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行台,气氛分外凝重,虽然寻常部曹小吏不知道究竟发生何事,但察颜观色也能看出各自官长神情凝重,于是便也令得整个行台气氛俱都压抑几分。
这几日,行台内频频召开会议,可以说与军事有关,但实际上关系也不大。可是给整个行台带来的震荡,其实还要甚于军事上的胜负。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来自弘农前线主将桓宣呈送台内的一份奏报。这一份奏报除了桓宣自己陈诉军情之外,还夹杂了一份来自长安的书信,书信的作者则是目下窃据长安的杜洪。
事情若仅止于此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早在王师经营潼关以来,便不乏关中豪右书信投递,尤其随着去年年末开始西征,王师战绩惊人,弘农前线每日所得投诚书信更如雪片飞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这个杜洪。
作为京兆豪右推举出来的首领,长安目下暂时的主人,杜洪不只向弘农前线投书,还向行台投书,甚至去年冬里直接派人绕过洛阳行台,直接遣使前往建康。只是还没有抵达建康,在历阳便被扣留下来。
其人投书内容其实也大同小异,无非没有与王师作对为敌的念头,即便占据了长安,也是因为形势所迫、乡情不可辜负等等。言内言外,多陈无奈,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讨价还价。
面对王师去年汹涌的攻势以及今年持续不断的备战施压,杜洪本人也没有必守之信心,况且也无坚守的必要。
目下强弱态势分明,京兆豪右们其实也各自心知,之所以如今还窃据长安不作归顺,其实原因还在于行台的态度。行台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这些人投降,会获得怎么样的安排与待遇,只是一味的施压。
此前弘农杨氏的覆灭,也让这些京兆豪右们不敢轻易敞开怀抱恭迎王命。在这种情况下,杜洪作为京兆豪右的首领,或攻或守的战争职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负责代表这些京兆豪强们与行台谈判请封。
但行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保证,这也让京兆豪右们倍感焦灼。尤其随着弘农、上洛、河东等地的次第大建经营,加上开春之后河水渐长,令得战争气氛越来越凝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三辅豪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主动投降。
至于剩下那些还存念观望的,多数也都不敢再深居乡土、独抗即将大进的王师,引部向长安周边聚集而去,抱团取暖。
从行台方面而言,自然没有谈判的必要,甚至今次西征,这些豪强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敌人。他们若能识趣、乖乖投降也就罢了,若还要负隅顽抗,直接击垮就是了。
所以此前的计划是逐次扫荡拔除长安周边各股势力,尤其是北面的匈奴伪汉并其他一些杂胡势力,而后各军齐发,直入长安。
自身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与满足,大概杜洪也是恼羞成怒或者说狗急跳墙,所以这一次投书弘农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直接让行台炸了窝。
杜洪自己的书信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关中久乱、民风彪悍,既然诉求不得,也就无畏一战之类色厉内荏的说辞。但要命就要命在书信之外,另附一篇诏文。
是的,诏文!
杜洪非王非公,因为此前一直谋求谈和,所以也并没有僭越称制,但却突然抛出一篇诏文,实在令人大感不解。而讲到这一篇诏文的来历,则就更加曲折。
这一篇诏文的作者,是愍帝司马邺,就是那个中朝末帝,自长安归降汉赵而后被汉主刘聪所杀,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甚至就连尸体都被迎回江东安置多年的司马邺。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遗诏,至于遗诏何处得来,杜洪在信中也给了一个看似详细、合理的解释:当年胡寇关中,司马邺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向刘曜投降,噬臂吮血写下诏书,缝入衣袍中交给近侍带出,流传于外。直至此前不久,这一份血诏才从旧衣中露出为人所得。
所以,这是一份命运曲折的遗诏,而且还是一份衣带诏!
