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王心目中，关卓凡变得愈来愈不可捉摸——不是说关某人喜怒无常，而是不晓得他还有多大的潜力没有发作，不晓得他下一步棋会摆在哪里。
这种感觉愈强烈，恭王和关卓凡正面对垒的意欲就愈弱。
从关卓凡弃二品总兵之位、赴上海七品知县之任开始，恭王对他，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只是那个时候，恭王高高在上，这种感觉可以转化为居高临下的赞赏，以及对自己“识人之明”的得意。
随着两人地位的迅速接近，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威胁和压迫。恭王起衅于关卓凡，几乎出于本能——他并不是要打倒关卓凡，只是不希望关卓凡再靠近自己了。
既不能将关卓凡打下去，在他面前，恭王便本能地想往后退——只为保持“安全距离”。
恭王的抗压力非常有限，事实上，上次被黜出军机、革去一切差使，恭王就起了隐退的心思，最后是在文祥和宝鋆的鼓励下才挺了过来。
但相似的“体验”，他是真的不想再来一次了。
因此，对关卓凡，恭王既无心“对撼”，便只能合作，甚至你进一步，我退一步。
但宝鋆的心思和恭王不一样。
恭王是宣宗亲子，是地位最高的宗室，纵使“失权”，也不会“失势”，更不会损他天生的富贵。就是说，恭王有足够宽阔的退路——这也是他斗志不坚的重要原因之一。
宝鋆的情况不同。他出身不高，能够位居一品，固然是因为本人精明强干。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恭王与其意气相投。相互引为知己。恭王竭力为宝鋆奥援。而宝鋆亦为恭王强辅，两个人同进同退，才有今日共直中枢的局面。
如果关卓凡继续上升，那么很快恭王就会立不住脚——政坛的最顶端没有那么宽敞的位置。恭王如果退出机枢，他宝佩蘅还呆得住吗？
除非他也像文博川、曹琢如那样，投靠关卓凡——反正，宝鋆就是这么理解文祥和曹毓瑛的举动的。
可是并不是你主动靠过去人家就会收的。特别是处在这样高的地位的人物。宝鋆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和关卓凡气味不投，不可能真正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
而且。虽然人还在日本，但是宝鋆认为，关卓凡已经开始对付自己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原因在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
阎敬铭进京，是一贯的做派：一主一仆，弊车布服，行李萧然。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想得到，这个瘦小丑陋的老头，居然是当朝极品大员。
进宫陛见的次日。阎敬铭便到部视事。
户部立时天翻地覆。
户部两百年积弊，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北档房为天下财赋总汇。但阎敬铭坐堂，问起存银、出纳、盈亏，满员司官，总办、领办、会办，皆一问三不知。进而略加考察，这几个二货，居然连基本的看账、算账也不会。阎敬铭虽然曾在户部干过，深知积弊所在，可也没想到，只过了二十多年，户部中枢之地，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阎丹初先是瞠目结舌，继而勃然大怒，把北档房几个满员司官，全部参革。
阎敬铭上奏：“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目张，弄虚作假，治丝愈棼。欲为根本厘清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
军机会议之后，两宫准其所奏。
阎敬铭于是大动干戈。他不是“参用汉员”，而是“全用汉员”。户部各个机要部门的中下层官吏，几乎全部换成了汉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清朝的财政中枢，一步步地落入了汉人的掌控之中。
阎敬铭奏折中提到的“三库”，指的是户部名下的银库、绸缎库、颜料库。
先说绸缎库和颜料库。
不要被它们的名字骗了，这两个大库中，除了绸缎和颜料，还有许多其他物品，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其实是天下贡品总汇。这两个库的问题，首先还不在账目的混乱——这是根本查不清爽的；而是两百年下来，许多贡品经年累月，腐朽霉烂，完全不堪使用，都成了“死物”，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剩下的能用的东西也统统昏昏大睡，宝贵的资金就这样长时间地沉淀着。
阎敬铭的对策有二：
一是将已经朽烂的物品统统搬出大库销毁；库中所余盘点清楚，除朝廷留用部分外，其余按市价销售，所得入国库。
这个计划，吃力不讨好，亦难免中饱之讥，朝野上下，颇有争议，朝廷暂时没有批准。
但第二个对策就是“德政”了。
