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直接明说吧，这样猜话很累。”韦宝笑道。
“别装了，你这么聪明，这么点事，还要怎么明说。”王体乾也笑了。
韦宝喜欢看人笑，但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喜欢看太监笑。
因为太监笑起来，总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
韦宝不轻视太监，甚至很多时候同情太监。
但韦宝也会觉得太监可怕，因为他们的确不是正常人了，同情归同情，可怕归可怕，不防着这帮人，随时准备被他们弄死，尤其是像韦宝这种已经到了经常需要与太监接触的高官等级。
“叔父，我哪里聪明了，真要是聪明，也不会入仕途才一年就干不下去，要辞官归乡了嘛。”韦宝苦着脸道。
“那是你以退为进，我刚才就已经说了，这是一步好棋。”王体乾道：“现在朝廷的危局，只有小宝你这样的大才才有实力化解，而你深得陛下信任，又是英国公的女婿，别人想对付你是不容易的！而且小宝你左右逢源，与魏公公底下的人，与东林人的关系都处的不错，这更是难能可贵！陛下并不一定要用我们这样的太监，若是有像小宝你这样的朝臣，陛下也肯定会认真考虑重用的。”
韦宝见王体乾挑明了，暗忖自己果然所料不错，王体乾就是来找自己一起反魏忠贤的啊。
韦宝万万没有想到王体乾这回这么刚正面，胆子这么大。
韦宝曾经深入研究过这些太监，甚至曾经认真设想过，对于古代的太监而言，如果他们感到痛苦，是“不能人道”还是“不能留下后代”影响更大。
韦宝仔细想过之后觉得，自然是不能留下后代更痛苦，拥有成熟阉技术的民族都更习惯在少年期对人类和牲畜进行阉，没有性成熟男孩，从来没有过性体验，自然也不会有性冲动。
试问一个男人要如何去后悔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呢。
很多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都习惯收养义子，年幼时也体验过有亲人陪伴的感觉，自然对于留下后代充满了想法。
太监有小时候便阉的，有少年阉的，有成年后自我阉入宫的，九千岁魏忠贤就是成年后入宫的。
有切全部的，有只切蛋的，有只切鸡的，有切不干净还能搞事情的，据说九千岁就没有全部弄干净。
还有根本不切进宫搞太后的，韦宝听说嫪毐与秦始皇老妈好像是那样。
切掉以后可以对食，找个同样孤单的宫女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彼此照应着，还有可以和太后每晚进行正常生活。
所以“对于古代太监”这个前提太宽泛了，韦宝觉得无后这种事情伤害最大，身体上和精神上一时的不满足在古人来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太监切掉蛋以后没有**，有的保留原始的对女性朋友的向往，这个通过对食可以解决。
韦宝觉得搞不成那回事和孤独，不至于让太监变态，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势力分为几股，首先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某人首先创立该公司，他代表皇权。
但他是孤家寡人，几乎公司每个人都在算计他，他招架不住，就请一个经理帮他管理，这个人就是ceo，代表相权。
某人后来按捺不住花花世界中花姑娘的吸引，娶了媳妇，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媳妇家那帮穷亲戚仗着枕头风全加入公司，他们是外戚。
开始某人觉得还行，这么多人帮他。
后来发现公司大了，这帮家伙也开始算计他，外戚觉得财产不过瘾，想直接变为自己的。
做ceo的宰相也不老实，所有官员都听他的不听自己的。
皇帝和这么多人拔河有点吃不消了，发现自家仆人旺财不错忠心而且没有小伙伴，就拉过来帮自己，这就是太监。
太监在历史大多数时候是代表皇帝的，要为皇帝与文官与外戚斗争的，皇帝老人不好做的事情，他要做；皇帝为了千古名声丢不起的人，他就要丢。
这样，太监的名声通常好不到哪里去，另外太监还要和文官战斗，而文官是负责撰写历史的，文官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天然优越感，觉得十年寒窗天子门生，怎么一个缺斤短两家伙就能掌权而且自己要看他脸色行事，心理就不会平衡自然不会说太监好话。
但就是这样历史上还是出现了高力士，王承恩，怀恩等一些有较好口碑的太监。
太监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就像大臣中有奸臣和忠臣一样。
当然考虑到太监老兄毕竟是因为丢了样东西，经常受到文官外戚的歧视，难免会心理变态作出很多变态事情。
太监在地方的作用类似监理，它们只对中央负责，在帝制体系下就是皇帝，是中央用来监督地方和各个部门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监就是王权的延伸，它存在的意义是在各个位置上体现王权的意志。
因为太监的立场，所以他们往往对具体的办事机构产生矛盾。
老板都希望员工多做事少拿钱，而员工往往都指望没事开个小差也不会被扣奖金。
实际上在中央之国的官僚体系下，老板就是皇帝，员工就是各个大臣。夹在两者之间的太监就会成为两边的矛盾博弈的中心，太监要为皇帝负责，那就一定会对大臣施压。
而大臣们不敢直接忤逆皇帝，就只好通过丑化太监来向皇帝抗议。而不幸的是，大臣们往往都是正规文化阶层出身，舆论界天然倾向于官僚阶层。
于是太监的名声自然好不了了。
从官僚阶层推崇的儒家体系来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太监从入宫开始就天然地带着原罪。
但要是没有太监站在皇权的立场上去制约官僚，那么官僚怎么无法无天也没有人能挡得住。
事实上只要双方的博弈达到平衡，谁也压制不住谁，这个时候才能国泰民安。
太监起源于何时，何地，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