血诏原件,杜洪自然不可能轻易送出,但是内容也都尽录下来,命人投书弘农,继而送入行台。
血诏内容大义是愍帝惭愧不能守护祖业,身受屠各丑类所辱,但幸在江东还有宗族长者琅琊王司马睿传承统序,再兴晋祚。
书里还用非常殷切的语调嘱咐琅琊王,虽然客寄江表,但也不要心灰意懒,要深衔国恨,懂得选贤任能,至于江东那些吴人门户,也不要因为生长边远之地而不用。吴人多血性,只要施以恩惠,再过十几年,肯定会有雄臣勇出,慷慨兴复王业。
另外,书里又仔细叮嘱司马睿切记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急于反攻报仇,尤其不要急于远攻关中,因为这里胡势还很强大,担心琅琊王报仇心切、葬送了晋祚这最后一点传承。
“关中播乱,胡困年久,王宜谨慎,师若轻遣,则必有殃……晋业不久,王之罪也……”
从这些话中,也能看得出司马邺这个小年轻也是颇有几分乐天知命的豁达,为了不让司马睿犯罪,煞费苦心的劝告他不要急于报仇。
至于关中这边,也都不必担心,屠各小丑以胡虏资质窃据,肯定不会长久。到时候自然会有三辅心向晋祚的豪强们蜂拥而起,掀翻胡虏的统治,让关中再沐浴王道光辉。
并且告诫琅琊王一定要谨记,到时候千万不要吝惜封赏以免让义士齿冷。就算有人因此阻止,那必然是担心自身的功业权位会被摊薄,绝不是晋业柱臣,而是窃夺王命自专的国贼。
因为担心琅琊王不知该要以何权位封赏这些光复义士,诏书的最后还体贴的列明了各种封赏规格,比如扫除胡虏、光复关中的,应该封以大司马并开国郡公,其余各类,也都参差有序。
现在将国器奉送琅琊王,希望琅琊王对此能够奉行不悖,如果有背信违约,则是失信于天下,司马邺在黄泉中也不会开心。而且一旦如此,届时肯定会天下大乱,天命也不会再关照晋室,天下百姓也都会嘲笑司马家薄情寡恩。
如此种种,荒诞到了极点。所以当这一份书信送到行台后,沈哲子也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情略作翻阅,只是感叹这个杜洪挺有趣,脑洞开的不小。
至于所谓衣带诏这种传诏形式的指向性,在没有《三国演义》传播的时下,也算不上是什么让人过分遐思的事情。尽管《三国志》中有记载,也仅仅只是董承这个西凉余孽不忿汉帝东归、权归曹氏而作的一点权谋诡计罢了,远不是后世演义所渲染的那么大义凛然、光明伟岸。
而且沈哲子怀疑杜洪也未必就看过三国志,如此脑洞大开,应该只是凑巧。
这样一份遗书血诏,任谁都看得出是假的,单单各种措辞就漏洞百出,即便是流传于外,真正稍具辨识能力的人也都不会相信。
更何况如今关中咫尺在望,就算这遗诏是真的,沈哲子是脑壳坏了才会遵从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遗嘱。不要说愍帝司马邺,哪怕是元帝司马睿、甚至当今皇帝的明书诏令,也都摆到一边去。
他替司马家擦屁股、收拾天下已经是大义求全,更不会兑现什么空头支票。真想受封大司马,下黄泉找司马邺去要。
所以单纯这一份伪诏,其实问题也不大,但很快沈哲子就察觉到一点不妥。杜洪这小王八蛋开脑洞就开脑洞,该死不死为了体现他这诏书的合法性,着重标注落款用印乃是传国玉玺!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许还要加上一句大魏受汉传国玺。真正传国玉玺长得什么模样,其实沈哲子也不知,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
江东朝廷以晋祚正统自居,结果代表“受命于天”的传国玉玺却没有!
所谓打人不打脸,或许杜洪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一时脑洞大开,搞个俏皮的恶作剧。但是在行台众臣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嘲笑江东朝廷徒以正统自居,其实不过只是没有传国玉玺在手的白板天子!
而且这件事,已经不独只限于长安得失、杜洪生死,一旦传扬出去、酿生再大风波,又会引起对江东朝廷法统正当性的质疑。尤其对沈哲子这样一个身在洛阳、遥控朝政的权臣而言,则会引发更恶劣的影响,原本好歹也是一个二房东,结果他妈的大房东也没产权!
杜洪制造伪诏,还仅仅只是一个粗浅应用,本身不算什么。可是这一个短处若再被其他人学到,将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纷乱。
诚然能够谋生于乱世,人该有基本智慧,但民智也实在不宜过分高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凉州张骏之父张寔的死,京兆术士自言天予神玺、应王凉州,结果就煽动张寔部将弑杀其主。
明明一个很可笑的理由,有时候就会被有心人操作成一个非常怪诞的结果。更何况,传国玉玺确是流落虏廷。若此前王业只是蜗居江东,这问题还不太大,但如今已经壮行至此,就必须要做好应对此类隐患的准备。
所以这段时间,行台官员尤其是谢尚、贺隰等司职典礼之人,都在绞尽脑汁思索该要如何最大程度的消弭此事不利影响。
而在沈哲子来说,这件事就很简单,原本对于长安,他还存几分怀柔心思,可是因为这个杜洪自己作死,就不得不采取最血腥凌厉的手段,将所涉人众一概诛杀。通过血淋淋的残酷,以震慑当下和未来那些蠢蠢欲动的阴谋者。
与此同时,他也想起另外一件事,使人飞书传信前线主将桓宣,攻克长安之后,再遣奋武军西进陇道,责令凉州从速更换奉行启泰年号,若有拖延,便以贼逆视之,夺其一切封授!
