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3章 朝归倭附(圆五)见识见识
以赵志皋为首的心学派目前迫于形势，只能赌高务实会“自恃功高”，继而张狂跋扈起来，用后世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飘了”。
高务实不是没有“飘了”的地方，例如他对日本在当前局势下可能做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就有点飘——他认为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日本精英现在都是秋后的蚂蚱，对于他的步步紧逼只能步步退让，最终交出一切权力，任由他来宰割。
这样的“飘”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力基础上的自信，是他认为日本在丰臣秀吉死后已经不可能再拧成一股绳，他多的是办法能够拉一派、稳一派、打一派，继而完成他那修订过几次的“日本计划”。
不过之所以说还是有点飘，则是因为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和日本那些重要人士见过面，对于日本的了解、理解主要源自于前世的史书、文学、影视乃至于游戏作品，即便其中大部分情况的确是基于历史原貌的，但仍免不了有些脸谱化的肤浅。
这就导致他以往最拿手的“料人如神”多多少少会出现偏差，例如他现在就不清楚德川家康实际上一直在想办法团结内部，希望保持日本战后的稳定，不让他有机可乘，特别是不让他有直接出兵干预的冲动。
当然，德川家康也同样有失算的地方，那就是他不知道高务实也在做两手打算。即朝廷愿意直接出兵的计划和朝廷不肯直接出兵的计划，在这两个不同的计划下，高务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相同。
总之，在京华可以毫无顾忌施展力量的范畴内，高务实多多少少是有点飘的。但赵志皋他们却不知道，其实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高务实不仅从来不飘，甚至小心谨慎到令人难以置信。
高务实前世就是个历史爱好者。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过的史书越多，就越能深刻的理解一个人在君权政治下应该如何做一个“好臣子”。
高务实对此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已经有足够的案列教他如何做好一个“臣子”了，尤其是对于他如今这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功高震主”的情况，亦或者说势力太大而可能威胁君主的情况，也都不是没有先列可循。
他认为大致上可以分作四种模式：萧何模式，范蠡模式，郭子仪模式，赵匡胤模式。
萧何模式的特点就是认清身份，老板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老板不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坚决不做什么。越权的事不做，分内的事善做。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自己不喜欢但老板喜欢的，乖乖按照老板的意思做。
当年刘邦坐稳了皇位，就怕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反他。就算不反他，没准也得反他儿子。而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刘邦是想杀又不忍心杀，犹犹豫豫下不了手。
这时候，要说狠毒，还得是吕后。吕后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心想你不杀，那就老娘来动手。于是杀韩信，夷三族，而且还是先斩后奏——但这事就是萧何帮着给办的。
本来萧何也不愿意，但是当时刘邦年迈，萧何恐怕也担心他脑子可能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吕后权势熏天，萧何不得不屈服。
作为后人，或许可以说萧何胆小出卖兄弟，但是从大局着眼，萧何也没有错。韩信的确“国士无双”，但却锋芒毕露，只要刘邦一死，面对孤儿寡妇，谁能担保他将来不反？他一反，不是又天下大乱？
作为丞相和刘邦手下的老人，在萧何眼中，当臣子的再怎么有能耐，天下也还是姓刘。萧何就是认清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一切从大局出发，才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范蠡模式的特点则是见好就收，另谋出路。
此君在后世被视为儒商鼻祖，号称“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可谓是打工界的全能型人才，连司马迁都不得不承认他三次跨界跳槽都成功了。
多亏了范蠡，越王勾践才能成功灭吴，一雪会稽之耻。而当越王政权巩固后，范蠡则决心隐退，他还劝好友文种一同隐退，说出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千古名言。
可惜文种不相信越王会杀他，谁知果不其然，文种当了丞相不久，越王就给他送去了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时用的那把剑，文种无奈之下只好举剑自杀了。而隐退的范蠡，则隐姓埋名，搞起了个人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陶朱公，后世称其为“商圣”。
