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深圳市民银行的一把手、董事长申一枫到任也满两年了。这两年来，他过得也不轻松。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然而，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则是为了图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支行长都活像一个小财主似的，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支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要来一个调整，要出台一些原则性规定让大家好操作。”
申一枫对这些大的方略思索完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上稍为松动了一些。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了当天的《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会儿，他在原来那个单位任职时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是因为对口扶贫，到了贵州黔南山区一趟，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感受很深，那些年青的小伙子没有事干生活很艰苦，帮扶小组准备安排500个就业岗位给山区对口就业，以增加造血功能，问老领导申一枫能不能消化部分人到市民银行上班？申一枫一听，机会倒是一个机会，但是穷山区的孩子，讲文化水平那是低的了，坐柜台办业务不适合，要在银行消化，只有搞经济民警，也就是现在讲的保安这种岗位，一个行消化六个人，满算下来，大约100来人。把他们招进来，人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市民银行为扶贫做了一件实事，可以在市里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电话里对他的老部下说：“可以考虑，要男的，只能在行里当经济民警，也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的老部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落实了人员名单后再到你行里拜访你？不过这事，时间很紧的，你那边要腾好岗位，不然，人到了没有地方去，吃、喝、拉、撒就成了问题了。”
“好，没事。”申一枫矜持地小声说道，然后，放下了电话。
1999年的四、五月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平静的时期。
先是北方一个偏僻小城当过售货员的离职人员***原拟圈钱为目的搞起的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在惨淡经营了十余年后，采用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用会员的钱把自己灌得大肚肥肠之后，溜到了美国，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利用人们希望借助气功强身健体的迫切愿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搞起了神乎其神的、宗教色彩甚浓的堪称邪教般的有组织活动，他们不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也不再满足于向受众要钱、要物、要色相——向教主献身，而是以苍天的主宰自居，公然鼓吹推翻国家政体，要请这个李教主坐镇江山，发号司令。
中国政府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对应措施呼之欲出。
紧接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顺手牵羊，用精确制导导弹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下午，听到消息的国人尤其是以大中专学生为主的年青人，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人的野蛮行径。一时间，举国上下，各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人流越来越长。这虽然是一次爱国情怀的宣泄，但是，数以十万计的年青人不断涌上街头，也对社会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不小的压力。中国近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把握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点。其实，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发展、要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大使馆被炸导致学生上街，让原本对***问题而高度关注的政府部门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在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两所大学的员工和学生开始走出校园，陆续来到深圳体育馆进行集会。这时，深圳的所有警力都往基层派出所下沉，并在体育馆周边的居民区和市政府附近派出大批干警待命，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恰恰在这时，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脑海里孕育了数天的狂炒全行经警保卫人员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找来人事教育部许光、监察室叶工和保卫部王亚夫等三个部门的头儿，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这三个部门便马不停蹄地把申董事长的意图毫无保留地贯彻起来。
