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山夜行 作者:92灵魂
关于石棺葬
石棺是石制棺椁，常饰以雕刻。是一种石制的棺材或尸体容器。
石制的棺。《史记秦本纪》：“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纵目人与石棺葬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有纵目人与石棺葬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是一条传説色彩很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其中透露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有些説法也令人疑惑，使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的诠释。
关于蚕丛，根据文献记载中的説法，我们知道是古蜀王国最早的创立者和统治者。扬雄《蜀王本纪》佚文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説（据《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联系到后世传説的蚕丛事迹大多在岷江上游，可知蚕丛起初可能是栖息于岷江河谷地区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与养殖的部族，后来才由岷江河谷逐渐迁入成都平原。有学者认为，古代巴与蜀分别是以蛇和蚕作为图腾的两个部族。《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説和黄帝联姻的蜀山氏，实际上也就是扬雄与常璩记述的古蜀先王蚕丛氏。譬如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与《蚕丛考》中就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取野蚕茧与制锦者”，正因为发明与驯养桑蚕，所以蜀山氏又称为蚕丛氏。
蚕丛氏既然以蚕作为族名，为什么又被称为纵目人呢？一种解释是可能与族属有关，是一种较为独特的相貌特征。有学者认为羌族传説有戈基人，身材矮xiǎo，有尾巴，双目纵立，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就与蚕丛纵目之説相合。任乃强先生则认为蚕丛氏为氐人，氐与羌同源，都是最古老的民族，羌主要居住于康、青、藏大草原等地区，氐则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间的河谷地带。据近世人种学者检验氐族体格，眼角多向上斜，由此可知即旧传“纵目人”之验。
还有一种解释纵目可能是作为一种神性的夸张，是古代蜀人有意为之的一种崇尚。《楚辞大招》説“魂乎无西”，因为西方有“豕首纵目”；据王逸注释，这是“言西方有神，其状猪头纵目”。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就有类似“豕首纵目”的特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显示了一种“人兽同体”的想象力，在文化内涵上表达的应是对古蜀先王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往往是同神性的夸张与强化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的地方志中仍有这种纵目崇拜的记述，如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就説：“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磈礧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当即沿蚕丛之象。”古代蜀人的这种崇尚，可谓源远流长。
，应是古代西南夷民族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常璩对此作了真实的记载。考古发现对此已有相当多的揭示，石棺葬主要分布在藏彝羌走廊与西南地区，但其影响却比较宽泛，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也有发现。其时间跨度很长，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秦汉时期乃至更晚。20世纪30年代，冯汉骥、郑德坤等考古学者就在岷江上游与安宁河谷对石棺葬作过调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石棺葬葬式、族属、分布范围与文化内涵，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今天来看，常璩的记载可以同考古相印证，所以仍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
