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轻轻点头：“原则上大体如此，但是不要再用《远东日报》这个旧招牌，这是一笔使人联想到帝国行省时代日报上那些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的负面资产，我们要换掉旧招牌，挂上一面更振奋人心的新招牌。”思索了数秒，罗兰拿定主意：“复刊之后的《远东日报》……更名为《祖国日报》！”
“既然更换报名，那就不算旧版复刊而是新报创刊了，《祖国日报》……这还真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刊名。”约翰·普利特的艺术家习气发作，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罗兰知道这老流氓是个什么德性，哂笑一声并不在意：“你回去以后，抓紧时间挑选一批精兵强将充实到日报社，尽快把复刊的事情办好，月底将在寇拉斯堡举办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到时候远东的文化名流将齐聚首都，如果我们在座谈会上宣称只有一份《晚报》作为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你这个新闻总监不觉得寒碜，我还嫌丢人呢！”
约翰·普利特尴尬一笑，又迅速板起面孔装严肃：“这件事我回去就办，日报社的总编人选……您觉得弗拉基米尔怎么样？”
罗兰微微一怔，沉吟过后点头道：“弗拉基米尔这个人很不错，可以考虑……你问问他本人的意见，不要强人所难。”
“好的，我回去就找他谈，小伙子很有雄心壮志，想做一番事业，我相信他不会拒绝这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约翰·普利特起身与罗兰握手告辞。
……
事情果然不出罗兰所料，弗拉基米尔·蒲宁拒绝出任日报社主编。明面上的理由是缺乏从政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无法胜任这一重要职务，但是约翰·普利特在转告罗兰此事的时候透露了青年版画家的真实想法。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从政将会使自己成为‘局内人’，无法秉承公义评价政府的工作，甚至无法继续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
罗兰对此并无任何不满，反而对那位年轻的版画家更多了几分敬意，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将《诗经》中的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翻译成远东通用语赠给他，并且在信末邀请他参加月底于国家大剧院召开的“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五月二十八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自远东各地的近千名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受王子殿下盛情相邀，齐聚寇拉斯堡大剧院，参加远东文化界的空前盛会。
罗兰为举办这场盛会准备了高达10万金塔勒的预算，务求好好款待这些文化精英，除了开会的一上午，剩下三天时间招待他们免费好吃好喝好玩，回家的时候还要赠送精美的礼品，充分展示寇拉斯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敬重与关怀。
约翰·普利特得知罗兰为了招待这些文人居然要花这么多钱，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浪费。
罗兰对他的质疑一笑置之，坚持自己的做法。
新闻总监自己就是文人出身，他只看到文人穷酸和自命清高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文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用于歌功颂德，也可以用来恶毒中伤。千百年后，权倾一时的英雄豪杰都将化作尘土，而文人的言论则能以史书、传记、诗歌、、绘画等方式流传后世，为那些逝去的当权者涂脂抹粉或者歪曲抹黑。
文字杀人不见血，唐太宗懂得这个道理，然而——即便不说更伟大，至少同样伟大的——秦始皇、明太祖和润之先生要么不懂文人的厉害要么不屑于讨好这个群体，结果于身故之后并未得到与其功绩相称的评价。
罗兰现在大小算是一个当权者，他不想重蹈古人的覆辙，对知识分子不得不小心应对。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相比打压文人集团所造成的无穷后患，收买这个群体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低廉的。这笔生意怎么做才划算，罗兰心里有数，又岂会舍不得那区区十万金塔勒。
当天上午九点整，远东各地的文人名流济济一堂，颇有群贤毕至的盛世气象。这场盛会日后为与会的诗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素材，歌颂王子殿下敬重知识分子的诗篇充斥于报端，但是在座谈会最开始的时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气氛。
这令人不快的气氛，源于新闻总监约翰·普利特先生在座谈会上发表的那篇充满政治色彩的演说。
约翰·普利特首先宣布了《远东日报》即将复刊并更名为《祖国日报》的消息，并且盛情邀请在座的文人才子共襄盛举，踊跃为《祖国日报》提供稿件。
台下听众适时鼓掌，但是罗兰听得出来，掌声并不十分热烈，客套的成分居多。显而易见，与会者都意识到复刊的《祖国日报》必然是寇拉斯政府的机关报，在报上发表的作品除了歌功颂德还能容得下其它题材？知识分子大多清高自傲，除了极少数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大多不愿意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对约翰·普利特的号召反应冷淡也在情理之中。
新闻总监接下来的谈话依旧围绕新闻出版业务展开，详细介绍已经在工厂中投入生产的“安娜-萨莉亚照排印刷机”、“麦克马努斯传真机”以及“安德烈通话仪”等新设备的强大功能，并且宣称这些新的魔导设备将促使新闻出版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将来远东的报纸和刊物发行量将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同比激增，并且打破地域藩篱，形成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
美好的前景即将到来，日报社和晚报社都将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担任编辑和记者，并且将在远东各地城镇设立分站，负责接收由寇拉斯堡传真来的报刊原件，并以“魔导照排印刷机”加以复印，面向当地读者发售。
