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羽林公爵”
《活出意义来》代序戈登．欧伯存在主义的中心思想：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由痛苦中找出意义。
如果人生真有一点目的，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都得自行寻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则他即使受尽屈辱，仍会继续成长。
弗兰克特别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人的最后一件自由：在既定的境遇中采取个人态度的能力。
弗兰克与欧洲许多存在主义学者不同；他既不悲观，也不反对宗教。相反地，他体验过痛苦的如影随形、无所不在，也面对过邪恶的力量，但他却能认定人类有足够的潜力来超越困境，发现一个能提携其成长的真理。
第一部分集中营历劫局外人对集中营生活，很容易抱着一种带有怜悯与感伤的错误观念，至于对营中俘虏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则不甚了了。
这种挣扎，正是为了日常口粮，为了生命本身，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
这些历劫归来的生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过去的经验。身历其境的人，不必别人多费唇舌来替他解说；没有经验过的人，不会了解我们当时和现在的感受。”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蟠踞着一种感觉：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
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
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
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已。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后果又会怎样。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究竟对不对，我会说，
“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怎么适应的。”
“丧失理智．一定事出有因，不然就是没有理智。”（注：我觉得这句似乎也翻译得有些奇怪，我会译为
“总有些事情会让你丧失理智，除非你根本没有理智可供丧失”。）这句话，大概是诗人莱辛所说的。
遇到反常情况而有反常的反应，这是正常的行为。一个人在遭逢巨变——譬如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即使是精神医生，也会预料他反常的程度将与他正常的程度成正比。
一个人对他被抓进集中营这件事的反应，容或显示他心智异常，然而客观说来，却是正常且典型的反应(这一点容后详述)。
冷漠是自卫的妙招近乎原始的生活，以及仅仅为了自保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的生存环境，使得绝大多数的俘虏完全漠视了于自保无益的其他事物。
这也便是我们普遍缺乏感情的原因所在。生活在集中营里，身心方面虽然不得不退化成原始状态，精神生活还是有可能往深处发展。
生性敏锐的人过惯了丰富的知性生活，在营中容或会吃足苦头(这种人体格多半柔弱)，但他们内在的自我所受到的伤害却少得多。
他们能够无视于周遭的恐怖，潜入丰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生活当中。我生平首遭领悟到偌多诗人所歌颂过，偌多思想家所宣扬过的一个大真理：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
我又体悟到人间一切诗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奥秘：“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
“我更领会到：一个孑然一身．别无余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维里，仍可享受到无上的喜悦--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间。人在陷身绝境、无计可施时，唯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以正当的方式(即光荣的方式)忍受痛苦了。当其时，他可以借着凝视爱侣留在他心版上的影像，来度过凄苦的难关。生平首遭，我总算了解到下列这句话的真义：“天使睇视那无限的荣耀，竟至于浑然忘我。”(Theangelsarelostinperpetualcontemplationofaninfiniteglory)妻的影像，仍萦绕在我心头。
一个念头掠过我脑际。我连她是生或死都不知道。我只晓得一件事(此事我而今已深为熟稔)：爱，远超乎我所爱的人的肉身以外。
爱最深刻的含义，就蕴藏在她的精神层次、她的
“内在我”当中。不论她是否近在眼前，不论她是否尚在人间，其实都已经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妻是否尚在人间，也无从查询(被俘期间，不准通邮)，可是这在当时并不重要。
我已经不需要知道了。任何事物，都动摇不了我的爱情、我的思念，以及我所爱的人的影像。
当时，即使我获悉妻已仙逝，我想我还是会平静地瞑想她的音容笑貌，我与她之间的精神晤谈还是会一样生动、一样宽慰我心。
毕竟，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啊!这样子强化内心生活，就可以在空洞、贫血、孤绝的俘虏生涯中，以遁入过往的方式，找到了一个避难的港口。只要你不自羁绊，就可一任想像力驰骋于过往，咀嚼一些无关宏旨、微不足道的前尘往事。你会以怀旧的心情，把这些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其显得遥不可及，也使得你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众所周知，幽默是人类性情当中最能使人超越任何情境的一种。即使超越的时间只是短短数秒也是弥足珍贵的能力。试着培养幽默感，试着以幽默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是研究生活艺术时必学的一招。人世间尽管处处有痛苦，却仍有可能让生活的艺术付诸实现，即便在集中营里亦然。容我打个比方：痛苦就像是煤气。一个空房间里，如果注入某一定量的煤气，则不论房间多大，煤气都会完全均匀地弥漫。同样地，痛苦不论大小，都会完全充满人的心灵和意识。因此，人类痛苦的
“尺度
“，绝对是相对的。也因此，一件极其琐碎的小事，也可以引发莫大的喜悦。一个人除非在相同情况下也能够作到绝对的公正无私，否则无权去判断别人。在集中营里，任何事只要与生存活命没有关系，就没有价值。为了活命，营中人不惜作一切牺牲。但这势必威胁到他向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因而使他陷入精神的惶乱中，尝到价值失落的痛苦。生活在集中营这草菅人命、夺人心志、蔑视人性尊严、视人如待戮牲口(不过却打算榨尽他最后一滴劳力)的世界里，如果不尽力抗拒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终将丧失生而为人，具育独特心智、独特内在自由及个人价值的意识。当其时，你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你的存在将退化到与禽兽无异的地步。营中人很怕做决定，也怕主动做任何事情。这是因为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人不能企图改变它，只能任由它自然发展所致。这种感觉，每每因惯常的冷漠而益形加深。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在闪电般的瞬间做出。然而每个人都宁愿由命运替他做主。这种逃避行动的现象，在面对是否逃亡的问题时最为明显。当其时(只是短短几分钟)，他备尝犹豫不定的煎熬。他尝试逃亡好吗?他该不该冒险?销毁了。然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一带也加紧戒备以防逃亡。看样子，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我和友人遂决定再度逃亡一个人内在价值的意识，原应建基于较高尚、较属精神层次的事物上，因此不可能为集中营生活所动摇。然而不要说俘虏，即便是享有自由之身的芸芸众生之中，有多少人真正拥有这样一份意识?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质)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
