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春节还有三天的时候,子谦忽然提议:“要不咱们出去散散心吧。”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我喜欢他的表述,不是“你陪我”,也不是“我陪你”,而是没有任何从属关系的“咱们”。他把目的地定在了西塘,那是一个位于浙江的古镇。他一边在网上找图片一边告诉我,自己第一去的时候,还是高中毕业那年。因为与北大失之交臂,他独自一人去西塘待了整整一个夏天,每天散步发呆,日子缓慢得几乎停滞。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些低落与失意就像上辈子的事情一样,被留在了那座悠悠的古镇。透过他的讲述,我仿佛撩拨开一段雾蒙蒙的回忆,在那段岁月里,有个瘦瘦高高的少年独自走过那些徽派建筑,走过那些流水和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过他的十九岁华年。“转眼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子谦微笑着叹了口气,“这一晃眼我学生都读了大学,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在各自收拾了一堆东西之后,我们在除夕的清早坐上了开往西塘的大巴——其实我本来打算订机票,可是子谦说坐大巴能看更多飞机上无法看到的风景,于是我就随了他的意。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到达了西塘,古镇空空无人,让灿烂的夕阳也显得寂寞。我们两个人站在窄窄的街上,旁边是绵长安静的流水,和沿河挂起的红灯笼。子谦仰着头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灯笼,把头转向我:“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找客栈。”我说:“还是您在这儿待会儿,我去找。”子谦说:“你路都不认识,找什么客栈。在这儿等我。”说完就径直往前走。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去,子谦回头:“怕我走丢了?”我说:“是怕我自己找不到您了。”子谦笑着叹了口气,很自然地攥起我的手。我再次感觉到了他掌心的茧子,坚硬,表面摸上去有丝丝的粗糙的纹路,大概是粉笔灰长年累月的腐蚀造成的。我活动了一下被他攥在掌心的手指,用逃出来的食指去触摸那些茧子,心脏微微有些发颤。好像他身体的每一处异样都是一个开关,连接着我全身上下所有的神经。子谦轻描淡写:“我写了十年粉笔了,所以会有茧子。”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言,他的话从来都是这么润物细无声。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明的安慰手段,就只是在变相的告诉你“我真的很好”,但却能让我心安他的此刻,同时更加心疼他的曾经。最终子谦挑了一间临河的客栈,推开窗户就是河水从眼前而过。房间很安静,我躺在雕花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没来由地就想起了爸爸。我把身体紧紧地抵着墙,隔壁就是子谦的卧室。我睡意全无,隐隐能听到讲话的声音。我猜是家长打来的,以拜年为借口,以拉关系为目的,这种事情对于班主任而言向来少不了。只是等到毕业之后,大多数家长把脸一抹,什么都忘了。

    我强迫自己把这一切统统忘记,笃笃的敲门声就在此刻响起。“芷汀,”是子谦的声音,“芷汀你睡了吗,咱们差不多该吃晚饭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开门,子谦扶着拐杖站在门外。我问:“老师,您不舒服吗?”子谦笑:“没什么,别担心。”我撤身让子谦进屋,他没有往我的床上坐,就只是扶着窗台站在窗边。半晌,子谦拍拍我:“走吧,咱俩出去转转。”我起身:“那好,您别带这个,我扶着您。”子谦安心地松手,拐杖无力地摔倒在地上,发出“当”的一声微响。

    除夕的下午,游客很少。街面上的大多数店铺都关了门,开着的只有零星几家,各种各样的西塘零食摆在小摊上:芡实糕、腌笋熏青豆、糖稀、油炸臭豆腐……我准备每样拿一点儿,结果买臭豆腐的时候被子谦拦下了:“要买可以,趁我不在自己出来买。”我看着他略显窘迫却又勉力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就忍不住要笑,这样的他总会让我觉得无比的生动。付账的时候我说:“老师您帮我拿一下钱包。”当时我一手拎着零食,一手挽着子谦,根本腾不出手来做其他的事情。子谦就像没听到一样,把手伸向自己的外套口袋。我连忙制止子谦:“我自己带钱包了,”边说边放下零食摸口袋,却发现是空的。我说:“完了,放客栈里了。”子谦责备地望了我一眼:“开玩笑,我是你老师,跟我出来带钱包干什么。”我立刻没了话,安安静静地看着他掏钱结账,心里说不出的满足和受用。走得累了,我们就坐在沿河的长廊上。我买了小小的一团糖稀,两根木棍来来回回地搅,却怎么也搅不成白色。我不耐烦了,顺手就想将它丢到河里,子谦却将它拿过来,低头耐心地搅动。我扯了一小片芡实糕递到他唇边,子谦摇头:“不要,我牙疼,不吃甜的。”我坚持着:“就一小片而已,不要紧。”子谦这才把芡实糕咽下去。糖稀在他手里变成了白色,子谦把它举到远处看了看,然后递给我。我捧着糖稀傻乐,子谦说:“你笑什么。”“我高兴的,”我说,“这是您送我的礼物,得拿回家供起来。”

