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拉斯堡独立庆典完美落幕，前来观礼的各国使节相继告辞，然而首都的街头并未因此变得冷清，这主要得益于“圣化仪式”造成的巨大轰动效应。
那些在辛德拉大教堂接受圣化洗礼的人们，一批接着一批心满意足地离开寇拉斯堡，圣化仪式激发了他们的宗教热情，于返乡途中自发扮演起传教士的角色，向旅途中所遇见的每一个陌生人讲述发生在寇拉斯堡的奇迹，鼓励他们的同胞踏上朝圣之旅，以便尽快获得灵魂救赎。
关于远东新政权和圣化仪式的消息就这样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开来，从首都向周边地区辐射，一直传播到王国的边境地带。
各地的人民或早或晚得知这一喜讯，大抵难以克制前往寇拉斯堡朝圣的冲动，就算因为忙农活暂时走不开，心里也会存下一个念想：总得抽空去首都大教堂朝圣一趟，否则这辈子就算白活了，死后还要落入炼狱遭受烈火煎熬。
在这一全民共识的驱使下，每当有人完成朝圣离开寇拉斯堡，就会有人风尘仆仆的走进这座城市寻求救赎，使得寇拉斯堡在庆典结束之后的日子里仍然维持着热闹景象。
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源源不断涌入寇拉斯堡，既带来麻烦也带来机遇。
新任警务总监坎普先生最近忙得焦头烂额，暴增的流动人口对于维护城市秩序造成很大压力，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之类治安事件明显增多，凶杀案也偶有发生，坎普不得不要求手下警察昼夜在街头巡逻。
朝圣热潮的好处是刺激了商业活动，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来到寇拉斯堡，朝圣过后少不了要在首都小住几天四处参观游览，购买一些纪念品带回去作为赠送亲友的礼物，这就产生了住宿、餐饮、购物等一系列消费需求。寇拉斯堡大大小小的生意人这些天都乐得合不拢嘴，巴不得朝圣热潮永远持续下去。
罗兰也观察到朝圣者带起的市场活跃现象，并且以穿越者的眼光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写成一篇题为《朝圣经济学》的文章登在报上。
罗兰不希望读者过多关注自己的身份而非观点，也不想因为在文章中表达了对现状的负面看法、对政府工作的批评而引来误解，对行政官员造成压力，所以他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使用了笔名——李斯特·凯恩斯。
这个笔名由地球上两位经济学家的姓氏组成，李斯特和凯恩斯都是罗兰心目中为数不多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伟大成就不是两三句话说得清的，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主义及其发展学说一度是二战后各国公认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恰恰是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神学化和沉迷于数学游戏的歧途……
在大众眼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名气远不如凯恩斯大，但是身为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这位一生致力于从经济上统一德国、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构建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在罗兰看来甚至比凯恩斯更值得后人敬仰，是一位被历史尘埃埋没的伟人。
德意志的统一首先应该归功于“铁血宰相”俾斯麦，而俾斯麦主政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正是以李斯特的理论为指导，这是普鲁士崛起乃至德意志第一帝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多年以后，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沉沉浮浮，一次次从废墟中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其经济政策当中仍然存在着李斯特学说的烙印。
地球上的经济学家多如牛毛，名噪一时者不胜枚举，罗兰为什么偏偏钟情于李斯特这个“非主流”的老古董？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远东这个刚刚开启工业化、民族主义初露峥嵘的国度，与普鲁士崛起的时代背景、地缘环境、经济基础有颇多相似之处。罗兰早已清醒的认识到寇拉斯王国若要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地球历史上值得借鉴的标杆之一就是普鲁士。
他所推动建立的远东政权带有鲜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色彩，而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将指向俾斯麦所谓的“王朝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远东需要一个俾斯麦和一个李斯特，而罗兰责无旁贷，在政治和外交上，他要扮演俾斯麦的角色，而在经济上，他要推行经过改良以适合远东国情的李斯特经济学。
在第一篇以李斯特·凯恩斯署名的文章中，罗兰表达了四个观点。
其一是肯定朝圣者促进了寇拉斯堡的商业活动，从全城或大或小总共一百八十二个市场采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平均每座市场的交易额上升了三成，这对商贩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政府也可以从活跃的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税收。
行文至此，罗兰向广大朝圣者提出一个建议：不要只顾着朝圣，注意观察首都市场上的商品，有哪些是故乡以及回程途中路过的那些村镇较为稀缺的商品，回家的时候也别空着手，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多买一些，回家途中一路贩卖还能挣点钱。
同样的道理，往后再来寇拉斯堡朝圣的时候也别空着手，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上路，一路贩卖弥补路费支出。
如果所有朝圣者都能因他的文章获得启发，在朝圣途中伴随着商品交易，以朝圣为目的的宗教旅行将派生出遍布全国的商业活动。这样一来，能够从朝圣热潮中获益的就不仅限于寇拉斯堡，全国各地都会因为朝圣者——现在他们还兼有行脚商人这一重身份——频繁往来而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朝圣过程中伴随的贩卖活动将大大促进远东各地的商品交换，有助于打破地区藩篱、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