“有能力
“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如晨星，却已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已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每个日子，无时无刻不提供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从这个角度看来，营中人的心理反应，显然比起某种生理及社会环境下的单纯反应要来得意味深长。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情境可能使人联想到营中人非以某种方式来反应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后，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已所受的痛苦。
“这句话，在我结识营中那些烈士以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并有其目的。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绝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大成就的机会。我已经说过，营中俘虏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一大堆条分缕析的精神物理学因素所促成，无宁说是自由抉择的结果。从心理学立场来研究俘虏，我们巳知：惟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问题是，这所谓的
“精神防线
“，会是或应该是什么?拉丁字finis，有双重含义：一是终结或结局，一是有待企及的目标。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
“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如身体)中暴露出来。举例来说，失业的工人就有类似的处境。他处于暂时性的存在中，就某方面看来，他实在无法替未来作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迈进。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在本书前面，我们曾提到营中人喜欢回味过去，借以忘却眼前的痛苦，现状因而变得较不真实。可是，除去现状中的真实特点，很可能伏下一个危机。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
“(provisionalexistence)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他不把集中营的困境看成是考验内力的试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轻蔑它，当它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他宁可阖上眼皮，耽溺于过去。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当然，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即是借着世俗眼中的死亡或一败涂地来表现这种伟大)。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至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或许该听听俾斯麦这段话：“生命好比让牙医治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
“照这句话改变一下，我们也可以说集中营内大多数的俘虏，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运早已消逝。其实，现实中永远有着机会和挑战。人可以战胜这些经验，把生命扭转成一个内在的胜利；也可以忽视现有的挑战，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数俘虏所表现的一样。任何人若想以心理治疗或心理卫生方法来抗拒集中营对某俘虏身心上的不良影响，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目标，借以增长他内在的力量。有些俘虏出于本能，也曾设法自行寻找这样的目标。人就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subspecieeternitatis)，才能够活下去。这也正是人在处境极其困厄时的一线生机，即使有时候必须勉强自己，也一样。对未来--自己的来来--失去信心的俘虏，必然难逃劫数。随着信念的丧失，精神防线亦告丧失；此后，自然甘心沉沦，一任身心日趋衰朽。这种情形通常借着危机的形式而突然发生；而其征兆，营中经验老到的俘虏都十分熟悉。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这种情形发生--倒不是怕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怕发生在好友身上(自己要是已沦落到这个地步，自然就无所谓害怕了)。信心丧失与全然放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连。参透
“为何
“，迎接
“任何
“心境(包括有无勇气与希望)的良窳，与身体的免疫能力息息相关。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自然会了解人如果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很可能因而致死。前曾说过，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这句话，所有与囚犯或俘虏接触的心理专家，都应奉为圭皋。只要有机会，就该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目的，才能够增强他们忍受
“任何
“煎熬的耐力。看不出个人生命有何意义、有何目标，因而觉得活下去没什么意思的人，最是悲惨了。他很快就会迷失。而这种人一听到鼓励和敦促的话，典型的反应便是，
“我这辈子再也没什么指望了。
“碰到这种反应，你还能说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这些使命因人因时而异，生命的意义亦然。因此，我们不可能以概括的方式来解释生命的意义；而这类的问题也绝无法用泛论来解答。
“生命
“并不是模棱两可的玩意儿，而是非常真切具体的东西，正如人生的使命也非常真切具体一样。这些使命构成了人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都独一无二且各有不同，无法同别人互作比较。同样的境遇不会重复出现，每个境遇需要当事人给予不同的反应。置身在某种情境当中，人有时候必须以行动来塑造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则最好趁机深思熟虑，借以领悟人生的道理！又有时候，光是接受命运，承担个人的十字架即足矣尽矣。总之，每个情境因其特点、性质而迥然有别，其所提出的难题，也永远只有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法。人一旦发觉受苦即是他的命运，就不能不把受苦当作是他的使命--他独特而孤单的使命。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唯一的机运就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曾经在集中营内呆过的我们，都不认为这只是与现实脱节的空论。这是唯一对我们有帮助的见解，即使在毫无逃生之望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借着这种看法而免于绝望。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
“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减轻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RalnerMariaRilkel873-l926）写出：“有待了结的痛苦，何其多也!
