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算是快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基本确定这种药物有效，省去了最关键的步骤，许多大型药企研发新药的时间往往长达十年之久。”马蔺院士笑着说道。
“说起药品研发，我倒是想起去年看的一部电影来，《我不是药神》您看过没有，里面有好多问题我没想明白，想向您请教请教。”沈隆赶紧说道，医药的问题专业度极高，外行人根本搞不清楚里面的门道。
马蔺院士点点头，示意沈隆尽管开口，沈隆问道，“这部电影看着挺揪心的，但是看完之后仔细一想，好像除了那个卖假药的张长林，似乎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派；当时我看制药公司的代表挺不爽的，可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新药的研发往往需要花费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和漫长的时间，他们卖那么高的价格似乎也正常。”
“毕竟没有什么比利益驱动更能推动科学进步的了，如果开发新药不赚钱，那些制药公司自然不会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现在特效药的价格虽然贵，但总还有的吃，如果没人研发新药，那可就想吃都吃不上了。”
“嗯，你说的的确有一定道理，不过看待问题还是太简单了，这部电影里反映的问题很现实、也很敏感，所以很多方面导演都没有表现出来。”马蔺教授喝了一口茶说道，“就拿《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卫来说吧，这款药其实和普通药物不大一样。”
“首先，你知不知道这款药的全球售价就数中国最贵？”马蔺教授反问。
沈隆摇摇头，“不应该吧，按道理说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人均收入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老远了，就算格列宁的售价不应该比欧美便宜，起码也得一样吧？”
“事实就是如此，格列宁在中国卖得比日本、欧洲和美国都贵，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们国家的药品售价分好几类，一类是政府定价，比如疫苗等使用广泛的必须药品，政府会通过定价来限制利润，以便让更多人能用上。”
“一类是市场调节，让市场来调节这些药品的价格，通常由于竞争的激烈性，这类药品的价格也不会很高；还有一类是政府指导价，限制最高零售价；而格列宁属于单独定价，诺瓦公司拥有完整的定价权，他们爱卖多贵就卖多贵，这种情况不太妥当，如今国家正在调整相关政策，但是至今仍未成形。”
“还有一个原因，当年中国医药流通环节太过繁复，从药物出厂定价，走到医院药房，中间的环节渠道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间，这无形之中也增加了成本，导致患者不得不承担更高的价格。”
“格列宁在进入国内市场的时候市场定价为23500元，而电影中卖得却是37000元，多出来的差价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一点近些年来有所好转，自从何如意博士主管药品评估中心之后，开始推广医药两票制，药品从药企到医院或药房终端之间，最多只能有一道流通环节，只允许药企到代理、代理到终端2张发票存在，有效压缩了药品流通成本，限制了灰色链条。”
“最后一个原因是当年我国医药产业相对落后，别说创新药了，就连仿制药都很难生产，市场缺少竞争，价格自然就降不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同样有好的发展，国内的仿制药生产水平以及提升上去了，比如白云山制药厂在辉瑞公司的万艾可专利过期后马上推出了金戈。”
这玩意儿咱完全用不上啊，就算降价也和咱没关系。
“还有格列宁也已经有多家药厂完成了仿制药的生产，价格已经打到了八九百不到一千块一盒，和电影里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甚至比电影中还要便宜。”
“但是这是专利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吧？电影中诺瓦公司的专利可没有到期，就算有能力仿制恐怕也不能生产吧？”沈隆有些遗憾，要不然凭借他从老白那儿得到的知识技术，完全可以成功仿制。
“的确如此。”马蔺院士并没有就这个问题深聊，“不过格列宁的开发成本也并不像诺瓦公司生成的那么高，不用于其他药物开发时的海量测试，学术界一开始就明确了这种病的致病原因，并将其命名为费城染色体。”
“学界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研究，在没有获得诺瓦公司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就完成了靶向药开发的重要前置工作；随后美国科学院院士布莱恩-德鲁克先后在哈佛医学院和俄勒冈肿瘤研究所做靶向药开发。”
“直到五年后，医药公司研究员莱登参与到实验当中，这时候医药公司才首次出现在格列宁的研发当中；又过了八年，莱登的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合并后成立了诺瓦公司，莱登被解雇，诺瓦公司试图砍掉格列宁项目，还是德鲁克说服他们保留下来。”
“2001年，这款药终于研发成功，构成这款药的分子物的生物机制被洛克菲勒大学的古列延教授确认；因为效果出众，兼之生物机制已经被学界确定，所以格列宁在二期临床没做完，三期临床没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了FDA的审批，顺利上市。”
“要知道在临床实验中，一期成本最低，可能一千万就能拿下，二期次之，大概需要五千万美元，三期最贵，费用高达三亿美元，很多小型药企都是因为无力承担这部分费用才不得不把公司卖给大型药企；这个环节又替诺瓦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
