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对段祺瑞来说，先充实自己解决自己的执政问题才是首要。为了参战军的钱款，他打起了向日本人贷款的主意。这也是民国初期军阀内战时的通病，像张作霖就几次向日本人借款购买军火。
对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积极响应。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这件事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日本人也还是从中赚到一些甜头，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等。
虽然正史上有后来“西原借款”打了水漂的事，但那是因为中国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老段不在位、奉皖直相继打仗、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原大战、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么多年没一年是消停的，而且中|央没有一个主事的，自然就不用还了。可是就事论事，这只是一个巧合。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事，段祺瑞如何设法偿还借款的本息？以日本人的贪婪与恶独，想从他们手里赚好处，可能吗？搞不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幸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不过段祺瑞的幸，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来替换的。因为力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武力统一的迷梦，段祺瑞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被原谅。
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
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传出来，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它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他们都是冯国璋的后援团，是直系。
限于《普茨茅斯协议》，长春以北是俄势力范围，日本虽有觑觎之心，却无吞并之力。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身处中国腹地的俄国贵族与旧官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日本政|府欲乘机试探沙俄在华政策的底限，并借此对东北大小军阀首先是张作霖的对日态度摸底。
俄国是驴死不倒架，直接摆明长春以北的俄国势力范围免谈。二月革命后，掌握权力的两系，无论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都不能答应这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尽管俄军在欧洲战场上被同盟国打得遍地找牙。
张汉卿与张作霖也不同意：一、三两条均直接涉及东北事务，他们委实不愿日本人过多地干涉东北事务，更不希望段祺瑞用这种手段充实自己要知道皖系是用国家为抵押换自己的好处，对其它军阀而言，本就是变相的损失。虽然段祺瑞为了笼络张作霖，有意避开了其主政的奉天的利益，但视吉林、黑龙江为后院的张作霖，仍然在心里反对段祺瑞。
但是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黑吉省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被暴光后，张作霖十分愤怒，他向国务院提出严厉质问。段因合同已签，只好派出心腹曾毓隽到东北当面解释。张痛斥曾说：“我姓张的致力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他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老百姓的祖坟都给卖了，我决不承认！”
不管用什么方法，不能让段祺瑞的参战军成立。一是与国无益，二是对奉系的发展不利。可是张汉卿深知段祺瑞还要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段主要的位置，此时与他撕破脸面并无好处。没办法，他只得透过各种渠道间接把这则消息透露给外界，以他对历史的认知，这次借款最终会不了了之，又何必要明做恶人呢？
在《京报》上举报的人就是张汉卿。
段祺瑞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
不能容忍“门户开放”政策的被亵渎，美国公使也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江苏督军李纯更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没关系，他是直系，段是皖系，两家本来已是水火不相容了。
正愁于无法阻挡段祺瑞的步伐，一件大事，让“西原借款”用作军事用途的步伐嘎然暂止。推动这件事的，正是张汉卿。
对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积极响应。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这件事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日本人也还是从中赚到一些甜头，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等。
虽然正史上有后来“西原借款”打了水漂的事，但那是因为中国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老段不在位、奉皖直相继打仗、国民党北伐成功、中原大战、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么多年没一年是消停的，而且中|央没有一个主事的，自然就不用还了。可是就事论事，这只是一个巧合。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事，段祺瑞如何设法偿还借款的本息？以日本人的贪婪与恶独，想从他们手里赚好处，可能吗？搞不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幸好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不过段祺瑞的幸，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来替换的。因为力求财政上的充裕、贯彻武力统一的迷梦，段祺瑞不惜饮鸩止渴，断送国权，让日本假借款以夺取中国之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被原谅。
同时，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凤凰山铁矿，中日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可以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聘用日本技师，以陆宗舆为督办。
这个消息首先由北京的英文《京报》传出来，段相信这个秘密条约是总统府方面故意泄漏的，同时相信冯国璋有意推波助澜，纵恿反对。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召集了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结果：不但提出了取消军械借款的要求，还提出了改组内阁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内阁中有亲日分子，所以需要改组。不止是江苏督军李纯在反对，直系的其它督军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都电请政|府明白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他们都是冯国璋的后援团，是直系。
限于《普茨茅斯协议》，长春以北是俄势力范围，日本虽有觑觎之心，却无吞并之力。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身处中国腹地的俄国贵族与旧官僚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日本政|府欲乘机试探沙俄在华政策的底限，并借此对东北大小军阀首先是张作霖的对日态度摸底。
俄国是驴死不倒架，直接摆明长春以北的俄国势力范围免谈。二月革命后，掌握权力的两系，无论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还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都不能答应这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尽管俄军在欧洲战场上被同盟国打得遍地找牙。
张汉卿与张作霖也不同意：一、三两条均直接涉及东北事务，他们委实不愿日本人过多地干涉东北事务，更不希望段祺瑞用这种手段充实自己要知道皖系是用国家为抵押换自己的好处，对其它军阀而言，本就是变相的损失。虽然段祺瑞为了笼络张作霖，有意避开了其主政的奉天的利益，但视吉林、黑龙江为后院的张作霖，仍然在心里反对段祺瑞。
但是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黑吉省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被暴光后，张作霖十分愤怒，他向国务院提出严厉质问。段因合同已签，只好派出心腹曾毓隽到东北当面解释。张痛斥曾说：“我姓张的致力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他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老百姓的祖坟都给卖了，我决不承认！”
不管用什么方法，不能让段祺瑞的参战军成立。一是与国无益，二是对奉系的发展不利。可是张汉卿深知段祺瑞还要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段主要的位置，此时与他撕破脸面并无好处。没办法，他只得透过各种渠道间接把这则消息透露给外界，以他对历史的认知，这次借款最终会不了了之，又何必要明做恶人呢？
在《京报》上举报的人就是张汉卿。
段祺瑞派军警逮捕了《京报》主笔陈友仁，接着把《京报》查封。这一来，便成了一件中外轩然大波的事件，各方遍传：“中国军械将由日本管理，所有各省兵工厂、煤铁矿亦由日本控制。”于是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反对军械借款和凤凰山采矿合同，要求段内阁宣布真相。
不能容忍“门户开放”政策的被亵渎，美国公使也抗议中日军械借款，亦要求公布凤凰山采矿合同；英国公使则认为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不能容许日本染指。
江苏督军李纯更指出凤凰山是江苏辖境，事关地方问题，应先征求地方当局意见才能签约。语气中含有即使内阁签订开矿条约，他也不会允许日本人前来开采铁矿。没关系，他是直系，段是皖系，两家本来已是水火不相容了。
正愁于无法阻挡段祺瑞的步伐，一件大事，让“西原借款”用作军事用途的步伐嘎然暂止。推动这件事的，正是张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