“(ievielistaufzuleiden!)所谓
“有待了结
“的痛苦，与一般常说的
“有待完成的工作
“用意相类。的确，有待我们了结、完成的痛苦，实在非常繁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勇于面对所有的痛苦，并把软弱的时刻和暗弹的泪水减到最低量。然而，我们并不必以流泪为耻；毕竟眼泪证明了我们有承担痛苦的最大勇气。只可惜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少之又少。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他了解自己
“为何
“而活，因而承受得住
“任何
“煎熬。在集中营，集体精神治疗的机会十分有限。合适的榜样远比空泛的言辞还要有效。行动的影响，向来比言辞还具有立竿见影之效。不过，如果内心的感受力为外在某个情境所增强，则口头劝勉仍然有相当的功效。我建议每个人问问自己：截至当时为止，有哪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据我推测，对大多数的俘虏而言，这种损失实际上几等于零。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健康、家庭、幸福、专业技能、运气、社会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毕竟，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过去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说到这儿，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形坚强。
“(asmichnichtmichstarker．)我再度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尔之经历，无人能夺。
“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接着，我又谈到许多能使生命有其意义的机会。我告诉这些难友(他们全都静静地躺着，偶尔哀叹一、两声)，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请求这些在昏暗营舍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正视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我要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我说，在艰难的时刻里，有人--一位朋友、妻子、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他一定不愿意我们使他失望。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群人当中皆可发现，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亦然。群伙之间的界线原都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由此可知，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两种人处处都有，散见于社会的各阶层。任一阶层任一团体的人，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和会惊奇不置吗?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直抵人性的最深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亦如此清晰可辨，宁不令人慨叹吗?获释俘虏的这一切反应，照心理学的说法，便是由于所谓的
“人格解体
“(depersonalization)使然。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恍如梦幻一般，令人不敢置信。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第二部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
“(viciouscircleformation)及
“反馈机质
“(feedbackmechanisms)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
“。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
“本能驱策力
“(instinctualdrives)而造成的
“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
“。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一
“事实
“，而非一
“信条
“。谨防将
“价值”一词作为个人的自我表现。我所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现的。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能遭受挫折即意义治疗学所称谓的
“存在的挫折
“。心灵性精神官能症并非由于
“驱策力
“与
“本能
“之间的冲突所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所引起。换言之，是来自道德的冲突。或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由于灵性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挫折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类似的概念，
“痛苦
“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
“痛苦
“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
“存在的挫折
“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
“，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将灵性的灾准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
“存在性失望
“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
“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来，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有些相像。然而，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能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或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原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我应该肯定，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Hehohasa
“hy
“toliveforcanbearalmostany
“ho
“)我认为对任何心理治疗，这句话都可作为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知道还有一件任务等待他去完成的人，最容易活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
“与
“还应该完成
“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
“与
“应该成为什么
“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我认为我们如果以为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
“(生物学上称为Homeostasis)，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除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我所称的
“心灵动力学
“--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
“意义
“，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
“人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有对正常情况中的人才是如此，其实对于精神官能症病人甚至更加确实。
“存在的空虚
“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
“人
“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人类历史之初，
“人
“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它们的生命安全稳固。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作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存在的空虚
“所表现最主要的现象是无聊厌烦。现在我们可以领悟叔本华所说的，
“人类注定永远在两极之间游移：不是灾难疾病，就是无聊厌烦。
“事实上，现时代中所兴起的无聊厌烦感，比起灾难疾病要给精神科医师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这类问题必定会日益增加，因为自动化机器不断进步，使一般人增多了闲暇的时间，但可怜的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要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来作些什么?我怀疑一个医师是否能用概括性的措辞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因此，我们不是问生命的一般意义为何，而是问在一个人存在的某一时刻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为何。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Responsibleness)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意义治疗法企图使病人深深体会到他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让他自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
他了解是他自己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意义治疗家在所有的心理治疗家中，是最少把价值判断塞给病人的，他决不允许病人把判断的责任交给医师。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地，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
“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而非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拚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换言之，
“自我实现
“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
“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所谓的世界观(eltanschauung)变成
“世界评价
“(eltentertung)，因而瞧不起世界。到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第二与第三种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爱是进入另一个人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精髓，除非爱他。借着心灵的爱情，我们才能看到所爱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们还能看出所爱者潜藏着什么，这些潜力是应该实现却还未实现的。而且由于爱情，还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凭借使他理会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面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掘出来。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不用说，除非痛苦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话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仍具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这个终极的意义，必超越并凌驾于人类有限的智能之上！在意义治疗学中，我们就称之为
“超越的意义
“。人所要求的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是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
“意义
“比
“逻辑
“更加幽深。使得人生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除痛苦之外还有濒死；除疾病之外，还有死亡。但是我愿意强调，生命中唯一真正短暂无常的部分是它的潜在力，这些潜力一旦成为事实，立刻就变成过去。然而，凡存在过的，会永恒地存在，因此它们就从短暂性中被解救及被保存起来。如此说来，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构成了我们的责任感。因为每样事物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知道它是短暂的，所以人必须不断地抉择，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何种抉择可成为一种不朽的生命痕迹?在任何时刻，人都要决定(不管是因而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什么样的事物，将成为他存在的里程碑。人通常只注意到
“短暂性