那些在辛德拉大教堂接受圣化洗礼的人们，一批接着一批心满意足地离开寇拉斯堡，圣化仪式激发了他们的宗教热情，于返乡途中自发扮演起传教士的角色，向旅途中所遇见的每一个陌生人讲述发生在寇拉斯堡的奇迹，鼓励他们的同胞踏上朝圣之旅，以便尽快获得灵魂救赎。
关于远东新政权和圣化仪式的消息就这样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开来，从首都向周边地区辐射，一直传播到王国的边境地带。
各地的人民或早或晚得知这一喜讯，大抵难以克制前往寇拉斯堡朝圣的冲动，就算因为忙农活暂时走不开，心里也会存下一个念想：总得抽空去首都大教堂朝圣一趟，否则这辈子就算白活了，死后还要落入炼狱遭受烈火煎熬。
在这一全民共识的驱使下，每当有人完成朝圣离开寇拉斯堡，就会有人风尘仆仆的走进这座城市寻求救赎，使得寇拉斯堡在庆典结束之后的日子里仍然维持着热闹景象。
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源源不断涌入寇拉斯堡，既带来麻烦也带来机遇。
新任警务总监坎普先生最近忙得焦头烂额，暴增的流动人口对于维护城市秩序造成很大压力，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之类治安事件明显增多，凶杀案也偶有发生，坎普不得不要求手下警察昼夜在街头巡逻。
朝圣热潮的好处是刺激了商业活动，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来到寇拉斯堡，朝圣过后少不了要在首都小住几天四处参观游览，购买一些纪念品带回去作为赠送亲友的礼物，这就产生了住宿、餐饮、购物等一系列消费需求。寇拉斯堡大大小小的生意人这些天都乐得合不拢嘴，巴不得朝圣热潮永远持续下去。
罗兰也观察到朝圣者带起的市场活跃现象，并且以穿越者的眼光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写成一篇题为《朝圣经济学》的文章登在报上。
罗兰不希望读者过多关注自己的身份而非观点，也不想因为在文章中表达了对现状的负面看法、对政府工作的批评而引来误解，对行政官员造成压力，所以他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使用了笔名——李斯特·凯恩斯。
这个笔名由地球上两位经济学家的姓氏组成，李斯特和凯恩斯都是罗兰心目中为数不多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伟大成就不是两三句话说得清的，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主义及其发展学说一度是二战后各国公认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恰恰是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神学化和沉迷于数学游戏的歧途……
在大众眼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名气远不如凯恩斯大，但是身为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这位一生致力于从经济上统一德国、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构建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在罗兰看来甚至比凯恩斯更值得后人敬仰，是一位被历史尘埃埋没的伟人。
德意志的统一首先应该归功于“铁血宰相”俾斯麦，而俾斯麦主政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正是以李斯特的理论为指导，这是普鲁士崛起乃至德意志第一帝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多年以后，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沉沉浮浮，一次次从废墟中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其经济政策当中仍然存在着李斯特学说的烙印。
地球上的经济学家多如牛毛，名噪一时者不胜枚举，罗兰为什么偏偏钟情于李斯特这个“非主流”的老古董？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远东这个刚刚开启工业化、民族主义初露峥嵘的国度，与普鲁士崛起的时代背景、地缘环境、经济基础有颇多相似之处。罗兰早已清醒的认识到寇拉斯王国若要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地球历史上值得借鉴的标杆之一就是普鲁士。
他所推动建立的远东政权带有鲜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色彩，而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将指向俾斯麦所谓的“王朝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远东需要一个俾斯麦和一个李斯特，而罗兰责无旁贷，在政治和外交上，他要扮演俾斯麦的角色，而在经济上，他要推行经过改良以适合远东国情的李斯特经济学。
在第一篇以李斯特·凯恩斯署名的文章中，罗兰表达了四个观点。
其一是肯定朝圣者促进了寇拉斯堡的商业活动，从全城或大或小总共一百八十二个市场采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平均每座市场的交易额上升了三成，这对商贩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政府也可以从活跃的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税收。
行文至此，罗兰向广大朝圣者提出一个建议：不要只顾着朝圣，注意观察首都市场上的商品，有哪些是故乡以及回程途中路过的那些村镇较为稀缺的商品，回家的时候也别空着手，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多买一些，回家途中一路贩卖还能挣点钱。
同样的道理，往后再来寇拉斯堡朝圣的时候也别空着手，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上路，一路贩卖弥补路费支出。
如果所有朝圣者都能因他的文章获得启发，在朝圣途中伴随着商品交易，以朝圣为目的的宗教旅行将派生出遍布全国的商业活动。这样一来，能够从朝圣热潮中获益的就不仅限于寇拉斯堡，全国各地都会因为朝圣者——现在他们还兼有行脚商人这一重身份——频繁往来而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朝圣过程中伴随的贩卖活动将大大促进远东各地的商品交换，有助于打破地区藩篱、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