由于王显耀住院去了，湖贝支行副行长陈作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以自己为主导的第一次行务会。
会议开始的时候，只见他看了与会人员一眼，踌躇满志地说：“王行长不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中层干部开会。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尤其是老夏，我们行的‘两清’工作在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的开局也不错，老夏你要加把劲，支持我，把清收工作搞上去。”说完，看了看夏天。
夏天听到陈行长说到自己，抬起头，看着他把话说完，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陈作业继续说道：“今天的会议有几个内容，一是传达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取缔***邪教组织的口头讲话，二是当前工作安排。三是关于支持贵州山区扶贫工作的问题。”
陈作业对会议作了提纲挈领的归纳后，继续说：“我讲第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做笔记，我们到总行听传达也是不能做笔记，据说市里讲这个问题时也是这样。……”
于是，大家就坐着静静地听陈作业把***的性质，它对参与者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中央的决心等方面讲完，然后，大家讨论了一回。
对于第二个议题，陈作业反复强调：“王行长在，要支持班子的工作，王行长不在，更要支持他的工作，让王行长安心养病。”接着，他对上个月各部门完成任务的情况做了分析通报。
“我现在讲第三个问题，这事对老夏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陈作业说。
夏天问道：“什么事与我有关？”
陈作业对夏天说：“与经警夏征有关。总行保卫部根据监察室近亲回避的规定，通知我们行的经警里面，夏征和周天真要离开市民银行。监察室的书面通知说，夏征是老夏的亲属，而周天真是王行长的亲属。”
夏天说：“谁说夏征是我的亲属？只是当初因为许主任要人顶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的小孩呀什么的，来行里当经警，也算支持她的工作，我便找了夏征来。”
许爱群红着脸说：“夏征亲口告诉我和其他经警，说你是他的叔叔。”
夏天想：还是夏征年轻，着了别人的道儿，也许是因为攀了亲属别人不敢欺负的原因。但事到如今，也是没有办法的了。便说：“他既然这样说，那就随他去吧！”
陈作业看到夏天不太高兴，对他说：“我再跟监察室了解一下，看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继续对大家说：“总行决定支援贵州贫困山区扶贫，接纳了100名大山里的穷孩子到市民银行当经警，而给他们的待遇也比现在的经警低，每个月800元工资。这样一来，原来的经警就是多余的人了，要裁掉100人，第一批先离职60人。这事一是大家要知道，二是要帮行里一起做工作，不要出什么事情。注意不要帮倒忙。”
夏天恍然大悟，原来是有点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得不要了新人换旧人的意思，哪是什么近亲回避？不是近亲的也要走人呢！
会议开完后，陈作业说：“许主任和老夏留一下。”
许爱群和夏天留下来后，陈作业说：“你两人是支委，王行长住院了，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帮我把支行的各项工作搞好。明天董事长约我谈话，回来以后大家要大干的了。”
许爱群说：“陈行长放心，我们保证听从陈行长的号令。”
陈作业说：“老夏，夏征离开支行的事是大势所趋，不是针对一个人的，你不要有什么意见。”
夏天解释说：“夏征的确不是我的侄子，是同一村人。只是因为一个村都姓夏，按辈份来排，我算长一辈，俗话说：‘大的哥，长的叔，’叫我一声叔叔也没有什么错误。我与他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学校一起当了一年老师。行里要怎么整就怎么整，我没有什么意见。”
陈作业又说：“你管的清收那摊，要加大力度，争取早出、快出成果。你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在这些工作上担起责任来。”
夏天说：“我尽力而为。这个星期我要到宝安区新安镇流塘村的汪氏公司的抵押物和龙岗区平湖的揭鹏公司的抵押物所在地看一下，还要去一趟广州，看看港中亿的抵押物，把拍卖的事落实下来。”
陈作业说：“你全力去办，有什么要我支持的尽管说。”
夏天又说：“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汇报一下，这次总行信贷大检查，我们行的信贷管理工作被评为前五名。”
