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不要呀......就让这俩一起窝在汉中狼狈为奸不好嘛，非得让一个呆山南西道，一个呆淮南，且都是重镇，那样更......”郑絪苦不堪言，却又无法说出来。
可这时，李泌突然转过来，一双细长的丹凤眼，炯炯有神地盯住了郑絪。
郑絪不由得吃了一惊。
但李泌仿佛看破他的心思，可没有说什么，只是对皇帝的提议做出修改建议：“如今朝堂宰执与方岳使相，也得互相和谐，这样才能做好大事。”
皇帝顿时醒悟，知道李泌所说的，是张延赏、马燧和韩滉、李晟两派的争斗问题，就低声和李泌交谈几句，君臣间很快达成默契。
而后李泌又自袖中抽出张别纸来，皇帝一看，正是先前韩滉在尚书省曲江亭子里，和群大臣集体列奏的举荐名单。
皇帝也没说什么，将别纸收下了。
这时李适就问翰林学士陆贽：“陆九，马上和籴三川的米，如何个和籴法？”
陆贽即刻捧袂，一口字正腔圆的吴腔：“禀告陛下，天下苦二样大事，一是物价不均，二是物轻钱重。如今京畿米价腾贵，一斗粗麦都要三百文，而以高逸崧的兴元府为例，因稻麦双稔，米价大跌，一斗麦只要八十文，一斗稻只要六十文，逸崧先前写信于我，称百姓虽获丰收，然犹困于谷贱，故而应行和籴法，既能让三川百姓获利，也能救济京畿灾情。”
“哦，那陆九你说说，这和籴法怎么才能达到如此目的呢？”
“陛下，之所以会出现丰收年景谷贱伤农的现象，根源即在物轻钱重。自从国家行两税法以来，为图便利，上供的粟、麦、稻、布帛、麻、盐等，大多折算为钱送抵京师来，其余多屯于地方以备水旱饥荒。故而钱多集于京师公私库中，不致流通，使得天下钱荒更炽，物价更贱，非但伤农，也会伤工——所以陛下不妨将汇聚来的钱，交由和籴使至西北、三川等地购米，以高于市价五分一的标准购入，运抵京师各仓，如此不但能防关中饥荒，也可储作军粮，更可让三川百姓不用贱卖所得，如此可一举三得也，”
“陆敬舆此言，可谓深得泉货之精髓。”李泌对陆贽的经济头脑很赞叹。
可皇帝李适却总能提出“弦外之音”来，“陆九的意思，是对两税法有所不满？”
“岂敢。”陆贽急忙辩解，“不过初行两税时，天下凋敝，钱轻物重，故而以钱为纳税之准，如今天下钱重物轻，如再沿袭，恐失敛赋之本。”
皇帝听到这话，只是点点头，接着他就说，马上以齐抗和齐映分别为京西、三川和籴使，按照陆贽的办法去买米。
“陛下，臣还有一请。”解决好和籴法后，李泌便又提出个他思虑很久的方案来。
“先生但说无妨。”
“兴军光复河陇，非是小事。韩太冲在小延英殿上所言颇有见地，我唐年年防秋，征关东卒戍京西者每年都不下十七万人，食粟二百四十万石，更糟糕的是军队如此之多，靠关中自产根本无法供应，必须沿漕运征调，算上脚力钱，每斗粟米最少也得花费一百五十文钱，这样每年耗资，光是防秋口粮这项即有三百六十万贯，还不包括西北的边军耗费。两税所得，三分之二都耗在供军之中，国家困敝，为改变局面，故而臣请于西北、山南西道复府兵之制。”
“先生是说，按照高岳昔日于百里城的办法去做？”
“是也，西北、朔方少民多兵，索性将耕田分赐边军及神策各边镇，招募戍卒耕耘，由度支司贷给他们耕牛、农具和种子，等来年粟麦成熟后再偿还不迟。营田所得，由度支司巡院再统一和籴，按陆敬舆所言，据市价五分增一，边地民户极少，营田戍卒的粟卖也无处售卖，只能低价卖给度支司，所以就算增价，也比自关中或它地购买要便宜得多。另外，自关东所抽调来的防秋兵，也可授予他们田地，以三年为期，三年后防秋兵营田致富，则会安于边地，不愿返归，如此朝廷可发给他们家人长牒传符，沿路驿馆供应饭食，来与防秋兵团聚，便能将部分营田改为永业田，授予戍卒，再以府兵之法理之。如此既可变兵为农，也可随时化农为兵，既能充实边地人口，也能增修军备。用臣之言，可不减戍卒，可不扰百姓，可粮食皆足，可府兵大成，也可削减关东方镇之力（他们的兵来防秋，三年后就化为我朝廷的边地府兵）！”
“先生所言极是，便照高岳在百里城的那个模式去办，如此天下无事有望。只不过，耕牛、农具、种子也要花费大批钱财，这......”
