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4章 朝归倭附(圩四)天津巡抚
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事化管理机构越来越无法承担相关任务。于是，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的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则越来越淡，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
其实，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很浓，随后文职衙署慢慢开始设置。而在天津开港之后的万历朝，文职衙署的设置猛然开始增多，并很快超过了武职衙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新设衙门，应该就是“户部关税署海关司天津分司”、“户部审计署天津审计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关问题在高务实任职广西巡按御史期间解释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
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应该说，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其次，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巡抚的来历和现状在本书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也不多说，此处单说“天津巡抚”的产生。
天津原本是没有巡抚的，因为此前似乎并无在天津设置巡抚的必要。然而，日本发动侵朝之战后，明廷很快决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决出兵所必然带来的后勤压力剧增问题。
于是，在高务实确定了主要后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则(不是说陆上就不运了)，并且得到皇帝认可之后，他很快就相应地提出了在天津设立巡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的过程并不复杂，其中也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对于天津巡抚的辖区、职责和权限等问题，从朝战开始至今，朝廷在数年之内已经调整过了两次。
第一阶段，万历二十五年，天津巡抚自保定巡抚析置，专饰海防，但无陆上辖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李如松他们提供海上运输的补给，基本都是运往朝鲜半岛的西部沿岸。
之后，由于停战协议签订，朝廷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此职是为战事特设，现在仗打完了，自然应该“事毕即裁”，于是又把天津巡抚裁撤掉了。
高务实当时稍微提了一点反对意见，不过他又不能直说这停战协议只是废纸一张，因此说出来的理由也只能是“不若待大军撤尽，确定倭人已无再犯天朝藩篱之意，于是裁撤不迟”。结果这话的立足点被认为过于保守，因此没被采纳。
第二阶段，当然就是朝战再起之后。这一次“复置时，割保定巡抚辖区之河间府，顺天巡抚辖区之武清、宝坻二县，永平府之滦州、乐亭县以及沿海岛屿为其辖区”，由是统管地方大权，也有了陆上辖区。
说个题外话，原历史上还有第三个阶段，“崇祯四年，因置山永巡抚，滦州、乐亭别属之”，也就是天津巡抚辖区内缩，仅辖河间一府。
现在的天津巡抚没有内缩辖区一说，因此不仅管着天津卫本身，还有河间府，武清、宝坻、滦州、乐亭这一州三县之地，以及沿海岛屿。
说到这里，高务实为什么特别关注天津，对天津“别有一番感情”的原因也就逐渐浮出水面了——滦州现在归天津巡抚管辖。
滦州有什么特别的吗？当然有，依然保持着京华集团旗下最大系统性产业基地名号的开平工业区就在滦州啊！换句话说，开平工业区目前的直属主管领导，那就是天津巡抚。
如此重要的职务，高务实肯定不会让旁人染指，必须得任命一位“自己人”才能放心，这是不必多说的。因此，当前的天津巡抚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门生——叶向高。
其实最一开始，叶向高对于自己即将出任天津巡抚的消息不仅没有欣喜，反而还有些抵触情绪。
这倒不是说堂堂巡抚大员的位置都不放在叶向高眼中，而是他本来好好地在清贵之极的翰林学官位置上混资历，前程不仅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还非常顺畅。
按照以往的规矩，他将来只需要老师推荐一下，最差也能直接外放吏部侍郎，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外放礼部尚书。倘若赶上一些微妙的时机——比如新皇登基，那可能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不到三个月就能入阁辅政。
老实说，这路子可比他恩师的仕途还走得顺！别看高务实入阁的时候年轻得吓人，但他入阁那可是全凭“事功”，是由一波波改革、一次次大胜，拿着无比显赫的功劳铺路，强行把自己铺进内阁去的。
