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巡抚大人今天难道是来送温暖的？如果不是万岁不能乱喊，这些人就要山呼万岁了。
这个时代收买人心其实挺容易的，尤其是这些当兵的，一点点恩惠就让他们感恩戴德。
这可是巡抚大人给他们的，在此之前有哪个文官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他们能不感激吗？
接下来他们还将洗澡，理发，当然不是理天策军一样的发型了，而是修整。最后一人两套衣服，一套作训服，训练用的。一套城管服，后世常见的那种。
今后他们也不用装备刀枪剑戟了，他们人人都会有一套橡胶皮甲，一根橡胶棒，钢盔一顶，这种装备绝对是打架利器。
他们说是城管，其实就是变相的收税，主要就是商业税。城管将从苏州开始，逐渐发展到应天府各府县。有钱人最多的地方其实在扬州，那里的盐商资产千万两的不在少数。
现在只是开始，王越计划在应天府范围内招收两万城管，府县乡镇都要有他们的身影。
大明的税收太糟糕了，有一种说法，大明就是因为收不上来税，无法养军和赈灾，导致灭亡。
明末相对于明初，人口增长了四倍，耕地面积也增加了数倍，而且生产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笑的是田赋却在一直在递减。
封建社会盐铁茶是朝廷专卖的，大明的浙江省是产茶第一大省，一年的茶叶税能收上来多少？是六两。没错就是六两！另一个产茶大省云南，一年收上来的茶叶税是十七两。
看看盐税：一五五零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看看盐商的资本有多么雄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商业税在明初定的已经很低了，但到明末，商业税已经可有可无了。据记载万历年间，浙江金华这个富裕的大县，一年的商业税只收上来不足七两。
再看明朝的市舶税（相当于现在海关的进出口税收）。
郑芝龙集团完全是依靠海上贸易崛起的，但仅仅凭借海上贸易的利润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征收费用，就达到了“岁入以千万计”。
再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市舶税只有区区四万两。朝廷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仅四百万两，这有多么可笑。
既然商业税朝廷不收了，那王越就笑纳了。这些商人们已经免税二百年了，该做做贡献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方建设离不开税收，要养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也离不开税收。要发展工业，肯定要交通先行。要发展全民教育，就要建设众多的学校。
这些商人们大多赚了钱除了买地，就都埋起来。这可不行，必须让这钱流动起来。
“陈再明，你的营就暂驻苏州，如果有不开眼的，你有权放手施为。明白吗？”王越吩咐道。
“是，卑职明白！”陈再明是个不怕事的主，所以王越把他专门留下来做这个。
巡抚行辕后院临街的地方，将开设对外窗口，那十几个会计出纳就在这里收取管理费。
城管只是督促缴纳，并不直接接触银钱。商户缴纳管理费，必须兑换银圆卷之后才能办理。缴纳完成后工作人员会给他们一张收费凭证，这是现代工艺制作三联单收据，别人无法仿造。
城管们有可能收取商户的好处，减少报税，在初期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初创，先把构架搭起来，后期会有相应的监督部门跟进。
王越驾临苏州，什么也没干，就是跑到军营里去祸害那些当兵的去了。
从动静看，祸害的还挺厉害的，苏州城内的众官员逐渐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只要王越不折腾他们就行，所以从表面看确实是一切照旧。只是巡抚行辕后墙那里进行着大改造，有点看不懂，那就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儿了。
苏州这里就是公务交接和城管队的成立，留下陈再明的一个营在此坐镇，王越继续沿江而上。
天策军海军舰队过南京而不入，继续向安庆驶去。
按说他应该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碰个面，毕竟他是客军，招呼总要打的。
可是南京这个破地方，权利结构特别的古怪。尤其是军队体系，不单单是南京兵部尚书能调派军队，镇守太监也能插一脚。日常管理归勋贵，现在是忻城候赵之龙管理。
应天巡抚同样有权调派南直隶江南地区的军队，大家都是中央直属，不是上下级。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明朝行政构架问题很大，从而时常造成扯皮推诿。
这种权利交叉也体现在辖区的划分上，安庆府及周边从明初就属于南直隶的应天府，崇祯年又设了一个安、庐、池、太及河南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蕲州、广济、黄梅，江西德化、湖口等地的巡抚，现在这个巡抚就是史可法。
安、庐、池就是安庆、庐州（合肥）、池州，这些本就是应天巡抚的辖区。虽然这里又设置了一个巡抚，但依然属于应天巡抚的责任区，应天巡抚的地位更高，所以安庆巡抚的职位低于应天巡抚。
史可法以佥都御史巡抚安庆，正四品。王越以兵部左侍郎巡抚应天，从二品。其实史可法也可以不鸟王越，因为大家都是中央直属。
这次剿匪大家都有一个婆婆，就是五省总督王家桢，这位目前坐镇河南遥控。
因为第四团王红武部已经过了徐州到达庐州，距离安庆已经不远，所以海军舰队要尽快赶到安庆补充由陆路而来的部队给养。
地方上是指望不上的，安庆地区经过官兵和流寇的反复拉锯，农业生产几乎都停顿了，有钱都难买到粮食。
