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写九龙城寨很危险，现在严打都市，稍有过界就有被封书的危险，本来想多写几章九龙城寨，想了想，决定就放弃，下面是我准备写的素材，与其浪费，还不如发出了，让大家看看，喜欢九龙城寨的免去查找资料的苦恼。如题，不喜欢九龙城寨的就别订阅了，浪费几分钱。
……
长达150年的岁月里，九龙城寨一直是英属殖民地境内唯一一片中国号称‘享有主权’的飞地，英方曾多次企图清拆城寨，受到当地居民抗阻，为此，清朝、民国都曾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
1949年后，港英总督两次有意拆迁，均受内地干预而放弃，不过这一形式在中英谈判后改变，1997年英国将正式向内地移交香港岛，一方面，英方急于对九龙城寨进行拆迁重建，清除城市建设的积弊，营造繁荣景象，给人从香港‘光荣撤退’的印象，另一方面，中方亦认为，与其等到1997之后由香港特区改造，不如现在由港英处理，免去一块心病。
这个想法很好，问题在于过去中方在反对拆迁立场一贯强硬，突然转变态度，如何自圆其说，尤其是拆迁所涉及的管辖权归属问题，处理须慎之又慎。
中英谈判期间，关于城寨拆迁问题，港英方从一开始就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中方沟通，不愿将拆迁问题列入联合联络小组会议议程，在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上不作任何承诺，最后双方商定以首席代表书写报告的形式记录在案，并相互交换副本，以立此存照，有据可查。
这种处理方式实乃罕见，港英的办事逻辑如下：英方事实上对港英下达了管辖九龙城寨的训令，然则一方面由于中方干预、一方面由于能力不足，港英并未实施管辖，又由于君令不可违，港英将九龙城寨的拆迁视为自身权利，因而避免给人以主动与中方协商的印象。
而在中方看来，既然拆迁征求了中方同意，便可证明港英并没有管辖权。
当时港英清拆的最大的问题是该如何审查寨城居民、商家的业权及资格；如何将四万名寨城居民安置；如何统筹拆城行动与步骤与及拆城后余下的三万多平方米面积的地皮用途问题。
在中方与港英多轮谈判之下，为了尽量避开管辖权的争议，把九龙城寨拆迁从一个政治问题转化为一个城市改造的具体问题——拆迁后在城寨旧址上建造公园，而不发展物业和建造办公楼。在对于居民的安置和补偿方面，“为了避免介入香港内部的具体运作，中方不便在磋商中同对方讨论赔付标准和安置细节，而由街坊福利会同香港直接打交道又显得人微言轻”，从而成立了咨询性特别委员会，任务是确定拆迁和补偿的原则，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接受居民的投诉，资助港英房屋委员会进行拆迁工作。
香港发布公告，宣布对九龙城寨拆迁。社会反应平静。
由于一直以来城寨无人管理，为实行补偿计划，港英随即进行了居民登记工作，据报导，为免黑市居民混淆视听，派六十名警员在署里指挥下协助房屋登记，行动目的是为了逮捕城内非法入境者。
港英总督在宣布清拆九龙寨城时，曾表示预计需安置四万多居民，并耗资数十亿，同时将负责一切有关赔偿，在房委会下设立特委会，负责安排安置及登记居民及商家资格。
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所示，总计起来，共有9420户，合共28198人获得安置。在这些住户中，有3541户（38）购买了房屋，4804户（51）迁往公屋或临时房屋，另外1075户（11）则自行安排住屋。此外，在清拆计划完成后，另有32户合共65人获得安置。
虽然港英有关部门宣称将负责一切赔偿，但乃未能令四万名居民满意其赔偿。据了解当时的赔偿方案是以当时后的房屋市值计算赔偿，想当然其金额远低于当时同区的市值。加上房屋并非以同区安置作为安排，居民被迫迁入新市镇的公屋，故有将居民作为「开荒牛」的嫌疑。
对业主的补偿是以房屋售价为计算基础，给予自住业主及非自住业」、「宅与非住宅用途相同的补偿，而自住业主若放弃入住公屋，就可另获得以房屋售价计算的补偿，另外对商业用户与工业用户给予特惠津贴。
然而业主们因拆城日期一拖再拖，厂商因而失去大量订单，另一方面政务司的赔偿金额不够他们再置产开厂同样面积的厂房进行生产，未见其利，只见其弊，因而引发大举抗议。城内居民最关心的的安置与赔偿问题一直得不到满意的安排，因此这群居民成为拆城的最大阻力。
由于港英坚守赔偿原则不退让，居民怨声载道。官员多次与居民开会听取意见及谈判，乃无法达成协意，而当时的小区福利会十分团结，处处与港英事务处针锋相对，更有个别居民不满官员态度傲慢而露宿抗议，要求司法重审，拆城事件纷扰了三年之久。
结果zf使用「拖字诀」及「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将主要出入道围起围墙，使居民出入不便逼其就犯，强行断水断电与拆除已搬离居民地区的街灯和楼梯灯，此举引起居民们的强烈抗议港英变相迫迁等行为。
清拆行动之所以一拖再拖的原因，是因为专职处理拆城一事的事务处施行「拖字诀」策略，即当局不主动向居民谈赔偿的问题及法律上对簿公堂的方法进行「行政拖延」，让居民、商家等得不耐烦自行搬走，又趁商家店面租约期满时私下与业主达成协议，架空对商家的赔偿实时的「封铺」。