其实范蠡的这个模式，很长时间以来就是高务实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大概就是范蠡发家致富是在退隐之后，而高务实则是将政商两条路合在一起来走，但却左脚踏一条，右脚踏一条。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打算如范蠡一样退隐的。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达成这一目的似乎还存在某种变数，只是不知道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临时生变，还是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萧何、范蠡这两种模式，其实与高务实的实际情况多少还是有些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兵权，亦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
无论是萧何还是范蠡，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更别说有什么嫡系军队、嫡系将领。高务实则不然，他在兵权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力方面其实应该类比第三种模式，也就是郭子仪模式。
郭子仪的事本书前文曾经说过，这里不在复述。总之，高务实眼下在军中的威望可谓一时无两，宣大将门几乎全是其嫡系，蓟辽、三边(陕西)之中的嫡系恐怕也在半数，甚至在南军之中也有刘綎这样的中流砥柱。
哪怕就是戚家军，因为高务实和戚继光的关系，使得他对戚家军“开枝散叶”之后的许多将领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西南地区众多土司因为高务实的正室夫人黄芷汀是土司出身，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高务实视为他们在朝廷中枢最大的靠山。
在此次援朝之战中，高务实能轻易驾驭四川等地征调的土司兵马，却没闹出以往常见的各种问题，也可以侧面佐证这一关系。
如此算来，高务实在九边各镇将门中的“门下走狗小的某某”怕不是数以百计，而他们直接控制或能间接影响的军队，搞不好要占九边的三分之二以上。
那是多少人？那是至少六十万大军。
如果再加上刘綎的刘家军对四川的影响，以及西南各省土司公认高务实为他们的利益保护者，最后加上江南南军唯二能打的戚家军(还有一支是俞家军)也和他颇为暧昧，这南方半壁也就去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说即便有这样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大明朝的特殊国情下，也并不代表他高务实振臂一呼就能让这些人毫不犹豫地跟着他扯旗造反，但……对于皇权而言，说一句“尾大不掉”似乎也的确不过分吧？
所以，在兵权问题上，高务实的情况和郭子仪就非常类似了。这种类似在于，不管高务实是不是正在担任直接管理军队的职务，他的影响力都不能忽视。
这如果以后世做比，就好似有一位亲手提拔你的老领导，这位老领导除了提拔过你之外，还曾经提拔过无数跟伱差不多的人，这些人多到遍布天下。那么有朝一日，他说他联系了所有的门生故吏打算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答应了，就等你表态，那么你……敢不答应吗？
尤其不要忘了，眼下可是封建时代，是人情甚至可以大于法理的时代。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从力量上考虑不敢不答应，从这个人情社会的人情关系、名声信誉考虑，恐怕更是不能不答应呀！
忘恩负义——这个词就算在新时代的法治社会里也是让人戳脊梁骨的骂名，在旧时代里就更别提了，这是挖祖坟级别的骂名，盖棺之后都免不了被“万世唾弃”。
为什么郭子仪即便早已去职，也能单枪匹马让回纥退兵？威望而已。高务实如今在大明军队中，就已经是如郭子仪一般的威望了，这样的影响力能不让人害怕吗？
赵志皋害怕，所以他选择鸵鸟战术，说是说观其自败，其实又何尝不是真的不敢？
那么……朱翊钧会不会也害怕？从今天来迎接他的人群里没有司礼监宦官出现，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种可能了？
这就是高务实方才说“危如累卵”的直接原因。
至于说第四种模式，也就是赵匡胤模式，这个谁都知道，完全不必解释。但是，高务实从小到大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其中的道理以前说得多了，简单而言就是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内战，不希望看到任何内部混乱纷争，不希望原历史上最后一个主流民族建立的政权把力量内耗掉，然后输掉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直接冲突下的文明之争。
中华文明的利益，在高务实眼中远远大于他个人的一切利益，这是他作为一个新时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坚定不移的看法。
什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高务实根本不吃这一套。没有民族的崛起，没有国家的强大，鬼才在乎他这个小民！
那么多小国怀璧其罪，被大国拿一试管洗衣粉说打就打，原本蒸蒸日上的国家变成废墟，安居乐业的百姓变成难民，这个时候有个屁的小民尊严？
他们只是得到一句：“他们失去了一切，但他们得到了自由。”
当活下去都只能乞求别人喂狗一样的施舍，这样的自由要来何用？
没有繁荣富强的国家，就没有自尊自信的人民。世界一直如此，也永远如此。
因此，在高务实的选择中没有赵匡胤模式，因为他认为大明朝绝不具备如赵匡胤陈桥兵变一样，可以几乎和平交接国家大权的社会基础。
