核心
阎连科被称作“中国目前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不仅因为他的两部中篇小说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且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都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受活》近日获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见到阎连科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从美国来的资助人商议援助河南艾滋病村的事宜，他的下一部小说准备写艾滋病村，他还要把老舍文学奖的一部分奖金捐给艾滋病村。看着他开车的那种风风火火的神态，使人觉得他的身上还蕴藏着很大的能量，会给文坛带来一个又一个冲击波。
阎连科对老舍先生有一种敬意，他说：“老舍与我们虽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但老舍先生的高尚的品格，尤其是他对底层普通人的爱和理解，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具备这样伟大的心灵、伟大的爱，才有可能写出品格高尚的小说，才会显出文学的神圣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对底层人的关怀与理解，需要神圣的文学来表达。”他的获奖小说《受活》，描述了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剖示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本源。评委认为它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整体把握，既真实生动又出人意料，作品对深度的追求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优秀作品，是一部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史”。谈到《受活》，阎连科认为，《受活》一是表达了劳苦人民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二是表达了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心。“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
阎连科觉得童年、少年的记忆对一个作家很重要，他写过军事题材、写过农村题材，最得心应手的还是农村题材。人离开了那片土地，却和那片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的母亲、姐姐、哥哥都还在农村，他每年回去两三次，听老母亲唠叨，今年她唠叨的话题可能是去年唠叨过的，但如果仔细认真去听，回味起来受益匪浅。他爱这片土地，有爱才有恨，因为你爱它，你会看到更多丑陋的、浅薄的、短见的甚至令人仇恨的东西，“一个作家没有爱和恨就写不出大作品”，他说，所以他偏爱有“血性”、有痛苦、有激情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作品。
对于每一部小说阎连科都煞费苦心地寻找适合它的形式，他认定每一个故事都有潜在的讲述它的最好方式，就像给手表配零部件，每一个手表都有最恰当的零部件，就看你去不去寻找，能不能找到。他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告诉我什么是小说的真实，《百年孤独》开头写到吉普赛人拿着磁铁走街串巷，所到之处铁钉都从家具上掉下来，丢掉几年的东西自己都出来了。这就是小说的真实。小说不分真假，来自自己内心的都是真实的。”他尤其强调想象力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想象力牵涉到一个作家的生命力，过去一些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但只能写一部小说，写第二部小说时就有重复之嫌，故事、思想、细节、场景全方位重复。像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写出《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都不重复。有生命力的作家也是想象力丰富的作家。”
阎连科来到北京已有将近10年，在军艺读书，然后工作，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写城市题材的作品？”他笑笑，用河南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说：“恐怕写不好。”
阎连科：写作的崩溃（后记）
200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时，我写完了长篇小说《丁庄梦》的最后一页。搁下笔时，我独自坐在书桌前边，忽然间的烦躁不安，无所适从，急需和人说话、聊天的感觉前所未有的袭了上来，如同抽白粉的人突然袭发的烟瘾。那时候，我妻子回了河南老家，儿子在上海读书，又是上课时间，而我最知心的几个朋友，不知为何往日电话总是畅通，那一天，那一刻，却偏偏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内。我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莫名地把耳机扔在桌上，颓然地坐了下来，有两行泪水无可遏制的长泄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瘫软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我被抛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大海、一座不见鸟飞草动的孤岛。
那时候，楼下的汽车依然在现实中川流不息，而摆了几样家具的家里显出的空荡，却宛若荒漠的原野。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飘动的一群雪白的孝布”和“堆满了白雪样的家家都贴着白色门联的胡同”；还仿佛我在望着已经“渺无人烟了的平原，苍茫着的平原”。内心的那种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在1997年年底写完《日光流年》时曾经有过，2003年4月写完《受活》时也曾有过。但那两次都没有这次写完《丁庄梦》来得强烈和难以让我承受，让我难以言说。
我知道，这种强烈苦痛的绝望，不单单是写作《丁庄梦》的一次结果，而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是对完成的《丁庄梦》死亡式的祭奠。是从1994年开始动笔写作《日光流年》、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丁庄梦》的长达12年苦痛的积累和爆发。日光从窗外一如既往地透落进来，客厅的半空里尘埃飞动的声影清晰可见，宛若小说中无数的亡灵在我发下的耳语。我就那么木呆呆的坐在那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又一片摊着堆着的无序的麻乱。说不清为什么而苦痛，为谁而流泪，为何感到从无有过的绝望和无奈。是为自己的生活？还是为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再或是为河南――我的家乡、乃至更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们的生命？也还许，是为自己的写作所面临的完成《丁庄梦》之后因耗尽心力而可能到来的穷途末路？就这样，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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