“臣有一策，可同时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李泌显然成竹在胸。
皇帝大喜，便说先生的策略，随即可书写于密奏之上，由朕细细品览。
“陛下，和籴、府兵、筑城宜早不宜迟，另外这段时间可委任大臣为入蕃使，名为与西蕃交好，实则刺探西蕃内情，以求知己知彼。臣更有方策，可不战而困西蕃。”
“何策？”皇帝急不可耐。
可李泌好像忽然顾虑什么似的，便推托说，待到西北营田的粟麦成熟一次后再议不迟。
就在皇帝和李泌于蓬莱殿畅谈时，大明宫南墙和内苑交接处的拐角，高岳鬼鬼祟祟地立在那里，和解善集的堂兄解仁集也密切交谈着。
这位解仁集和另外二位兄弟，这么多年都在台省里当流外官，当初高岳通过吏部考试时，就是花钱贿赂他三兄弟的。这些年过去，大臣倒的倒，亡的亡，连皇帝都播迁了一次，可他们仨的地位依旧稳若泰山，纹丝不动，生存的意识和技能可谓是双强。
唐朝的流外官、杂任官，即是后世所说的吏。
而高岳这样进士出身的，不但做的是流内官，更是流内里的“清资路线”——不过高岳本人不是特别喜欢清资路线，所以他仕途的主要部分，都在幕府或地方上历练刷羽。不然以他的迁升速度，早就和宰相房的高参那般，起码为中书舍人知制诰了。
流外官，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高岳原本所处时代的事业编制（可能有点点不太妥当，因现在哪怕是公务员，其实在唐朝绝大部分也不过是个吏），他们和流内官是泾渭分明的。
可这时，李泌突然转过来，一双细长的丹凤眼，炯炯有神地盯住了郑絪。
郑絪不由得吃了一惊。
但李泌仿佛看破他的心思，可没有说什么，只是对皇帝的提议做出修改建议：“如今朝堂宰执与方岳使相，也得互相和谐，这样才能做好大事。”
皇帝顿时醒悟，知道李泌所说的，是张延赏、马燧和韩滉、李晟两派的争斗问题，就低声和李泌交谈几句，君臣间很快达成默契。
而后李泌又自袖中抽出张别纸来，皇帝一看，正是先前韩滉在尚书省曲江亭子里，和群大臣集体列奏的举荐名单。
皇帝也没说什么，将别纸收下了。
这时李适就问翰林学士陆贽：“陆九，马上和籴三川的米，如何个和籴法？”
陆贽即刻捧袂，一口字正腔圆的吴腔：“禀告陛下，天下苦二样大事，一是物价不均，二是物轻钱重。如今京畿米价腾贵，一斗粗麦都要三百文，而以高逸崧的兴元府为例，因稻麦双稔，米价大跌，一斗麦只要八十文，一斗稻只要六十文，逸崧先前写信于我，称百姓虽获丰收，然犹困于谷贱，故而应行和籴法，既能让三川百姓获利，也能救济京畿灾情。”
“哦，那陆九你说说，这和籴法怎么才能达到如此目的呢？”
“陛下，之所以会出现丰收年景谷贱伤农的现象，根源即在物轻钱重。自从国家行两税法以来，为图便利，上供的粟、麦、稻、布帛、麻、盐等，大多折算为钱送抵京师来，其余多屯于地方以备水旱饥荒。故而钱多集于京师公私库中，不致流通，使得天下钱荒更炽，物价更贱，非但伤农，也会伤工——所以陛下不妨将汇聚来的钱，交由和籴使至西北、三川等地购米，以高于市价五分一的标准购入，运抵京师各仓，如此不但能防关中饥荒，也可储作军粮，更可让三川百姓不用贱卖所得，如此可一举三得也，”
“陆敬舆此言，可谓深得泉货之精髓。”李泌对陆贽的经济头脑很赞叹。
可皇帝李适却总能提出“弦外之音”来，“陆九的意思，是对两税法有所不满？”
“岂敢。”陆贽急忙辩解，“不过初行两税时，天下凋敝，钱轻物重，故而以钱为纳税之准，如今天下钱重物轻，如再沿袭，恐失敛赋之本。”