港英同时也刻意拉拢支持清拆的居民组织，维护利益协会，藉以打击居民团结。由于迁出的居民愈来愈多，加上当局刻意减少对寨城的管理及设施维修，使得区内环境卫生变得恶劣不堪、鼠患横行、治安败坏，还有居民表示老鼠咬伤人的事件时而发生，也曾多次遭贼匪盗窃，虽然居民反对声浪不断，但随着环境的恶化，拆城势在必行。
拆迁前夜，尽管大部分居民已经迁出，仍有部分居民不满补偿金而聚众抗议，城寨内部贴满抗议传单。拆迁之时，道路被警察封锁，仍然可见到处贴满抗议横幅，以中英双语写成，而现场指挥执行的多是白人警察。
由标语可见，居民抗议所指的矛头乃是港府，而以“中国城寨人民”自居，甚至打出五星红旗。此前内地有ccp在城寨内活动，还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拆迁反对派中，有两个组织，一个貌似是居民自发组织，主张「与香港机关谈判要求合理的拆迁补偿」，在其召开抗议集会中，港英议会民主派议员也到场支持。而另一个是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派”，打着英国拆毁作为中国的领土的九龙城城寨，不当这个主张，死也不离开城城寨！的样子。这两个组织之间并无协作抗争之举，甚至彼此关系冷淡。 被迫迁出后，居民在城寨入口处建造临时木板房，并贴出各种标语：
“坚决要求港府审判土地征用的负责人损害城寨居民的犯罪行为！”
“居民不敢想优惠、不敢想改善，不想发财，只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生存”
“港英祝建勛强抢居民产业，迫害民居，露宿街边已五个月，这是海盗式人 权！”
很多人对拆除九龙城寨持肯定态度：九龙城寨成为香港与社会发展一个严重的问题，仿佛一个健康的人身上长了一个疮，虽非致命之伤，但许多时候使这个健康的人感到浑身不舒服，长期受疾病威胁，现在时机已到……这是大事，也是稳定与繁荣香港最有益，以及最具建设性的好事，我们在欢欣之余，对香港总督采取此种积极措施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官方报道将九龙城寨的清拆视作一件伟大政绩，事实上并不尽然。
姑且不论贫民居住及产业权 利的问题，就城市治理的角度而言，这一清拆举措也是不甚妥当的。
当年的港英如同大多数城市规划者与当局，将城市飞地视为静态的附属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在西方，许多灾难性的城市政策由此而来，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摧毁了数以万计人口的生计与未来。
在香港，我们所见的正是如此。九龙城寨的无政府状态及种种乱象并非街区本质属性使然，而是被政府遗弃的命运所致，在长达百年的自生自灭中，城寨发展出一个充满弹性的社会结构、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包括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流动、保护和安置相当规模的过渡性人口、提供其经营产业的机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人口造成的压力及资源冲突，因为城寨内部自给自足的公共事务供给，实际上是代行了本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
九龙城寨由于其相对连续稳定的人际网络与高度自由的流动性、繁荣的产业、紧密而融洽的社会联系机制，事实上相当出色地扮演着一个“落脚城市”或曰“过渡社区”的角色，
正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供给上的缺位才为帮派势力与宗教福音的全面渗入留下空间，对这样一个街区的整治，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只需抽除其滋生弊端的要素，如对建筑质量规模、人口进出、产业经营的适当控制，保障基本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供给，充分保留其原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机能，城寨完全可以再度发展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良性发展的城市空间，其可能创造的正效益，或许将远远大于zf规划建设而成的新街区。
而采用连根铲除的清拆手段，无疑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尽管在政府的强力与相应的安置政策之下没有出现可能发生的强烈反弹与可怕后果。但是，这一举措除了在表面上实现了城市的整洁与美观，并未解决反而恶化了是实质问题：这些流动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与人际网络被彻底清除，被驱散至城市的各个角落，被迫去重新融入这本不适宜他们的城市空间、承受极高的生活成本。r1152