“所余下的残株败梗，却忽略了过往所带来的丰盈谷仓(于其间，他收藏了那曾属于他且永远属于他的言行、喜乐及痛苦)。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毁灭，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废除。存在过了就是一种最确实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强烈地意图什么东西，反而会使愿望落空。快乐是，而且必须是一种副作用或附带产品，如果将它视为目标则会消灭或破坏了快乐。基于上述两顶事实，即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出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
“的技术(Paradoxicalintention)。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集体性的神经官能症，同时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疗法以应付之。现时代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可以说是
“存在的空虚
“。
“存在的空虚
“是一种个人性的
“虚无主义
“(nihilism)，而虚无主义可界说为
“生命没有意义
“。如果现时代的心理治疗学无法脱离虚无主义哲学的撞击与影响，那么充其量它只代表了集体性的症状，而没有治疗的效果。这种脱离不了虚无主义的心理治疗，通传给病人的并非真正
“人
“的图像，而只是一张漫画而已，虽然它不是故意这样做。当然，人是
“有限
“的，因此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但是人并非具有脱离情境的自由，而是面对各种情境时，他有采取立场的自由。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人不仅仅是活着而已，他总是要决定他的存在到底应成为什么?下一刻他到底要变成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我简直无法想像会有一个人是完全被制约住而没有丝毫的自由存留。因此无论是神经官能症甚或精神病患者，都会有残余的自由，不管所存留的自由有多少。事实上，即使是精神病，也不能触碰到一个人最深的人格核心。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
“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
“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
“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
“人
“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
“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
“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
“有能力”保留它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
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
那些烈士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于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
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禽兽无异。
险恶的环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集中营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
“暂时的生存”，我们可退一步把它称作
“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
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中暴露出来。
我擦，我觉得我处于写论文的状态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的生存，并不能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至
“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
“变形”，肇因于失业。不知道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者、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
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
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斯宾诺莎《伦理学》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
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
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
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这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主观真理。）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
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加纳请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
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写出：“有待了解的痛苦，何其多也！”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
碰到这种情形，最重要的便是让当事人了解
“生命对他仍有指望，未来仍有某件事等着他去完成”。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
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
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
他了解自己
“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
“任何”煎熬。（说白了就是找到人生使命，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
尔之经历，无人可夺。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
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有其意义。
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要他们决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
（这句话，很是意味深长。）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
一个人一旦突然接触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秉性叫粗朴原始的人，必然逃不过引种残酷暴行的影响。
他们一旦获释，舅子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有。在他们眼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而不再是被压迫者。
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
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
然而，我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而重归故里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体验，便是历尽沧桑之后所享有的一个美妙感觉：从今以后，除了上苍，什么都用不着畏惧了。
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
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及
“反馈机制”，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
意义治疗法焦点放在
“人存在的意义”以及
“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上。按意义治疗法的基础而言，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企图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
因此我所提出的
“求意义的意志”（ailltomeaning）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所强调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以及阿德勒心理学派所强调的
“求权利的意志”（theilltopoer）大不相同。我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掘的。
任何排他性的精神动力学派之研究在原则上只是显示人的内在驱策力量为何。
而
“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
“推动”人，反而
“拉扯”人。如果我说人被他的价值观拉扯，那么已经暗示其中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了。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痛苦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痛苦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
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医师真正的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
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呢过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
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货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本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
（说白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实现意义与价值）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
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与
“还应该完成”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与
“应该成为什么”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
我认为我们如果一味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
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决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
因为人类想要成为真正的
“人”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因此存在的空虚是可以理解的。
人类历史之初，
“人”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她们的生命安全稳固。
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
（这就类似于人的原罪啊）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以迅速地削弱了。
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
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做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神金官能症之症状一旦侵入存在的空虚中，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增补以抑制疗法，那就永远不能成功地使病人克服他的病况。
要预防病人将来复发，我们必须充填其存在的空虚。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
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
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有点儿像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意义治疗者的角色在于放宽及开阔病人的视野，以使他能意识到整个的意义与价值体系。
意义治疗不需要硬加给病人任何判断，因为事实上，真理会自行呈现，无须他人干涉或居间介入。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的，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实现。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拼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
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
换言之，
“自我实现”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
这两种态度，都会是所谓的世界观变成
“世界评价”因而瞧不起世界。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是不是说意义永远存在？
不管怎样都是有意义的？），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
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苦难的意义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
