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看着徐光启诚恳劝谏的样子，思考了一下才说道：“两位先生以为，朝廷应当怎么做，新政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支持呢？”
虽然对于皇帝的问题有些疑惑不解，徐光启还是诚恳的回道：“陛下是大明天子，只要陛下颁发的新政有利于国计民生，天下百姓自然就应当支持朝廷的新政，这不是理所当然之事么？”
朱由检默不作声，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徵，在皇帝目光的注视下，他不得不开口说道：“想要获得天下百姓对新政的支持，臣以为，应当许百姓以利益，百姓重利轻义。
若是他们能够因为新政获得利益，新政获得百姓的支持，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虽然士大夫们口头上都言之凿凿的说，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但是拜大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赐，近世的士大夫们在实际行动上，追求实际利益的举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
像蒲州张、王两家，根本就是披上了一层士大夫外衣的商人了。江南地区的士绅同豪商之间，早就通过姻亲关系勾连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算是王徵这样还算遵守着传统价值观的士大夫，对于使用利益去引诱百姓，以获得百姓对于新政支持的方式，也并不抵触。
不过朱由检显然并不认同两人的说法，他摇了摇头说道：“用利益去引诱百姓支持新政，固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成效，但是以朝廷现在的状况，可给不起足以让天下百姓长久支持下去的利益。
朕以为，想要让天下百姓支持新政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他们不支持新政就会受到利益上的损失。
朕之所以要在短期之内把局面铺开，就是要让新政能够尽可能的影响到大多数百姓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
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势下，那些反对新政的士大夫便不能不考虑，废除新政引起的各地百姓的反弹。
比如现在开设的三大银行，那些商人们刚开始不过是想要做一次小小的投机，看看能不能从朕这里、新政中捞取些好处。
但是到了现在，他们最大的愿望却变成了，保住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不受损失。
为了挽救已经投入的1块钱，他们不得不新投入了2块钱；为了挽救已经投入的3块钱，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再次投入6块钱。
其他行业的商人朕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银行中有股份的商人，必然是最为支持新政的。
同理也是，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没有朝廷的投入就并无法完成。在工程没有完工之前，地方上的百姓、士绅就不得不支持朝廷，以避免工程中断。
而购买了朝廷为筹集建设资金所发行公债的百姓们，他们就更不愿意新政废除了，没有了新政对财政上的变革，公债的偿还就没有保证。
所以，两位先生的担忧，在朕看来并不是问题。现在的摊子铺的越大，新政推出的政策越多，反对新政的力量就越是畏缩。
试问今日之大明，除了朕以外，谁还能维持住现下的局面？难道那些东林党人上台之后，能够用仁义两字一笔勾销，朝廷对银行和百姓数千万元的欠债？
如果他们真能做得到，朕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为了让朝廷能够按时还款，不让他们手中的公债股份一文不值，他们也不得不支持朕，也不得不继续向朝廷借款。
所以两位先生不必担心摊子铺的太多，朝廷负债太多，从而让新政遇到挫折。相反，朝廷负债越多，天下百姓对于国事的关心就会越高，新政推行的阻碍才会越小。”
对于崇祯这套负债治国的歪理，徐光启和王徵不由面面相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评论皇帝的这番话语，这些言论显然不太符合，先贤所推崇的仁义治国之政。
徐光启随即想起，他最近刚刚看过的一本译书，西方权谋之士所著的《君主论》，里面的言论倒是同皇帝现在所言颇为相近。
他脑子里只是稍稍转过了这个念头，便默默的在心中埋葬了这个想法。
这本《君主论》中所阐述的道理虽然不无可观之处，但是却大违儒家先圣所提倡的治国方针，近乎于法家、杨朱之学。
现在大明士林已经对西学在京城的传播大有意见了，一旦传出皇帝被西方学者所著的《君主论》所影响。恐怕西学蛊惑君王，祸乱朝政的名头就更跑不掉了。
在经过了，一年多大规模翻译西学书籍的过程中，徐光启从一位欣赏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单纯仰慕者，认为可以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借西学来改造大明儒学中不适宜当代的一部分。