阎敬铭上奏，大幅减少各省进贡的次数和贡品的数量——朝廷根本用不了这么许多，不晓得有多少人力物力，浪费在地方、京城以及进京的路途上！
这个奏折，朝廷迅速批准了，并要求户部，重新核定各省进贡的种类、数量的具体数据。
对于这项政策，各省固然同声颂圣，阎敬铭本人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有人高兴，就有人不高兴。
被参革的司官、胥吏，无法再借贡品入库之机挑剔中饱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人，都不高兴。
还没完，“三库”之中，最重要的是银库。
阎敬铭发现，管理银库的，司官贪污；库兵偷盗；居中职掌出纳的书办，“重进轻出”，即大称进，小称出，砝码不一，这样，同样的“一两银子”，出库时，就比进库时少了些许分量——这个差额去了哪里，不问可知。
竟是“洪洞县中无好人”！
阎敬铭手起刀落，银库的司官吏役，自管库郎中以下，参的参，革的革，抓的抓，几乎换了遍血。
阎敬铭锋芒之锐，数十年来前所未见！
台面上，阎丹初兴利除弊，没人敢说什么；台底下，既得利益被损害的人群，怨声载道。
因为阎敬铭的荐主是关卓凡，也因为阎敬铭革除的司官、书办、差役里边，亦有不少汉人，所以，倒没人在“满汉之别”上面做文章。但是——唉，哪有这样做官的？！这不是给关贝子添乱吗？！
许多人跑到宝鋆那里诉苦。
比如被参掉的那个银库郎中景和，和宝鋆两个，都是镶白旗下的，也姓索绰络，算是远房亲戚。这个景和，对宝鋆特别巴结，三天两头，上宝府走动。当初，他也是借了宝鋆之力，才谋得了这个肥缺。
景和哭兮兮地对宝鋆说：“二叔你说我冤不冤？库银‘重进轻出’，又不是在我手上生发出来的规矩，怎么单拿我来作伐子？再者说了，库银偷盗难免，多少年下来，不靠重进轻出弥补，难道要我自个儿掏银子出来赔补不成？二叔，你得给我做主！”
宝鋆是“管部”的大军机，名义上确实是阎敬铭的上司。可是，宝鋆苦笑：阎丹初的脾气，他一发动起来，我哪里还插得进手去？
景和继续“哭诉”：“阎敬铭一到，咱们那位满尚书，立刻就变成了锯嘴葫芦，啥话也不说了，由得阎老西儿瞎折腾！”
阎敬铭其实是陕西人，不是山西人，但景和还是叫他“老西儿”。
宝鋆的脸沉下来了：“阎丹初是你的堂官，你嘴上得有个把门的！”
景和话里真的带出了哭音，说道：“堂什么官啊，我都被革职了！明儿一大家子还不晓得在哪儿喝西北风呢！”
宝鋆长长叹了口气。
景和来了劲，说道：“大伙儿都说，以前二叔‘管部’的时候，户部上上下下，何等和睦？阎某人一来，砸门撬锁，翻箱倒柜，好好一个局面，弄得乱七八糟，成个什么样子？长将以往，怎么得了？哼，再由得他乱来，二叔，这个户部，你还管得来吗？——大伙儿都说，这个阎丹初，张牙舞爪，就是冲着你来的！”
宝鋆冷冷地看着景和，一言不发。
*(未完待续。。)
这种感觉愈强烈，恭王和关卓凡正面对垒的意欲就愈弱。
从关卓凡弃二品总兵之位、赴上海七品知县之任开始，恭王对他，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只是那个时候，恭王高高在上，这种感觉可以转化为居高临下的赞赏，以及对自己“识人之明”的得意。
随着两人地位的迅速接近，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威胁和压迫。恭王起衅于关卓凡，几乎出于本能——他并不是要打倒关卓凡，只是不希望关卓凡再靠近自己了。
既不能将关卓凡打下去，在他面前，恭王便本能地想往后退——只为保持“安全距离”。
恭王的抗压力非常有限，事实上，上次被黜出军机、革去一切差使，恭王就起了隐退的心思，最后是在文祥和宝鋆的鼓励下才挺了过来。
但相似的“体验”，他是真的不想再来一次了。
因此，对关卓凡，恭王既无心“对撼”，便只能合作，甚至你进一步，我退一步。
但宝鋆的心思和恭王不一样。
恭王是宣宗亲子，是地位最高的宗室，纵使“失权”，也不会“失势”，更不会损他天生的富贵。就是说，恭王有足够宽阔的退路——这也是他斗志不坚的重要原因之一。
宝鋆的情况不同。他出身不高，能够位居一品，固然是因为本人精明强干。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恭王与其意气相投。相互引为知己。恭王竭力为宝鋆奥援。而宝鋆亦为恭王强辅，两个人同进同退，才有今日共直中枢的局面。
如果关卓凡继续上升，那么很快恭王就会立不住脚——政坛的最顶端没有那么宽敞的位置。恭王如果退出机枢，他宝佩蘅还呆得住吗？
除非他也像文博川、曹琢如那样，投靠关卓凡——反正，宝鋆就是这么理解文祥和曹毓瑛的举动的。
可是并不是你主动靠过去人家就会收的。特别是处在这样高的地位的人物。宝鋆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和关卓凡气味不投，不可能真正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
而且。虽然人还在日本，但是宝鋆认为，关卓凡已经开始对付自己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原因在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
