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不考虑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仅仅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出发，命运女神在上，难道我们能够忍心对那些为了谋生而被迫踏上流亡之途的人们袖手旁观？别忘了，早在远东解放之前，我们也曾是逃离帝国内陆的流亡者，我们的先辈也曾走过那条艰难求生的流亡路！自远东独立以来，我们在这片蒙受辛德拉女神祝福的土地上获得安身立命之所，难道能够狠心关闭这条我们曾经走过的求生之路，把身后那些同样渴望寻求一块立足之地的流亡者关在门外，坐视数以百万的生灵在绝望中死去？不，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袖手旁观！”
……
罗兰在播音室中慷慨激昂的宣言，使广播前收听这期节目的千万民众感受到命运女神的博爱光辉，同时也被王子殿下高尚的人格深深感动。
原本对外来移民怀有顾虑的人们听了这期节目，不免暗自惭愧，反省自己的偏见；刚刚找到安身之地的流亡者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对寇拉斯政府与辛德拉信仰又增添了几分好感。节目播出过后，移民大军中掀起一股强劲而持久的“改信潮”，绝大多数流亡者选择放弃原有的信仰，改为皈依辛德拉教会——培罗的选民迫使他们踏上流亡路，辛德拉选民则给了他们一处安身之地，改换门庭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在“炉边谈话”中公开发表的言论，罗兰坚持向移民潮敞开国门，其实还有一个不便对公众明言的原因。
随着远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产值在短短四年间翻了十倍，已经超越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工业的高速扩张需要更多产业工人，然而远东劳动力紧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用工荒，直观表现就是四年来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翻了四倍，却还是很难招到人。
工资持续高涨，工业品的成本也将同步增长，这样一来在出口市场上就会渐渐失去竞争力。远东当前还是一个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倘若工业品丧失价格优势，无法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份额，只凭本国那几百万人口根本消化不了巨大的工业产能，经济也将走向萧条。
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罗兰提出两条平行的战略。首先高工资将激励企业主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采用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机器取代昂贵的人工，从而为技术革新提供动力。
从地球上的经验来讲，19世纪美国工人的薪资水平堪称世界第一，正是昂贵的人工迫使工厂主专注于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带来的收益足以抵消研发费用，从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军者。但是，同样的发展路径移植到东亚就行不通。因为人口众多，人力成本低廉，完全可以采用廉价的人工替代机器，反之，研发新技术的成本相对人工太过高昂，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规律。
远东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国民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拐点。人工成本的激增是好事也是坏事，关键看执政者与企业主如何面对。
罗兰利用当前的机遇，将魔导工业技术的革新升级作为当前的首要产业政策由政府主导大力推进。企业主迫于用工荒的压力，对新技术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心理，反而主动出资参与技术研发，期望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人工，带来更多的利润。
另一方面，罗兰也没有错过帝国当局推行激进改革带来的契机，大量吸纳来自帝国内陆的移民，从而为远东补充急缺的劳动力，稍稍缓解工资上升带来的压力，为产业升级换代争取更多的时间。
从1624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来看，“技术革新”和“吸纳移民”这两条政策都收到了极好的成效，然而随着帝国局势日趋恶化，罗兰也深刻意识到，和平发展的好光景不可持久，必须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乱世”做好准备。
……
出于个人兴趣和学业需求，罗兰穿越前阅读过不少反思和探讨“法国大革命”的论著，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属托克维尔的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1624年对于亚珊帝国的执政者而言是一个不能更糟糕的年头。历经一整年的激进改革，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大帝国已经被折腾的摇摇欲坠。在罗兰看来，亚珊帝国当前的境况与1789年革命爆发前的法兰西颇为相似，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
革命并非总是爆发于那些压迫最严酷的国家，反而常常发生于相对宽容、或转向宽容的国度。密封的高压锅压力虽大却很安全，可一旦打开缺口，让高压气体得到一个过于狭小的发泄通道，就会引起爆炸！
“春天”在文学作品当中往往具有美好与希望的寓意，然而亚珊帝国的春天却是另一番光景，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乡下穷苦的农民总不免为饥荒犯愁。
往年到了春季，家里断粮的乡下人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向当地的地主或者贵族领主寻求施舍，要么拖家带口的去逃荒，走到哪里就乞讨到哪里，实在没有吃的，路边的树皮和野菜也能勉强充饥。
1624年春天不同以往，穷人熟悉的那个乡土社会已经被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大潮冲垮。如今乡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要么已经破产，要么把农田分块出售，举家搬进城里定居，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农场。
国有农场名义上的主人是国家，然而“国家”无法亲自管理它的田产，只能委托给经理人代管。这些田产经理人首先无权拿国有农场的粮食周济穷人，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铁石心肠，非但不想周济穷人，还想乘着饥荒季节，把穷人都弄进自己管理的农场充当劳工。乡下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可也不傻，对国有农场雇工的悲惨遭遇早有耳闻，哪里肯自投罗网，宁肯选择沿路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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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在播音室中慷慨激昂的宣言，使广播前收听这期节目的千万民众感受到命运女神的博爱光辉，同时也被王子殿下高尚的人格深深感动。