“药企开发新药的确需要承担大量成本，但是在格列宁这款药物上，诺瓦公司的投入明显没有那么多，新药研发阶段的大部分支出都是由哈佛医学院、俄勒冈肿瘤研究所等机构承担，诺瓦公司误导性地把这部分由社会公共资金承担的成本也算进自己的研发成本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说起药品研发，我倒是想起去年看的一部电影来，《我不是药神》您看过没有，里面有好多问题我没想明白，想向您请教请教。”沈隆赶紧说道，医药的问题专业度极高，外行人根本搞不清楚里面的门道。
马蔺院士点点头，示意沈隆尽管开口，沈隆问道，“这部电影看着挺揪心的，但是看完之后仔细一想，好像除了那个卖假药的张长林，似乎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派；当时我看制药公司的代表挺不爽的，可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新药的研发往往需要花费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和漫长的时间，他们卖那么高的价格似乎也正常。”
“毕竟没有什么比利益驱动更能推动科学进步的了，如果开发新药不赚钱，那些制药公司自然不会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现在特效药的价格虽然贵，但总还有的吃，如果没人研发新药，那可就想吃都吃不上了。”
“嗯，你说的的确有一定道理，不过看待问题还是太简单了，这部电影里反映的问题很现实、也很敏感，所以很多方面导演都没有表现出来。”马蔺教授喝了一口茶说道，“就拿《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卫来说吧，这款药其实和普通药物不大一样。”
“首先，你知不知道这款药的全球售价就数中国最贵？”马蔺教授反问。
沈隆摇摇头，“不应该吧，按道理说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人均收入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老远了，就算格列宁的售价不应该比欧美便宜，起码也得一样吧？”
“事实就是如此，格列宁在中国卖得比日本、欧洲和美国都贵，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们国家的药品售价分好几类，一类是政府定价，比如疫苗等使用广泛的必须药品，政府会通过定价来限制利润，以便让更多人能用上。”
“一类是市场调节，让市场来调节这些药品的价格，通常由于竞争的激烈性，这类药品的价格也不会很高；还有一类是政府指导价，限制最高零售价；而格列宁属于单独定价，诺瓦公司拥有完整的定价权，他们爱卖多贵就卖多贵，这种情况不太妥当，如今国家正在调整相关政策，但是至今仍未成形。”
“还有一个原因，当年中国医药流通环节太过繁复，从药物出厂定价，走到医院药房，中间的环节渠道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间，这无形之中也增加了成本，导致患者不得不承担更高的价格。”
“格列宁在进入国内市场的时候市场定价为23500元，而电影中卖得却是37000元，多出来的差价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一点近些年来有所好转，自从何如意博士主管药品评估中心之后，开始推广医药两票制，药品从药企到医院或药房终端之间，最多只能有一道流通环节，只允许药企到代理、代理到终端2张发票存在，有效压缩了药品流通成本，限制了灰色链条。”
“最后一个原因是当年我国医药产业相对落后，别说创新药了，就连仿制药都很难生产，市场缺少竞争，价格自然就降不下去；不过这种情况同样有好的发展，国内的仿制药生产水平以及提升上去了，比如白云山制药厂在辉瑞公司的万艾可专利过期后马上推出了金戈。”
这玩意儿咱完全用不上啊，就算降价也和咱没关系。
“还有格列宁也已经有多家药厂完成了仿制药的生产，价格已经打到了八九百不到一千块一盒，和电影里已经差不多了，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甚至比电影中还要便宜。”
“但是这是专利已经到期的情况下吧？电影中诺瓦公司的专利可没有到期，就算有能力仿制恐怕也不能生产吧？”沈隆有些遗憾，要不然凭借他从老白那儿得到的知识技术，完全可以成功仿制。
“的确如此。”马蔺院士并没有就这个问题深聊，“不过格列宁的开发成本也并不像诺瓦公司生成的那么高，不用于其他药物开发时的海量测试，学术界一开始就明确了这种病的致病原因，并将其命名为费城染色体。”
“学界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研究，在没有获得诺瓦公司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就完成了靶向药开发的重要前置工作；随后美国科学院院士布莱恩-德鲁克先后在哈佛医学院和俄勒冈肿瘤研究所做靶向药开发。”
“直到五年后，医药公司研究员莱登参与到实验当中，这时候医药公司才首次出现在格列宁的研发当中；又过了八年，莱登的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合并后成立了诺瓦公司，莱登被解雇，诺瓦公司试图砍掉格列宁项目，还是德鲁克说服他们保留下来。”
“2001年，这款药终于研发成功，构成这款药的分子物的生物机制被洛克菲勒大学的古列延教授确认；因为效果出众，兼之生物机制已经被学界确定，所以格列宁在二期临床没做完，三期临床没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了FDA的审批，顺利上市。”
“要知道在临床实验中，一期成本最低，可能一千万就能拿下，二期次之，大概需要五千万美元，三期最贵，费用高达三亿美元，很多小型药企都是因为无力承担这部分费用才不得不把公司卖给大型药企；这个环节又替诺瓦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
“药企开发新药的确需要承担大量成本，但是在格列宁这款药物上，诺瓦公司的投入明显没有那么多，新药研发阶段的大部分支出都是由哈佛医学院、俄勒冈肿瘤研究所等机构承担，诺瓦公司误导性地把这部分由社会公共资金承担的成本也算进自己的研发成本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