玛尼当石棺葬位于隆子县三安曲林乡西村以东约1公里处的公路北侧陡坎上。石棺葬所在位置为加波曲北岩的高阶地，由于修建公路使石棺暴露在陡坎上，该地diǎn与现河床高差约40米，海拔3500米。石棺由于长期暴露在外，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仅存石棺框板。石棺葬从东到西略呈一线排列、方向一致，共计5座。由于石棺破坏严重，所以棺内未见有人骨和器物，且石棺形制较xiǎo，推测为二次葬，年代与聂拉木等地石棺葬相当。
聂拉木石棺葬位于隆子县斗玉乡所在地东侧约300米处的坡地崖上，海拔3030米。石棺暴露在距现地表深约06米的断崖上，四壁皆用整块石板拼砌而成。墓室内长116米、宽07米，高04米。石棺dǐng部有盖板十余层。墓底无石板，为平整的砂砾土。石棺平面中轴线大致与断面垂直。聂拉木石棺共出土3件陶器、1件磨制石器。陶器有双颈陶罐、短颈陶罐、长颈陶罐，均为夹砂陶，手制并经慢轮修整，颈部与器身均为粘结而成，素面无花纹。推测此石棺葬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2010年5月，在一次文化遗址考察中，西林县有突破性发现：一座石棺墓在当地八达镇被发掘。据介绍，这种葬式类型的石棺墓在广西还是首次发现。
西林县发现的石棺墓位于该县八达镇土黄村从勒屯卜盆坡，这里有一处古句町祭祀坑遗址。2010年4月下旬，为了考察句町祭祀坑遗址，该县专门组织了一批文化界专家到此进行田野考察。专家们在祭祀坑遗址作业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石棺墓。
石棺墓长199米、头宽482厘米、脚宽344厘米、深398厘米。棺体呈长方形，棺壁全用页岩片石拼砌而成，形状古朴而奇特。棺中没有发现遗骨和陪葬物，因此难以判断其年代。但石棺的石料与右江流域广泛出土的祭祀用石铲的石料相同，都是容易破碎的页岩。由于遗址附近地域没有发现页岩，所以专家估计石料是从远处运来。
聂荣石棺葬位于隆子县列麦乡六村，共发现石棺葬10座，海拔3560米，石棺葬位于地表下18米处，石棺即墓室一般长12米、宽07米、高06米。墓dǐng加盖一层石板，石板厚4—8厘米不等，并经过粗略加工修整，较为规整。在该墓中出土1件条形石斧，石斧为粗玉制成，色呈墨绿，上有云状石纹。石斧长32厘米、宽53厘米、厚06厘米，通体磨光，一端有一穿孔，一面钻成孔径08厘米，上端未残断。根据聂荣石棺葬的形制结构及出土的石器和陶片推测，其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
乌金古如村石棺葬位于曲松县曲松镇下洛村乌金古如寺东北约05公里处的一条冲沟西岸，该冲沟连接其南端的山麓冲积扇，海拔3950米。石棺暴露于冲沟西岸断崖上，距现地表深约1米，其方向为东西向。石棺用略经修整的石板筑成，两侧、两端均为整块石板，盖板为两块石板，无底板。发现时石棺一侧板及一端板已不存。石棺长065米、宽043米、高05米，石板厚005米，棺底垫有一层厚01米的灰白色粉沙土，土质细密，经掊打平整，上陈尸骨。
根据陶片特征及石棺形制、葬式等分析，乌金古如石棺葬的年代应是新石器时代。
充古石棺墓葬群位于炉霍县卡萨湖以北。1984年修建卡萨湖电站时挖掘的石棺墓葬群，共出土275座石棺墓，文物千余件。这一墓葬群为春秋战国时期，大约3000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公共墓地。出土了大批铜器、石器、骨器及玉石、玛瑙等各类装饰品和毛麻制品。反映了卡萨湖畔两千多年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国境内最大的古石棺墓葬群。
库久塔石棺葬位于隆子县斗玉乡政府驻地以东约1公里处的河流高阶地断崖上，石棺分布在崖dǐng下3—4米处，共计5座，呈一线排列，方向一致。石棺葬的建造方式是先平整地表，然后向下挖深约3—4米的竖穴土坑，坑底呈长方形，稍经夯打，其后紧贴土坑四壁嵌入四块整石板砌成石棺四壁，置放尸骨后再用不甚规整的薄石板层层加盖垒砌，厚度从数层到十几层不等，最后填土与地表平齐，地表无封土等地面标志。库久塔棺葬是当地一种远古时代的葬俗遗存，推测为石器时代。
考古人员在麦坪遗址发现新石器时期房屋基址182座。麦坪人有的住着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用木头和杂草修成的类似栅栏为墙的房屋；有的住着开挖有基槽，用木头做墙壁骨架，上糊泥巴的木骨泥墙式房屋；也有的住泥土垒筑而成的房屋；贫穷的人家则住着简陋的窝棚。他们的房子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做饭的土灶多为圆形。
有些房屋只有一个房间，有的几个房间，呈单元组合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套二、套三房屋。这些房屋门的朝向一致，北部墙体处在同一直线上，有明显的组群关系，这可能是最早的街道雏形。考古队领队刘化石説，这种新石器时代的单元组织结构的房址，在川内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很罕见。