阎敬铭进京，是一贯的做派：一主一仆，弊车布服，行李萧然。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想得到，这个瘦小丑陋的老头，居然是当朝极品大员。
进宫陛见的次日。阎敬铭便到部视事。
户部立时天翻地覆。
户部两百年积弊，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北档房为天下财赋总汇。但阎敬铭坐堂，问起存银、出纳、盈亏，满员司官，总办、领办、会办，皆一问三不知。进而略加考察，这几个二货，居然连基本的看账、算账也不会。阎敬铭虽然曾在户部干过，深知积弊所在，可也没想到，只过了二十多年，户部中枢之地，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阎丹初先是瞠目结舌，继而勃然大怒，把北档房几个满员司官，全部参革。
阎敬铭上奏：“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目张，弄虚作假，治丝愈棼。欲为根本厘清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
军机会议之后，两宫准其所奏。
阎敬铭于是大动干戈。他不是“参用汉员”，而是“全用汉员”。户部各个机要部门的中下层官吏，几乎全部换成了汉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清朝的财政中枢，一步步地落入了汉人的掌控之中。
阎敬铭奏折中提到的“三库”，指的是户部名下的银库、绸缎库、颜料库。
先说绸缎库和颜料库。
不要被它们的名字骗了，这两个大库中，除了绸缎和颜料，还有许多其他物品，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其实是天下贡品总汇。这两个库的问题，首先还不在账目的混乱——这是根本查不清爽的；而是两百年下来，许多贡品经年累月，腐朽霉烂，完全不堪使用，都成了“死物”，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剩下的能用的东西也统统昏昏大睡，宝贵的资金就这样长时间地沉淀着。
阎敬铭的对策有二：
一是将已经朽烂的物品统统搬出大库销毁；库中所余盘点清楚，除朝廷留用部分外，其余按市价销售，所得入国库。
这个计划，吃力不讨好，亦难免中饱之讥，朝野上下，颇有争议，朝廷暂时没有批准。
但第二个对策就是“德政”了。
阎敬铭上奏，大幅减少各省进贡的次数和贡品的数量——朝廷根本用不了这么许多，不晓得有多少人力物力，浪费在地方、京城以及进京的路途上！
这个奏折，朝廷迅速批准了，并要求户部，重新核定各省进贡的种类、数量的具体数据。
对于这项政策，各省固然同声颂圣，阎敬铭本人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有人高兴，就有人不高兴。
被参革的司官、胥吏，无法再借贡品入库之机挑剔中饱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人，都不高兴。
还没完，“三库”之中，最重要的是银库。
阎敬铭发现，管理银库的，司官贪污；库兵偷盗；居中职掌出纳的书办，“重进轻出”，即大称进，小称出，砝码不一，这样，同样的“一两银子”，出库时，就比进库时少了些许分量——这个差额去了哪里，不问可知。
竟是“洪洞县中无好人”！
阎敬铭手起刀落，银库的司官吏役，自管库郎中以下，参的参，革的革，抓的抓，几乎换了遍血。
阎敬铭锋芒之锐，数十年来前所未见！
台面上，阎丹初兴利除弊，没人敢说什么；台底下，既得利益被损害的人群，怨声载道。
因为阎敬铭的荐主是关卓凡，也因为阎敬铭革除的司官、书办、差役里边，亦有不少汉人，所以，倒没人在“满汉之别”上面做文章。但是——唉，哪有这样做官的？！这不是给关贝子添乱吗？！
许多人跑到宝鋆那里诉苦。
比如被参掉的那个银库郎中景和，和宝鋆两个，都是镶白旗下的，也姓索绰络，算是远房亲戚。这个景和，对宝鋆特别巴结，三天两头，上宝府走动。当初，他也是借了宝鋆之力，才谋得了这个肥缺。
景和哭兮兮地对宝鋆说：“二叔你说我冤不冤？库银‘重进轻出’，又不是在我手上生发出来的规矩，怎么单拿我来作伐子？再者说了，库银偷盗难免，多少年下来，不靠重进轻出弥补，难道要我自个儿掏银子出来赔补不成？二叔，你得给我做主！”
宝鋆是“管部”的大军机，名义上确实是阎敬铭的上司。可是，宝鋆苦笑：阎丹初的脾气，他一发动起来，我哪里还插得进手去？
景和继续“哭诉”：“阎敬铭一到，咱们那位满尚书，立刻就变成了锯嘴葫芦，啥话也不说了，由得阎老西儿瞎折腾！”
阎敬铭其实是陕西人，不是山西人，但景和还是叫他“老西儿”。
宝鋆的脸沉下来了：“阎丹初是你的堂官，你嘴上得有个把门的！”
景和话里真的带出了哭音，说道：“堂什么官啊，我都被革职了！明儿一大家子还不晓得在哪儿喝西北风呢！”
宝鋆长长叹了口气。
景和来了劲，说道：“大伙儿都说，以前二叔‘管部’的时候，户部上上下下，何等和睦？阎某人一来，砸门撬锁，翻箱倒柜，好好一个局面，弄得乱七八糟，成个什么样子？长将以往，怎么得了？哼，再由得他乱来，二叔，这个户部，你还管得来吗？——大伙儿都说，这个阎丹初，张牙舞爪，就是冲着你来的！”
宝鋆冷冷地看着景和，一言不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