……
长达150年的岁月里，九龙城寨一直是英属殖民地境内唯一一片中国号称‘享有主权’的飞地，英方曾多次企图清拆城寨，受到当地居民抗阻，为此，清朝、民国都曾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
1949年后，港英总督两次有意拆迁，均受内地干预而放弃，不过这一形式在中英谈判后改变，1997年英国将正式向内地移交香港岛，一方面，英方急于对九龙城寨进行拆迁重建，清除城市建设的积弊，营造繁荣景象，给人从香港‘光荣撤退’的印象，另一方面，中方亦认为，与其等到1997之后由香港特区改造，不如现在由港英处理，免去一块心病。
这个想法很好，问题在于过去中方在反对拆迁立场一贯强硬，突然转变态度，如何自圆其说，尤其是拆迁所涉及的管辖权归属问题，处理须慎之又慎。
中英谈判期间，关于城寨拆迁问题，港英方从一开始就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中方沟通，不愿将拆迁问题列入联合联络小组会议议程，在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上不作任何承诺，最后双方商定以首席代表书写报告的形式记录在案，并相互交换副本，以立此存照，有据可查。
这种处理方式实乃罕见，港英的办事逻辑如下：英方事实上对港英下达了管辖九龙城寨的训令，然则一方面由于中方干预、一方面由于能力不足，港英并未实施管辖，又由于君令不可违，港英将九龙城寨的拆迁视为自身权利，因而避免给人以主动与中方协商的印象。
而在中方看来，既然拆迁征求了中方同意，便可证明港英并没有管辖权。
当时港英清拆的最大的问题是该如何审查寨城居民、商家的业权及资格；如何将四万名寨城居民安置；如何统筹拆城行动与步骤与及拆城后余下的三万多平方米面积的地皮用途问题。
在中方与港英多轮谈判之下，为了尽量避开管辖权的争议，把九龙城寨拆迁从一个政治问题转化为一个城市改造的具体问题——拆迁后在城寨旧址上建造公园，而不发展物业和建造办公楼。在对于居民的安置和补偿方面，“为了避免介入香港内部的具体运作，中方不便在磋商中同对方讨论赔付标准和安置细节，而由街坊福利会同香港直接打交道又显得人微言轻”，从而成立了咨询性特别委员会，任务是确定拆迁和补偿的原则，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接受居民的投诉，资助港英房屋委员会进行拆迁工作。
香港发布公告，宣布对九龙城寨拆迁。社会反应平静。
由于一直以来城寨无人管理，为实行补偿计划，港英随即进行了居民登记工作，据报导，为免黑市居民混淆视听，派六十名警员在署里指挥下协助房屋登记，行动目的是为了逮捕城内非法入境者。
港英总督在宣布清拆九龙寨城时，曾表示预计需安置四万多居民，并耗资数十亿，同时将负责一切有关赔偿，在房委会下设立特委会，负责安排安置及登记居民及商家资格。
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所示，总计起来，共有9420户，合共28198人获得安置。在这些住户中，有3541户（38）购买了房屋，4804户（51）迁往公屋或临时房屋，另外1075户（11）则自行安排住屋。此外，在清拆计划完成后，另有32户合共65人获得安置。
虽然港英有关部门宣称将负责一切赔偿，但乃未能令四万名居民满意其赔偿。据了解当时的赔偿方案是以当时后的房屋市值计算赔偿，想当然其金额远低于当时同区的市值。加上房屋并非以同区安置作为安排，居民被迫迁入新市镇的公屋，故有将居民作为「开荒牛」的嫌疑。
对业主的补偿是以房屋售价为计算基础，给予自住业主及非自住业」、「宅与非住宅用途相同的补偿，而自住业主若放弃入住公屋，就可另获得以房屋售价计算的补偿，另外对商业用户与工业用户给予特惠津贴。
然而业主们因拆城日期一拖再拖，厂商因而失去大量订单，另一方面政务司的赔偿金额不够他们再置产开厂同样面积的厂房进行生产，未见其利，只见其弊，因而引发大举抗议。城内居民最关心的的安置与赔偿问题一直得不到满意的安排，因此这群居民成为拆城的最大阻力。
由于港英坚守赔偿原则不退让，居民怨声载道。官员多次与居民开会听取意见及谈判，乃无法达成协意，而当时的小区福利会十分团结，处处与港英事务处针锋相对，更有个别居民不满官员态度傲慢而露宿抗议，要求司法重审，拆城事件纷扰了三年之久。
结果zf使用「拖字诀」及「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将主要出入道围起围墙，使居民出入不便逼其就犯，强行断水断电与拆除已搬离居民地区的街灯和楼梯灯，此举引起居民们的强烈抗议港英变相迫迁等行为。
清拆行动之所以一拖再拖的原因，是因为专职处理拆城一事的事务处施行「拖字诀」策略，即当局不主动向居民谈赔偿的问题及法律上对簿公堂的方法进行「行政拖延」，让居民、商家等得不耐烦自行搬走，又趁商家店面租约期满时私下与业主达成协议，架空对商家的赔偿实时的「封铺」。