更重要的是，人们当时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规划”，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分类明确。考古人员在麦坪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26座，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石棺葬。与其他地方石棺葬不一样的是，麦坪人的石棺没有用石板做底，雕琢精美的骨器和陶器是主要的陪葬品。
在一座石棺葬里，墓主口中插着一根10多厘米的骨器。这是当时麦坪人独有的丧葬习惯还是一种刑罚，还不得而知。在另一座石棺葬里，墓主没有脑袋，可见当时麦坪也并非是没有纷争的世外桃源。当时人们以种植农业为主，有时也要到密林狩猎，到大渡河打渔。
到了商周时期，麦坪人盛行土坑墓葬，在发掘的82座商周时期的土坑墓里，出土了大量陶器。麦坪遗址内还有成片的烧制陶器的作坊区，相当于现在的工业开发区。作坊里面，工匠们生产出了盛装食物和水的陶罐、陶钵、圈足器、平底器，以及饮食用的尖底杯和尖底罐，器类虽然不多，器身纹饰却非常丰富和精美，再现了当年麦坪的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一些男人还喜欢佩戴着由几个圆圈套在一起的耳环；有些人佩着似乎是来自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样青铜剑，显示着自己的富贵。麦坪遗址内，有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的房屋基址，有用木头和杂草修成的栅栏的墙脚遗存，房屋内甚至还有圆形的做饭用的土灶，设计相当合理。多数房址是单间，也有现代所谓的“套二”、“套三”的组合，且房门朝向一致，成街道状分布，在川内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十分罕见，专家认为这是最早的街道雏形。
麦坪遗址内还有成片的烧制陶器的作坊区，相当于现在的高新工业区。盛装食物和水的陶罐、陶钵、圈足器、平底器，以及饮食用的尖底杯，都从作坊里面的工匠们手里产出。
已经清理的商周墓葬排列有序，均为西北朝向。墓葬里面还放着似乎是巴蜀样式的青铜柳叶剑，使得这里的文明程度一下子进入了时光隧道。另在探区以西初步钻探，可能还分布有一定数量墓葬。
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分类明确，证明当时的麦坪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概念。这些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也让这里一度成为所谓的“史前特大中心城市”。
瑶族石棺葬
石棺墓葬，是南岗排特有的葬礼。除了南岗排，连南其他瑶排至今尚未发现有石棺墓葬。石棺葬是权力的象征，只有瑶王才能享用石棺安葬。在南岗现存的石棺墓群中，发现有2座刻有碑文和楚人文化色彩图腾以及墓主“打道”度戒后安的法名的明代石棺墓，説明至少在明代南岗排已有石棺墓葬，道教也许就是那时传入连南排瑶地区的。摆在此处的是末代瑶王备用的石棺和附件。新中国成立后，瑶王思想进步，自愿不用石棺安葬，故此石棺在山寨保存下来。
仁果乡吉里龙石棺墓葬群
仁果乡吉里龙石棺墓葬群距县城约20公里，坐落在雅砻江南岸山麓第二台阶上，海拔3700米。墓葬为石棺、土坑、卵石镶边三种形制,属“石棺葬文化”类型。石棺墓葬群的年代为战国秦汉,但其确切年代有待进一步论证。
考古之谜
法国的比利牛斯山西麓有个阿里休尔特什村，该村以一个奇怪绝伦的石棺而扬名天下。来访游人一直络绎不绝。
据石棺上文字记载：此棺是1500年前的能工巧匠用整块大理石精雕细凿而成。公元960年，村民们将专程从罗马运来的波斯公爵桑特兄弟阿卜顿和圣南的尸首殓于其中，又别出心裁地在馆盖与棺体之间凿一xiǎo孔，并安上一根钢弯管。
数年后的一天，突然一股清泉从棺内向外汩汩流淌，从早到晚昼夜不息，年夏一年不绝如缕。据测定．每天流量达400公斤左右。即便天干地涸的大旱之前，也照样如此。这个全长193厘米的石棺紧紧密闭，固若金汤，棺盖与棺体早已连为一体。棺内是否尚有骸骨，人们不得而知。但经过反复多次的检查试验，清澈透明的泉水清凉纯正而绝无任何异味，是不可多得的上乘饮水。
1942年10月，希特勒纳粹士兵闯入阿里休尔特什村，在石棺上撒尿拉屎，倾倒污水脏物，不久便出现了泉水枯竭的奇怪现象。数年后，当村民将石棺周身彻底洗净以后，泉水又恢复了“生命”，直至今日，仍是源源不断地日夜流淌。
1961年7月，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来了两个决意揭秘的工程师。他们经过一番苦心研究后断言，泉水是由渗透入棺的地下水，雨水以及空气中的湿气组合而成。他们请人用砖木将石棺垫高架空，四周裹以塑料薄膜，又亲自守卫，以防他人从弯管向格内灌水。可是，这两位工程师的断语被事实否定了。他们辛辛苦苦地守护了40天，泉水依然长流不止。
