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各官署已经封印放假的时候，崇祯却依然如往日一般忙碌着。他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同海商协会的代表们敲定了，关于下一年度各巡阅使及镇守使区域发展的目标。
许心素负责对日本以北、以东海域的探索，自然没什么人反对，毕竟现在那里看起来只是蛮荒和冰雪覆盖的地方。
但是对于东南亚的经营，郑芝龙、杨天生、刘香三股势力却都想以己为主，不过刘香毕竟本人没有到场，作为刘香势力代表的刘鹏显然威望不足，很快就被排除出了战场。
虽然郑芝龙曾经是“十八芝”的大首领，现在也挂着台海巡阅使的头衔，但是在闽南海商集团中资历更老的杨天生，显然在海商代表中的声望并不弱于他。
并没有得到朝廷全力支持的郑芝龙，自然也就无法在会议上压制杨天生了。不过在崇祯的居住主持之下，双方终于勉强达成了一份协议。
以巴拉望岛、婆罗洲岛、廖内群岛为界线，此线以西归安不纳镇守府管辖，此线以东则归属于台海巡阅府管理。并约定，双方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由海商协会作出仲裁，不得在私下进行火拼。
双方在各自辖区内遇到强大敌对势力的挑战时，应当予以支援，但是被支援方应当给予支援者适当的补偿。
此外双方也各自承诺，凡是属于大明籍贯的船只、人员在其管辖海域内航行经商，他们都负有保护的职责。但是相对的，他们也获得了对所管辖区域内航行的船只进行检查、收税的权力，对于朝廷明令禁止的商品，可以做没收和罚款的处置。
对郑芝龙来说，把马尼拉、望加锡、巴达维亚几座东南亚最富裕的贸易城市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而杨天生对于获得马六甲海峡及独占了印度硝石生意感到了满意，至于李魁奇和钟斌，虽然还无法和这两大势力对抗，但是也从崇祯那里获得了巴拉望长官和西婆罗洲长官的任命。这也算是朝廷正式认可了两人的政治地位，不再把他们视为郑芝龙集团中的一员，这让他们大为振奋。
而至于刘香那边，由于两次会议都没有亲自到场，就算是海商代表们也觉得，刘香似乎还没有脱离占海为王的海盗思想，对于朝廷有些过于敷衍了。
崇祯虽然没有对于刘香作出什么批评，只是在会议上重申了一次刘香所负责的广南海域，看起来刘香的权力和年初时相比似乎毫无变化，但是在其他海商势力范围大为发展的会议上，没有变化就等于是被削弱了。
刘香派出的代表，也就是他的弟弟刘鹏对此颇为不安，但是会议结束之后，他倒是被崇祯叫去好好安抚了一阵，让他不要过于担忧，回去之后继续发展香港的建设。不过在交谈快结束时，崇祯也向他稍稍暗示，让他回去后劝说下自己的兄长，多向朝廷汇报下安南、柬埔寨的局势，不要做一个山大王。
对于崇祯亲自抚慰，刘鹏还是非常感动的，他觉得比起自己那个**独裁的兄长，到还是这位皇帝陛下更听的进他的意见，这不由让他起了对兄长的几分埋怨的心思。
刘鹏向崇祯赌咒发誓，说自己一定会让兄长回心转意，做大明的忠臣，而不是一群海外野人的头领。甚至于，他还向崇祯表示，即便是兄长有什么其他心思，他本人也是要为陛下效忠的。
刘鹏的坦诚虽然让崇祯有些意外，但是却也让他甚为开心，崇祯不仅大大的赞赏了一番刘鹏的举动，还给予了他可以专折上奏的权力，以避免广东官员从中阻扰，从而导致朝廷无法得知香港的真实状况。
虽然海商协会决议出来的时候，各方势力代表都觉得还算满意，但是许心素、郑芝龙、杨天生等海商首领却知道，这份决议不过是朝廷对于他们发展海上势力的许可，如果他们真正想要把这份许可变成权力，那么还需要长时间的经营，甚至是流血牺牲。
距离新年还有两天的时候，崇祯终于出现在了商人代表大会上，经过了近半个月的争吵，这些商人们终于勉强达成了几项协议。
其中就有年初时他们死活不同意实施的，以商业执照来规定经商的范围，大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进行转移支付，以开业本金来区分有限责任商号和无限责任商号等。
年初时这些商人们认为，这些条款限制了商人的买卖自由，违背了财不露白的古训，放在银行中的钱财还有可能被朝廷强制征税。
不过到了今天，他们又觉得也许可以借用这些条款吓走一些竞争对手，或是给某些行业设立一道门槛，减少商业上的竞争。
