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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河间府城内外局势的表里不一。
杭州府及周边各府的形势，那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家中有余粮的，短短四、五天时间，财富被洗劫一空。
甚至于，无数人陷入了生存危机。
要不说呢，天子脚下的民众，最胆大。
他们接触新鲜事物，并善于学习新鲜事物。
商会股份的买卖，起始是从商会第一次扩张股本时，就已经发生。
不过那时，只是大股东之间的互相抵押，或者说调头寸。
可慢慢地，小股东们开始了互相对赌，渐渐演变成了直接买卖。
起初只是在酒肆茶楼里，酒足饭饱之后，私下里交易。
渐渐地，有了专门从事代客交易的掮客。
杭州府两大主街，仁和大街和雨县大街，皆有掮客专门做商会股份买卖的地方。
如此一来，小股东和普通民众涉足了商会股价的买卖。
由于北伐军这几年的强势，商会股份价格一直在上涨。
是人都知道，这种价格趋势，就等于是无论什么时候买入，都能赚钱。
所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在购买商会股份，准确地说，是抢购，生怕是抢不到。
这也是当初城中百姓，敢于舍弃性命，也要反对朱以海登基的原因。
平心而论，这不是百姓自作自受，这无关于人心中的贪念。
事实上，趋利避害，人性也。
数年来，交易的规则，从没有律法明文规定，有道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莫执念、夏国相的操弄，本质是在破坏原有自发形成的交易规则，以绝对优势的财力，攻击手无寸铁的百姓，这本身就是显而易见的不公平。
利益，永远是立场的决定因素，也是做出抉择的润滑剂。
因为百姓心里有杆秤。
而莫执念和夏国相计谋的龌龊之处在于，他们对股价的打压，是阶段性的，第二天的价格，一定比前一天的最低价还要低，这就形成了不管什么时候买入的人，都在亏，而且买入就套住，想跑都跑不了。
毕竟，这个时候的交易，还需要以凭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普通民众永远赶不上他们交易的时刻。
因为当他们咬牙切齿，准备以低价割肉的时候，股价已经又下了一个层次。
四、五天时间，股价从二十两出头，打压到二、三两，百姓的财富等于转眼灰飞烟灭，虽然总还有着股份在，可已经变不了现了，因为轮不到他们卖出啊。
百姓从最初的惊惶、到自怨自艾，然后在小数性子火爆之人的榜样下，开始了愤怒。
这种愤怒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可以颠覆一切！
百姓开始包围当地官府衙门，杭州城中的百姓，甚至开始冲击大将军府衙门。
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百姓已经不再信任大将军府，他们在有些人的煽动下，相信了这是官府与奸商串通，在盘剥他们。
他们一致的诉求是，让吴王惩奸除恶，原价收回商会股份，还他们的血汗银子。
张煌言确实有些慌了，他在此时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张煌言下令，全城戒严。
宋安同意了。
于是长林卫、刘元部及秀水民团迅速执行了宵禁，并对全城进行了弹压和搜捕。
兵力不够，原熊汝霖麾下的府兵，被全体解除了羁押，投入到了这场弹压行动之中。
这场行动，效果立竿见影，一天一夜，城中确实是安静了。
但，百姓的愤怒加剧，因为弹压不能治表，无法治本。
许多赔光了家产，甚至赔光了借贷来的钱的百姓，全家都在饿肚子。
这样的情况，让民间的怨恨和愤怒在不断的积淀和增长。
张煌言的这个决定，等于是将大将军府，放在了百姓利益的对立面。
民众由此，对大将军府再信任。
也就是说，吴王，这块牌子已经开始变得不好使了。
直到两天后，南城镇海楼西边，一户人家，全家老少五口，被街坊发现皆饿死在家中之后。
一场席卷全城，并迅速向周边各府漫延的民乱，彻底爆发了。
张煌言不得不向朝廷求援，调左右营南下控制局势。
同时，令宋安想办法以长林卫通讯渠道，将江南情况送信入河间府。
王翊、冒襄等阁臣闻讯，在商议之后，决定不调左右营增援杭州府，而是调应天府原禁军前往杭州府增援，同时严令左右营驻囤滁州、建阳卫驻合肥，无令不得擅动。
王翊、冒襄等人的这个决定，其实是正确的。
之前左右营动向不明，态度爱昧。
如果这时调左右营前往杭州，万一有不测，只会火上浇油，以至事态不可控制。
如今长江以南，民乱漫延得非常迅速。
这个时候，讲道理已经无用，最需要的是先控制住局势，然后再进行有的放矢的化解。
但，这决定的正确，仅仅是针对于突发的民乱而言。
如果这场民乱背后，还有更大的乱子，那么，王翊、冒襄等人的这个决定，正应了一句话——南辕北辙！
……。
随着禁军奉令率左营渡江南下，此时有无数人在逆流而动。
只是这些人，并非是聚集一起的，而是散着向北的。
这种情形，就算被沿路官府侦知，也眼下的乱局下，人人皆会以为，这只是心有怨怼的各府百姓，想以入京告御状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
所以，没有人去理会，更没有人将这情况向朝廷禀报。
在地方官的心里，如今自己治下都这么乱，分些乱子出去，自己压力就会轻一些，这其实也叫无为而治吧？
毕竟，应天府军力相较于地方而言，那是天壤之别了。
然而，正是这种木然和坐视，一场激烈的颠覆、政变，再次出现在应天府皇城。
建兴三年，九月二十寅时初。
应天府中，突然发生叛乱。
凭空出现的叛军，分成三路，分别由太平桥、玄津桥、大中桥由西向东，向皇城进军形成合围之势。