很快转变成了一名主张对西学要批判着吸收的学者，在看过了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之后。徐光启等人也终于认识到，欧洲并不如他们设想中的那么美好。
虽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非常的吸引人，文艺复兴运动也让人心生向往，但是两者之间间隔的上千年文化黑暗期，却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而最令人诧异的是，看似朴素、温和而关爱世人的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名声似乎并不怎么样。虽然天主教曾经统治着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但是今日的欧洲天主教却分成了新教同天主教两个出自同一源头的宗教。
让徐光启等人不解的是，明明只是宗教仪式上有所区别，他们所信仰的依然是同一个神灵。但就是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欧洲各国却打了10多年的战争。
如果按照这些西方人的处事方式，那么大明境内早就兵连祸结，烽烟处处了。毕竟在大明流传的宗教派别数量多到难以计数，而大明百姓见神就拜的天性，也滋生了宗教的生长。
为了一些宗教仪式的问题开战，估计大明也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且天主教会设立的宗教法庭，对认定的女巫施以火刑的刑罚，也实在太过野蛮了些，这让徐光启等人有些难以接受。
金尼阁所携带的7000余部书籍，虽然是教宗所赠。但是此时的教廷早就堕落了，无能者充斥着教廷内部，无知者掌管教廷的典籍，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意大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发起之地，但是在宗教裁判所的镇压下，连哥白尼这样的出名学者也被送上了火刑架。因此意大利的文化事业，反而还不及文艺复兴时期发达。
金尼阁返回欧洲时，为了引起欧洲对于东方传教事业的关注，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公共场合，常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著书立论。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
因此在没有去过东方的欧洲人的眼中，中国这个出产丝绸和瓷器的国家，是一个文明而有着优雅礼仪的东方大国。
为了吸引这样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投入主的怀抱，教宗所赠送的书籍除了一部分宗教书籍外，大部分是欧洲当代较为出色的各类著作。
不过意大利对于文化事业的压制过于严格，所以大部分书籍都是来自于欧洲各国。7000多部书籍，就算是编写一套目录，都不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更何况不少书籍还不是拉丁文书写的，想要找到熟悉欧洲各国文字的学者，对这些书籍的内容审查一遍，也是需要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的。
但是金尼阁前往东方的航期又是这么紧张，光是让这些教廷的修士准备这些书籍，就没有预留多少时间。
为了完成教宗的命令，让中国的皇帝和百姓意识到欧洲文化并不弱于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产生对于天主教的兴趣，教廷的修士不仅没有对书籍进行审查，还从宗教裁判所没收的书籍中挑选出了一部分自然科学书籍，希望能用魔鬼的著作去引诱这些东方异教徒产生对于主的信仰。
另外，教廷还从敌对的荷兰书商那里购置了大批的书籍，以装点教宗馈赠的规模数量。
毕竟在15世纪中叶，德意志美因兹的工匠古登堡发明金属活板印刷术后，德意志地区便成为了欧洲印刷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奥格斯堡更是德意志地区的印刷中心，那里每年印刷的书籍种类几乎达到了欧洲每年出版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很不幸的是，这个地区正好属于新教联盟。因此当教廷的修士偷偷的向荷兰书商采购书籍的时候，提供书籍的奥格斯堡印刷工匠，往书籍中混入了大量的攻击天主教的书籍，甚至包括了德国牧师所写的，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负责组织书籍的教廷修士的侥幸心理，使得金尼阁所带来的书籍，不但有着颂扬天主教的典籍，宣传欧洲文化和自然科学的书籍，还包括了对于天主教黑暗历史的批判书籍。
耶稣会修士在东方的人数本就不足，加上还要分心于传教事业，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
只有当这些书籍运到京城，在中国皇帝的命令下，扩大同文馆，专门整理和翻译这批书籍时，他们才发现了自己携带而来的书籍中，居然有新教人士所写的反天主教书籍。
已经把书籍缴纳出去的耶稣会修士们，对这个局面也只能装傻了，毕竟他们现在可拿不回这些书籍，一旦闹将起来，反而会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事业带来危害。