皇帝听到这话，只是点点头，接着他就说，马上以齐抗和齐映分别为京西、三川和籴使，按照陆贽的办法去买米。
“陛下，臣还有一请。”解决好和籴法后，李泌便又提出个他思虑很久的方案来。
“先生但说无妨。”
“兴军光复河陇，非是小事。韩太冲在小延英殿上所言颇有见地，我唐年年防秋，征关东卒戍京西者每年都不下十七万人，食粟二百四十万石，更糟糕的是军队如此之多，靠关中自产根本无法供应，必须沿漕运征调，算上脚力钱，每斗粟米最少也得花费一百五十文钱，这样每年耗资，光是防秋口粮这项即有三百六十万贯，还不包括西北的边军耗费。两税所得，三分之二都耗在供军之中，国家困敝，为改变局面，故而臣请于西北、山南西道复府兵之制。”
“先生是说，按照高岳昔日于百里城的办法去做？”
“是也，西北、朔方少民多兵，索性将耕田分赐边军及神策各边镇，招募戍卒耕耘，由度支司贷给他们耕牛、农具和种子，等来年粟麦成熟后再偿还不迟。营田所得，由度支司巡院再统一和籴，按陆敬舆所言，据市价五分增一，边地民户极少，营田戍卒的粟卖也无处售卖，只能低价卖给度支司，所以就算增价，也比自关中或它地购买要便宜得多。另外，自关东所抽调来的防秋兵，也可授予他们田地，以三年为期，三年后防秋兵营田致富，则会安于边地，不愿返归，如此朝廷可发给他们家人长牒传符，沿路驿馆供应饭食，来与防秋兵团聚，便能将部分营田改为永业田，授予戍卒，再以府兵之法理之。如此既可变兵为农，也可随时化农为兵，既能充实边地人口，也能增修军备。用臣之言，可不减戍卒，可不扰百姓，可粮食皆足，可府兵大成，也可削减关东方镇之力（他们的兵来防秋，三年后就化为我朝廷的边地府兵）！”
“先生所言极是，便照高岳在百里城的那个模式去办，如此天下无事有望。只不过，耕牛、农具、种子也要花费大批钱财，这......”
“臣有一策，可同时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李泌显然成竹在胸。
皇帝大喜，便说先生的策略，随即可书写于密奏之上，由朕细细品览。
“陛下，和籴、府兵、筑城宜早不宜迟，另外这段时间可委任大臣为入蕃使，名为与西蕃交好，实则刺探西蕃内情，以求知己知彼。臣更有方策，可不战而困西蕃。”
“何策？”皇帝急不可耐。
可李泌好像忽然顾虑什么似的，便推托说，待到西北营田的粟麦成熟一次后再议不迟。
就在皇帝和李泌于蓬莱殿畅谈时，大明宫南墙和内苑交接处的拐角，高岳鬼鬼祟祟地立在那里，和解善集的堂兄解仁集也密切交谈着。
这位解仁集和另外二位兄弟，这么多年都在台省里当流外官，当初高岳通过吏部考试时，就是花钱贿赂他三兄弟的。这些年过去，大臣倒的倒，亡的亡，连皇帝都播迁了一次，可他们仨的地位依旧稳若泰山，纹丝不动，生存的意识和技能可谓是双强。
唐朝的流外官、杂任官，即是后世所说的吏。
而高岳这样进士出身的，不但做的是流内官，更是流内里的“清资路线”——不过高岳本人不是特别喜欢清资路线，所以他仕途的主要部分，都在幕府或地方上历练刷羽。不然以他的迁升速度，早就和宰相房的高参那般，起码为中书舍人知制诰了。
流外官，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高岳原本所处时代的事业编制（可能有点点不太妥当，因现在哪怕是公务员，其实在唐朝绝大部分也不过是个吏），他们和流内官是泾渭分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