这几日,行台内频频召开会议,可以说与军事有关,但实际上关系也不大。可是给整个行台带来的震荡,其实还要甚于军事上的胜负。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来自弘农前线主将桓宣呈送台内的一份奏报。这一份奏报除了桓宣自己陈诉军情之外,还夹杂了一份来自长安的书信,书信的作者则是目下窃据长安的杜洪。
事情若仅止于此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早在王师经营潼关以来,便不乏关中豪右书信投递,尤其随着去年年末开始西征,王师战绩惊人,弘农前线每日所得投诚书信更如雪片飞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这个杜洪。
作为京兆豪右推举出来的首领,长安目下暂时的主人,杜洪不只向弘农前线投书,还向行台投书,甚至去年冬里直接派人绕过洛阳行台,直接遣使前往建康。只是还没有抵达建康,在历阳便被扣留下来。
其人投书内容其实也大同小异,无非没有与王师作对为敌的念头,即便占据了长安,也是因为形势所迫、乡情不可辜负等等。言内言外,多陈无奈,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讨价还价。
面对王师去年汹涌的攻势以及今年持续不断的备战施压,杜洪本人也没有必守之信心,况且也无坚守的必要。
目下强弱态势分明,京兆豪右们其实也各自心知,之所以如今还窃据长安不作归顺,其实原因还在于行台的态度。行台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这些人投降,会获得怎么样的安排与待遇,只是一味的施压。
此前弘农杨氏的覆灭,也让这些京兆豪右们不敢轻易敞开怀抱恭迎王命。在这种情况下,杜洪作为京兆豪右的首领,或攻或守的战争职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负责代表这些京兆豪强们与行台谈判请封。
但行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保证,这也让京兆豪右们倍感焦灼。尤其随着弘农、上洛、河东等地的次第大建经营,加上开春之后河水渐长,令得战争气氛越来越凝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三辅豪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主动投降。
至于剩下那些还存念观望的,多数也都不敢再深居乡土、独抗即将大进的王师,引部向长安周边聚集而去,抱团取暖。
从行台方面而言,自然没有谈判的必要,甚至今次西征,这些豪强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敌人。他们若能识趣、乖乖投降也就罢了,若还要负隅顽抗,直接击垮就是了。
所以此前的计划是逐次扫荡拔除长安周边各股势力,尤其是北面的匈奴伪汉并其他一些杂胡势力,而后各军齐发,直入长安。
自身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与满足,大概杜洪也是恼羞成怒或者说狗急跳墙,所以这一次投书弘农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直接让行台炸了窝。
杜洪自己的书信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关中久乱、民风彪悍,既然诉求不得,也就无畏一战之类色厉内荏的说辞。但要命就要命在书信之外,另附一篇诏文。
是的,诏文!
杜洪非王非公,因为此前一直谋求谈和,所以也并没有僭越称制,但却突然抛出一篇诏文,实在令人大感不解。而讲到这一篇诏文的来历,则就更加曲折。
这一篇诏文的作者,是愍帝司马邺,就是那个中朝末帝,自长安归降汉赵而后被汉主刘聪所杀,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甚至就连尸体都被迎回江东安置多年的司马邺。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遗诏,至于遗诏何处得来,杜洪在信中也给了一个看似详细、合理的解释:当年胡寇关中,司马邺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向刘曜投降,噬臂吮血写下诏书,缝入衣袍中交给近侍带出,流传于外。直至此前不久,这一份血诏才从旧衣中露出为人所得。
所以,这是一份命运曲折的遗诏,而且还是一份衣带诏!