    也不知道静默了多久,子谦又说:“今天是春节,给你妈妈打个电话报声平安好吧。”我摇了摇头:“我手机坏了。”子谦说:“号码总能背过吧。”我说:“背不过,除了您的号码我谁的也背不过。”子谦的手机里也未必会存我母亲的电话,我料定了这点。然而子谦从口袋里摸出手机递给我,通话记录的界面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安夫人”三个字,通话时间是不久之前。我看了一眼子谦:“她给您打电话了?”子谦说:“对,她说打给你你不接。”我问:“她给您打电话干什么?”子谦说:“她是你妈妈,关心关心你没什么不对。”“所以她知道我在您这儿,也知道我在西塘?”子谦点点头:“我还告诉她,你过会儿会打电话给她。”他把手机往我眼前递了递,“给妈妈拜个年,两分钟就行,好孩子。”我站起来:“我不想打电话给她,您干什么替我做决定?”“我本来也不想,”子谦轻叹一声,“可你妈妈在电话里哭了,说她对不起你。”“她真的太好笑了,”我说,“抱着别的男人哭完了,现在又在这儿跟您哭,她还真给中国女人长脸。”子谦没有接话:“打个电话,听话。”我说:“要打您打,反正我不打。”“芷汀,”子谦耐着性子,“芷汀,那是你妈妈。”“妈妈怎么了?妈妈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心中腾起一股委屈,站起来就往旅馆的方向走。“你停下,”子谦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我今天腿疼追不上你,你给我停下。”我心中一惊,连忙回头,子谦正扶着长廊的柱子试着站起来,柱子太粗他不好借力,身子刚刚离开座位就又前功尽弃地坐了下去。

    我连忙折回去坐下,子谦看了我一眼:“以前总说喜欢让我管着,结果一句说不好就转身走人。”我低着头慢慢靠近他,子谦又说:“芷汀长大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我的心因为这句话一下子软了,我扶住子谦的手臂:“可是我恨她,我爸爸去世才多久他就跟别的男人结婚,说不定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一块儿了,说不定我爸爸去世还跟他们有关系。”“这些话不能乱说,”子谦拿起腌笋青豆往我手心里倒,“你不能这么说自己的妈妈。”我没吱声,他把手机往我手里一放。我把腌笋青豆一股脑地吃进去,然后拨通了那个号码。“喂,尹老师。”母亲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与衰老想念全无关系。那一刻我真想把电话撂了,但我还是说:“是我。”还是和往日一样的客套,我很快就按掉了电话。子谦不轻不重地瞪了我一眼,他粗重的呼吸仿佛搅乱了西塘冬日下午的宁静。子谦不说话,只是叹气皱眉。我把手抚上他的眉心,自内而外一下下地捋开。我说:“别总是皱眉知道没有,小心以后年龄大了,这里拧成一个结子。”子谦弥抬起眼睛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是你再这么气我,我能活到什么时候还得另说。”我狠狠地瞪着他:“大过年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我和子谦去了一间安静的酒吧,紧挨着不远的地方就是钱塘人家,可以送餐过来。子谦不看菜单就开始点菜,椒盐南瓜,白斩鸡,酸菜河蚌,响油鳝糊,清蒸白鱼、蝉衣包圆……暮色已经浓了,河边的灯笼和酒吧的霓虹灯一同亮起来。天色已经彻底黑透了,西塘静悄悄的,虽然有红色的灯笼点缀,但是仍然显得孤寂;住户们大门紧闭,但却不难想象推开门之后是怎样的笑语欢声。菜很快就上齐了,满满登登地摆了一桌。我指着桌上的酒:“老师,我可以喝吗?”子谦笑着点头默许。我给子谦倒酒,端起酒杯:“老师,春节快乐。”子谦把酒杯抵到我面前:“快乐真是次要的,能平平静静,老师已经知足了。”他不断地给我夹菜盛汤,我吃得正开心,一抬头却发现他已经停了筷子。我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那是独属于他的孤寂,我无法靠近。我转身看了看酒吧,舞台空空,店主正坐在吧台旁边一杯杯地喝着,大概也是无家可归的伤心人,才会在除夕夜买醉。