这是，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
美国普渡大学心理学教授EdithisskopfJoelson在其有关意义治疗的文章上说：“心理卫生哲学日趋强调人应该快乐；而不快是适应困难的一种症状。这样的价值观应该对我们四周许多由不快乐所引起的不幸负责。”她希望意义治疗学能
“地址当前美国文化不健康的趋势。当前的趋势是以痛苦为耻而非为荣，因此使得一个人不但不快乐，还要因不快乐而羞耻。”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活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
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扔具有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
所有生命中的痛苦，我们四周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人的生命终究毫无意义。
如果生命的意义只依赖一些偶发事件——可以脱逃或不能脱逃的偶发事件——那么人生终究不值得一活。
（作者思想，第一，人为意义而活，找出意义要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寻找；第二，苦难也是有意义的，意义是绝对的，苦难是人得以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第三，人即使被剥夺了一切，面对苦难时的态度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刹时，她突然大哭，流着泪继续说：“治愈我自己，我能够宁静平安地回顾我的生活，因为我可以说我得生命充满意义，我已经努力去实现它，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我的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生命没有失败！”（面对苦难时，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也是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个途径，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一种途径）意义治疗是一种技术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处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的技术。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
不过，这种方法必须利用人类所特有且附属于幽默感的自我超越能力。
任何时候只要一使用意义治疗的
“矛盾取向法”，这种能力便会展现出来。而同时，病人也能够使自己与他的神经官能症保持一段距离。
欧伯氏在他的著作《个人与其宗教》一书中说的很好：”如果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已经能嘲笑他自己，那么他就已经在作自我治疗了，有时还可能痊愈。
矛盾取向法对治疗强迫症、畏惧症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尤其是那些潜伏性预期的焦虑之病患。
再者它又是一种短期治疗法。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像这样的短期治疗只会保持暂时的效果。
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
像”预期的焦虑
“这类”反馈机制
“是重要的病理因素。畏惧症有其症状，此症状又加强病人的畏惧。类似的链状情况也可在强迫症患者身上看到。强迫症病人与萦绕他的思想奋战，然却反而加强其作祟的力量，因为压力引起反弹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与他的强迫思想作战，然却反而加强其作祟的力量，因为压力引起反弹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与他的强迫思想作战，而用讽刺的方法嘲笑它们一番；于是就在应用这种矛盾取向法之时，其恶性循环作用被却断了。症状获得减轻最后终至萎缩。那些并非由于”存在的空虚
“而引发症状的幸运病例，不只可成功地减轻他们病态得畏惧，甚至到最后可完全痊愈。预期的焦虑要以矛盾取向法来克服；过分的意愿与过度的反应要以”减反应作用
“来克服。然而最后，这些方法都只是方法；除非我们引导病人再度发现其生命的意义及天赋使命，否则仍不能彻底协助他。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关心，无论是自怜或自我轻视，都将使情况更坏，而其治愈的生机却是”自我献身
“。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有改变的自由。任何预测的基础，皆是用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条件来表示。然而人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却在于它具有超越上述条件的能力。而且，人终究要以同样方式来超越他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人”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人在他自身内的多种可能性，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而非视情境所定。
如果人生真有一点目的，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都得自行寻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则他即使受尽屈辱，仍会继续成长。
弗兰克特别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人的最后一件自由：在既定的境遇中采取个人态度的能力。
弗兰克与欧洲许多存在主义学者不同；他既不悲观，也不反对宗教。相反地，他体验过痛苦的如影随形、无所不在，也面对过邪恶的力量，但他却能认定人类有足够的潜力来超越困境，发现一个能提携其成长的真理。
第一部分集中营历劫局外人对集中营生活，很容易抱着一种带有怜悯与感伤的错误观念，至于对营中俘虏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则不甚了了。
这种挣扎，正是为了日常口粮，为了生命本身，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
这些历劫归来的生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过去的经验。身历其境的人，不必别人多费唇舌来替他解说；没有经验过的人，不会了解我们当时和现在的感受。”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蟠踞着一种感觉：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
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
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
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已。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后果又会怎样。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究竟对不对，我会说，
“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怎么适应的。”
“丧失理智．一定事出有因，不然就是没有理智。”（注：我觉得这句似乎也翻译得有些奇怪，我会译为
“总有些事情会让你丧失理智，除非你根本没有理智可供丧失”。）这句话，大概是诗人莱辛所说的。
遇到反常情况而有反常的反应，这是正常的行为。一个人在遭逢巨变——譬如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即使是精神医生，也会预料他反常的程度将与他正常的程度成正比。
一个人对他被抓进集中营这件事的反应，容或显示他心智异常，然而客观说来，却是正常且典型的反应(这一点容后详述)。
冷漠是自卫的妙招近乎原始的生活，以及仅仅为了自保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的生存环境，使得绝大多数的俘虏完全漠视了于自保无益的其他事物。
这也便是我们普遍缺乏感情的原因所在。生活在集中营里，身心方面虽然不得不退化成原始状态，精神生活还是有可能往深处发展。
生性敏锐的人过惯了丰富的知性生活，在营中容或会吃足苦头(这种人体格多半柔弱)，但他们内在的自我所受到的伤害却少得多。
他们能够无视于周遭的恐怖，潜入丰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生活当中。我生平首遭领悟到偌多诗人所歌颂过，偌多思想家所宣扬过的一个大真理：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
我又体悟到人间一切诗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奥秘：“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
“我更领会到：一个孑然一身．别无余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维里，仍可享受到无上的喜悦--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间。人在陷身绝境、无计可施时，唯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以正当的方式(即光荣的方式)忍受痛苦了。当其时，他可以借着凝视爱侣留在他心版上的影像，来度过凄苦的难关。生平首遭，我总算了解到下列这句话的真义：“天使睇视那无限的荣耀，竟至于浑然忘我。”(Theangelsarelostinperpetualcontemplationofaninfiniteglory)妻的影像，仍萦绕在我心头。
一个念头掠过我脑际。我连她是生或死都不知道。我只晓得一件事(此事我而今已深为熟稔)：爱，远超乎我所爱的人的肉身以外。
爱最深刻的含义，就蕴藏在她的精神层次、她的
“内在我”当中。不论她是否近在眼前，不论她是否尚在人间，其实都已经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妻是否尚在人间，也无从查询(被俘期间，不准通邮)，可是这在当时并不重要。
我已经不需要知道了。任何事物，都动摇不了我的爱情、我的思念，以及我所爱的人的影像。
当时，即使我获悉妻已仙逝，我想我还是会平静地瞑想她的音容笑貌，我与她之间的精神晤谈还是会一样生动、一样宽慰我心。
毕竟，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啊!这样子强化内心生活，就可以在空洞、贫血、孤绝的俘虏生涯中，以遁入过往的方式，找到了一个避难的港口。只要你不自羁绊，就可一任想像力驰骋于过往，咀嚼一些无关宏旨、微不足道的前尘往事。你会以怀旧的心情，把这些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其显得遥不可及，也使得你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众所周知，幽默是人类性情当中最能使人超越任何情境的一种。即使超越的时间只是短短数秒也是弥足珍贵的能力。试着培养幽默感，试着以幽默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是研究生活艺术时必学的一招。人世间尽管处处有痛苦，却仍有可能让生活的艺术付诸实现，即便在集中营里亦然。容我打个比方：痛苦就像是煤气。一个空房间里，如果注入某一定量的煤气，则不论房间多大，煤气都会完全均匀地弥漫。同样地，痛苦不论大小，都会完全充满人的心灵和意识。因此，人类痛苦的
“尺度
“，绝对是相对的。也因此，一件极其琐碎的小事，也可以引发莫大的喜悦。一个人除非在相同情况下也能够作到绝对的公正无私，否则无权去判断别人。在集中营里，任何事只要与生存活命没有关系，就没有价值。为了活命，营中人不惜作一切牺牲。但这势必威胁到他向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因而使他陷入精神的惶乱中，尝到价值失落的痛苦。生活在集中营这草菅人命、夺人心志、蔑视人性尊严、视人如待戮牲口(不过却打算榨尽他最后一滴劳力)的世界里，如果不尽力抗拒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终将丧失生而为人，具育独特心智、独特内在自由及个人价值的意识。当其时，你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你的存在将退化到与禽兽无异的地步。营中人很怕做决定，也怕主动做任何事情。这是因为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人不能企图改变它，只能任由它自然发展所致。这种感觉，每每因惯常的冷漠而益形加深。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在闪电般的瞬间做出。然而每个人都宁愿由命运替他做主。这种逃避行动的现象，在面对是否逃亡的问题时最为明显。当其时(只是短短几分钟)，他备尝犹豫不定的煎熬。他尝试逃亡好吗?他该不该冒险?销毁了。然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铁丝网一带也加紧戒备以防逃亡。看样子，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我和友人遂决定再度逃亡一个人内在价值的意识，原应建基于较高尚、较属精神层次的事物上，因此不可能为集中营生活所动摇。然而不要说俘虏，即便是享有自由之身的芸芸众生之中，有多少人真正拥有这样一份意识?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质)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
“有能力
“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如晨星，却已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已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每个日子，无时无刻不提供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从这个角度看来，营中人的心理反应，显然比起某种生理及社会环境下的单纯反应要来得意味深长。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情境可能使人联想到营中人非以某种方式来反应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后，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已所受的痛苦。