靖难之变朱棣可以成功，在社会层面的原因是他也姓朱，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法理上也有一定的继位正当性；在朝廷体系层面是客观上朱允炆就是没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军事层面则是他以孤军竟然能打进南京，其余诸王都怂了，谁都不敢跟他跳。
这三个层面，是靖难之变能成功缺一不可的，而高务实假设真要复刻，顶多只能复刻第三点，但那完全不够，后续面临的一定是天下大乱。
即便他平定得再快，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沉没成本，更别提这样还会带来“得国不正”这么一个必然贯穿整个皇朝的永久debuff。
由此，高务实一直是希望将范蠡模式和郭子仪模式综合取用的，这就使得他一直以来都秉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该做的事情大张旗鼓、坦坦荡荡的做。
哪怕如当年军工改革这种看似颇为敏感的事，他也是先给高拱建议，然后自己公开呼吁，广泛拉拢利益契合方一道发力，最后才终于办成的。他会把好处、坏处都明明白白分析给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翊钧听，让朱翊钧再转达给隆庆帝，最终成于“圣断”。
而与此同时，高务实又严格遵循各种礼教道德，从来不搞什么“逾制”之举。就连他府里修建日新楼时，因为“古无此制”，他都是亲自去和皇帝商议诸如楼高几许、有无脊兽之类的事，在得到皇帝的特许之后才开建，由此可见他的谨慎。
他此番回京事前已经都商量好了的，不是作为大军凯旋的回京，只是述职而已。既然只是述职，本来就不应该有“百官于城外相迎”这一出戏码，而现在不仅是百官相迎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而且司礼监偏偏还缺位，这自然会立刻引起高务实的警觉。
只一瞬间，他便想到几种可能。要么是“百官相迎”事发突然，司礼监那边——或者干脆就说皇帝那边来不及反应；要么是皇帝知道百官会去相迎，但故意没让司礼监的人同往。
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事态更加严重——啊，事实上当然也的确很严重。不过高务实却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可轻忽，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人在故意给自己设套！
眼看着目瞪口呆的刘綎和董一元，高务实微微摇头，道：“恐怕有人要离间皇上与我之间的关系……好了好了，别愣着了，随我去见识见识这位国手的弈力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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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确定了一件事，28号我老婆要去考一科注会科目。我家住城东南，她得去城西北考，因此估计是要我全程接送的，估计我还得一直在考点外面等着。所以28号的更新时间应该比较晚，很大概率在凌晨之后或者次日上午才能出得来……提前报备给读者诸君知晓。
(本章完)
以赵志皋为首的心学派目前迫于形势，只能赌高务实会“自恃功高”，继而张狂跋扈起来，用后世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飘了”。
高务实不是没有“飘了”的地方，例如他对日本在当前局势下可能做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就有点飘——他认为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日本精英现在都是秋后的蚂蚱，对于他的步步紧逼只能步步退让，最终交出一切权力，任由他来宰割。
这样的“飘”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力基础上的自信，是他认为日本在丰臣秀吉死后已经不可能再拧成一股绳，他多的是办法能够拉一派、稳一派、打一派，继而完成他那修订过几次的“日本计划”。
不过之所以说还是有点飘，则是因为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和日本那些重要人士见过面，对于日本的了解、理解主要源自于前世的史书、文学、影视乃至于游戏作品，即便其中大部分情况的确是基于历史原貌的，但仍免不了有些脸谱化的肤浅。
这就导致他以往最拿手的“料人如神”多多少少会出现偏差，例如他现在就不清楚德川家康实际上一直在想办法团结内部，希望保持日本战后的稳定，不让他有机可乘，特别是不让他有直接出兵干预的冲动。
当然，德川家康也同样有失算的地方，那就是他不知道高务实也在做两手打算。即朝廷愿意直接出兵的计划和朝廷不肯直接出兵的计划，在这两个不同的计划下，高务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相同。
总之，在京华可以毫无顾忌施展力量的范畴内，高务实多多少少是有点飘的。但赵志皋他们却不知道，其实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高务实不仅从来不飘，甚至小心谨慎到令人难以置信。
高务实前世就是个历史爱好者。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过的史书越多，就越能深刻的理解一个人在君权政治下应该如何做一个“好臣子”。
高务实对此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已经有足够的案列教他如何做好一个“臣子”了，尤其是对于他如今这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功高震主”的情况，亦或者说势力太大而可能威胁君主的情况，也都不是没有先列可循。