1970年，英国《泰晤日报》悬赏10万美金，奖励揭晓石棺之谜。于是英国、美国、荷兰、德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等19个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先后前来寻幽探秘，但均以失败告终。
关于石棺葬
关于石棺葬
石棺是石制棺椁，常饰以雕刻。是一种石制的棺材或尸体容器。
石制的棺。《史记秦本纪》：“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纵目人与石棺葬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有纵目人与石棺葬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是一条传説色彩很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其中透露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有些説法也令人疑惑，使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不同的诠释。
关于蚕丛，根据文献记载中的説法，我们知道是古蜀王国最早的创立者和统治者。扬雄《蜀王本纪》佚文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説（据《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联系到后世传説的蚕丛事迹大多在岷江上游，可知蚕丛起初可能是栖息于岷江河谷地区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与养殖的部族，后来才由岷江河谷逐渐迁入成都平原。有学者认为，古代巴与蜀分别是以蛇和蚕作为图腾的两个部族。《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説和黄帝联姻的蜀山氏，实际上也就是扬雄与常璩记述的古蜀先王蚕丛氏。譬如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与《蚕丛考》中就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取野蚕茧与制锦者”，正因为发明与驯养桑蚕，所以蜀山氏又称为蚕丛氏。
蚕丛氏既然以蚕作为族名，为什么又被称为纵目人呢？一种解释是可能与族属有关，是一种较为独特的相貌特征。有学者认为羌族传説有戈基人，身材矮xiǎo，有尾巴，双目纵立，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就与蚕丛纵目之説相合。任乃强先生则认为蚕丛氏为氐人，氐与羌同源，都是最古老的民族，羌主要居住于康、青、藏大草原等地区，氐则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间的河谷地带。据近世人种学者检验氐族体格，眼角多向上斜，由此可知即旧传“纵目人”之验。
还有一种解释纵目可能是作为一种神性的夸张，是古代蜀人有意为之的一种崇尚。《楚辞大招》説“魂乎无西”，因为西方有“豕首纵目”；据王逸注释，这是“言西方有神，其状猪头纵目”。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就有类似“豕首纵目”的特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显示了一种“人兽同体”的想象力，在文化内涵上表达的应是对古蜀先王的崇拜，而这种崇拜往往是同神性的夸张与强化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的地方志中仍有这种纵目崇拜的记述，如民国《邛崃县志》卷二就説：“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磈礧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当即沿蚕丛之象。”古代蜀人的这种崇尚，可谓源远流长。
，应是古代西南夷民族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常璩对此作了真实的记载。考古发现对此已有相当多的揭示，石棺葬主要分布在藏彝羌走廊与西南地区，但其影响却比较宽泛，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也有发现。其时间跨度很长，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秦汉时期乃至更晚。20世纪30年代，冯汉骥、郑德坤等考古学者就在岷江上游与安宁河谷对石棺葬作过调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石棺葬葬式、族属、分布范围与文化内涵，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今天来看，常璩的记载可以同考古相印证，所以仍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