虽然恢复过去税关的建议因为大多数人反对而作罢，但是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应当适当的收取车船使用税，以作为维护运河、道路的维修资金，并且应当加强对于商品征税情况的监督，避免某些非法商人通过偷税漏税打击了正当商人的权益。
这些商人们说的非法商人显然不是那些走小路的小走私商人，而是接受官员庇护不纳税或是少纳税的商人。
对于这些要求，崇祯自然是不会反对的。他在会议上还大力夸赞这些商人代表们，为大明商人做出了正确的表率。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崇祯还授予了34名商人一枚勋章，以表彰他们在过去一年里为陕西灾民和浙江灾民捐款捐物，挽救了不少灾民生命的贡献。
该勋章以珐琅材质烧制而成，宝蓝色的勋章上面有仁善之风四字。这名勋章除了作为表彰这些商人的善行之外，崇祯还宣布获得授勋的商人除了见官不拜等政治上的权力之外，还有直接向自己上书进言的权力。
34名商人中，大约在场的商人代表得到了12枚，还有22枚则是颁发给了地方上的商人。获得勋章的12名商人代表自然是欣喜若狂，没有得到勋章的商人代表也颇感振奋，他们似乎找到了，除了赚钱之外的奋斗目标。
当然商人代表们带给崇祯的也不仅仅是好处，同样有着令他感到头疼的事情。南方布商们一致认为，应当限制机器在棉纺织业上的广泛使用，他们认为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会夺去南方百姓赖以谋生的产业。
另外许多内陆省份的商人，在见到了大明时报长篇累牍的对海外贸易利润的描述之后，同样蠢蠢欲动的想要投身于海外贸易中去。
但是这些商人一来没有门路，二来对于海外的状况一无所知，三来现在的造船业都掌握在几家海商集团的手中，在开发海禁之后，为自己造船都来不及，那里肯替这些内陆的商人们造船和自己竞争。
对于限制机器使用的建议，朱由检自然是不会认可的，不过为了安抚这些南方势力雄厚的布商，他还是稍稍作出了一些让步。
比如约定在上海建立一个棉布市场，三年内在长江以南地区销售的京城标布价格，由江南布商和京城布商协议决定，每年各类布匹的降价幅度不得超过上年的3%。而以今年京城标布在江南销售的数量为基准，每年销售增长的幅度不超过25%。
由于今年在江南销售的标布还不到1万匹，因此一干商人代表都表示愿意接受。不过朱由检很快就告诫这些商人，这些保护条款只以三年为限，三年之后朝廷就不会再干涉布匹的自由贸易。
因此江南各地的纺织业应当尽快引进京城的各种纺织机器，并同京城的纺织商人商议出一个生产标准来，好统一定价销售，避免彼此之间再度发生不愉快的冲突。
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期望，但是能够得到3年的缓冲期，还是让这些商人们松了一口气。虽然有些人还指望着，三年之后再三年，不过一些人已经打算这次回去要带上一些纺织机器和技工了。
而对于不少商人渴望参与海外贸易的请求，朱由检表示朝廷一定会想办法，协助各省商人参加海外贸易。
不过有鉴于现在大明船只数量不足，熟悉航路的船长和水手也不充分，再加上大多数人对于海外的形势一无所知，如果贸然投入到海外贸易中去，显然会赔的血本无归。
因此他建议各省商人先建立一家海外贸易运营公司，负责本省的进出口贸易，一来可以集中资本，减少无谓的竞争；二来也能集中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皇帝的这个提议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而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进出口公司只负责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贸易销售，对于中间的海运事务则不必再自行操持。
如此一来，正好避开了这些商人们不熟悉航海事务的缺陷，可以专心于同海外商人打交道。不必负担船只和船员的给养费用，无疑能够大大的减少海外贸易的成本。
毕竟在这个时代，想要进行海外贸易就要有一条船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除了东印度公司这种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的商业集团，普通私商既没有这个资本养得起庞大的商船贸易网络，也没有这么多商品满足终端市场的需求。