在中国的典籍文献中，关于太监的最早记载出自《春秋左传·僖公二年》，里边提及一个叫“寺人貂”的人，他是齐桓公的宠臣。郑玄注解，“寺人”就是“侍人”、阉人，“貂”是其称呼。郑玄的注解是有所本的，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均有对此人的记载，信息也增加的很多，不过名字换成了“竖刁”或“竖刀”。
根据这些记载，竖刁是一个阉人，而且是个自宫的阉人。
为啥要自宫，就是为了取悦齐桓公，获得权势。
后来此人也的确得宠，不过做尽了坏事，败坏了朝政，甚至活活俄死了齐桓公，最后被杀头。
这些更详细的记载有可信的地方，也有后来人杜撰的地方。
可信的地方有二，一是中国的太监起源于齐桓公时代的齐国；二是，太监的出现，他们的阉割行为是自发自愿的，而非被强迫的。
是先有了太监，先有了自宫的人，然后齐桓公一看很合胃口，而不是齐桓公依靠自己的权势，去强制性地阉别人，强迫别人去做阉人。
明白和记住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
不可信的是，对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将太监的自宫行为，完全归因于功利的考虑，说是为了邀宠国君而获取权势和财富。
这太不划算，也太难以让人相信。据《韩非子·十过》记载，管仲老病，齐桓公就去问他，哪些人可用。问到竖刁时，管子的回答是：“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自宫）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
管子的回答，指出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每个人从本性来说都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竖刁为邀宠，居然严重损坏自己的身体，搞自宫。
管子的结论是，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爱的人，又怎么能去爱惜齐桓公你呢。也就是说，阉人的自宫有违人之常情，管仲是绝对反对和排斥的。
这样一来，如果第一个自宫的人，的确是出于功利的考虑，那么他将面临双重损失。一方面他本人承受巨大直接损失，失去身体和人生最要的东西之一。
即便他后来的确可以获得权势和财富，但这个失去的东西，却可以让一切权势和财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享受男女之乐，不能享受父子的天伦之乐，家庭之乐。另一方面，即便自宫的代价如此高昂，但是自宫后的你，很可能不被社会接受，遭到歧视和排斥，让你邀宠计划成功的概率变得很低很低。
事实上，管子的对阉人的态度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态度。
甚至说，当时中国社会对阉人的排斥程度比管子更甚。
《三国演义》有个故事。夏侯惇在一次战斗中被箭射中了眼睛，急忙拔箭，不想却把眼珠带出。
随后，夏侯惇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怪异但又悲壮的举动，一把抓住眼珠，吞吃了。
吃前，他还说了一句话，算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他说：“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夏侯惇的话也是有所本的。《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同是在《三国演义》，曹操一次下令说，破坏农民庄稼者斩。
不料，话音未落，曹操的马不知何故惊了，跑到农田把禾苗踏坏了一大片。
曹操接下来的反应被称为奸雄表现的经典案例。曹操说，军令如山，我违规了，也必须斩首，但是，我要“割发代首”。
现在人们一般把这理解为曹操耍滑头，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何“割发代首”在当时能被他的军队如此信服？现在哪个国家领导犯了事，他说要“割发代首”，这有丝毫的可行性、可信性吗？
“割发代首”透露更多信息不是曹操有多么奸猾，而是三国时代的人们，至少是中原一代的人们，普遍对头发有多么重视，重视地把头发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夏侯渊的生吞眼珠，曹操的割发代首，以及《孝经》要爱惜身体发肤的谆谆教导，共同指向一个被后人早已遗忘的事实：在早期的中国，存在一种高度重视和爱惜自己身体的人生理念，这种理念甚至说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
身体是受之父母的，来自父母的就是一种天生就有的状态，天然、自然的状态。
早期中国这种对身体的崇拜情节，根源于对“自然”的重视和崇拜。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和现代意义上“自然”有本质不同。中国传统意义上“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它对立面是“人为”、“干预”。
所以自然也可以解释成非人为，不干预，就是“无为”，“自然”和“无为”是一体两面。
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指的是人之外的物理世界，其特质是物质的、机械的，它的对立面是人。
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崇拜，而是利用和歧视，这需要积极地干预，不是无为，而是有为。
这种理念的文献起源是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但真实起源更古老，来自古西亚文明。