他认为大致上可以分作四种模式：萧何模式，范蠡模式，郭子仪模式，赵匡胤模式。
萧何模式的特点就是认清身份，老板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老板不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坚决不做什么。越权的事不做，分内的事善做。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自己不喜欢但老板喜欢的，乖乖按照老板的意思做。
当年刘邦坐稳了皇位，就怕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反他。就算不反他，没准也得反他儿子。而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刘邦是想杀又不忍心杀，犹犹豫豫下不了手。
这时候，要说狠毒，还得是吕后。吕后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心想你不杀，那就老娘来动手。于是杀韩信，夷三族，而且还是先斩后奏——但这事就是萧何帮着给办的。
本来萧何也不愿意，但是当时刘邦年迈，萧何恐怕也担心他脑子可能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吕后权势熏天，萧何不得不屈服。
作为后人，或许可以说萧何胆小出卖兄弟，但是从大局着眼，萧何也没有错。韩信的确“国士无双”，但却锋芒毕露，只要刘邦一死，面对孤儿寡妇，谁能担保他将来不反？他一反，不是又天下大乱？
作为丞相和刘邦手下的老人，在萧何眼中，当臣子的再怎么有能耐，天下也还是姓刘。萧何就是认清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一切从大局出发，才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范蠡模式的特点则是见好就收，另谋出路。
此君在后世被视为儒商鼻祖，号称“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可谓是打工界的全能型人才，连司马迁都不得不承认他三次跨界跳槽都成功了。
多亏了范蠡，越王勾践才能成功灭吴，一雪会稽之耻。而当越王政权巩固后，范蠡则决心隐退，他还劝好友文种一同隐退，说出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千古名言。
可惜文种不相信越王会杀他，谁知果不其然，文种当了丞相不久，越王就给他送去了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时用的那把剑，文种无奈之下只好举剑自杀了。而隐退的范蠡，则隐姓埋名，搞起了个人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陶朱公，后世称其为“商圣”。
其实范蠡的这个模式，很长时间以来就是高务实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大概就是范蠡发家致富是在退隐之后，而高务实则是将政商两条路合在一起来走，但却左脚踏一条，右脚踏一条。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打算如范蠡一样退隐的。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达成这一目的似乎还存在某种变数，只是不知道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临时生变，还是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萧何、范蠡这两种模式，其实与高务实的实际情况多少还是有些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兵权，亦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
无论是萧何还是范蠡，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都比较有限，更别说有什么嫡系军队、嫡系将领。高务实则不然，他在兵权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力方面其实应该类比第三种模式，也就是郭子仪模式。
郭子仪的事本书前文曾经说过，这里不在复述。总之，高务实眼下在军中的威望可谓一时无两，宣大将门几乎全是其嫡系，蓟辽、三边(陕西)之中的嫡系恐怕也在半数，甚至在南军之中也有刘綎这样的中流砥柱。
哪怕就是戚家军，因为高务实和戚继光的关系，使得他对戚家军“开枝散叶”之后的许多将领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西南地区众多土司因为高务实的正室夫人黄芷汀是土司出身，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高务实视为他们在朝廷中枢最大的靠山。
在此次援朝之战中，高务实能轻易驾驭四川等地征调的土司兵马，却没闹出以往常见的各种问题，也可以侧面佐证这一关系。
如此算来，高务实在九边各镇将门中的“门下走狗小的某某”怕不是数以百计，而他们直接控制或能间接影响的军队，搞不好要占九边的三分之二以上。
那是多少人？那是至少六十万大军。
如果再加上刘綎的刘家军对四川的影响，以及西南各省土司公认高务实为他们的利益保护者，最后加上江南南军唯二能打的戚家军(还有一支是俞家军)也和他颇为暧昧，这南方半壁也就去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说即便有这样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大明朝的特殊国情下，也并不代表他高务实振臂一呼就能让这些人毫不犹豫地跟着他扯旗造反，但……对于皇权而言，说一句“尾大不掉”似乎也的确不过分吧？