“这句话，在我结识营中那些烈士以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并有其目的。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绝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大成就的机会。我已经说过，营中俘虏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一大堆条分缕析的精神物理学因素所促成，无宁说是自由抉择的结果。从心理学立场来研究俘虏，我们巳知：惟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问题是，这所谓的
“精神防线
“，会是或应该是什么?拉丁字finis，有双重含义：一是终结或结局，一是有待企及的目标。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
“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如身体)中暴露出来。举例来说，失业的工人就有类似的处境。他处于暂时性的存在中，就某方面看来，他实在无法替未来作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迈进。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在本书前面，我们曾提到营中人喜欢回味过去，借以忘却眼前的痛苦，现状因而变得较不真实。可是，除去现状中的真实特点，很可能伏下一个危机。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
“(provisionalexistence)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他不把集中营的困境看成是考验内力的试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轻蔑它，当它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他宁可阖上眼皮，耽溺于过去。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当然，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即是借着世俗眼中的死亡或一败涂地来表现这种伟大)。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至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或许该听听俾斯麦这段话：“生命好比让牙医治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
“照这句话改变一下，我们也可以说集中营内大多数的俘虏，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运早已消逝。其实，现实中永远有着机会和挑战。人可以战胜这些经验，把生命扭转成一个内在的胜利；也可以忽视现有的挑战，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数俘虏所表现的一样。任何人若想以心理治疗或心理卫生方法来抗拒集中营对某俘虏身心上的不良影响，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目标，借以增长他内在的力量。有些俘虏出于本能，也曾设法自行寻找这样的目标。人就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subspecieeternitatis)，才能够活下去。这也正是人在处境极其困厄时的一线生机，即使有时候必须勉强自己，也一样。对未来--自己的来来--失去信心的俘虏，必然难逃劫数。随着信念的丧失，精神防线亦告丧失；此后，自然甘心沉沦，一任身心日趋衰朽。这种情形通常借着危机的形式而突然发生；而其征兆，营中经验老到的俘虏都十分熟悉。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这种情形发生--倒不是怕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怕发生在好友身上(自己要是已沦落到这个地步，自然就无所谓害怕了)。信心丧失与全然放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连。参透
“为何
“，迎接
“任何
“心境(包括有无勇气与希望)的良窳，与身体的免疫能力息息相关。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自然会了解人如果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很可能因而致死。前曾说过，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这句话，所有与囚犯或俘虏接触的心理专家，都应奉为圭皋。只要有机会，就该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目的，才能够增强他们忍受
“任何
“煎熬的耐力。看不出个人生命有何意义、有何目标，因而觉得活下去没什么意思的人，最是悲惨了。他很快就会迷失。而这种人一听到鼓励和敦促的话，典型的反应便是，
“我这辈子再也没什么指望了。
“碰到这种反应，你还能说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这些使命因人因时而异，生命的意义亦然。因此，我们不可能以概括的方式来解释生命的意义；而这类的问题也绝无法用泛论来解答。
“生命
“并不是模棱两可的玩意儿，而是非常真切具体的东西，正如人生的使命也非常真切具体一样。这些使命构成了人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都独一无二且各有不同，无法同别人互作比较。同样的境遇不会重复出现，每个境遇需要当事人给予不同的反应。置身在某种情境当中，人有时候必须以行动来塑造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则最好趁机深思熟虑，借以领悟人生的道理！又有时候，光是接受命运，承担个人的十字架即足矣尽矣。总之，每个情境因其特点、性质而迥然有别，其所提出的难题，也永远只有一个确切的解决方法。人一旦发觉受苦即是他的命运，就不能不把受苦当作是他的使命--他独特而孤单的使命。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唯一的机运就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曾经在集中营内呆过的我们，都不认为这只是与现实脱节的空论。这是唯一对我们有帮助的见解，即使在毫无逃生之望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借着这种看法而免于绝望。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
“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减轻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RalnerMariaRilkel873-l926）写出：“有待了结的痛苦，何其多也!
“(ievielistaufzuleiden!)所谓
“有待了结
“的痛苦，与一般常说的
“有待完成的工作
“用意相类。的确，有待我们了结、完成的痛苦，实在非常繁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勇于面对所有的痛苦，并把软弱的时刻和暗弹的泪水减到最低量。然而，我们并不必以流泪为耻；毕竟眼泪证明了我们有承担痛苦的最大勇气。只可惜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少之又少。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他了解自己
“为何
“而活，因而承受得住
“任何
“煎熬。在集中营，集体精神治疗的机会十分有限。合适的榜样远比空泛的言辞还要有效。行动的影响，向来比言辞还具有立竿见影之效。不过，如果内心的感受力为外在某个情境所增强，则口头劝勉仍然有相当的功效。我建议每个人问问自己：截至当时为止，有哪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据我推测，对大多数的俘虏而言，这种损失实际上几等于零。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健康、家庭、幸福、专业技能、运气、社会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毕竟，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过去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说到这儿，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形坚强。
“(asmichnichtmichstarker．)我再度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尔之经历，无人能夺。
“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接着，我又谈到许多能使生命有其意义的机会。我告诉这些难友(他们全都静静地躺着，偶尔哀叹一、两声)，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请求这些在昏暗营舍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正视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我要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我说，在艰难的时刻里，有人--一位朋友、妻子、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他一定不愿意我们使他失望。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群人当中皆可发现，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亦然。群伙之间的界线原都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由此可知，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两种人处处都有，散见于社会的各阶层。任一阶层任一团体的人，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和会惊奇不置吗?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直抵人性的最深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亦如此清晰可辨，宁不令人慨叹吗?获释俘虏的这一切反应，照心理学的说法，便是由于所谓的
“人格解体
“(depersonalization)使然。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恍如梦幻一般，令人不敢置信。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第二部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
“(viciouscircleformation)及
“反馈机质
“(feedbackmechanisms)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
“。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
“本能驱策力
“(instinctualdrives)而造成的
“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
“。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一
“事实
“，而非一
“信条
“。谨防将
“价值”一词作为个人的自我表现。我所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的，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现的。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能遭受挫折即意义治疗学所称谓的
“存在的挫折
“。心灵性精神官能症并非由于
“驱策力
“与
“本能
“之间的冲突所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所引起。换言之，是来自道德的冲突。或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由于灵性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挫折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类似的概念，
“痛苦
“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
“痛苦
“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
“存在的挫折
“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
“，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将灵性的灾准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
“存在性失望
“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
“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来，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有些相像。然而，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能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或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原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我应该肯定，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
“(Hehohasa
“hy
“toliveforcanbearalmostany
“ho
“)我认为对任何心理治疗，这句话都可作为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知道还有一件任务等待他去完成的人，最容易活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
“与
“还应该完成
“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
“与
“应该成为什么
“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我认为我们如果以为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