在反对佛教时期，韩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入主出奴”，宋儒也经常讲。
“自然”一词含义的今古变迁，就是一种典型的、新一代的入主出奴。一种外来的意义进入了，成了主人，而原来的意义却被驱赶走了，成了仆人。
对中国自然崇拜的最好总结和体现来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甚至也可叫“自然学”、“无为学”。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爱国治民，能无为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由于普遍存在重视、爱惜，甚至崇拜个人身体的思维理念，由于存在“自然”崇拜、“无为”崇拜，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绝不可信，太监也绝不可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内部产生。
那么自宫行为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它又是出现在哪里？
关于阉人最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古西亚和古埃及。
一开始阉人不是来自世俗领域，而是来自宗教领域，他们是祭司，是在神庙中，服务于神的。
只是随着王室的出现、祭司才从神庙，走进王室，由服务于神，而服务于国王、君主。
事实上，在古西亚和古埃及，乃至后来的基督教和***文明，甚至现代已很世俗化的国君、政府都和神、和宗教有剪不断的关系。
在古埃及，法老本身就是神。
在古两河，国君不是神，但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所以，在古西亚和古埃及，祭司由服务于神到服务于君王，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那么在古两河和古埃及，作为阉人的祭司是起源于何时，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才阉割生殖器的呢？
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记载，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古埃及和古两河文明本身也在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入侵而迅速消失。
他们的语言、文字、祭祀仪式，早已被人遗忘，这两个区域都被***教文明覆盖。
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考古发掘的兴起，人们从这两个地方的地下和古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古代实物和文字材料，并且很快破译了发掘出来的古两河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被埋在地下两千余年的古文明才得以重建天日，为世人所知。
梳理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历史沿革，进而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思维，尤其是在与同期中国文明相比较的情况下。
在这个基础之上，是可以找出所需要的答案的。
阉人祭司由两个要素组成：祭司和去除生器。
研究阉人祭司的起源，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祭司的起源，另一个是和生器有关的祭祀行为。
两个问题的答案合起来，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太监这种族群。
这两个问题不是分离的两个问题，而是存在紧密联系的，是一体的，只是从思考逻辑上分。
研究祭司的起源，必先从研究神的起源，以及祭祀的起源开始，因为祭司是服务于神的，是祭祀仪式的制定和主持者。
一提到神，现代人的印象是，他是全知、全能的，世界的创造和主宰者。
对于神，人只能无限服从和祈求。
事实上，这样一个形象的神是后来才有的，准确地说，是公元前1500年，“一神教”出现以后才有的。
最典型和成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但是，除此之外，大致同一时期，印度教也具备一神教的核心特征，古埃及也出现了一神教化的宗教改革，但不久失败。
“别装了，你这么聪明，这么点事，还要怎么明说。”王体乾也笑了。
韦宝喜欢看人笑，但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喜欢看太监笑。
因为太监笑起来，总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
韦宝不轻视太监，甚至很多时候同情太监。
但韦宝也会觉得太监可怕，因为他们的确不是正常人了，同情归同情，可怕归可怕，不防着这帮人，随时准备被他们弄死，尤其是像韦宝这种已经到了经常需要与太监接触的高官等级。
“叔父，我哪里聪明了，真要是聪明，也不会入仕途才一年就干不下去，要辞官归乡了嘛。”韦宝苦着脸道。
“那是你以退为进，我刚才就已经说了，这是一步好棋。”王体乾道：“现在朝廷的危局，只有小宝你这样的大才才有实力化解，而你深得陛下信任，又是英国公的女婿，别人想对付你是不容易的！而且小宝你左右逢源，与魏公公底下的人，与东林人的关系都处的不错，这更是难能可贵！陛下并不一定要用我们这样的太监，若是有像小宝你这样的朝臣，陛下也肯定会认真考虑重用的。”
韦宝见王体乾挑明了，暗忖自己果然所料不错，王体乾就是来找自己一起反魏忠贤的啊。
韦宝万万没有想到王体乾这回这么刚正面，胆子这么大。