所以，在兵权问题上，高务实的情况和郭子仪就非常类似了。这种类似在于，不管高务实是不是正在担任直接管理军队的职务，他的影响力都不能忽视。
这如果以后世做比，就好似有一位亲手提拔你的老领导，这位老领导除了提拔过你之外，还曾经提拔过无数跟伱差不多的人，这些人多到遍布天下。那么有朝一日，他说他联系了所有的门生故吏打算做一件事，现在大家都答应了，就等你表态，那么你……敢不答应吗？
尤其不要忘了，眼下可是封建时代，是人情甚至可以大于法理的时代。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从力量上考虑不敢不答应，从这个人情社会的人情关系、名声信誉考虑，恐怕更是不能不答应呀！
忘恩负义——这个词就算在新时代的法治社会里也是让人戳脊梁骨的骂名，在旧时代里就更别提了，这是挖祖坟级别的骂名，盖棺之后都免不了被“万世唾弃”。
为什么郭子仪即便早已去职，也能单枪匹马让回纥退兵？威望而已。高务实如今在大明军队中，就已经是如郭子仪一般的威望了，这样的影响力能不让人害怕吗？
赵志皋害怕，所以他选择鸵鸟战术，说是说观其自败，其实又何尝不是真的不敢？
那么……朱翊钧会不会也害怕？从今天来迎接他的人群里没有司礼监宦官出现，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这种可能了？
这就是高务实方才说“危如累卵”的直接原因。
至于说第四种模式，也就是赵匡胤模式，这个谁都知道，完全不必解释。但是，高务实从小到大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其中的道理以前说得多了，简单而言就是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内战，不希望看到任何内部混乱纷争，不希望原历史上最后一个主流民族建立的政权把力量内耗掉，然后输掉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直接冲突下的文明之争。
中华文明的利益，在高务实眼中远远大于他个人的一切利益，这是他作为一个新时代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人坚定不移的看法。
什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高务实根本不吃这一套。没有民族的崛起，没有国家的强大，鬼才在乎他这个小民！
那么多小国怀璧其罪，被大国拿一试管洗衣粉说打就打，原本蒸蒸日上的国家变成废墟，安居乐业的百姓变成难民，这个时候有个屁的小民尊严？
他们只是得到一句：“他们失去了一切，但他们得到了自由。”
当活下去都只能乞求别人喂狗一样的施舍，这样的自由要来何用？
没有繁荣富强的国家，就没有自尊自信的人民。世界一直如此，也永远如此。
因此，在高务实的选择中没有赵匡胤模式，因为他认为大明朝绝不具备如赵匡胤陈桥兵变一样，可以几乎和平交接国家大权的社会基础。
靖难之变朱棣可以成功，在社会层面的原因是他也姓朱，是朱元璋的亲儿子，法理上也有一定的继位正当性；在朝廷体系层面是客观上朱允炆就是没了，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军事层面则是他以孤军竟然能打进南京，其余诸王都怂了，谁都不敢跟他跳。
这三个层面，是靖难之变能成功缺一不可的，而高务实假设真要复刻，顶多只能复刻第三点，但那完全不够，后续面临的一定是天下大乱。
即便他平定得再快，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沉没成本，更别提这样还会带来“得国不正”这么一个必然贯穿整个皇朝的永久debuff。
由此，高务实一直是希望将范蠡模式和郭子仪模式综合取用的，这就使得他一直以来都秉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风格，该做的事情大张旗鼓、坦坦荡荡的做。
哪怕如当年军工改革这种看似颇为敏感的事，他也是先给高拱建议，然后自己公开呼吁，广泛拉拢利益契合方一道发力，最后才终于办成的。他会把好处、坏处都明明白白分析给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翊钧听，让朱翊钧再转达给隆庆帝，最终成于“圣断”。
而与此同时，高务实又严格遵循各种礼教道德，从来不搞什么“逾制”之举。就连他府里修建日新楼时，因为“古无此制”，他都是亲自去和皇帝商议诸如楼高几许、有无脊兽之类的事，在得到皇帝的特许之后才开建，由此可见他的谨慎。
他此番回京事前已经都商量好了的，不是作为大军凯旋的回京，只是述职而已。既然只是述职，本来就不应该有“百官于城外相迎”这一出戏码，而现在不仅是百官相迎莫名其妙的出现了，而且司礼监偏偏还缺位，这自然会立刻引起高务实的警觉。
只一瞬间，他便想到几种可能。要么是“百官相迎”事发突然，司礼监那边——或者干脆就说皇帝那边来不及反应；要么是皇帝知道百官会去相迎，但故意没让司礼监的人同往。
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事态更加严重——啊，事实上当然也的确很严重。不过高务实却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可轻忽，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人在故意给自己设套！
眼看着目瞪口呆的刘綎和董一元，高务实微微摇头，道：“恐怕有人要离间皇上与我之间的关系……好了好了，别愣着了，随我去见识见识这位国手的弈力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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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