玛尼当石棺葬位于隆子县三安曲林乡西村以东约1公里处的公路北侧陡坎上。石棺葬所在位置为加波曲北岩的高阶地，由于修建公路使石棺暴露在陡坎上，该地diǎn与现河床高差约40米，海拔3500米。石棺由于长期暴露在外，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仅存石棺框板。石棺葬从东到西略呈一线排列、方向一致，共计5座。由于石棺破坏严重，所以棺内未见有人骨和器物，且石棺形制较xiǎo，推测为二次葬，年代与聂拉木等地石棺葬相当。
聂拉木石棺葬位于隆子县斗玉乡所在地东侧约300米处的坡地崖上，海拔3030米。石棺暴露在距现地表深约06米的断崖上，四壁皆用整块石板拼砌而成。墓室内长116米、宽07米，高04米。石棺dǐng部有盖板十余层。墓底无石板，为平整的砂砾土。石棺平面中轴线大致与断面垂直。聂拉木石棺共出土3件陶器、1件磨制石器。陶器有双颈陶罐、短颈陶罐、长颈陶罐，均为夹砂陶，手制并经慢轮修整，颈部与器身均为粘结而成，素面无花纹。推测此石棺葬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2010年5月，在一次文化遗址考察中，西林县有突破性发现：一座石棺墓在当地八达镇被发掘。据介绍，这种葬式类型的石棺墓在广西还是首次发现。
西林县发现的石棺墓位于该县八达镇土黄村从勒屯卜盆坡，这里有一处古句町祭祀坑遗址。2010年4月下旬，为了考察句町祭祀坑遗址，该县专门组织了一批文化界专家到此进行田野考察。专家们在祭祀坑遗址作业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石棺墓。
石棺墓长199米、头宽482厘米、脚宽344厘米、深398厘米。棺体呈长方形，棺壁全用页岩片石拼砌而成，形状古朴而奇特。棺中没有发现遗骨和陪葬物，因此难以判断其年代。但石棺的石料与右江流域广泛出土的祭祀用石铲的石料相同，都是容易破碎的页岩。由于遗址附近地域没有发现页岩，所以专家估计石料是从远处运来。
聂荣石棺葬位于隆子县列麦乡六村，共发现石棺葬10座，海拔3560米，石棺葬位于地表下18米处，石棺即墓室一般长12米、宽07米、高06米。墓dǐng加盖一层石板，石板厚4—8厘米不等，并经过粗略加工修整，较为规整。在该墓中出土1件条形石斧，石斧为粗玉制成，色呈墨绿，上有云状石纹。石斧长32厘米、宽53厘米、厚06厘米，通体磨光，一端有一穿孔，一面钻成孔径08厘米，上端未残断。根据聂荣石棺葬的形制结构及出土的石器和陶片推测，其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
乌金古如村石棺葬位于曲松县曲松镇下洛村乌金古如寺东北约05公里处的一条冲沟西岸，该冲沟连接其南端的山麓冲积扇，海拔3950米。石棺暴露于冲沟西岸断崖上，距现地表深约1米，其方向为东西向。石棺用略经修整的石板筑成，两侧、两端均为整块石板，盖板为两块石板，无底板。发现时石棺一侧板及一端板已不存。石棺长065米、宽043米、高05米，石板厚005米，棺底垫有一层厚01米的灰白色粉沙土，土质细密，经掊打平整，上陈尸骨。
根据陶片特征及石棺形制、葬式等分析，乌金古如石棺葬的年代应是新石器时代。
充古石棺墓葬群位于炉霍县卡萨湖以北。1984年修建卡萨湖电站时挖掘的石棺墓葬群，共出土275座石棺墓，文物千余件。这一墓葬群为春秋战国时期，大约3000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公共墓地。出土了大批铜器、石器、骨器及玉石、玛瑙等各类装饰品和毛麻制品。反映了卡萨湖畔两千多年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全国境内最大的古石棺墓葬群。
库久塔石棺葬位于隆子县斗玉乡政府驻地以东约1公里处的河流高阶地断崖上，石棺分布在崖dǐng下3—4米处，共计5座，呈一线排列，方向一致。石棺葬的建造方式是先平整地表，然后向下挖深约3—4米的竖穴土坑，坑底呈长方形，稍经夯打，其后紧贴土坑四壁嵌入四块整石板砌成石棺四壁，置放尸骨后再用不甚规整的薄石板层层加盖垒砌，厚度从数层到十几层不等，最后填土与地表平齐，地表无封土等地面标志。库久塔棺葬是当地一种远古时代的葬俗遗存，推测为石器时代。
考古人员在麦坪遗址发现新石器时期房屋基址182座。麦坪人有的住着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用木头和杂草修成的类似栅栏为墙的房屋；有的住着开挖有基槽，用木头做墙壁骨架，上糊泥巴的木骨泥墙式房屋；也有的住泥土垒筑而成的房屋；贫穷的人家则住着简陋的窝棚。他们的房子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做饭的土灶多为圆形。
有些房屋只有一个房间，有的几个房间，呈单元组合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套二、套三房屋。这些房屋门的朝向一致，北部墙体处在同一直线上，有明显的组群关系，这可能是最早的街道雏形。考古队领队刘化石説，这种新石器时代的单元组织结构的房址，在川内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很罕见。