许心素负责对日本以北、以东海域的探索，自然没什么人反对，毕竟现在那里看起来只是蛮荒和冰雪覆盖的地方。
但是对于东南亚的经营，郑芝龙、杨天生、刘香三股势力却都想以己为主，不过刘香毕竟本人没有到场，作为刘香势力代表的刘鹏显然威望不足，很快就被排除出了战场。
虽然郑芝龙曾经是“十八芝”的大首领，现在也挂着台海巡阅使的头衔，但是在闽南海商集团中资历更老的杨天生，显然在海商代表中的声望并不弱于他。
并没有得到朝廷全力支持的郑芝龙，自然也就无法在会议上压制杨天生了。不过在崇祯的居住主持之下，双方终于勉强达成了一份协议。
以巴拉望岛、婆罗洲岛、廖内群岛为界线，此线以西归安不纳镇守府管辖，此线以东则归属于台海巡阅府管理。并约定，双方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必须由海商协会作出仲裁，不得在私下进行火拼。
双方在各自辖区内遇到强大敌对势力的挑战时，应当予以支援，但是被支援方应当给予支援者适当的补偿。
此外双方也各自承诺，凡是属于大明籍贯的船只、人员在其管辖海域内航行经商，他们都负有保护的职责。但是相对的，他们也获得了对所管辖区域内航行的船只进行检查、收税的权力，对于朝廷明令禁止的商品，可以做没收和罚款的处置。
对郑芝龙来说，把马尼拉、望加锡、巴达维亚几座东南亚最富裕的贸易城市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已经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而杨天生对于获得马六甲海峡及独占了印度硝石生意感到了满意，至于李魁奇和钟斌，虽然还无法和这两大势力对抗，但是也从崇祯那里获得了巴拉望长官和西婆罗洲长官的任命。这也算是朝廷正式认可了两人的政治地位，不再把他们视为郑芝龙集团中的一员，这让他们大为振奋。
而至于刘香那边，由于两次会议都没有亲自到场，就算是海商代表们也觉得，刘香似乎还没有脱离占海为王的海盗思想，对于朝廷有些过于敷衍了。
崇祯虽然没有对于刘香作出什么批评，只是在会议上重申了一次刘香所负责的广南海域，看起来刘香的权力和年初时相比似乎毫无变化，但是在其他海商势力范围大为发展的会议上，没有变化就等于是被削弱了。
刘香派出的代表，也就是他的弟弟刘鹏对此颇为不安，但是会议结束之后，他倒是被崇祯叫去好好安抚了一阵，让他不要过于担忧，回去之后继续发展香港的建设。不过在交谈快结束时，崇祯也向他稍稍暗示，让他回去后劝说下自己的兄长，多向朝廷汇报下安南、柬埔寨的局势，不要做一个山大王。
对于崇祯亲自抚慰，刘鹏还是非常感动的，他觉得比起自己那个**独裁的兄长，到还是这位皇帝陛下更听的进他的意见，这不由让他起了对兄长的几分埋怨的心思。
刘鹏向崇祯赌咒发誓，说自己一定会让兄长回心转意，做大明的忠臣，而不是一群海外野人的头领。甚至于，他还向崇祯表示，即便是兄长有什么其他心思，他本人也是要为陛下效忠的。
刘鹏的坦诚虽然让崇祯有些意外，但是却也让他甚为开心，崇祯不仅大大的赞赏了一番刘鹏的举动，还给予了他可以专折上奏的权力，以避免广东官员从中阻扰，从而导致朝廷无法得知香港的真实状况。
虽然海商协会决议出来的时候，各方势力代表都觉得还算满意，但是许心素、郑芝龙、杨天生等海商首领却知道，这份决议不过是朝廷对于他们发展海上势力的许可，如果他们真正想要把这份许可变成权力，那么还需要长时间的经营，甚至是流血牺牲。
距离新年还有两天的时候，崇祯终于出现在了商人代表大会上，经过了近半个月的争吵，这些商人们终于勉强达成了几项协议。
其中就有年初时他们死活不同意实施的，以商业执照来规定经商的范围，大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进行转移支付，以开业本金来区分有限责任商号和无限责任商号等。
年初时这些商人们认为，这些条款限制了商人的买卖自由，违背了财不露白的古训，放在银行中的钱财还有可能被朝廷强制征税。
不过到了今天，他们又觉得也许可以借用这些条款吓走一些竞争对手，或是给某些行业设立一道门槛，减少商业上的竞争。
虽然恢复过去税关的建议因为大多数人反对而作罢，但是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应当适当的收取车船使用税，以作为维护运河、道路的维修资金，并且应当加强对于商品征税情况的监督，避免某些非法商人通过偷税漏税打击了正当商人的权益。
