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观念上的转变，天津之行，慈禧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是慈禧本人的收获，更是关卓凡的收获——面对反对派和保守派，她树立起了足够的自信心。
自信心之来源，是轩军展现出了超出她想象之外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是她认为已经可以百分百确认这支军队以及这支军队的领袖对自己的忠诚了。
历史上的慈禧，前期倾向改革派，后期倒向保守派，但关卓凡认为，慈禧本人的政治取向并不明确，不能算真正的保守派。她之所以倒向保守派，根本原因，还是德宗和康有为等一班逗比改革派发了神经，慈禧欲持中立而不可得，为求自保，她不能不转过头来，依靠保守派，以打击改革派为代价，稳固自己的权力根基。
事实上，从辛酉政变始，至戊申崩逝止，不论是垂帘听政，还是撤帘归政，四十七年间，慈禧的权力根基，始终是不稳定的。由于她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慈禧始终形不成自己的基本盘；同时，垂帘违反祖制，她的执政亦没有任何牢靠的宪法保障。
慈禧能够长时间掌握晚清中国最高权力，主要原因有二：
一，前期出色的政绩，为她带来了足够的威望，并使她的后续执政，产生了相当的合
法性；
二，慈禧拥有异常高超的政治手腕。
这个政治手腕，关卓凡归纳了一下，大约有三条：
一。弱化军机处作为行政中枢的权力。这样。此消彼长，“上头”说话的分量自然就重
了。
二，在各派别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不使任何一派坐大。自己高高在上，扮演最终仲裁
者的角色。
三，利用言路打压异己。
后世批判慈禧的人，有一点大约是想不到的：慈禧当政的时候，“舆论形象”是相当好的。慈禧非常尊重言路。一件事情，如果言路反对，她是很少会坚持己见的。这方面，慈禧算得上“虚己纳谏”。
可是，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慈禧尊重言路，其一，是因为没有基本盘，缺乏死忠粉，较之基本盘强大如恭王者，她更需要营造良好的政治形象。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其二，就像上面说的。慈禧要利用言路来打压异己。
问题是，晚清的言路是班什么货色？翰詹科道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中执掌舆论话语权之牛耳的清流，除了保守，还言大而夸，不切实际。
这班人，骨子里是非常热衷的，并非不可以因为利益而改换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真叫他们做事，原先嘴头上的万丈豪气很快消失不见，瞻前顾后，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懦弱无能之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比如中法战争中，马尾丧师、毁掉整支南洋舰队的张佩纶，就是其中典型。
晚清清流嚣张，成为制约改革进步的一大绊脚石，慈禧要负相当的责任。事实上，这块绊脚石，也绊倒了她自己。
慈禧对言路假以颜色，言路又是保守派当道，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改革政策执行的坚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让德宗和康有为等人产生错觉，认为慈禧是保守派的护法神，欲行新政，就不能不把她搬开。两相凑合，终致戊戌政变之悲剧，慈禧亦因此戴定了“保守派总后台”的帽子。
这也是关卓凡为什么对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红枣，恩威并施，不遗余力之缘故——必须彻底降服这班“读书人”，纵然不能使之成为近代化建设的助力，也决不允许其拖“改革开放”的后腿！
总之，历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务和新政，不够坚决彻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盘，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坚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来回摇摆，虚与委蛇。
现在，慈禧认为有了自己的基本盘了，且是最强大、最坚固的一块基本盘——轩军！由此，她对保守反对力量的顾虑，会大大减低，接下来，关卓凡力推新政，她给与的支持，会远比原时空的坚定、持久，此中意义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对关卓凡和轩军的信任的加强，还为关卓凡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麻烦，同时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她乐意关卓凡同时迎娶荣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举不但解开了关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间一个原本看似无法打开的死结，进一步夯实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时，同时——
呃，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暂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儿，也是天津之行的一个重要收获。玉儿的作用，不仅仅是关卓凡在圣母皇太后身边放上了“自己人”，多一个人替他说好话，多一个人为他通风报信，还在于，还在于——