叶向高很清楚，这种情况自古少有，他叶某人虽然自问也是有能力的，可怎么也比不得自家恩师这般，那真是有功劳要立，没有功劳创造功劳也要立。
寻常人为官是巴不得事少事小，最好无风无浪混到入阁，这辈子身为人臣就算是圆满了。然而他的这位高老师为官就不同了，那是巴不得事多事大，因为对高老师来说，事越多意味着立功的机会越多，事越大意味着立下的功劳越大。
这气概，这风范，哪个正经当官的敢跟他比？根本没有这种没事找事的人好吧！
不过，高务实不止是立功的本事超群绝伦，他还一贯特别会劝人，而这一次他劝叶向高的理由尤其惊人——说实话，当时叶向高听了真的震惊得差点下巴都合不拢。
高务实说得非常直白，语气也异常坚决。他说，等他做了首辅，将要为大明官场改一改规矩：今后的内阁辅臣将必须有外放地方或者六部基层工作的经历，不得再有翰林清贵什么事都没办过，却直接入阁辅政这种“怪现象”。
高务实此言一出，叶向高立刻就想到了《韩非子·显学》中的那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很显然，他恩师一定就是持着这样的立场，并且从当时说话的神态来看，恩师这番话也绝非儿戏，是一定会付诸实践的。
叶向高当了高务实这么多年的学生，近些年还常常“代师传艺”，充当高渊几兄弟的授课西席，所以他对于高务实的表情神态之把握，那是有相当自信的。
既然恩师这样说了，叶向高当然不会不信。其实也由不得他不信，高务实这些年所说的话几乎都已经实现，或者正在顺利推进之中。考虑到他现在的年龄、功勋以及在皇帝心目中无人可比的独特地位，高务实既然说要改，那将来肯定会改。
翰林清贵一飞冲天的路子，将来可能真要断了，而老师既然特意事先透露了这个消息给自己，那无疑是刻意栽培啊！这种机会之下，他要是还不把握住，那可就真是愚不可及了。
因此，叶向高当时主动自荐，表示愿意出任连陆上辖区都没有一块的“天津巡抚”。此职务先裁复设之后，叶向高也再次出任，直到今日，他便领衔出现在天津港京华主码头，迎接恩师的凯旋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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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到作者手机后台的消息，有读者提出昨天一章中谈及的彭信古部下组成的部分与前文中重叠了。我复查了一下是真的，十分抱歉，所谓昨天补欠1k的话现在收回，后续会找机会再补。
另外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我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会有一些在大纲中有记录、后续会写到的段落剧情。也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些人和事，我临时有灵感的时候会提前写下来放在那，等到了需要用的时候就直接能用。
结果昨天写到彭信古的时候忘了之前已经用过，于是又用了一次……很尴尬。但，其实怎么说呢，书写长了有时候会忘记前文，这个现象真的挺常见的，总之非常抱歉。
(本章完)
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事化管理机构越来越无法承担相关任务。于是，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的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则越来越淡，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
其实，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很浓，随后文职衙署慢慢开始设置。而在天津开港之后的万历朝，文职衙署的设置猛然开始增多，并很快超过了武职衙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新设衙门，应该就是“户部关税署海关司天津分司”、“户部审计署天津审计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关问题在高务实任职广西巡按御史期间解释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据。弘治五年修城，奏复之，每年抽分芦苇并收子粒共计价银贰佰伍拾余两，收储在官，均之造砖”。
可见，天津道整饬副使不但有军事职责，也有行政职责了。此后，天津城的管理权开始统一，军民也由此分治，剥夺了三卫的行政大权。
应该说，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是天津城市由军事管理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开始，也即由军事型区划向地域型区划的过渡。
其次，地域型政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巡抚的设置。巡抚的来历和现状在本书中已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解释，这里也不多说，此处单说“天津巡抚”的产生。
天津原本是没有巡抚的，因为此前似乎并无在天津设置巡抚的必要。然而，日本发动侵朝之战后，明廷很快决定援朝抗倭，由此就需要解决出兵所必然带来的后勤压力剧增问题。
于是，在高务实确定了主要后勤由海上提供的原则(不是说陆上就不运了)，并且得到皇帝认可之后，他很快就相应地提出了在天津设立巡抚的建议。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的过程并不复杂，其中也并没有多少困难，但是对于天津巡抚的辖区、职责和权限等问题，从朝战开始至今，朝廷在数年之内已经调整过了两次。