港英同时也刻意拉拢支持清拆的居民组织，维护利益协会，藉以打击居民团结。由于迁出的居民愈来愈多，加上当局刻意减少对寨城的管理及设施维修，使得区内环境卫生变得恶劣不堪、鼠患横行、治安败坏，还有居民表示老鼠咬伤人的事件时而发生，也曾多次遭贼匪盗窃，虽然居民反对声浪不断，但随着环境的恶化，拆城势在必行。
拆迁前夜，尽管大部分居民已经迁出，仍有部分居民不满补偿金而聚众抗议，城寨内部贴满抗议传单。拆迁之时，道路被警察封锁，仍然可见到处贴满抗议横幅，以中英双语写成，而现场指挥执行的多是白人警察。
由标语可见，居民抗议所指的矛头乃是港府，而以“中国城寨人民”自居，甚至打出五星红旗。此前内地有ccp在城寨内活动，还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拆迁反对派中，有两个组织，一个貌似是居民自发组织，主张「与香港机关谈判要求合理的拆迁补偿」，在其召开抗议集会中，港英议会民主派议员也到场支持。而另一个是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派”，打着英国拆毁作为中国的领土的九龙城城寨，不当这个主张，死也不离开城城寨！的样子。这两个组织之间并无协作抗争之举，甚至彼此关系冷淡。 被迫迁出后，居民在城寨入口处建造临时木板房，并贴出各种标语：
“坚决要求港府审判土地征用的负责人损害城寨居民的犯罪行为！”
“居民不敢想优惠、不敢想改善，不想发财，只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生存”
“港英祝建勛强抢居民产业，迫害民居，露宿街边已五个月，这是海盗式人 权！”
很多人对拆除九龙城寨持肯定态度：九龙城寨成为香港与社会发展一个严重的问题，仿佛一个健康的人身上长了一个疮，虽非致命之伤，但许多时候使这个健康的人感到浑身不舒服，长期受疾病威胁，现在时机已到……这是大事，也是稳定与繁荣香港最有益，以及最具建设性的好事，我们在欢欣之余，对香港总督采取此种积极措施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官方报道将九龙城寨的清拆视作一件伟大政绩，事实上并不尽然。
姑且不论贫民居住及产业权 利的问题，就城市治理的角度而言，这一清拆举措也是不甚妥当的。
当年的港英如同大多数城市规划者与当局，将城市飞地视为静态的附属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在西方，许多灾难性的城市政策由此而来，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摧毁了数以万计人口的生计与未来。
在香港，我们所见的正是如此。九龙城寨的无政府状态及种种乱象并非街区本质属性使然，而是被政府遗弃的命运所致，在长达百年的自生自灭中，城寨发展出一个充满弹性的社会结构、持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包括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流动、保护和安置相当规模的过渡性人口、提供其经营产业的机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人口造成的压力及资源冲突，因为城寨内部自给自足的公共事务供给，实际上是代行了本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
九龙城寨由于其相对连续稳定的人际网络与高度自由的流动性、繁荣的产业、紧密而融洽的社会联系机制，事实上相当出色地扮演着一个“落脚城市”或曰“过渡社区”的角色，
正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供给上的缺位才为帮派势力与宗教福音的全面渗入留下空间，对这样一个街区的整治，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只需抽除其滋生弊端的要素，如对建筑质量规模、人口进出、产业经营的适当控制，保障基本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供给，充分保留其原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和机能，城寨完全可以再度发展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良性发展的城市空间，其可能创造的正效益，或许将远远大于zf规划建设而成的新街区。
而采用连根铲除的清拆手段，无疑是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尽管在政府的强力与相应的安置政策之下没有出现可能发生的强烈反弹与可怕后果。但是，这一举措除了在表面上实现了城市的整洁与美观，并未解决反而恶化了是实质问题：这些流动人口及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与人际网络被彻底清除，被驱散至城市的各个角落，被迫去重新融入这本不适宜他们的城市空间、承受极高的生活成本。r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