而对于翻译这些书籍的同文馆学者，科学院的院士们来说，倒是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洗礼，从而对天主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虽然他们还是认为，西学可以用来借鉴改革大明的弊端，但是却不再如之前一般，对天主教的信仰毫无防备的全盘接受了。
虽然对于皇帝的问题有些疑惑不解，徐光启还是诚恳的回道：“陛下是大明天子，只要陛下颁发的新政有利于国计民生，天下百姓自然就应当支持朝廷的新政，这不是理所当然之事么？”
朱由检默不作声，又把目光转向了王徵，在皇帝目光的注视下，他不得不开口说道：“想要获得天下百姓对新政的支持，臣以为，应当许百姓以利益，百姓重利轻义。
若是他们能够因为新政获得利益，新政获得百姓的支持，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虽然士大夫们口头上都言之凿凿的说，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但是拜大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赐，近世的士大夫们在实际行动上，追求实际利益的举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了。
像蒲州张、王两家，根本就是披上了一层士大夫外衣的商人了。江南地区的士绅同豪商之间，早就通过姻亲关系勾连起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算是王徵这样还算遵守着传统价值观的士大夫，对于使用利益去引诱百姓，以获得百姓对于新政支持的方式，也并不抵触。
不过朱由检显然并不认同两人的说法，他摇了摇头说道：“用利益去引诱百姓支持新政，固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成效，但是以朝廷现在的状况，可给不起足以让天下百姓长久支持下去的利益。
朕以为，想要让天下百姓支持新政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他们不支持新政就会受到利益上的损失。
朕之所以要在短期之内把局面铺开，就是要让新政能够尽可能的影响到大多数百姓的生活，让他们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
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势下，那些反对新政的士大夫便不能不考虑，废除新政引起的各地百姓的反弹。
比如现在开设的三大银行，那些商人们刚开始不过是想要做一次小小的投机，看看能不能从朕这里、新政中捞取些好处。
但是到了现在，他们最大的愿望却变成了，保住他们在银行中的投资不受损失。
为了挽救已经投入的1块钱，他们不得不新投入了2块钱；为了挽救已经投入的3块钱，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再次投入6块钱。
其他行业的商人朕不是很清楚，但是在银行中有股份的商人，必然是最为支持新政的。
同理也是，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没有朝廷的投入就并无法完成。在工程没有完工之前，地方上的百姓、士绅就不得不支持朝廷，以避免工程中断。
而购买了朝廷为筹集建设资金所发行公债的百姓们，他们就更不愿意新政废除了，没有了新政对财政上的变革，公债的偿还就没有保证。
所以，两位先生的担忧，在朕看来并不是问题。现在的摊子铺的越大，新政推出的政策越多，反对新政的力量就越是畏缩。
试问今日之大明，除了朕以外，谁还能维持住现下的局面？难道那些东林党人上台之后，能够用仁义两字一笔勾销，朝廷对银行和百姓数千万元的欠债？
如果他们真能做得到，朕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为了让朝廷能够按时还款，不让他们手中的公债股份一文不值，他们也不得不支持朕，也不得不继续向朝廷借款。
所以两位先生不必担心摊子铺的太多，朝廷负债太多，从而让新政遇到挫折。相反，朝廷负债越多，天下百姓对于国事的关心就会越高，新政推行的阻碍才会越小。”
对于崇祯这套负债治国的歪理，徐光启和王徵不由面面相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评论皇帝的这番话语，这些言论显然不太符合，先贤所推崇的仁义治国之政。
徐光启随即想起，他最近刚刚看过的一本译书，西方权谋之士所著的《君主论》，里面的言论倒是同皇帝现在所言颇为相近。
他脑子里只是稍稍转过了这个念头，便默默的在心中埋葬了这个想法。
这本《君主论》中所阐述的道理虽然不无可观之处，但是却大违儒家先圣所提倡的治国方针，近乎于法家、杨朱之学。
现在大明士林已经对西学在京城的传播大有意见了，一旦传出皇帝被西方学者所著的《君主论》所影响。恐怕西学蛊惑君王，祸乱朝政的名头就更跑不掉了。
在经过了，一年多大规模翻译西学书籍的过程中，徐光启从一位欣赏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单纯仰慕者，认为可以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借西学来改造大明儒学中不适宜当代的一部分。
很快转变成了一名主张对西学要批判着吸收的学者，在看过了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之后。徐光启等人也终于认识到，欧洲并不如他们设想中的那么美好。
