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的几站一样，朱子安继续以文书的身份，全程参与使团在江户期间的外交活动。不过他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大明皇室成员身份在日本这边并不好使，对方即便知道了他是朱氏子弟，似乎也没有像朝鲜人那样表现出惊讶或者敬重。
这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一个是大明的传统藩属国，而另一个却是有过多次交战史的敌国，两者对待大明的看法和态度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相信日本人会很乐意将朱子安在海汉使团中的身份解读为大明衰落的象征，而一个已经落魄的对手，当然并不值得他们给予敬畏和尊重。
不过这样一来，朱子安也得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上，观察海汉使团是如何一步一步去达成目的。
与朝鲜相比，日本幕府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打交道，哪怕当家的只是一个病弱少年，但也并没有屈从海汉的施压。而使团在琉球复国一事上所遇到的挫折，也是之前未曾出现过的状况，朱子安很想看看，这些年轻官员要如何解决眼下出现的困难。
但让他略感失望的是，在使团内部开会讨论之后，便很快决定将琉球复国的事先放到一边，由佐世保的天草四郎去跟进，当下先集中精力专攻其他议题。相较于与海汉利益密切相关的贸易议题，琉球国的前途命运显然不是那么紧要，就算再拖上一段时间也无所谓。
再说使团里又没有琉球国的代表，与幕府的谈判进程，外界所知甚少，就算短时间内没有达成理想的结果，琉球国也还是得对海汉感恩戴德。因为这个时候除了海汉之外，不会再有人为他们出头了，想摆脱萨摩藩的控制，海汉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让朱子安感到有些不解的是，海汉既然拥有强大武力，而且还在日本建有军事基地，那为何不简单明了地使用军事手段逼迫幕府就范，反而要花费时间精力动用外交手段，目的却只是想让幕府在贸易规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如同往常一样，他将这些疑问提出来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石成武的回应。
“军事手段的使用成本太高，只能作为保底的措施。我们和幕府之间的分歧还远远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准确地说，现阶段的情况是合作大于分歧，这才是双方能坐到一起谈判的根本原因。”石成武耐心地向他解释道。
朱子安继续发问道：“既然要与幕府合作，那为何还要设法营造能与幕府对抗的势力？这与海汉在朝鲜所用的策略是否一样？”
石成武道：“类似，但具体策略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阻力要比朝鲜大得多。父辈告知我们，这个国家极具侵略性，如不对其进行压制，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所以我们的策略是让日本持续内耗，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对外扩张的行动上，而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在这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朱子安道：“那何不索性大举出兵，将其灭国，然后并入海汉版图？”
石成武道：“鞭长莫及，力有不逮。接管中原王朝传统领地才是我国当下第一要务，像日本这种海外蛮夷，还不值得我国集中大军攻打。再说我们通过贸易手段逐步掌控其经济、金融，慢慢渗透至政治、文化领域，日后同样也能实现间接统治。”
朱子安道：“可是这样做或许要三五十年才能见到效果，到我们这一代人老去时，说不定都还未能实现你所说的场景。”
石成武道：“那又有何妨？若是倒回去三十年，谁又能想到今时今日会是我海汉国的天下，三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光景，谁又能真的预知呢？说不定再过个十多年，我国国力比当下还要强盛百倍，随便伸出一个指头就能把日本给碾平了，那样也就无需再慢慢磨蹭了。”
石成武对海汉的未来前景无疑非常乐观，但朱子安听了之后，心里却不免有些不是滋味。三十年前还是大明天启年间，那时候谁能想到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很快就要被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新兴势力取而代之。
海汉立国不到三十年，就已经夺了大明江山，成为这个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以这样的发展速度，的确很难想像三十年后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同样的问题，朱子安从陶弘方这里则是得到了有些不一样的答案。
“很简单，因为日本不值得。”陶弘方的分析角度与石成武有所不同：“这里唯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人口，但我国已经拿下了大陆，有了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还有什么必要盯着这方寸之地？驻军也好，贸易也好，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从外部锁死它的发展空间。你或许认为使用外交手段来达成目的很费时费事，但这恰恰就是效率最高的做法。即便有一天我们迫不得已要使用战争手段，在这里上阵厮杀的应该也不会是海汉军。”
陶弘方对于日本的兴趣本就不大，但父辈教育留下的思想烙印让他很明确自己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国家。而关于这一点，使团所有官员的态度肯定都是一致的。
陶弘方作为主管商贸事务的官员，更习惯于从经济角度去衡量一件事的利弊得失。所以在他看来，海汉对日策略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以最具性价比的手段来实现对日本各个领域的逐步控制，包括战争在内。
朱子安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使团访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某些贸易协议，或是帮助琉球这种小国脱离萨摩藩的掌控，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削弱日本为最终目的。即便是日本幕府没有自行颁布那愚蠢可笑的锁国令，海汉也会设法替他们把国门关上，顺便再加上几把大锁。