韦宝曾经深入研究过这些太监，甚至曾经认真设想过，对于古代的太监而言，如果他们感到痛苦，是“不能人道”还是“不能留下后代”影响更大。
韦宝仔细想过之后觉得，自然是不能留下后代更痛苦，拥有成熟阉技术的民族都更习惯在少年期对人类和牲畜进行阉，没有性成熟男孩，从来没有过性体验，自然也不会有性冲动。
试问一个男人要如何去后悔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呢。
很多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都习惯收养义子，年幼时也体验过有亲人陪伴的感觉，自然对于留下后代充满了想法。
太监有小时候便阉的，有少年阉的，有成年后自我阉入宫的，九千岁魏忠贤就是成年后入宫的。
有切全部的，有只切蛋的，有只切鸡的，有切不干净还能搞事情的，据说九千岁就没有全部弄干净。
还有根本不切进宫搞太后的，韦宝听说嫪毐与秦始皇老妈好像是那样。
切掉以后可以对食，找个同样孤单的宫女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彼此照应着，还有可以和太后每晚进行正常生活。
所以“对于古代太监”这个前提太宽泛了，韦宝觉得无后这种事情伤害最大，身体上和精神上一时的不满足在古人来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太监切掉蛋以后没有**，有的保留原始的对女性朋友的向往，这个通过对食可以解决。
韦宝觉得搞不成那回事和孤独，不至于让太监变态，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势力分为几股，首先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某人首先创立该公司，他代表皇权。
但他是孤家寡人，几乎公司每个人都在算计他，他招架不住，就请一个经理帮他管理，这个人就是ceo，代表相权。
某人后来按捺不住花花世界中花姑娘的吸引，娶了媳妇，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媳妇家那帮穷亲戚仗着枕头风全加入公司，他们是外戚。
开始某人觉得还行，这么多人帮他。
后来发现公司大了，这帮家伙也开始算计他，外戚觉得财产不过瘾，想直接变为自己的。
做ceo的宰相也不老实，所有官员都听他的不听自己的。
皇帝和这么多人拔河有点吃不消了，发现自家仆人旺财不错忠心而且没有小伙伴，就拉过来帮自己，这就是太监。
太监在历史大多数时候是代表皇帝的，要为皇帝与文官与外戚斗争的，皇帝老人不好做的事情，他要做；皇帝为了千古名声丢不起的人，他就要丢。
这样，太监的名声通常好不到哪里去，另外太监还要和文官战斗，而文官是负责撰写历史的，文官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天然优越感，觉得十年寒窗天子门生，怎么一个缺斤短两家伙就能掌权而且自己要看他脸色行事，心理就不会平衡自然不会说太监好话。
但就是这样历史上还是出现了高力士，王承恩，怀恩等一些有较好口碑的太监。
太监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就像大臣中有奸臣和忠臣一样。
当然考虑到太监老兄毕竟是因为丢了样东西，经常受到文官外戚的歧视，难免会心理变态作出很多变态事情。
太监在地方的作用类似监理，它们只对中央负责，在帝制体系下就是皇帝，是中央用来监督地方和各个部门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监就是王权的延伸，它存在的意义是在各个位置上体现王权的意志。
因为太监的立场，所以他们往往对具体的办事机构产生矛盾。
老板都希望员工多做事少拿钱，而员工往往都指望没事开个小差也不会被扣奖金。
实际上在中央之国的官僚体系下，老板就是皇帝，员工就是各个大臣。夹在两者之间的太监就会成为两边的矛盾博弈的中心，太监要为皇帝负责，那就一定会对大臣施压。
而大臣们不敢直接忤逆皇帝，就只好通过丑化太监来向皇帝抗议。而不幸的是，大臣们往往都是正规文化阶层出身，舆论界天然倾向于官僚阶层。
于是太监的名声自然好不了了。
从官僚阶层推崇的儒家体系来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太监从入宫开始就天然地带着原罪。
但要是没有太监站在皇权的立场上去制约官僚，那么官僚怎么无法无天也没有人能挡得住。
事实上只要双方的博弈达到平衡，谁也压制不住谁，这个时候才能国泰民安。
太监起源于何时，何地，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
在中国的典籍文献中，关于太监的最早记载出自《春秋左传·僖公二年》，里边提及一个叫“寺人貂”的人，他是齐桓公的宠臣。郑玄注解，“寺人”就是“侍人”、阉人，“貂”是其称呼。郑玄的注解是有所本的，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均有对此人的记载，信息也增加的很多，不过名字换成了“竖刁”或“竖刀”。
根据这些记载，竖刁是一个阉人，而且是个自宫的阉人。
为啥要自宫，就是为了取悦齐桓公，获得权势。
后来此人也的确得宠，不过做尽了坏事，败坏了朝政，甚至活活俄死了齐桓公，最后被杀头。
这些更详细的记载有可信的地方，也有后来人杜撰的地方。
可信的地方有二，一是中国的太监起源于齐桓公时代的齐国；二是，太监的出现，他们的阉割行为是自发自愿的，而非被强迫的。
是先有了太监，先有了自宫的人，然后齐桓公一看很合胃口，而不是齐桓公依靠自己的权势，去强制性地阉别人，强迫别人去做阉人。
明白和记住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
不可信的是，对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将太监的自宫行为，完全归因于功利的考虑，说是为了邀宠国君而获取权势和财富。