第一阶段，万历二十五年，天津巡抚自保定巡抚析置，专饰海防，但无陆上辖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李如松他们提供海上运输的补给，基本都是运往朝鲜半岛的西部沿岸。
之后，由于停战协议签订，朝廷内部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此职是为战事特设，现在仗打完了，自然应该“事毕即裁”，于是又把天津巡抚裁撤掉了。
高务实当时稍微提了一点反对意见，不过他又不能直说这停战协议只是废纸一张，因此说出来的理由也只能是“不若待大军撤尽，确定倭人已无再犯天朝藩篱之意，于是裁撤不迟”。结果这话的立足点被认为过于保守，因此没被采纳。
第二阶段，当然就是朝战再起之后。这一次“复置时，割保定巡抚辖区之河间府，顺天巡抚辖区之武清、宝坻二县，永平府之滦州、乐亭县以及沿海岛屿为其辖区”，由是统管地方大权，也有了陆上辖区。
说个题外话，原历史上还有第三个阶段，“崇祯四年，因置山永巡抚，滦州、乐亭别属之”，也就是天津巡抚辖区内缩，仅辖河间一府。
现在的天津巡抚没有内缩辖区一说，因此不仅管着天津卫本身，还有河间府，武清、宝坻、滦州、乐亭这一州三县之地，以及沿海岛屿。
说到这里，高务实为什么特别关注天津，对天津“别有一番感情”的原因也就逐渐浮出水面了——滦州现在归天津巡抚管辖。
滦州有什么特别的吗？当然有，依然保持着京华集团旗下最大系统性产业基地名号的开平工业区就在滦州啊！换句话说，开平工业区目前的直属主管领导，那就是天津巡抚。
如此重要的职务，高务实肯定不会让旁人染指，必须得任命一位“自己人”才能放心，这是不必多说的。因此，当前的天津巡抚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门生——叶向高。
其实最一开始，叶向高对于自己即将出任天津巡抚的消息不仅没有欣喜，反而还有些抵触情绪。
这倒不是说堂堂巡抚大员的位置都不放在叶向高眼中，而是他本来好好地在清贵之极的翰林学官位置上混资历，前程不仅是比较固定的，而且还非常顺畅。
按照以往的规矩，他将来只需要老师推荐一下，最差也能直接外放吏部侍郎，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外放礼部尚书。倘若赶上一些微妙的时机——比如新皇登基，那可能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不到三个月就能入阁辅政。
老实说，这路子可比他恩师的仕途还走得顺！别看高务实入阁的时候年轻得吓人，但他入阁那可是全凭“事功”，是由一波波改革、一次次大胜，拿着无比显赫的功劳铺路，强行把自己铺进内阁去的。
叶向高很清楚，这种情况自古少有，他叶某人虽然自问也是有能力的，可怎么也比不得自家恩师这般，那真是有功劳要立，没有功劳创造功劳也要立。
寻常人为官是巴不得事少事小，最好无风无浪混到入阁，这辈子身为人臣就算是圆满了。然而他的这位高老师为官就不同了，那是巴不得事多事大，因为对高老师来说，事越多意味着立功的机会越多，事越大意味着立下的功劳越大。
这气概，这风范，哪个正经当官的敢跟他比？根本没有这种没事找事的人好吧！
不过，高务实不止是立功的本事超群绝伦，他还一贯特别会劝人，而这一次他劝叶向高的理由尤其惊人——说实话，当时叶向高听了真的震惊得差点下巴都合不拢。
高务实说得非常直白，语气也异常坚决。他说，等他做了首辅，将要为大明官场改一改规矩：今后的内阁辅臣将必须有外放地方或者六部基层工作的经历，不得再有翰林清贵什么事都没办过，却直接入阁辅政这种“怪现象”。
高务实此言一出，叶向高立刻就想到了《韩非子·显学》中的那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很显然，他恩师一定就是持着这样的立场，并且从当时说话的神态来看，恩师这番话也绝非儿戏，是一定会付诸实践的。
叶向高当了高务实这么多年的学生，近些年还常常“代师传艺”，充当高渊几兄弟的授课西席，所以他对于高务实的表情神态之把握，那是有相当自信的。
既然恩师这样说了，叶向高当然不会不信。其实也由不得他不信，高务实这些年所说的话几乎都已经实现，或者正在顺利推进之中。考虑到他现在的年龄、功勋以及在皇帝心目中无人可比的独特地位，高务实既然说要改，那将来肯定会改。
翰林清贵一飞冲天的路子，将来可能真要断了，而老师既然特意事先透露了这个消息给自己，那无疑是刻意栽培啊！这种机会之下，他要是还不把握住，那可就真是愚不可及了。
因此，叶向高当时主动自荐，表示愿意出任连陆上辖区都没有一块的“天津巡抚”。此职务先裁复设之后，叶向高也再次出任，直到今日，他便领衔出现在天津港京华主码头，迎接恩师的凯旋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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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我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会有一些在大纲中有记录、后续会写到的段落剧情。也就是相对独立的一些人和事，我临时有灵感的时候会提前写下来放在那，等到了需要用的时候就直接能用。
结果昨天写到彭信古的时候忘了之前已经用过，于是又用了一次……很尴尬。但，其实怎么说呢，书写长了有时候会忘记前文，这个现象真的挺常见的，总之非常抱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