“(生物学上称为Homeostasis)，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除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我所称的
“心灵动力学
“--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
“意义
“，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
“人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有对正常情况中的人才是如此，其实对于精神官能症病人甚至更加确实。
“存在的空虚
“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
“人
“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人类历史之初，
“人
“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它们的生命安全稳固。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作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存在的空虚
“所表现最主要的现象是无聊厌烦。现在我们可以领悟叔本华所说的，
“人类注定永远在两极之间游移：不是灾难疾病，就是无聊厌烦。
“事实上，现时代中所兴起的无聊厌烦感，比起灾难疾病要给精神科医师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这类问题必定会日益增加，因为自动化机器不断进步，使一般人增多了闲暇的时间，但可怜的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要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来作些什么?我怀疑一个医师是否能用概括性的措辞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因此，我们不是问生命的一般意义为何，而是问在一个人存在的某一时刻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为何。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Responsibleness)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意义治疗法企图使病人深深体会到他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让他自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
他了解是他自己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意义治疗家在所有的心理治疗家中，是最少把价值判断塞给病人的，他决不允许病人把判断的责任交给医师。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地，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
“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而非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拚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换言之，
“自我实现
“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
“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所谓的世界观(eltanschauung)变成
“世界评价
“(eltentertung)，因而瞧不起世界。到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第二与第三种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爱是进入另一个人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精髓，除非爱他。借着心灵的爱情，我们才能看到所爱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们还能看出所爱者潜藏着什么，这些潜力是应该实现却还未实现的。而且由于爱情，还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凭借使他理会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面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掘出来。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不用说，除非痛苦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话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仍具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这个终极的意义，必超越并凌驾于人类有限的智能之上！在意义治疗学中，我们就称之为
“超越的意义
“。人所要求的并非如同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言，是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无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
“意义
“比
“逻辑
“更加幽深。使得人生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除痛苦之外还有濒死；除疾病之外，还有死亡。但是我愿意强调，生命中唯一真正短暂无常的部分是它的潜在力，这些潜力一旦成为事实，立刻就变成过去。然而，凡存在过的，会永恒地存在，因此它们就从短暂性中被解救及被保存起来。如此说来，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决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构成了我们的责任感。因为每样事物的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知道它是短暂的，所以人必须不断地抉择，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何种抉择可成为一种不朽的生命痕迹?在任何时刻，人都要决定(不管是因而变得更好或是更坏)什么样的事物，将成为他存在的里程碑。人通常只注意到
“短暂性
“所余下的残株败梗，却忽略了过往所带来的丰盈谷仓(于其间，他收藏了那曾属于他且永远属于他的言行、喜乐及痛苦)。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毁灭，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废除。存在过了就是一种最确实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强烈地意图什么东西，反而会使愿望落空。快乐是，而且必须是一种副作用或附带产品，如果将它视为目标则会消灭或破坏了快乐。基于上述两顶事实，即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出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
“的技术(Paradoxicalintention)。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每一个时代都有其集体性的神经官能症，同时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疗法以应付之。现时代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可以说是
“存在的空虚
“。
“存在的空虚
“是一种个人性的
“虚无主义
“(nihilism)，而虚无主义可界说为
“生命没有意义
“。如果现时代的心理治疗学无法脱离虚无主义哲学的撞击与影响，那么充其量它只代表了集体性的症状，而没有治疗的效果。这种脱离不了虚无主义的心理治疗，通传给病人的并非真正
“人
“的图像，而只是一张漫画而已，虽然它不是故意这样做。当然，人是
“有限
“的，因此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但是人并非具有脱离情境的自由，而是面对各种情境时，他有采取立场的自由。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人不仅仅是活着而已，他总是要决定他的存在到底应成为什么?下一刻他到底要变成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我简直无法想像会有一个人是完全被制约住而没有丝毫的自由存留。因此无论是神经官能症甚或精神病患者，都会有残余的自由，不管所存留的自由有多少。事实上，即使是精神病，也不能触碰到一个人最深的人格核心。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
“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
“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
“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
“人
“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
“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
“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
“有能力”保留它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
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
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
那些烈士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于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
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至变得与禽兽无异。
险恶的环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集中营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
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
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
“暂时的生存”，我们可退一步把它称作
“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
“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
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之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中暴露出来。
我擦，我觉得我处于写论文的状态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的生存，并不能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或朝一个既定目标前进。
以失业矿工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就显示出这类工人每为时间至
“变形”所苦。这种内在时间的
“变形”，肇因于失业。不知道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者、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
把目前的
“暂时存在”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
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
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
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斯宾诺莎《伦理学》我们只要把痛苦的情绪，塑成一幅明确清晰的图像，就不会再痛苦了。
若想重振营中俘虏的内在力量，首先就得为他指出一个未来的目标。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应自行学习——并且要教导濒于绝望的人——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
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
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这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主观真理。）很久以来，我们即已不再询问
“什么是人生意义”了。这种天真的质疑，是由于把人生看成借着积极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实现某个目标所致。
我们早已彻悟，人生意义的涵盖面不止于此，它包括生存与死亡，临终与痛苦。
一旦看透了痛苦的奥秘，我们就不愿再以忽视、幻想或矫情的乐观态度来加纳请或缓和集中营内种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反而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
我们不再退缩，只因为我们已了解痛苦暗含成就的机运。正是这种机运，使德国诗人里尔克写出：“有待了解的痛苦，何其多也！”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
碰到这种情形，最重要的便是让当事人了解
“生命对他仍有指望，未来仍有某件事等着他去完成”。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
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
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
他了解自己
“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
“任何”煎熬。（说白了就是找到人生使命，知道自己为何而活。）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