这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一个是大明的传统藩属国，而另一个却是有过多次交战史的敌国，两者对待大明的看法和态度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相信日本人会很乐意将朱子安在海汉使团中的身份解读为大明衰落的象征，而一个已经落魄的对手，当然并不值得他们给予敬畏和尊重。
不过这样一来，朱子安也得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上，观察海汉使团是如何一步一步去达成目的。
与朝鲜相比，日本幕府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打交道，哪怕当家的只是一个病弱少年，但也并没有屈从海汉的施压。而使团在琉球复国一事上所遇到的挫折，也是之前未曾出现过的状况，朱子安很想看看，这些年轻官员要如何解决眼下出现的困难。
但让他略感失望的是，在使团内部开会讨论之后，便很快决定将琉球复国的事先放到一边，由佐世保的天草四郎去跟进，当下先集中精力专攻其他议题。相较于与海汉利益密切相关的贸易议题，琉球国的前途命运显然不是那么紧要，就算再拖上一段时间也无所谓。
再说使团里又没有琉球国的代表，与幕府的谈判进程，外界所知甚少，就算短时间内没有达成理想的结果，琉球国也还是得对海汉感恩戴德。因为这个时候除了海汉之外，不会再有人为他们出头了，想摆脱萨摩藩的控制，海汉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让朱子安感到有些不解的是，海汉既然拥有强大武力，而且还在日本建有军事基地，那为何不简单明了地使用军事手段逼迫幕府就范，反而要花费时间精力动用外交手段，目的却只是想让幕府在贸易规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如同往常一样，他将这些疑问提出来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石成武的回应。
“军事手段的使用成本太高，只能作为保底的措施。我们和幕府之间的分歧还远远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准确地说，现阶段的情况是合作大于分歧，这才是双方能坐到一起谈判的根本原因。”石成武耐心地向他解释道。
朱子安继续发问道：“既然要与幕府合作，那为何还要设法营造能与幕府对抗的势力？这与海汉在朝鲜所用的策略是否一样？”
石成武道：“类似，但具体策略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阻力要比朝鲜大得多。父辈告知我们，这个国家极具侵略性，如不对其进行压制，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所以我们的策略是让日本持续内耗，这样他们就不会有多余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对外扩张的行动上，而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在这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朱子安道：“那何不索性大举出兵，将其灭国，然后并入海汉版图？”
石成武道：“鞭长莫及，力有不逮。接管中原王朝传统领地才是我国当下第一要务，像日本这种海外蛮夷，还不值得我国集中大军攻打。再说我们通过贸易手段逐步掌控其经济、金融，慢慢渗透至政治、文化领域，日后同样也能实现间接统治。”
朱子安道：“可是这样做或许要三五十年才能见到效果，到我们这一代人老去时，说不定都还未能实现你所说的场景。”
石成武道：“那又有何妨？若是倒回去三十年，谁又能想到今时今日会是我海汉国的天下，三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光景，谁又能真的预知呢？说不定再过个十多年，我国国力比当下还要强盛百倍，随便伸出一个指头就能把日本给碾平了，那样也就无需再慢慢磨蹭了。”
石成武对海汉的未来前景无疑非常乐观，但朱子安听了之后，心里却不免有些不是滋味。三十年前还是大明天启年间，那时候谁能想到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很快就要被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新兴势力取而代之。
海汉立国不到三十年，就已经夺了大明江山，成为这个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以这样的发展速度，的确很难想像三十年后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同样的问题，朱子安从陶弘方这里则是得到了有些不一样的答案。
“很简单，因为日本不值得。”陶弘方的分析角度与石成武有所不同：“这里唯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人口，但我国已经拿下了大陆，有了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还有什么必要盯着这方寸之地？驻军也好，贸易也好，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从外部锁死它的发展空间。你或许认为使用外交手段来达成目的很费时费事，但这恰恰就是效率最高的做法。即便有一天我们迫不得已要使用战争手段，在这里上阵厮杀的应该也不会是海汉军。”
陶弘方对于日本的兴趣本就不大，但父辈教育留下的思想烙印让他很明确自己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国家。而关于这一点，使团所有官员的态度肯定都是一致的。
陶弘方作为主管商贸事务的官员，更习惯于从经济角度去衡量一件事的利弊得失。所以在他看来，海汉对日策略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以最具性价比的手段来实现对日本各个领域的逐步控制，包括战争在内。
朱子安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使团访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某些贸易协议，或是帮助琉球这种小国脱离萨摩藩的掌控，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削弱日本为最终目的。即便是日本幕府没有自行颁布那愚蠢可笑的锁国令，海汉也会设法替他们把国门关上，顺便再加上几把大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