呃，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也暂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这个小姑娘犹如朝花着露，水灵鲜嫩，光彩迎人，关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将她给了自己的，便心痒难搔。可是，这朵花，注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够锻炼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关卓凡最后一个重大收获，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联盟”——这支最强大、最重要的反对力量，并成功地把对方引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关卓凡筹划天津之行的时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间，北京可能生出些什么幺蛾子。这非常符合政治斗争乃至政变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时候，后院起火，对头在京城发动变乱，夺取政权，然后发诏，宣布外边的那位是“叛逆”。
当然，政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脑子真的烧坏了。
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说恭王还有没有勇气再做这种事情，也不说文祥、曹毓瑛这班“恭系”大将，还愿不愿意跟着他铤而走险，单在技术上，政变就没有可行性：慈禧和关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当然是随身带着的，诏书上若没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赏”，就是伪诏，就没有合法性。
就是说，想师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义名分”。
至于实力对比，就更不用说了。恭王不直接掌握军队，帝国最强大的军队，牢牢掌握在关卓凡手里。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吴建瀛部虎视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军的话，亦不过两三日的行程。
政变不可能，但对头以为可以“趁虚而入”，搞点什么别的古怪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关卓凡严阵以待，迄今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打倒惇王，意义并不在于“搬开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并不重，他的政治立场虽然偏保守，可别说在政坛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内部，也谈不上是“保守势力的总代表”。
惇王的价值，在于他的身份：先帝的亲兄弟，皇帝的亲叔叔，国家亲王，宗室爵位之最尊者。
政治讲究立威，讲究造势，打倒惇王这种身份的人，就是最好的立威，最好的造势：今后，还有想站出来叫板的，一定要先自个儿掂量一下——我比惇王如何？
立马就得泄气了吧。
至于恭王，关卓凡相信，经此一役，奕?会就此提前进入他的“后期模式”——寄情山水、谨言慎行、与人无争、与世无争。
这位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发轫者，很可能就此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了。
*(未完待续
自信心之来源，是轩军展现出了超出她想象之外的精神面貌和战斗力，是她认为已经可以百分百确认这支军队以及这支军队的领袖对自己的忠诚了。
历史上的慈禧，前期倾向改革派，后期倒向保守派，但关卓凡认为，慈禧本人的政治取向并不明确，不能算真正的保守派。她之所以倒向保守派，根本原因，还是德宗和康有为等一班逗比改革派发了神经，慈禧欲持中立而不可得，为求自保，她不能不转过头来，依靠保守派，以打击改革派为代价，稳固自己的权力根基。
事实上，从辛酉政变始，至戊申崩逝止，不论是垂帘听政，还是撤帘归政，四十七年间，慈禧的权力根基，始终是不稳定的。由于她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慈禧始终形不成自己的基本盘；同时，垂帘违反祖制，她的执政亦没有任何牢靠的宪法保障。
慈禧能够长时间掌握晚清中国最高权力，主要原因有二：
一，前期出色的政绩，为她带来了足够的威望，并使她的后续执政，产生了相当的合
法性；
二，慈禧拥有异常高超的政治手腕。
这个政治手腕，关卓凡归纳了一下，大约有三条：
一。弱化军机处作为行政中枢的权力。这样。此消彼长，“上头”说话的分量自然就重
了。
二，在各派别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不使任何一派坐大。自己高高在上，扮演最终仲裁
者的角色。
三，利用言路打压异己。
后世批判慈禧的人，有一点大约是想不到的：慈禧当政的时候，“舆论形象”是相当好的。慈禧非常尊重言路。一件事情，如果言路反对，她是很少会坚持己见的。这方面，慈禧算得上“虚己纳谏”。
可是，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慈禧尊重言路，其一，是因为没有基本盘，缺乏死忠粉，较之基本盘强大如恭王者，她更需要营造良好的政治形象。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其二，就像上面说的。慈禧要利用言路来打压异己。
问题是，晚清的言路是班什么货色？翰詹科道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其中执掌舆论话语权之牛耳的清流，除了保守，还言大而夸，不切实际。
这班人，骨子里是非常热衷的，并非不可以因为利益而改换自己的政治立场。但真叫他们做事，原先嘴头上的万丈豪气很快消失不见，瞻前顾后，首鼠两端，色厉内荏、懦弱无能之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比如中法战争中，马尾丧师、毁掉整支南洋舰队的张佩纶，就是其中典型。
晚清清流嚣张，成为制约改革进步的一大绊脚石，慈禧要负相当的责任。事实上，这块绊脚石，也绊倒了她自己。
慈禧对言路假以颜色，言路又是保守派当道，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改革政策执行的坚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让德宗和康有为等人产生错觉，认为慈禧是保守派的护法神，欲行新政，就不能不把她搬开。两相凑合，终致戊戌政变之悲剧，慈禧亦因此戴定了“保守派总后台”的帽子。