尔之经历，无人可夺。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
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有其意义。
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要他们决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
（这句话，很是意味深长。）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
一个人一旦突然接触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秉性叫粗朴原始的人，必然逃不过引种残酷暴行的影响。
他们一旦获释，舅子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有。在他们眼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而不再是被压迫者。
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
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
然而，我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而重归故里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体验，便是历尽沧桑之后所享有的一个美妙感觉：从今以后，除了上苍，什么都用不着畏惧了。
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
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
“恶性循环的形成”及
“反馈机制”，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
“神经官能症”。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
意义治疗法焦点放在
“人存在的意义”以及
“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上。按意义治疗法的基础而言，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企图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
因此我所提出的
“求意义的意志”（ailltomeaning）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所强调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以及阿德勒心理学派所强调的
“求权利的意志”（theilltopoer）大不相同。我认为的存在意义，并非由我们自己来创造，而是要有我们去探寻发掘的。
任何排他性的精神动力学派之研究在原则上只是显示人的内在驱策力量为何。
而
“价值观”并非人的内驱力，它不能
“推动”人，反而
“拉扯”人。如果我说人被他的价值观拉扯，那么已经暗示其中涉及到人的自由问题了。
人的自由可以作他自己的抉择，接受或是拒绝奉献；亦即，去实现意义的可能性还是放弃它。
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痛苦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痛苦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
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
“灵性的灾难”，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医师真正的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
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呢过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
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货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本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
（说白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实现意义与价值）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
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
“已经达成”与
“还应该完成”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
“是什么”与
“应该成为什么”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
我认为我们如果一味人最主要的需求是
“平衡”，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
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决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
因为人类想要成为真正的
“人”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因此存在的空虚是可以理解的。
人类历史之初，
“人”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她们的生命安全稳固。
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
（这就类似于人的原罪啊）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以迅速地削弱了。
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
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做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神金官能症之症状一旦侵入存在的空虚中，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增补以抑制疗法，那就永远不能成功地使病人克服他的病况。
要预防病人将来复发，我们必须充填其存在的空虚。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
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
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
“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
“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
“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有点儿像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意义治疗者的角色在于放宽及开阔病人的视野，以使他能意识到整个的意义与价值体系。
意义治疗不需要硬加给病人任何判断，因为事实上，真理会自行呈现，无须他人干涉或居间介入。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
同样的，我们无法在所谓的
“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
“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实现。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拼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
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
换言之，
“自我实现”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
“自我超越”之后的副产品而已。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
这两种态度，都会是所谓的世界观变成
“世界评价”因而瞧不起世界。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是不是说意义永远存在？
不管怎样都是有意义的？），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
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苦难的意义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
这是，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
美国普渡大学心理学教授EdithisskopfJoelson在其有关意义治疗的文章上说：“心理卫生哲学日趋强调人应该快乐；而不快是适应困难的一种症状。这样的价值观应该对我们四周许多由不快乐所引起的不幸负责。”她希望意义治疗学能
“地址当前美国文化不健康的趋势。当前的趋势是以痛苦为耻而非为荣，因此使得一个人不但不快乐，还要因不快乐而羞耻。”在有些情况下人可能丧失工作的机会或生活的乐趣，但人永不能排除痛苦的不可避免性。
如果勇敢地接受苦难的挑战，生命至最后一刻都扔具有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它甚至包括潜伏的痛苦的意义。
所有生命中的痛苦，我们四周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人的生命终究毫无意义。
如果生命的意义只依赖一些偶发事件——可以脱逃或不能脱逃的偶发事件——那么人生终究不值得一活。
（作者思想，第一，人为意义而活，找出意义要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寻找；第二，苦难也是有意义的，意义是绝对的，苦难是人得以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第三，人即使被剥夺了一切，面对苦难时的态度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刹时，她突然大哭，流着泪继续说：“治愈我自己，我能够宁静平安地回顾我的生活，因为我可以说我得生命充满意义，我已经努力去实现它，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我的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的生命没有失败！”（面对苦难时，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也是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个途径，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一种途径）意义治疗是一种技术人所预期的害怕会变成真的，而人过分想要得到的却反而得不到，意义治疗就发展处一种称作
“矛盾取向法”的技术。此法是使畏惧症的病人故意去要他所害怕的东西，甚至只一刹那时间也好。
不过，这种方法必须利用人类所特有且附属于幽默感的自我超越能力。
任何时候只要一使用意义治疗的
“矛盾取向法”，这种能力便会展现出来。而同时，病人也能够使自己与他的神经官能症保持一段距离。
欧伯氏在他的著作《个人与其宗教》一书中说的很好：”如果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已经能嘲笑他自己，那么他就已经在作自我治疗了，有时还可能痊愈。
矛盾取向法对治疗强迫症、畏惧症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尤其是那些潜伏性预期的焦虑之病患。
再者它又是一种短期治疗法。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像这样的短期治疗只会保持暂时的效果。
心理情结、冲突及创伤，常被认为是神经官能的原因。其实，有时候更好说它们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而非病因。
像”预期的焦虑
“这类”反馈机制
“是重要的病理因素。畏惧症有其症状，此症状又加强病人的畏惧。类似的链状情况也可在强迫症患者身上看到。强迫症病人与萦绕他的思想奋战，然却反而加强其作祟的力量，因为压力引起反弹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与他的强迫思想作战，然却反而加强其作祟的力量，因为压力引起反弹作用。但是如果病人停止与他的强迫思想作战，而用讽刺的方法嘲笑它们一番；于是就在应用这种矛盾取向法之时，其恶性循环作用被却断了。症状获得减轻最后终至萎缩。那些并非由于”存在的空虚
“而引发症状的幸运病例，不只可成功地减轻他们病态得畏惧，甚至到最后可完全痊愈。预期的焦虑要以矛盾取向法来克服；过分的意愿与过度的反应要以”减反应作用
“来克服。然而最后，这些方法都只是方法；除非我们引导病人再度发现其生命的意义及天赋使命，否则仍不能彻底协助他。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关心，无论是自怜或自我轻视，都将使情况更坏，而其治愈的生机却是”自我献身
“。人最后是自我决定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有改变的自由。任何预测的基础，皆是用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条件来表示。然而人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却在于它具有超越上述条件的能力。而且，人终究要以同样方式来超越他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可以自我超越。一个无法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
“，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人
“的尊严。这就是我的”精神医学信条
“。一个”人”并非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
“事物”是互相牵连决定的，而
“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
人在他自身内的多种可能性，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而非视情境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