虽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非常的吸引人，文艺复兴运动也让人心生向往，但是两者之间间隔的上千年文化黑暗期，却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而最令人诧异的是，看似朴素、温和而关爱世人的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名声似乎并不怎么样。虽然天主教曾经统治着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但是今日的欧洲天主教却分成了新教同天主教两个出自同一源头的宗教。
让徐光启等人不解的是，明明只是宗教仪式上有所区别，他们所信仰的依然是同一个神灵。但就是因为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欧洲各国却打了10多年的战争。
如果按照这些西方人的处事方式，那么大明境内早就兵连祸结，烽烟处处了。毕竟在大明流传的宗教派别数量多到难以计数，而大明百姓见神就拜的天性，也滋生了宗教的生长。
为了一些宗教仪式的问题开战，估计大明也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且天主教会设立的宗教法庭，对认定的女巫施以火刑的刑罚，也实在太过野蛮了些，这让徐光启等人有些难以接受。
金尼阁所携带的7000余部书籍，虽然是教宗所赠。但是此时的教廷早就堕落了，无能者充斥着教廷内部，无知者掌管教廷的典籍，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而意大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发起之地，但是在宗教裁判所的镇压下，连哥白尼这样的出名学者也被送上了火刑架。因此意大利的文化事业，反而还不及文艺复兴时期发达。
金尼阁返回欧洲时，为了引起欧洲对于东方传教事业的关注，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公共场合，常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著书立论。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
因此在没有去过东方的欧洲人的眼中，中国这个出产丝绸和瓷器的国家，是一个文明而有着优雅礼仪的东方大国。
为了吸引这样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投入主的怀抱，教宗所赠送的书籍除了一部分宗教书籍外，大部分是欧洲当代较为出色的各类著作。
不过意大利对于文化事业的压制过于严格，所以大部分书籍都是来自于欧洲各国。7000多部书籍，就算是编写一套目录，都不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更何况不少书籍还不是拉丁文书写的，想要找到熟悉欧洲各国文字的学者，对这些书籍的内容审查一遍，也是需要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的。
但是金尼阁前往东方的航期又是这么紧张，光是让这些教廷的修士准备这些书籍，就没有预留多少时间。
为了完成教宗的命令，让中国的皇帝和百姓意识到欧洲文化并不弱于中国文化，使中国人产生对于天主教的兴趣，教廷的修士不仅没有对书籍进行审查，还从宗教裁判所没收的书籍中挑选出了一部分自然科学书籍，希望能用魔鬼的著作去引诱这些东方异教徒产生对于主的信仰。
另外，教廷还从敌对的荷兰书商那里购置了大批的书籍，以装点教宗馈赠的规模数量。
毕竟在15世纪中叶，德意志美因兹的工匠古登堡发明金属活板印刷术后，德意志地区便成为了欧洲印刷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奥格斯堡更是德意志地区的印刷中心，那里每年印刷的书籍种类几乎达到了欧洲每年出版的三分之一以上。
但很不幸的是，这个地区正好属于新教联盟。因此当教廷的修士偷偷的向荷兰书商采购书籍的时候，提供书籍的奥格斯堡印刷工匠，往书籍中混入了大量的攻击天主教的书籍，甚至包括了德国牧师所写的，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负责组织书籍的教廷修士的侥幸心理，使得金尼阁所带来的书籍，不但有着颂扬天主教的典籍，宣传欧洲文化和自然科学的书籍，还包括了对于天主教黑暗历史的批判书籍。
耶稣会修士在东方的人数本就不足，加上还要分心于传教事业，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
只有当这些书籍运到京城，在中国皇帝的命令下，扩大同文馆，专门整理和翻译这批书籍时，他们才发现了自己携带而来的书籍中，居然有新教人士所写的反天主教书籍。
已经把书籍缴纳出去的耶稣会修士们，对这个局面也只能装傻了，毕竟他们现在可拿不回这些书籍，一旦闹将起来，反而会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事业带来危害。
而对于翻译这些书籍的同文馆学者，科学院的院士们来说，倒是在思想上接受了一次洗礼，从而对天主教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虽然他们还是认为，西学可以用来借鉴改革大明的弊端，但是却不再如之前一般，对天主教的信仰毫无防备的全盘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