这也是关卓凡为什么对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红枣，恩威并施，不遗余力之缘故——必须彻底降服这班“读书人”，纵然不能使之成为近代化建设的助力，也决不允许其拖“改革开放”的后腿！
总之，历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务和新政，不够坚决彻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盘，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坚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来回摇摆，虚与委蛇。
现在，慈禧认为有了自己的基本盘了，且是最强大、最坚固的一块基本盘——轩军！由此，她对保守反对力量的顾虑，会大大减低，接下来，关卓凡力推新政，她给与的支持，会远比原时空的坚定、持久，此中意义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对关卓凡和轩军的信任的加强，还为关卓凡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麻烦，同时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她乐意关卓凡同时迎娶荣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举不但解开了关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间一个原本看似无法打开的死结，进一步夯实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时，同时——
呃，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暂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儿，也是天津之行的一个重要收获。玉儿的作用，不仅仅是关卓凡在圣母皇太后身边放上了“自己人”，多一个人替他说好话，多一个人为他通风报信，还在于，还在于——
呃，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也暂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这个小姑娘犹如朝花着露，水灵鲜嫩，光彩迎人，关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将她给了自己的，便心痒难搔。可是，这朵花，注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够锻炼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关卓凡最后一个重大收获，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联盟”——这支最强大、最重要的反对力量，并成功地把对方引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关卓凡筹划天津之行的时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间，北京可能生出些什么幺蛾子。这非常符合政治斗争乃至政变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时候，后院起火，对头在京城发动变乱，夺取政权，然后发诏，宣布外边的那位是“叛逆”。
当然，政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脑子真的烧坏了。
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说恭王还有没有勇气再做这种事情，也不说文祥、曹毓瑛这班“恭系”大将，还愿不愿意跟着他铤而走险，单在技术上，政变就没有可行性：慈禧和关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当然是随身带着的，诏书上若没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赏”，就是伪诏，就没有合法性。
就是说，想师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义名分”。
至于实力对比，就更不用说了。恭王不直接掌握军队，帝国最强大的军队，牢牢掌握在关卓凡手里。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吴建瀛部虎视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军的话，亦不过两三日的行程。
政变不可能，但对头以为可以“趁虚而入”，搞点什么别的古怪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关卓凡严阵以待，迄今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打倒惇王，意义并不在于“搬开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并不重，他的政治立场虽然偏保守，可别说在政坛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内部，也谈不上是“保守势力的总代表”。
惇王的价值，在于他的身份：先帝的亲兄弟，皇帝的亲叔叔，国家亲王，宗室爵位之最尊者。
政治讲究立威，讲究造势，打倒惇王这种身份的人，就是最好的立威，最好的造势：今后，还有想站出来叫板的，一定要先自个儿掂量一下——我比惇王如何？
立马就得泄气了吧。
至于恭王，关卓凡相信，经此一役，奕?会就此提前进入他的“后期模式”——寄情山水、谨言慎行、与人无争、与世无争。
这位洋务运动的首倡者、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发轫者，很可能就此退出历史的中心舞台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