这个时代收买人心其实挺容易的，尤其是这些当兵的，一点点恩惠就让他们感恩戴德。
这可是巡抚大人给他们的，在此之前有哪个文官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他们能不感激吗？
接下来他们还将洗澡，理发，当然不是理天策军一样的发型了，而是修整。最后一人两套衣服，一套作训服，训练用的。一套城管服，后世常见的那种。
今后他们也不用装备刀枪剑戟了，他们人人都会有一套橡胶皮甲，一根橡胶棒，钢盔一顶，这种装备绝对是打架利器。
他们说是城管，其实就是变相的收税，主要就是商业税。城管将从苏州开始，逐渐发展到应天府各府县。有钱人最多的地方其实在扬州，那里的盐商资产千万两的不在少数。
现在只是开始，王越计划在应天府范围内招收两万城管，府县乡镇都要有他们的身影。
大明的税收太糟糕了，有一种说法，大明就是因为收不上来税，无法养军和赈灾，导致灭亡。
明末相对于明初，人口增长了四倍，耕地面积也增加了数倍，而且生产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笑的是田赋却在一直在递减。
封建社会盐铁茶是朝廷专卖的，大明的浙江省是产茶第一大省，一年的茶叶税能收上来多少？是六两。没错就是六两！另一个产茶大省云南，一年收上来的茶叶税是十七两。
看看盐税：一五五零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看看盐商的资本有多么雄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商业税在明初定的已经很低了，但到明末，商业税已经可有可无了。据记载万历年间，浙江金华这个富裕的大县，一年的商业税只收上来不足七两。
再看明朝的市舶税（相当于现在海关的进出口税收）。
郑芝龙集团完全是依靠海上贸易崛起的，但仅仅凭借海上贸易的利润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征收费用，就达到了“岁入以千万计”。
再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市舶税只有区区四万两。朝廷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仅四百万两，这有多么可笑。
既然商业税朝廷不收了，那王越就笑纳了。这些商人们已经免税二百年了，该做做贡献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地方建设离不开税收，要养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群体，也离不开税收。要发展工业，肯定要交通先行。要发展全民教育，就要建设众多的学校。
这些商人们大多赚了钱除了买地，就都埋起来。这可不行，必须让这钱流动起来。
“陈再明，你的营就暂驻苏州，如果有不开眼的，你有权放手施为。明白吗？”王越吩咐道。
“是，卑职明白！”陈再明是个不怕事的主，所以王越把他专门留下来做这个。
巡抚行辕后院临街的地方，将开设对外窗口，那十几个会计出纳就在这里收取管理费。
城管只是督促缴纳，并不直接接触银钱。商户缴纳管理费，必须兑换银圆卷之后才能办理。缴纳完成后工作人员会给他们一张收费凭证，这是现代工艺制作三联单收据，别人无法仿造。
城管们有可能收取商户的好处，减少报税，在初期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初创，先把构架搭起来，后期会有相应的监督部门跟进。
王越驾临苏州，什么也没干，就是跑到军营里去祸害那些当兵的去了。
从动静看，祸害的还挺厉害的，苏州城内的众官员逐渐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只要王越不折腾他们就行，所以从表面看确实是一切照旧。只是巡抚行辕后墙那里进行着大改造，有点看不懂，那就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儿了。
苏州这里就是公务交接和城管队的成立，留下陈再明的一个营在此坐镇，王越继续沿江而上。
天策军海军舰队过南京而不入，继续向安庆驶去。
按说他应该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碰个面，毕竟他是客军，招呼总要打的。
可是南京这个破地方，权利结构特别的古怪。尤其是军队体系，不单单是南京兵部尚书能调派军队，镇守太监也能插一脚。日常管理归勋贵，现在是忻城候赵之龙管理。
应天巡抚同样有权调派南直隶江南地区的军队，大家都是中央直属，不是上下级。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明朝行政构架问题很大，从而时常造成扯皮推诿。
这种权利交叉也体现在辖区的划分上，安庆府及周边从明初就属于南直隶的应天府，崇祯年又设了一个安、庐、池、太及河南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蕲州、广济、黄梅，江西德化、湖口等地的巡抚，现在这个巡抚就是史可法。
安、庐、池就是安庆、庐州（合肥）、池州，这些本就是应天巡抚的辖区。虽然这里又设置了一个巡抚，但依然属于应天巡抚的责任区，应天巡抚的地位更高，所以安庆巡抚的职位低于应天巡抚。
史可法以佥都御史巡抚安庆，正四品。王越以兵部左侍郎巡抚应天，从二品。其实史可法也可以不鸟王越，因为大家都是中央直属。
这次剿匪大家都有一个婆婆，就是五省总督王家桢，这位目前坐镇河南遥控。
因为第四团王红武部已经过了徐州到达庐州，距离安庆已经不远，所以海军舰队要尽快赶到安庆补充由陆路而来的部队给养。
地方上是指望不上的，安庆地区经过官兵和流寇的反复拉锯，农业生产几乎都停顿了，有钱都难买到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