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一次要被锁在号舍里九天，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比蹲大牢还要辛苦。
可在这些为求取功名的士子眼中，会试的辛苦是必须要熬过的，就算以前不适应，多考几次下来也就适应了。
而沈溪，还在前往适应的道路上。
相比于童生试和乡试的搜检严格，会试的入场搜查则宽松许多。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意思，他认为举人既是国家从各省选拔上来的人才，已经算是士族阶层，人格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再像对待平民那样侮辱他们。
从明初到明朝中叶，会试的搜检时行时罢，就算施行时，检查也很潦草，绝不会让考生脱下衣服，或者是检查夹层。
所以明初会试夹带作弊之事屡有发生，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朝廷才“始命添设御史两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这才在会试考试中大肆搜查，甚至要宽衣脱帽。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科场》中感慨道：“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主体矣！”
意思很明显，我们考童生试、乡试，就是为了能进入士族阶层，现在中了举人，都能当官了，现在却仍旧如同防贼一样对待我们，这真是让人寒心啊。
不过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至少在弘治十二年的这次会试中，入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沈溪仅仅需要拿着自己的考篮，把里面的东西随便翻给搜查的门吏看，就可以进入龙门。
到了里面，根据考生号舍的号码，列成一排，每一名考生都会有一名官兵负责守号舍，若考生在号舍内有什么事情。必须要通过这名守门的官兵。
到了自己的号舍。沈溪看了看里面狭窄的地方，竟然比之乡试的号舍还要狭窄几分，连拉屎撒尿的木桶都是旧的。
进去之后，将门锁上。沈溪顿时感觉自己进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想到未来九天要被关禁闭，沈溪心里多少有些小失落。反正入场第一天没有试考，他就坐下来，闭上眼睛想心事。很快天就黑了下来。
沈溪带进考场的东西，基本跟乡试相同。米饭和咸菜，还有熏肉，不过加了厚厚一沓炊饼。
说是九天考试。实际上在号舍里要待上七天八晚，二月十六上午就可以出考场。一次要带够八天的吃食。稍微带少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但带得多了，又带不进考场。
沈溪没打算在号舍里做饭。倒不是说他力不能及，而是怕生火做饭带来一些麻烦，索性带些现成的。
毕竟现在只是二月天，只要不是流食，要保存七八天还是可以的，其中有不少出自林黛的心意。
林黛已经在期待，沈溪从考场出去后，跟她做正正经经的小夫妻。
黄昏吃饭时，沈溪便在想林黛在家里做什么，估摸着是在缝制新婚所用的衣衫，只是一件简单的红褂子，从沈溪入太学时她就在缝制，却因为手艺不怎么好，到现在都还没做成成衣。
会试的第一场考试，仍旧是四书文和五经文，跟乡试的考察范围没任何区别。三篇四书文，四篇五经文，时间相对宽泛一些，要到第二天上午才会交卷。
也就是说，其实第一场的考试时间是一天半，一口气写完七篇文章。
对沈溪而言，写四书文和五经文已经跟家常便饭一样，光是他这些年写的八股文，少说也有两三千篇，多的时候一天能作上十几篇，读背的程文，加上前世记忆的明清优秀八股文，则有上万篇。
对于科举考试来说，这第一场的四书文和五经文永远是最重要的。
由于老师冯话齐的本经是《春秋》，沈溪的本经也就选择了《春秋》，但这次他却没有选《春秋》的题，而选的是《诗经》，这是他特别改变的。
沈溪想的是出奇制胜。
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本经是什么，那研究必然透彻，而对五经的其它内容基本不怎么在意。
沈溪很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有许多人盯着他，那些同考官出自翰林，也很有可能会盯住他，那对于本经是《春秋》考生的答卷，这些人会格外留意，甚至可能吹毛求疵，他就干脆选别的题目。
二月初九早晨，第一场考试正式开始。
三篇四书文分别出自《论语》、《大学》、《孟子》，而沈溪选定的四篇五经文都是出自《诗经》，分别是《国风·鄘风·干旄》、《小雅·六月》、《大雅·板》、《周颂·有瞽》。
从太阳从东方升起，号舍里光线足以读书写字，沈溪就开始抓紧时间做文章，但其实对于会试的众举子来说，第一场考试完全没必要太过着急。
因为会试要等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才统一收卷，就算你头七天什么都不答，到第八天再用一天时间来完成，那也是可以的。但整场考试下来，要写的文字超过万字，想在最后一天写出来有些不切实际。
对沈溪而言，规矩是一定的，那就是放下四书文，先作五经文。
会试考试内容跟乡试基本一样，但阅卷会比乡试严格得多，会试绝不会出现跟乡试一样只看四书文的情况。
考生考卷中答题得分的比重，三场下来几乎是相同的，先不论文章文采，若哪个考生哪一道考题写偏题了，等于是被直接刷下去。
参加会试的这三千五百名考生，那可不是泛泛之辈，若在会试中有偏科和错漏，还想中进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若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不好意思，下届会试请早。
第一天下来，波澜不惊。
沈溪对于这届会试的考题，属于提前知晓，但沈溪之前便很谨慎，就算为这届考试提前做好文章。也从未直接落笔于纸面过。都是将文章成于胸，再仔细斟酌，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
别人是用七八天时间答题，他用的可是四五个月。从沈溪得知自己中了乡试解元，就一直在准备这次会试。丝毫没怠慢过。
事实证明，考题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并未有丝毫偏差。
……
……
二月十二。第二场考题下来。
第二场是公共科目的考试，考的是“论”、“诏诰表”、“判语”。论考的是论述性文章，不再用八股文，出题也不会从《四书》、《五经》上出。范围相当广泛，跟高考作文类似。