    “老师,我给您唱首歌吧!”子谦靠在椅背上,漫不经心地笑着:“好,我们芷汀唱歌好听。”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好要唱什么,我原本只是打算唱一首欢快又聒噪的歌曲,让他在这个新年里不再孤单,可是当那首歌的名字跳入我的脑海中时,我的脸却一瞬间红了。那首歌真的再合适不过,可它的歌词却让我觉得胆怯。就在心中犹豫不决的时候,余光里刚好看到冷柜里满满的听装啤酒。我开了一瓶冰啤酒,一股脑地灌下去,无数泡沫在我的嘴唇绽开,大脑兴奋起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唱了那首歌,那是陈升的《风筝》。

    “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线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著风飞翔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著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如果有一天迷失风雨中要如何回到你身边/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游戏在天空/如果有一天扯断了线你是否会回来寻找我/如果有一天迷失风中带我回到你的怀中”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风筝,我怕子谦有一天真的会狠心扯断线,让我迷失在风中。我没有看子谦,我不好意思看他。最后一个音符从唇齿间滑出,我耳边响起一阵孤零零的掌声。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我不再胆怯,甚至渴望子谦能就这首歌的内容对我说些什么,可他只是笑着点了点头。酒精让我的大脑变得有些兴奋,我攥着子谦的手跪在地上:“老师,我就是风筝,不管我去哪儿,线都握在您手里。您什么时候想我,就扯扯手中的线,我飞得多远都会回来,可您千万别把线扯断,扯断了我就迷路了……”子谦端起酒杯笑笑:“风筝飞多高,是放风筝的人决定的。老师充其量是个教书匠,给不了你更宽的眼界。要是照这么看,迷路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走着走着就找见了新的天地。”我讨厌他这样贬损自己:“您是教书匠那我还不是一样!新天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赌气地说,“新天地都是狗屁,我就爱待在您身边。”“又说孩子话,”子谦理了理我的头发,“再过几年就该跟男朋友结婚了,到时候春节得在父母家过,总陪着我这个老师算怎么回事儿。”我说:“哪有什么男朋友,还不知道在哪儿待着数圈圈呢。”子谦笑:“总会有的。”我说:“那我也得在结婚之前就跟他说好了,除夕必须跟我老师一起过,答应不了就直接卷铺盖走人。”我说得无比认真,子谦却轻描淡写地笑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您不信是吧?那咱俩打赌好不好,赌我结婚之后回来跟您过年,打赌行不行?”“我才不赌,”子谦看了一眼窗外深深的湖水,又把头转向我,“这个赌不公平,因为你肯定会输。”

    临近十一点半的时候,我和子谦走出了酒吧。整个西塘已经沉睡在了梦里,只有一家店铺还在街道的尽头亮着微弱的灯光,那是一家河灯店,铺面上摆满了各种颜色与样式的河灯,尽管没有点燃,却依旧斑斓了一片黑暗。我和子谦不约而同地站下来,不约而同地挑了一盏式样简朴的白色河灯。河水在深夜变成了一条波光粼粼却又无比漆黑的锦缎,灯笼的倒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蹲在河边,点燃了其中一盏灯。“爸爸,”我在心里小声说,“这个春节有老师陪着我,可我还是非常想您。”我把河灯放入水中,才发现子谦正望着远去的微弱火光,神情空茫。我走过去挽着子谦:“老师,子衿她一定能收到。”“我知道能。”子谦淡淡地笑了。

    我们从西塘回来的时候,寒假已经临近尾声。隆冬的寒气依旧席卷着每一条街道,可我的心情却与离开的时候大相径庭。当把自己想象的太脆弱时,往往会发现结果比预想中坚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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