血诏原件,杜洪自然不可能轻易送出,但是内容也都尽录下来,命人投书弘农,继而送入行台。
血诏内容大义是愍帝惭愧不能守护祖业,身受屠各丑类所辱,但幸在江东还有宗族长者琅琊王司马睿传承统序,再兴晋祚。
书里还用非常殷切的语调嘱咐琅琊王,虽然客寄江表,但也不要心灰意懒,要深衔国恨,懂得选贤任能,至于江东那些吴人门户,也不要因为生长边远之地而不用。吴人多血性,只要施以恩惠,再过十几年,肯定会有雄臣勇出,慷慨兴复王业。
另外,书里又仔细叮嘱司马睿切记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急于反攻报仇,尤其不要急于远攻关中,因为这里胡势还很强大,担心琅琊王报仇心切、葬送了晋祚这最后一点传承。
“关中播乱,胡困年久,王宜谨慎,师若轻遣,则必有殃……晋业不久,王之罪也……”
从这些话中,也能看得出司马邺这个小年轻也是颇有几分乐天知命的豁达,为了不让司马睿犯罪,煞费苦心的劝告他不要急于报仇。
至于关中这边,也都不必担心,屠各小丑以胡虏资质窃据,肯定不会长久。到时候自然会有三辅心向晋祚的豪强们蜂拥而起,掀翻胡虏的统治,让关中再沐浴王道光辉。
并且告诫琅琊王一定要谨记,到时候千万不要吝惜封赏以免让义士齿冷。就算有人因此阻止,那必然是担心自身的功业权位会被摊薄,绝不是晋业柱臣,而是窃夺王命自专的国贼。
因为担心琅琊王不知该要以何权位封赏这些光复义士,诏书的最后还体贴的列明了各种封赏规格,比如扫除胡虏、光复关中的,应该封以大司马并开国郡公,其余各类,也都参差有序。
现在将国器奉送琅琊王,希望琅琊王对此能够奉行不悖,如果有背信违约,则是失信于天下,司马邺在黄泉中也不会开心。而且一旦如此,届时肯定会天下大乱,天命也不会再关照晋室,天下百姓也都会嘲笑司马家薄情寡恩。
如此种种,荒诞到了极点。所以当这一份书信送到行台后,沈哲子也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情略作翻阅,只是感叹这个杜洪挺有趣,脑洞开的不小。
至于所谓衣带诏这种传诏形式的指向性,在没有《三国演义》传播的时下,也算不上是什么让人过分遐思的事情。尽管《三国志》中有记载,也仅仅只是董承这个西凉余孽不忿汉帝东归、权归曹氏而作的一点权谋诡计罢了,远不是后世演义所渲染的那么大义凛然、光明伟岸。
而且沈哲子怀疑杜洪也未必就看过三国志,如此脑洞大开,应该只是凑巧。
这样一份遗书血诏,任谁都看得出是假的,单单各种措辞就漏洞百出,即便是流传于外,真正稍具辨识能力的人也都不会相信。
更何况如今关中咫尺在望,就算这遗诏是真的,沈哲子是脑壳坏了才会遵从一个死了二十多年的遗嘱。不要说愍帝司马邺,哪怕是元帝司马睿、甚至当今皇帝的明书诏令,也都摆到一边去。
他替司马家擦屁股、收拾天下已经是大义求全,更不会兑现什么空头支票。真想受封大司马,下黄泉找司马邺去要。
所以单纯这一份伪诏,其实问题也不大,但很快沈哲子就察觉到一点不妥。杜洪这小王八蛋开脑洞就开脑洞,该死不死为了体现他这诏书的合法性,着重标注落款用印乃是传国玉玺!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许还要加上一句大魏受汉传国玺。真正传国玉玺长得什么模样,其实沈哲子也不知,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
江东朝廷以晋祚正统自居,结果代表“受命于天”的传国玉玺却没有!
所谓打人不打脸,或许杜洪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一时脑洞大开,搞个俏皮的恶作剧。但是在行台众臣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嘲笑江东朝廷徒以正统自居,其实不过只是没有传国玉玺在手的白板天子!
而且这件事,已经不独只限于长安得失、杜洪生死,一旦传扬出去、酿生再大风波,又会引起对江东朝廷法统正当性的质疑。尤其对沈哲子这样一个身在洛阳、遥控朝政的权臣而言,则会引发更恶劣的影响,原本好歹也是一个二房东,结果他妈的大房东也没产权!
杜洪制造伪诏,还仅仅只是一个粗浅应用,本身不算什么。可是这一个短处若再被其他人学到,将会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纷乱。
诚然能够谋生于乱世,人该有基本智慧,但民智也实在不宜过分高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凉州张骏之父张寔的死,京兆术士自言天予神玺、应王凉州,结果就煽动张寔部将弑杀其主。
明明一个很可笑的理由,有时候就会被有心人操作成一个非常怪诞的结果。更何况,传国玉玺确是流落虏廷。若此前王业只是蜗居江东,这问题还不太大,但如今已经壮行至此,就必须要做好应对此类隐患的准备。
所以这段时间,行台官员尤其是谢尚、贺隰等司职典礼之人,都在绞尽脑汁思索该要如何最大程度的消弭此事不利影响。
而在沈哲子来说,这件事就很简单,原本对于长安,他还存几分怀柔心思,可是因为这个杜洪自己作死,就不得不采取最血腥凌厉的手段,将所涉人众一概诛杀。通过血淋淋的残酷,以震慑当下和未来那些蠢蠢欲动的阴谋者。
与此同时,他也想起另外一件事,使人飞书传信前线主将桓宣,攻克长安之后,再遣奋武军西进陇道,责令凉州从速更换奉行启泰年号,若有拖延,便以贼逆视之,夺其一切封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