这届会试的论考题为“君子中立而不倚”。出自《礼记》，原文是“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出自《礼记·中庸》的题目，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圣人可不会告诉你，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君子中立而不依”，我出的可不是《礼记》的原文，这是论的考题，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
沈溪明白了这一点，答题就容易多了。
至于“诏诰表”、“判语”，都是官场的应用文，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
其一是代拟公文，其二是写批语，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考察内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
前两场考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第三场的“策问”很简单，一问一答，将你的观点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问一共有五道，以前会试的“策问”，从来都是走过场，属于“附加题”，考官很难从“策问”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毕竟题目简单，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
这道题，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
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而在于科场之外，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
这道策问，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只有二人答题流利，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甚异之，将以为魁”，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
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
这次礼部会试，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书画家唐伯虎。
这一道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程敏政经牢狱之苦，出狱才不过几天就发急病而死。
怪只能怪，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发下来。
沈溪没有看另外四道题，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
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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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第十一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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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没有第十二更，就看大家的表现了哦！(未完待续。)
可在这些为求取功名的士子眼中，会试的辛苦是必须要熬过的，就算以前不适应，多考几次下来也就适应了。
而沈溪，还在前往适应的道路上。
相比于童生试和乡试的搜检严格，会试的入场搜查则宽松许多。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意思，他认为举人既是国家从各省选拔上来的人才，已经算是士族阶层，人格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再像对待平民那样侮辱他们。
从明初到明朝中叶，会试的搜检时行时罢，就算施行时，检查也很潦草，绝不会让考生脱下衣服，或者是检查夹层。
所以明初会试夹带作弊之事屡有发生，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朝廷才“始命添设御史两员，专司搜检，其犯者，先荷枷于礼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这才在会试考试中大肆搜查，甚至要宽衣脱帽。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科场》中感慨道：“四十年来，会试虽有严有宽，而解衣脱帽，一搜再搜，无复国初待主体矣！”
意思很明显，我们考童生试、乡试，就是为了能进入士族阶层，现在中了举人，都能当官了，现在却仍旧如同防贼一样对待我们，这真是让人寒心啊。
不过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至少在弘治十二年的这次会试中，入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沈溪仅仅需要拿着自己的考篮，把里面的东西随便翻给搜查的门吏看，就可以进入龙门。
到了里面，根据考生号舍的号码，列成一排，每一名考生都会有一名官兵负责守号舍，若考生在号舍内有什么事情。必须要通过这名守门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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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未来九天要被关禁闭，沈溪心里多少有些小失落。反正入场第一天没有试考，他就坐下来，闭上眼睛想心事。很快天就黑了下来。
沈溪带进考场的东西，基本跟乡试相同。米饭和咸菜，还有熏肉，不过加了厚厚一沓炊饼。
说是九天考试。实际上在号舍里要待上七天八晚，二月十六上午就可以出考场。一次要带够八天的吃食。稍微带少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但带得多了，又带不进考场。
沈溪没打算在号舍里做饭。倒不是说他力不能及，而是怕生火做饭带来一些麻烦，索性带些现成的。
毕竟现在只是二月天，只要不是流食，要保存七八天还是可以的，其中有不少出自林黛的心意。
林黛已经在期待，沈溪从考场出去后，跟她做正正经经的小夫妻。