速度太快了，沿途几乎没有遭遇象样的阻拦，叛军挺进的速度，快到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的程度。
相较于河间府城内外局势的表里不一。
杭州府及周边各府的形势，那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家中有余粮的，短短四、五天时间，财富被洗劫一空。
甚至于，无数人陷入了生存危机。
要不说呢，天子脚下的民众，最胆大。
他们接触新鲜事物，并善于学习新鲜事物。
商会股份的买卖，起始是从商会第一次扩张股本时，就已经发生。
不过那时，只是大股东之间的互相抵押，或者说调头寸。
可慢慢地，小股东们开始了互相对赌，渐渐演变成了直接买卖。
起初只是在酒肆茶楼里，酒足饭饱之后，私下里交易。
渐渐地，有了专门从事代客交易的掮客。
杭州府两大主街，仁和大街和雨县大街，皆有掮客专门做商会股份买卖的地方。
如此一来，小股东和普通民众涉足了商会股价的买卖。
由于北伐军这几年的强势，商会股份价格一直在上涨。
是人都知道，这种价格趋势，就等于是无论什么时候买入，都能赚钱。
所以，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在购买商会股份，准确地说，是抢购，生怕是抢不到。
这也是当初城中百姓，敢于舍弃性命，也要反对朱以海登基的原因。
平心而论，这不是百姓自作自受，这无关于人心中的贪念。
事实上，趋利避害，人性也。
数年来，交易的规则，从没有律法明文规定，有道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莫执念、夏国相的操弄，本质是在破坏原有自发形成的交易规则，以绝对优势的财力，攻击手无寸铁的百姓，这本身就是显而易见的不公平。
利益，永远是立场的决定因素，也是做出抉择的润滑剂。
因为百姓心里有杆秤。
而莫执念和夏国相计谋的龌龊之处在于，他们对股价的打压，是阶段性的，第二天的价格，一定比前一天的最低价还要低，这就形成了不管什么时候买入的人，都在亏，而且买入就套住，想跑都跑不了。
毕竟，这个时候的交易，还需要以凭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普通民众永远赶不上他们交易的时刻。
因为当他们咬牙切齿，准备以低价割肉的时候，股价已经又下了一个层次。
四、五天时间，股价从二十两出头，打压到二、三两，百姓的财富等于转眼灰飞烟灭，虽然总还有着股份在，可已经变不了现了，因为轮不到他们卖出啊。
百姓从最初的惊惶、到自怨自艾，然后在小数性子火爆之人的榜样下，开始了愤怒。
这种愤怒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可以颠覆一切！
百姓开始包围当地官府衙门，杭州城中的百姓，甚至开始冲击大将军府衙门。
人数也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百姓已经不再信任大将军府，他们在有些人的煽动下，相信了这是官府与奸商串通，在盘剥他们。
他们一致的诉求是，让吴王惩奸除恶，原价收回商会股份，还他们的血汗银子。
张煌言确实有些慌了，他在此时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张煌言下令，全城戒严。
宋安同意了。
于是长林卫、刘元部及秀水民团迅速执行了宵禁，并对全城进行了弹压和搜捕。
兵力不够，原熊汝霖麾下的府兵，被全体解除了羁押，投入到了这场弹压行动之中。
这场行动，效果立竿见影，一天一夜，城中确实是安静了。
但，百姓的愤怒加剧，因为弹压不能治表，无法治本。
许多赔光了家产，甚至赔光了借贷来的钱的百姓，全家都在饿肚子。
这样的情况，让民间的怨恨和愤怒在不断的积淀和增长。
张煌言的这个决定，等于是将大将军府，放在了百姓利益的对立面。
民众由此，对大将军府再信任。
也就是说，吴王，这块牌子已经开始变得不好使了。
直到两天后，南城镇海楼西边，一户人家，全家老少五口，被街坊发现皆饿死在家中之后。
一场席卷全城，并迅速向周边各府漫延的民乱，彻底爆发了。
张煌言不得不向朝廷求援，调左右营南下控制局势。
同时，令宋安想办法以长林卫通讯渠道，将江南情况送信入河间府。
王翊、冒襄等阁臣闻讯，在商议之后，决定不调左右营增援杭州府，而是调应天府原禁军前往杭州府增援，同时严令左右营驻囤滁州、建阳卫驻合肥，无令不得擅动。
王翊、冒襄等人的这个决定，其实是正确的。
之前左右营动向不明，态度爱昧。
如果这时调左右营前往杭州，万一有不测，只会火上浇油，以至事态不可控制。
如今长江以南，民乱漫延得非常迅速。
这个时候，讲道理已经无用，最需要的是先控制住局势，然后再进行有的放矢的化解。
但，这决定的正确，仅仅是针对于突发的民乱而言。
如果这场民乱背后，还有更大的乱子，那么，王翊、冒襄等人的这个决定，正应了一句话——南辕北辙！
……。
随着禁军奉令率左营渡江南下，此时有无数人在逆流而动。
只是这些人，并非是聚集一起的，而是散着向北的。
这种情形，就算被沿路官府侦知，也眼下的乱局下，人人皆会以为，这只是心有怨怼的各府百姓，想以入京告御状的方式来挽回自己的损失。
所以，没有人去理会，更没有人将这情况向朝廷禀报。
在地方官的心里，如今自己治下都这么乱，分些乱子出去，自己压力就会轻一些，这其实也叫无为而治吧？
毕竟，应天府军力相较于地方而言，那是天壤之别了。
然而，正是这种木然和坐视，一场激烈的颠覆、政变，再次出现在应天府皇城。
建兴三年，九月二十寅时初。
应天府中，突然发生叛乱。
凭空出现的叛军，分成三路，分别由太平桥、玄津桥、大中桥由西向东，向皇城进军形成合围之势。
速度太快了，沿途几乎没有遭遇象样的阻拦，叛军挺进的速度，快到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