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民国二年）秋间，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应共和党之招，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凯羁留，至丙辰（民国五年）袁死，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其间轶事有可述者。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准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所擘画，即应招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专制，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厄，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行监视，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迎接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而已）。
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民国三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阒其无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民国三年十一月出版，写民国二三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著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
……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的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甚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的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于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必恭必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么？”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了囚，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特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授与以革命有功勋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寒，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癣。《逸经》第九期，载冯君所撰《革命逸史》之《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一节，记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会事至警署，“长衣下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于外城龙泉寺，章益愤恚异常，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所以深绝袁氏，示义不食袁粟之意也。不久，旅费用罄，遂拟绝食。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某，炳湘所亲信，与商此事，乃由徐具一报告书，言章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即移居东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一面由徐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纸招门人往晤。钱玄同等应命而至，见徐为一白须老者，言谈颇鄙俗。谈次，徐指章而谓钱等曰：“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亦甚为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反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氏表演得声容并茂，钱等觉无可与语，只好默然，章亦惟微哂而已（闻章对徐，初以其态度殷勤，谓是长者一流，颇假以词色，且与谈医书尚洽，称其医道不错，嗣以话多不投机，始渐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暂时办法，善后尚需计议也。袁世凯仍坚不许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则愿酌供在京之费用，而希望其接眷来京，作久居之计。经黎元洪斡旋其间，遂定议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费，并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后仅月得三百元，闻有人中饱。或谓即徐所为云）。章以出京既属绝望，乃从黎等之劝告，属门人朱希祖赴沪代迎其妻汤国黎女士北来，一面经人代为觅房，俾移居，旋租得东城钱粮胡同房一所。
斯际之某日，徐氏仆人往请钱玄同到寓，并谓：“非章先生请，乃徐院长请也。”既至，徐出见，怒容满面，曰：“你们老师太不讲交情！”即出章氏所书致汤电稿一纸示之，盖被其截留者（徐对章本有暗为监视之任务），文为：“北人反复，君勿来！”因又曰：“我待你们老师有何不好，而竟骂我反复！”钱以所谓北人并非指彼向之解释。徐曰：“我是北人，此非骂我而何！”钱复略代解释，遂人见章。章与谈接眷事，谓：“顷更加考虑，袁氏方面，狡诈无诚意，不愿徇其意而接眷，已发电止之矣。”（不知电并未发）钱加以劝慰，并谓：“师母之来与不来，可俟其斟酌办理，师且静候消息，暂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颔之。
汤夫人不果来，章则迁入钱粮胡同新居矣。此房间数颇多，甚宏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亦五开间），章氏一人居之，仆役及庖人等则有十馀人之众，皆警察厅派来，以服役而兼监视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国五年恢复自由）。此房相传为凶宅，翌年（民国四年）章氏长女<爻爻>来京省视，自经于此，迷信者益相诧为凶宅验焉。
以上所述，闻诸钱玄同先生为多，拉杂书之，聊备谈章氏轶事者之参考（章氏顺于六月十四日卒于苏州，玄同除与在平同门数人以“先师梦奠，惨痛何极”发电致唁外，并挽以长联，有“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等语云）。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准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所擘画，即应招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专制，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厄，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行监视，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迎接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而已）。
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民国三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阒其无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民国三年十一月出版，写民国二三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著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
……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的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甚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的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于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必恭必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么？”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了囚，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特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授与以革命有功勋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寒，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癣。《逸经》第九期，载冯君所撰《革命逸史》之《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一节，记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会事至警署，“长衣下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于外城龙泉寺，章益愤恚异常，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所以深绝袁氏，示义不食袁粟之意也。不久，旅费用罄，遂拟绝食。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某，炳湘所亲信，与商此事，乃由徐具一报告书，言章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即移居东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一面由徐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纸招门人往晤。钱玄同等应命而至，见徐为一白须老者，言谈颇鄙俗。谈次，徐指章而谓钱等曰：“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亦甚为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反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氏表演得声容并茂，钱等觉无可与语，只好默然，章亦惟微哂而已（闻章对徐，初以其态度殷勤，谓是长者一流，颇假以词色，且与谈医书尚洽，称其医道不错，嗣以话多不投机，始渐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暂时办法，善后尚需计议也。袁世凯仍坚不许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则愿酌供在京之费用，而希望其接眷来京，作久居之计。经黎元洪斡旋其间，遂定议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费，并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后仅月得三百元，闻有人中饱。或谓即徐所为云）。章以出京既属绝望，乃从黎等之劝告，属门人朱希祖赴沪代迎其妻汤国黎女士北来，一面经人代为觅房，俾移居，旋租得东城钱粮胡同房一所。
斯际之某日，徐氏仆人往请钱玄同到寓，并谓：“非章先生请，乃徐院长请也。”既至，徐出见，怒容满面，曰：“你们老师太不讲交情！”即出章氏所书致汤电稿一纸示之，盖被其截留者（徐对章本有暗为监视之任务），文为：“北人反复，君勿来！”因又曰：“我待你们老师有何不好，而竟骂我反复！”钱以所谓北人并非指彼向之解释。徐曰：“我是北人，此非骂我而何！”钱复略代解释，遂人见章。章与谈接眷事，谓：“顷更加考虑，袁氏方面，狡诈无诚意，不愿徇其意而接眷，已发电止之矣。”（不知电并未发）钱加以劝慰，并谓：“师母之来与不来，可俟其斟酌办理，师且静候消息，暂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颔之。
汤夫人不果来，章则迁入钱粮胡同新居矣。此房间数颇多，甚宏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亦五开间），章氏一人居之，仆役及庖人等则有十馀人之众，皆警察厅派来，以服役而兼监视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国五年恢复自由）。此房相传为凶宅，翌年（民国四年）章氏长女<爻爻>来京省视，自经于此，迷信者益相诧为凶宅验焉。
以上所述，闻诸钱玄同先生为多，拉杂书之，聊备谈章氏轶事者之参考（章氏顺于六月十四日卒于苏州，玄同除与在平同门数人以“先师梦奠，惨痛何极”发电致唁外，并挽以长联，有“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等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