陈作业说：“管理方面的事，有你在那里把着，我放心。”
后来，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陈作业的讲话，好象他接手湖贝支行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看他那神态也有点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样子。
“是不是总行已经授意他了呢？”夏天在问自己。
话说市民银行要炒掉三分之二在职经警的方案一传达，立即在各行的经警中炸开了锅。经警一般比较年轻，文化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的活动能力却不可以小看，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支行的经警牵的头，不到一天时间，全系统被炒的经警的花名册、联系电话就已印制成册，而且发至每人一本。接着，各行被炒者中派一个代表，在莲花山公园的草坪上开了第一次行动会议，大家决定同进退、争权益。并不惜六十人齐刷刷到市政府请愿静坐，让市长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说：“没理由的，刚刚签下一年的合同，说不让做，就要卷被盖走人，市民银行又不是破产了，不要保安了。把做得好好的炒掉，换一批头发还没有长齐的小孩子来看银行。这是什么世道，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
下午，陈作业和许爱群逐个找准备解聘的夏征、李明、周天真等人谈话，轮到夏征时，这个年轻的愣头青，竟然拍台子瞪眼睛与陈、许两人对骂起来。陈作业没有办法，打电话叫夏天过去调解。
夏天因为总行将夏征以自己的近亲的理由离职，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到了陈作业办公室，稍稍劝了几句，叫夏征有话好好说后，当着三人的面说：“你们都听着，夏征是我应许主任的要求找来行里顶班的，担保人不是我而是他的哥哥，有什么搞不掂的事，你们跟他哥哥联系；他也不是我的近亲，我介绍他来了行里用不用，用多久，都是你们双方的事。”说完，便走了。
陈作业一脸茫然地看着夏天离开。
他们与夏征的谈话结束后，陈作业又把夏天叫到办公室，对他解释说：“我也是昨天接到通知去开会，总行就突然派人来上班。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夏天说：“陈行长，夏征真的不是我的近亲，我是四代单传了，如果讲得亲近一点，他家是我们本大房人，就是我们一个大客家围屋24户中人。”
陈作业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帮助我做工作。”
第二天晚上，夏天把夏征约到自己家里，询问他的想法，夏征一改过去很怕夏天的样子，侃侃而谈，说准备与李明一起，向总行打报告，要求给足三年的加班补助。又说市民银行违反劳动法，不履行合同义务，中途无故解约，要到法院告他们，云云。
夏天听来听去，不像夏征讲的话，便问道：“你们这些被炒的人，在行与行之间是不是有联系？”
夏征说：“我们都联系上了，还发了科机通讯录，只要科机一留言，大家就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
夏天又问道：“最近一段时间，有谁问过你，或者你跟谁说过，我是你的叔叔？”
夏征红着脸，许久才说道：“我只跟李明说过。”
夏天说：“你在入行的时候，我叮嘱过你，深圳很复杂，不要对我和你的关系大加渲染，尽量少说，而你呢？还更进一步说成是亲叔叔了。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停了一会儿，又问道：“许主任问过这事或者叫你填了什么表格之类的东西没有？”
夏征说：“她以前问过。”
夏天说：“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总行监察室都说我俩是近亲。你呀，还是要平心静气，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在社会上混，要谨慎一点。”
话说夏征到湖贝支行当经警的时候刚满十六岁，几年下来，也还不到二十岁。因为年龄小，刚入行时，常常受到比他老练得多的同事欺负，而此时，他也发现全行员工对夏天十分尊重，于是，他就捧着夏天的招牌以自保。谁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回竟因他自己说了与夏天是叔侄关系而被先行解聘。
原来，他之所以愿意从比较好的局级单位的副职调到市民银行任董事长，一是由副职提为了正职，升了官儿；二是由一个闲官变成了一个管得住事的主官。然而，在两年多的实际操作中，当这官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写意。后来，他打了几次离开市民银行的主意，都没有走成。
他在九七年初来到市民银行后，先装了一回谦谦君子，摸一摸情况也就半年过去了。接下来，大刀阔斧地搞机构改革、调整人事布局。但是调来调去，也就是这么些人，从外边聘请吧，鉴于市民银行的环境，好的不来，来的不好。有些是在原单位不得志，来了就要官儿当。当然了，你有水平，我打印一张纸，让你过过官瘾，若是行就继续干下去，不行也是一张纸，把你撤下来，也未尝不可。而有的则是为了图钱而登三宝殿的，也难怪，在国有专业银行没有多少用于拉关系的业务费用，但在市民银行就不同了，每一个支行长都活像一个小财主似的，手中都握着一大块业务费用，只要大笔一挥，要给谁给谁，潇洒得很。就是第二年没得做了，当了这种行长，也是曾经“潇洒走一回，”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更有一些毛遂自荐找上门来的应聘者，虽然在原单位也是支行长，要跳槽到市民银行来仍然当支行长，只是到了他们的头儿要弃而不用或者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说不太清楚的时候，来个一走了之，到了市民银行又成了香饽饽。然而，选择这些从外单位直接到市民银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多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冲击着在位的行长们，让他们心里产生随时都有可能下岗的危机感；另一方面的不良反应是：让行内其他员工丧失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客观效果并不好。