更重要的是，人们当时对自己居住的地方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规划”，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分类明确。考古人员在麦坪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26座，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最早的石棺葬。与其他地方石棺葬不一样的是，麦坪人的石棺没有用石板做底，雕琢精美的骨器和陶器是主要的陪葬品。
在一座石棺葬里，墓主口中插着一根10多厘米的骨器。这是当时麦坪人独有的丧葬习惯还是一种刑罚，还不得而知。在另一座石棺葬里，墓主没有脑袋，可见当时麦坪也并非是没有纷争的世外桃源。当时人们以种植农业为主，有时也要到密林狩猎，到大渡河打渔。
到了商周时期，麦坪人盛行土坑墓葬，在发掘的82座商周时期的土坑墓里，出土了大量陶器。麦坪遗址内还有成片的烧制陶器的作坊区，相当于现在的工业开发区。作坊里面，工匠们生产出了盛装食物和水的陶罐、陶钵、圈足器、平底器，以及饮食用的尖底杯和尖底罐，器类虽然不多，器身纹饰却非常丰富和精美，再现了当年麦坪的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一些男人还喜欢佩戴着由几个圆圈套在一起的耳环；有些人佩着似乎是来自成都平原的巴蜀式样青铜剑，显示着自己的富贵。麦坪遗址内，有平面呈圆形、长方形或近方形的房屋基址，有用木头和杂草修成的栅栏的墙脚遗存，房屋内甚至还有圆形的做饭用的土灶，设计相当合理。多数房址是单间，也有现代所谓的“套二”、“套三”的组合，且房门朝向一致，成街道状分布，在川内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十分罕见，专家认为这是最早的街道雏形。
麦坪遗址内还有成片的烧制陶器的作坊区，相当于现在的高新工业区。盛装食物和水的陶罐、陶钵、圈足器、平底器，以及饮食用的尖底杯，都从作坊里面的工匠们手里产出。
已经清理的商周墓葬排列有序，均为西北朝向。墓葬里面还放着似乎是巴蜀样式的青铜柳叶剑，使得这里的文明程度一下子进入了时光隧道。另在探区以西初步钻探，可能还分布有一定数量墓葬。
生活区、墓葬区、作坊区分类明确，证明当时的麦坪已经有了“城市规划”的概念。这些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也让这里一度成为所谓的“史前特大中心城市”。
瑶族石棺葬
石棺墓葬，是南岗排特有的葬礼。除了南岗排，连南其他瑶排至今尚未发现有石棺墓葬。石棺葬是权力的象征，只有瑶王才能享用石棺安葬。在南岗现存的石棺墓群中，发现有2座刻有碑文和楚人文化色彩图腾以及墓主“打道”度戒后安的法名的明代石棺墓，説明至少在明代南岗排已有石棺墓葬，道教也许就是那时传入连南排瑶地区的。摆在此处的是末代瑶王备用的石棺和附件。新中国成立后，瑶王思想进步，自愿不用石棺安葬，故此石棺在山寨保存下来。
仁果乡吉里龙石棺墓葬群
仁果乡吉里龙石棺墓葬群距县城约20公里，坐落在雅砻江南岸山麓第二台阶上，海拔3700米。墓葬为石棺、土坑、卵石镶边三种形制,属“石棺葬文化”类型。石棺墓葬群的年代为战国秦汉,但其确切年代有待进一步论证。
考古之谜
法国的比利牛斯山西麓有个阿里休尔特什村，该村以一个奇怪绝伦的石棺而扬名天下。来访游人一直络绎不绝。
据石棺上文字记载：此棺是1500年前的能工巧匠用整块大理石精雕细凿而成。公元960年，村民们将专程从罗马运来的波斯公爵桑特兄弟阿卜顿和圣南的尸首殓于其中，又别出心裁地在馆盖与棺体之间凿一xiǎo孔，并安上一根钢弯管。
数年后的一天，突然一股清泉从棺内向外汩汩流淌，从早到晚昼夜不息，年夏一年不绝如缕。据测定．每天流量达400公斤左右。即便天干地涸的大旱之前，也照样如此。这个全长193厘米的石棺紧紧密闭，固若金汤，棺盖与棺体早已连为一体。棺内是否尚有骸骨，人们不得而知。但经过反复多次的检查试验，清澈透明的泉水清凉纯正而绝无任何异味，是不可多得的上乘饮水。
1942年10月，希特勒纳粹士兵闯入阿里休尔特什村，在石棺上撒尿拉屎，倾倒污水脏物，不久便出现了泉水枯竭的奇怪现象。数年后，当村民将石棺周身彻底洗净以后，泉水又恢复了“生命”，直至今日，仍是源源不断地日夜流淌。
1961年7月，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来了两个决意揭秘的工程师。他们经过一番苦心研究后断言，泉水是由渗透入棺的地下水，雨水以及空气中的湿气组合而成。他们请人用砖木将石棺垫高架空，四周裹以塑料薄膜，又亲自守卫，以防他人从弯管向格内灌水。可是，这两位工程师的断语被事实否定了。他们辛辛苦苦地守护了40天，泉水依然长流不止。
1970年，英国《泰晤日报》悬赏10万美金，奖励揭晓石棺之谜。于是英国、美国、荷兰、德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等19个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先后前来寻幽探秘，但均以失败告终。
关于石棺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