这些商人们说的非法商人显然不是那些走小路的小走私商人，而是接受官员庇护不纳税或是少纳税的商人。
对于这些要求，崇祯自然是不会反对的。他在会议上还大力夸赞这些商人代表们，为大明商人做出了正确的表率。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崇祯还授予了34名商人一枚勋章，以表彰他们在过去一年里为陕西灾民和浙江灾民捐款捐物，挽救了不少灾民生命的贡献。
该勋章以珐琅材质烧制而成，宝蓝色的勋章上面有仁善之风四字。这名勋章除了作为表彰这些商人的善行之外，崇祯还宣布获得授勋的商人除了见官不拜等政治上的权力之外，还有直接向自己上书进言的权力。
34名商人中，大约在场的商人代表得到了12枚，还有22枚则是颁发给了地方上的商人。获得勋章的12名商人代表自然是欣喜若狂，没有得到勋章的商人代表也颇感振奋，他们似乎找到了，除了赚钱之外的奋斗目标。
当然商人代表们带给崇祯的也不仅仅是好处，同样有着令他感到头疼的事情。南方布商们一致认为，应当限制机器在棉纺织业上的广泛使用，他们认为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会夺去南方百姓赖以谋生的产业。
另外许多内陆省份的商人，在见到了大明时报长篇累牍的对海外贸易利润的描述之后，同样蠢蠢欲动的想要投身于海外贸易中去。
但是这些商人一来没有门路，二来对于海外的状况一无所知，三来现在的造船业都掌握在几家海商集团的手中，在开发海禁之后，为自己造船都来不及，那里肯替这些内陆的商人们造船和自己竞争。
对于限制机器使用的建议，朱由检自然是不会认可的，不过为了安抚这些南方势力雄厚的布商，他还是稍稍作出了一些让步。
比如约定在上海建立一个棉布市场，三年内在长江以南地区销售的京城标布价格，由江南布商和京城布商协议决定，每年各类布匹的降价幅度不得超过上年的3%。而以今年京城标布在江南销售的数量为基准，每年销售增长的幅度不超过25%。
由于今年在江南销售的标布还不到1万匹，因此一干商人代表都表示愿意接受。不过朱由检很快就告诫这些商人，这些保护条款只以三年为限，三年之后朝廷就不会再干涉布匹的自由贸易。
因此江南各地的纺织业应当尽快引进京城的各种纺织机器，并同京城的纺织商人商议出一个生产标准来，好统一定价销售，避免彼此之间再度发生不愉快的冲突。
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期望，但是能够得到3年的缓冲期，还是让这些商人们松了一口气。虽然有些人还指望着，三年之后再三年，不过一些人已经打算这次回去要带上一些纺织机器和技工了。
而对于不少商人渴望参与海外贸易的请求，朱由检表示朝廷一定会想办法，协助各省商人参加海外贸易。
不过有鉴于现在大明船只数量不足，熟悉航路的船长和水手也不充分，再加上大多数人对于海外的形势一无所知，如果贸然投入到海外贸易中去，显然会赔的血本无归。
因此他建议各省商人先建立一家海外贸易运营公司，负责本省的进出口贸易，一来可以集中资本，减少无谓的竞争；二来也能集中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皇帝的这个提议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而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进出口公司只负责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贸易销售，对于中间的海运事务则不必再自行操持。
如此一来，正好避开了这些商人们不熟悉航海事务的缺陷，可以专心于同海外商人打交道。不必负担船只和船员的给养费用，无疑能够大大的减少海外贸易的成本。
毕竟在这个时代，想要进行海外贸易就要有一条船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除了东印度公司这种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的商业集团，普通私商既没有这个资本养得起庞大的商船贸易网络，也没有这么多商品满足终端市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