申一枫主政市民银行两年来，市民银行的各项指标没有大的改观，市里领导和一年一度的银行股东大会并不见得满意。而这时，申一枫每每看到市里直属各局一把手出缺时，总是免不了与有关部门说项，请求领导高看他一眼，高抬贵手调动他离开这鬼地方。后来，市领导传下话来，叫申一枫还是在市民银行的工作上面多使劲，不要把功夫花在走门子上，以免耽误了整合市民银行的最好时机。换句话说，你连市民银行都没有信心搞好，还想到其它职能局当一把手？就是给你当，组织上放得下心吗？
申一枫知道领导意图后，心里也着实凉了几个月，在冷静思考自己的前途。后来他想：“所谓把市民银行的工作搞好，也是个没有什么标准的说法。这工作何谓之好，何谓之不好？我看不外乎几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指标体系，但是指标难看，可以配说明，就像我们过去搞农村工作一样，增产了，总结好写，话好讲；但是减产了，一样要总结，一样要讲话，那不就是：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损失减少到最低，仍然取得好收成。譬如，去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托词，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导致我行各项指标不尽如人意，但是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实绩。对，就应该这样说，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第二大类是务虚体系，如：评精神文明奖，扶贫助困、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企业文化建设，这些要搞得有声有色，多做舆论宣传、提高曝光率。然后是走走场子，满足关系人的需要。第三大类还是用人机制和对下级的控制。现在是要选择好自己的班底，各支行行长和总行中层干部都要忠诚于我。这些人选定下来以后，支行内的事，就让他们自己搞掂了。我在行里练练书法，打打太极拳，修身养性也未尝不可。”
申一枫想到这里，不无得意，他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话，人事制度还是要来一个调整，要出台一些原则性规定让大家好操作。”
申一枫对这些大的方略思索完之后，他那阴沉沉的脸上稍为松动了一些。然后，戴上老花眼镜，看起了当天的《深圳特区报》。
过了一会儿，他在原来那个单位任职时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是因为对口扶贫，到了贵州黔南山区一趟，看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感受很深，那些年青的小伙子没有事干生活很艰苦，帮扶小组准备安排500个就业岗位给山区对口就业，以增加造血功能，问老领导申一枫能不能消化部分人到市民银行上班？申一枫一听，机会倒是一个机会，但是穷山区的孩子，讲文化水平那是低的了，坐柜台办业务不适合，要在银行消化，只有搞经济民警，也就是现在讲的保安这种岗位，一个行消化六个人，满算下来，大约100来人。把他们招进来，人不多，但是影响却不小，市民银行为扶贫做了一件实事，可以在市里扬名立万。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在电话里对他的老部下说：“可以考虑，要男的，只能在行里当经济民警，也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的老部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我落实了人员名单后再到你行里拜访你？不过这事，时间很紧的，你那边要腾好岗位，不然，人到了没有地方去，吃、喝、拉、撒就成了问题了。”
“好，没事。”申一枫矜持地小声说道，然后，放下了电话。
1999年的四、五月间，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平静的时期。
先是北方一个偏僻小城当过售货员的离职人员***原拟圈钱为目的搞起的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在惨淡经营了十余年后，采用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用会员的钱把自己灌得大肚肥肠之后，溜到了美国，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利用人们希望借助气功强身健体的迫切愿望，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搞起了神乎其神的、宗教色彩甚浓的堪称邪教般的有组织活动，他们不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也不再满足于向受众要钱、要物、要色相——向教主献身，而是以苍天的主宰自居，公然鼓吹推翻国家政体，要请这个李教主坐镇江山，发号司令。