黄昏吃饭时，沈溪便在想林黛在家里做什么，估摸着是在缝制新婚所用的衣衫，只是一件简单的红褂子，从沈溪入太学时她就在缝制，却因为手艺不怎么好，到现在都还没做成成衣。
会试的第一场考试，仍旧是四书文和五经文，跟乡试的考察范围没任何区别。三篇四书文，四篇五经文，时间相对宽泛一些，要到第二天上午才会交卷。
也就是说，其实第一场的考试时间是一天半，一口气写完七篇文章。
对沈溪而言，写四书文和五经文已经跟家常便饭一样，光是他这些年写的八股文，少说也有两三千篇，多的时候一天能作上十几篇，读背的程文，加上前世记忆的明清优秀八股文，则有上万篇。
对于科举考试来说，这第一场的四书文和五经文永远是最重要的。
由于老师冯话齐的本经是《春秋》，沈溪的本经也就选择了《春秋》，但这次他却没有选《春秋》的题，而选的是《诗经》，这是他特别改变的。
沈溪想的是出奇制胜。
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本经是什么，那研究必然透彻，而对五经的其它内容基本不怎么在意。
沈溪很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有许多人盯着他，那些同考官出自翰林，也很有可能会盯住他，那对于本经是《春秋》考生的答卷，这些人会格外留意，甚至可能吹毛求疵，他就干脆选别的题目。
二月初九早晨，第一场考试正式开始。
三篇四书文分别出自《论语》、《大学》、《孟子》，而沈溪选定的四篇五经文都是出自《诗经》，分别是《国风·鄘风·干旄》、《小雅·六月》、《大雅·板》、《周颂·有瞽》。
从太阳从东方升起，号舍里光线足以读书写字，沈溪就开始抓紧时间做文章，但其实对于会试的众举子来说，第一场考试完全没必要太过着急。
因为会试要等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才统一收卷，就算你头七天什么都不答，到第八天再用一天时间来完成，那也是可以的。但整场考试下来，要写的文字超过万字，想在最后一天写出来有些不切实际。
对沈溪而言，规矩是一定的，那就是放下四书文，先作五经文。
会试考试内容跟乡试基本一样，但阅卷会比乡试严格得多，会试绝不会出现跟乡试一样只看四书文的情况。
考生考卷中答题得分的比重，三场下来几乎是相同的，先不论文章文采，若哪个考生哪一道考题写偏题了，等于是被直接刷下去。
参加会试的这三千五百名考生，那可不是泛泛之辈，若在会试中有偏科和错漏，还想中进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若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不好意思，下届会试请早。
第一天下来，波澜不惊。
沈溪对于这届会试的考题，属于提前知晓，但沈溪之前便很谨慎，就算为这届考试提前做好文章。也从未直接落笔于纸面过。都是将文章成于胸，再仔细斟酌，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
别人是用七八天时间答题，他用的可是四五个月。从沈溪得知自己中了乡试解元，就一直在准备这次会试。丝毫没怠慢过。
事实证明，考题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并未有丝毫偏差。
……
……
二月十二。第二场考题下来。
第二场是公共科目的考试，考的是“论”、“诏诰表”、“判语”。论考的是论述性文章，不再用八股文，出题也不会从《四书》、《五经》上出。范围相当广泛，跟高考作文类似。
这届会试的论考题为“君子中立而不倚”。出自《礼记》，原文是“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出自《礼记·中庸》的题目，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圣人可不会告诉你，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君子中立而不依”，我出的可不是《礼记》的原文，这是论的考题，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
沈溪明白了这一点，答题就容易多了。
至于“诏诰表”、“判语”，都是官场的应用文，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
其一是代拟公文，其二是写批语，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考察内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
前两场考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第三场的“策问”很简单，一问一答，将你的观点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问一共有五道，以前会试的“策问”，从来都是走过场，属于“附加题”，考官很难从“策问”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毕竟题目简单，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
这道题，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
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而在于科场之外，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
这道策问，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只有二人答题流利，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甚异之，将以为魁”，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
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
这次礼部会试，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书画家唐伯虎。
这一道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程敏政经牢狱之苦，出狱才不过几天就发急病而死。
怪只能怪，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发下来。
沈溪没有看另外四道题，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
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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