原本对外来移民怀有顾虑的人们听了这期节目，不免暗自惭愧，反省自己的偏见；刚刚找到安身之地的流亡者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对寇拉斯政府与辛德拉信仰又增添了几分好感。节目播出过后，移民大军中掀起一股强劲而持久的“改信潮”，绝大多数流亡者选择放弃原有的信仰，改为皈依辛德拉教会——培罗的选民迫使他们踏上流亡路，辛德拉选民则给了他们一处安身之地，改换门庭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在“炉边谈话”中公开发表的言论，罗兰坚持向移民潮敞开国门，其实还有一个不便对公众明言的原因。
随着远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产值在短短四年间翻了十倍，已经超越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工业的高速扩张需要更多产业工人，然而远东劳动力紧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用工荒，直观表现就是四年来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翻了四倍，却还是很难招到人。
工资持续高涨，工业品的成本也将同步增长，这样一来在出口市场上就会渐渐失去竞争力。远东当前还是一个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倘若工业品丧失价格优势，无法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份额，只凭本国那几百万人口根本消化不了巨大的工业产能，经济也将走向萧条。
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罗兰提出两条平行的战略。首先高工资将激励企业主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采用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机器取代昂贵的人工，从而为技术革新提供动力。
从地球上的经验来讲，19世纪美国工人的薪资水平堪称世界第一，正是昂贵的人工迫使工厂主专注于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带来的收益足以抵消研发费用，从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军者。但是，同样的发展路径移植到东亚就行不通。因为人口众多，人力成本低廉，完全可以采用廉价的人工替代机器，反之，研发新技术的成本相对人工太过高昂，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规律。
远东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国民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拐点。人工成本的激增是好事也是坏事，关键看执政者与企业主如何面对。
罗兰利用当前的机遇，将魔导工业技术的革新升级作为当前的首要产业政策由政府主导大力推进。企业主迫于用工荒的压力，对新技术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心理，反而主动出资参与技术研发，期望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人工，带来更多的利润。
另一方面，罗兰也没有错过帝国当局推行激进改革带来的契机，大量吸纳来自帝国内陆的移民，从而为远东补充急缺的劳动力，稍稍缓解工资上升带来的压力，为产业升级换代争取更多的时间。
从1624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来看，“技术革新”和“吸纳移民”这两条政策都收到了极好的成效，然而随着帝国局势日趋恶化，罗兰也深刻意识到，和平发展的好光景不可持久，必须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乱世”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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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个人兴趣和学业需求，罗兰穿越前阅读过不少反思和探讨“法国大革命”的论著，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属托克维尔的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1624年对于亚珊帝国的执政者而言是一个不能更糟糕的年头。历经一整年的激进改革，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大帝国已经被折腾的摇摇欲坠。在罗兰看来，亚珊帝国当前的境况与1789年革命爆发前的法兰西颇为相似，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
革命并非总是爆发于那些压迫最严酷的国家，反而常常发生于相对宽容、或转向宽容的国度。密封的高压锅压力虽大却很安全，可一旦打开缺口，让高压气体得到一个过于狭小的发泄通道，就会引起爆炸！
“春天”在文学作品当中往往具有美好与希望的寓意，然而亚珊帝国的春天却是另一番光景，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乡下穷苦的农民总不免为饥荒犯愁。
往年到了春季，家里断粮的乡下人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向当地的地主或者贵族领主寻求施舍，要么拖家带口的去逃荒，走到哪里就乞讨到哪里，实在没有吃的，路边的树皮和野菜也能勉强充饥。
1624年春天不同以往，穷人熟悉的那个乡土社会已经被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大潮冲垮。如今乡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要么已经破产，要么把农田分块出售，举家搬进城里定居，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农场。
国有农场名义上的主人是国家，然而“国家”无法亲自管理它的田产，只能委托给经理人代管。这些田产经理人首先无权拿国有农场的粮食周济穷人，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铁石心肠，非但不想周济穷人，还想乘着饥荒季节，把穷人都弄进自己管理的农场充当劳工。乡下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可也不傻，对国有农场雇工的悲惨遭遇早有耳闻，哪里肯自投罗网，宁肯选择沿路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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