中国政府警惕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对应措施呼之欲出。
紧接着，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顺手牵羊，用精确制导导弹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下午，听到消息的国人尤其是以大中专学生为主的年青人，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人的野蛮行径。一时间，举国上下，各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人流越来越长。这虽然是一次爱国情怀的宣泄，但是，数以十万计的年青人不断涌上街头，也对社会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不小的压力。中国近三十年的建设成就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把握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点。其实，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发展、要改革便是一句空话。
大使馆被炸导致学生上街，让原本对***问题而高度关注的政府部门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在深圳也不例外，深圳两所大学的员工和学生开始走出校园，陆续来到深圳体育馆进行集会。这时，深圳的所有警力都往基层派出所下沉，并在体育馆周边的居民区和市政府附近派出大批干警待命，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恰恰在这时，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脑海里孕育了数天的狂炒全行经警保卫人员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找来人事教育部许光、监察室叶工和保卫部王亚夫等三个部门的头儿，如此这般地面授机宜，这三个部门便马不停蹄地把申董事长的意图毫无保留地贯彻起来。
由于王显耀住院去了，湖贝支行副行长陈作业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以自己为主导的第一次行务会。
会议开始的时候，只见他看了与会人员一眼，踌躇满志地说：“王行长不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中层干部开会。我希望大家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尤其是老夏，我们行的‘两清’工作在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年的开局也不错，老夏你要加把劲，支持我，把清收工作搞上去。”说完，看了看夏天。
夏天听到陈行长说到自己，抬起头，看着他把话说完，然后点了点头。
这时，陈作业继续说道：“今天的会议有几个内容，一是传达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取缔***邪教组织的口头讲话，二是当前工作安排。三是关于支持贵州山区扶贫工作的问题。”
陈作业对会议作了提纲挈领的归纳后，继续说：“我讲第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做笔记，我们到总行听传达也是不能做笔记，据说市里讲这个问题时也是这样。……”
于是，大家就坐着静静地听陈作业把***的性质，它对参与者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中央的决心等方面讲完，然后，大家讨论了一回。
对于第二个议题，陈作业反复强调：“王行长在，要支持班子的工作，王行长不在，更要支持他的工作，让王行长安心养病。”接着，他对上个月各部门完成任务的情况做了分析通报。
“我现在讲第三个问题，这事对老夏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陈作业说。
夏天问道：“什么事与我有关？”
陈作业对夏天说：“与经警夏征有关。总行保卫部根据监察室近亲回避的规定，通知我们行的经警里面，夏征和周天真要离开市民银行。监察室的书面通知说，夏征是老夏的亲属，而周天真是王行长的亲属。”
夏天说：“谁说夏征是我的亲属？只是当初因为许主任要人顶岗，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的小孩呀什么的，来行里当经警，也算支持她的工作，我便找了夏征来。”
许爱群红着脸说：“夏征亲口告诉我和其他经警，说你是他的叔叔。”
夏天想：还是夏征年轻，着了别人的道儿，也许是因为攀了亲属别人不敢欺负的原因。但事到如今，也是没有办法的了。便说：“他既然这样说，那就随他去吧！”
陈作业看到夏天不太高兴，对他说：“我再跟监察室了解一下，看怎么一回事。”
然后，他继续对大家说：“总行决定支援贵州贫困山区扶贫，接纳了100名大山里的穷孩子到市民银行当经警，而给他们的待遇也比现在的经警低，每个月800元工资。这样一来，原来的经警就是多余的人了，要裁掉100人，第一批先离职60人。这事一是大家要知道，二是要帮行里一起做工作，不要出什么事情。注意不要帮倒忙。”
夏天恍然大悟，原来是有点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得不要了新人换旧人的意思，哪是什么近亲回避？不是近亲的也要走人呢！
会议开完后，陈作业说：“许主任和老夏留一下。”