“不久的将来，远东边远地区的民众就能与首都民众于同一天读到新出版的报纸，以全国报刊发行渠道为网络，将中央政府与各地民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及时、确切的传达到全体国民耳中。”
“既然更换报名，那就不算旧版复刊而是新报创刊了，《祖国日报》……这还真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刊名。”约翰·普利特的艺术家习气发作，忍不住嘲讽了一句。
罗兰知道这老流氓是个什么德性，哂笑一声并不在意：“你回去以后，抓紧时间挑选一批精兵强将充实到日报社，尽快把复刊的事情办好，月底将在寇拉斯堡举办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到时候远东的文化名流将齐聚首都，如果我们在座谈会上宣称只有一份《晚报》作为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你这个新闻总监不觉得寒碜，我还嫌丢人呢！”
约翰·普利特尴尬一笑，又迅速板起面孔装严肃：“这件事我回去就办，日报社的总编人选……您觉得弗拉基米尔怎么样？”
罗兰微微一怔，沉吟过后点头道：“弗拉基米尔这个人很不错，可以考虑……你问问他本人的意见，不要强人所难。”
“好的，我回去就找他谈，小伙子很有雄心壮志，想做一番事业，我相信他不会拒绝这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约翰·普利特起身与罗兰握手告辞。
……
事情果然不出罗兰所料，弗拉基米尔·蒲宁拒绝出任日报社主编。明面上的理由是缺乏从政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无法胜任这一重要职务，但是约翰·普利特在转告罗兰此事的时候透露了青年版画家的真实想法。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从政将会使自己成为‘局内人’，无法秉承公义评价政府的工作，甚至无法继续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
罗兰对此并无任何不满，反而对那位年轻的版画家更多了几分敬意，亲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将《诗经》中的名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翻译成远东通用语赠给他，并且在信末邀请他参加月底于国家大剧院召开的“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五月二十八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自远东各地的近千名文艺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受王子殿下盛情相邀，齐聚寇拉斯堡大剧院，参加远东文化界的空前盛会。
罗兰为举办这场盛会准备了高达10万金塔勒的预算，务求好好款待这些文化精英，除了开会的一上午，剩下三天时间招待他们免费好吃好喝好玩，回家的时候还要赠送精美的礼品，充分展示寇拉斯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敬重与关怀。
约翰·普利特得知罗兰为了招待这些文人居然要花这么多钱，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浪费。
罗兰对他的质疑一笑置之，坚持自己的做法。
新闻总监自己就是文人出身，他只看到文人穷酸和自命清高的一面，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文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用于歌功颂德，也可以用来恶毒中伤。千百年后，权倾一时的英雄豪杰都将化作尘土，而文人的言论则能以史书、传记、诗歌、、绘画等方式流传后世，为那些逝去的当权者涂脂抹粉或者歪曲抹黑。
文字杀人不见血，唐太宗懂得这个道理，然而——即便不说更伟大，至少同样伟大的——秦始皇、明太祖和润之先生要么不懂文人的厉害要么不屑于讨好这个群体，结果于身故之后并未得到与其功绩相称的评价。
罗兰现在大小算是一个当权者，他不想重蹈古人的覆辙，对知识分子不得不小心应对。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相比打压文人集团所造成的无穷后患，收买这个群体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低廉的。这笔生意怎么做才划算，罗兰心里有数，又岂会舍不得那区区十万金塔勒。
当天上午九点整，远东各地的文人名流济济一堂，颇有群贤毕至的盛世气象。这场盛会日后为与会的诗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素材，歌颂王子殿下敬重知识分子的诗篇充斥于报端，但是在座谈会最开始的时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气氛。
这令人不快的气氛，源于新闻总监约翰·普利特先生在座谈会上发表的那篇充满政治色彩的演说。
约翰·普利特首先宣布了《远东日报》即将复刊并更名为《祖国日报》的消息，并且盛情邀请在座的文人才子共襄盛举，踊跃为《祖国日报》提供稿件。
台下听众适时鼓掌，但是罗兰听得出来，掌声并不十分热烈，客套的成分居多。显而易见，与会者都意识到复刊的《祖国日报》必然是寇拉斯政府的机关报，在报上发表的作品除了歌功颂德还能容得下其它题材？知识分子大多清高自傲，除了极少数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者，大多不愿意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对约翰·普利特的号召反应冷淡也在情理之中。
新闻总监接下来的谈话依旧围绕新闻出版业务展开，详细介绍已经在工厂中投入生产的“安娜-萨莉亚照排印刷机”、“麦克马努斯传真机”以及“安德烈通话仪”等新设备的强大功能，并且宣称这些新的魔导设备将促使新闻出版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将来远东的报纸和刊物发行量将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同比激增，并且打破地域藩篱，形成全国统一的文化市场。
美好的前景即将到来，日报社和晚报社都将扩大经营规模，需要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担任编辑和记者，并且将在远东各地城镇设立分站，负责接收由寇拉斯堡传真来的报刊原件，并以“魔导照排印刷机”加以复印，面向当地读者发售。
“不久的将来，远东边远地区的民众就能与首都民众于同一天读到新出版的报纸，以全国报刊发行渠道为网络，将中央政府与各地民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及时、确切的传达到全体国民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