许爱群和夏天留下来后，陈作业说：“你两人是支委，王行长住院了，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帮我把支行的各项工作搞好。明天董事长约我谈话，回来以后大家要大干的了。”
许爱群说：“陈行长放心，我们保证听从陈行长的号令。”
陈作业说：“老夏，夏征离开支行的事是大势所趋，不是针对一个人的，你不要有什么意见。”
夏天解释说：“夏征的确不是我的侄子，是同一村人。只是因为一个村都姓夏，按辈份来排，我算长一辈，俗话说：‘大的哥，长的叔，’叫我一声叔叔也没有什么错误。我与他的父亲曾经在一个学校一起当了一年老师。行里要怎么整就怎么整，我没有什么意见。”
陈作业又说：“你管的清收那摊，要加大力度，争取早出、快出成果。你要像支持王行长一样支持我，在这些工作上担起责任来。”
夏天说：“我尽力而为。这个星期我要到宝安区新安镇流塘村的汪氏公司的抵押物和龙岗区平湖的揭鹏公司的抵押物所在地看一下，还要去一趟广州，看看港中亿的抵押物，把拍卖的事落实下来。”
陈作业说：“你全力去办，有什么要我支持的尽管说。”
夏天又说：“啊，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汇报一下，这次总行信贷大检查，我们行的信贷管理工作被评为前五名。”
陈作业说：“管理方面的事，有你在那里把着，我放心。”
后来，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陈作业的讲话，好象他接手湖贝支行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看他那神态也有点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样子。
“是不是总行已经授意他了呢？”夏天在问自己。
话说市民银行要炒掉三分之二在职经警的方案一传达，立即在各行的经警中炸开了锅。经警一般比较年轻，文化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的活动能力却不可以小看，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支行的经警牵的头，不到一天时间，全系统被炒的经警的花名册、联系电话就已印制成册，而且发至每人一本。接着，各行被炒者中派一个代表，在莲花山公园的草坪上开了第一次行动会议，大家决定同进退、争权益。并不惜六十人齐刷刷到市政府请愿静坐，让市长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说：“没理由的，刚刚签下一年的合同，说不让做，就要卷被盖走人，市民银行又不是破产了，不要保安了。把做得好好的炒掉，换一批头发还没有长齐的小孩子来看银行。这是什么世道，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
下午，陈作业和许爱群逐个找准备解聘的夏征、李明、周天真等人谈话，轮到夏征时，这个年轻的愣头青，竟然拍台子瞪眼睛与陈、许两人对骂起来。陈作业没有办法，打电话叫夏天过去调解。
夏天因为总行将夏征以自己的近亲的理由离职，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到了陈作业办公室，稍稍劝了几句，叫夏征有话好好说后，当着三人的面说：“你们都听着，夏征是我应许主任的要求找来行里顶班的，担保人不是我而是他的哥哥，有什么搞不掂的事，你们跟他哥哥联系；他也不是我的近亲，我介绍他来了行里用不用，用多久，都是你们双方的事。”说完，便走了。
陈作业一脸茫然地看着夏天离开。
他们与夏征的谈话结束后，陈作业又把夏天叫到办公室，对他解释说：“我也是昨天接到通知去开会，总行就突然派人来上班。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夏天说：“陈行长，夏征真的不是我的近亲，我是四代单传了，如果讲得亲近一点，他家是我们本大房人，就是我们一个大客家围屋24户中人。”
陈作业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帮助我做工作。”
第二天晚上，夏天把夏征约到自己家里，询问他的想法，夏征一改过去很怕夏天的样子，侃侃而谈，说准备与李明一起，向总行打报告，要求给足三年的加班补助。又说市民银行违反劳动法，不履行合同义务，中途无故解约，要到法院告他们，云云。
夏天听来听去，不像夏征讲的话，便问道：“你们这些被炒的人，在行与行之间是不是有联系？”
夏征说：“我们都联系上了，还发了科机通讯录，只要科机一留言，大家就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
夏天又问道：“最近一段时间，有谁问过你，或者你跟谁说过，我是你的叔叔？”
夏征红着脸，许久才说道：“我只跟李明说过。”
夏天说：“你在入行的时候，我叮嘱过你，深圳很复杂，不要对我和你的关系大加渲染，尽量少说，而你呢？还更进一步说成是亲叔叔了。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停了一会儿，又问道：“许主任问过这事或者叫你填了什么表格之类的东西没有？”
夏征说：“她以前问过。”
夏天说：“问题就出在这里，现在总行监察室都说我俩是近亲。你呀，还是要平心静气，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在社会上混，要谨慎一点。”
话说夏征到湖贝支行当经警的时候刚满十六岁，几年下来，也还不到二十岁。因为年龄小，刚入行时，常常受到比他老练得多的同事欺负，而此时，他也发现全行员工对夏天十分尊重，于是，他就捧着夏天的招牌以自保。谁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回竟因他自己说了与夏天是叔侄关系而被先行解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