这太不划算，也太难以让人相信。据《韩非子·十过》记载，管仲老病，齐桓公就去问他，哪些人可用。问到竖刁时，管子的回答是：“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自宫）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
管子的回答，指出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每个人从本性来说都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竖刁为邀宠，居然严重损坏自己的身体，搞自宫。
管子的结论是，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爱的人，又怎么能去爱惜齐桓公你呢。也就是说，阉人的自宫有违人之常情，管仲是绝对反对和排斥的。
这样一来，如果第一个自宫的人，的确是出于功利的考虑，那么他将面临双重损失。一方面他本人承受巨大直接损失，失去身体和人生最要的东西之一。
即便他后来的确可以获得权势和财富，但这个失去的东西，却可以让一切权势和财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享受男女之乐，不能享受父子的天伦之乐，家庭之乐。另一方面，即便自宫的代价如此高昂，但是自宫后的你，很可能不被社会接受，遭到歧视和排斥，让你邀宠计划成功的概率变得很低很低。
事实上，管子的对阉人的态度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态度。
甚至说，当时中国社会对阉人的排斥程度比管子更甚。
《三国演义》有个故事。夏侯惇在一次战斗中被箭射中了眼睛，急忙拔箭，不想却把眼珠带出。
随后，夏侯惇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怪异但又悲壮的举动，一把抓住眼珠，吞吃了。
吃前，他还说了一句话，算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他说：“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夏侯惇的话也是有所本的。《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同是在《三国演义》，曹操一次下令说，破坏农民庄稼者斩。
不料，话音未落，曹操的马不知何故惊了，跑到农田把禾苗踏坏了一大片。
曹操接下来的反应被称为奸雄表现的经典案例。曹操说，军令如山，我违规了，也必须斩首，但是，我要“割发代首”。
现在人们一般把这理解为曹操耍滑头，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何“割发代首”在当时能被他的军队如此信服？现在哪个国家领导犯了事，他说要“割发代首”，这有丝毫的可行性、可信性吗？
“割发代首”透露更多信息不是曹操有多么奸猾，而是三国时代的人们，至少是中原一代的人们，普遍对头发有多么重视，重视地把头发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夏侯渊的生吞眼珠，曹操的割发代首，以及《孝经》要爱惜身体发肤的谆谆教导，共同指向一个被后人早已遗忘的事实：在早期的中国，存在一种高度重视和爱惜自己身体的人生理念，这种理念甚至说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
身体是受之父母的，来自父母的就是一种天生就有的状态，天然、自然的状态。
早期中国这种对身体的崇拜情节，根源于对“自然”的重视和崇拜。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和现代意义上“自然”有本质不同。中国传统意义上“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它对立面是“人为”、“干预”。
所以自然也可以解释成非人为，不干预，就是“无为”，“自然”和“无为”是一体两面。
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指的是人之外的物理世界，其特质是物质的、机械的，它的对立面是人。
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崇拜，而是利用和歧视，这需要积极地干预，不是无为，而是有为。
这种理念的文献起源是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但真实起源更古老，来自古西亚文明。
在反对佛教时期，韩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入主出奴”，宋儒也经常讲。
“自然”一词含义的今古变迁，就是一种典型的、新一代的入主出奴。一种外来的意义进入了，成了主人，而原来的意义却被驱赶走了，成了仆人。
对中国自然崇拜的最好总结和体现来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甚至也可叫“自然学”、“无为学”。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爱国治民，能无为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由于普遍存在重视、爱惜，甚至崇拜个人身体的思维理念，由于存在“自然”崇拜、“无为”崇拜，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绝不可信，太监也绝不可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内部产生。
那么自宫行为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它又是出现在哪里？
关于阉人最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古西亚和古埃及。
一开始阉人不是来自世俗领域，而是来自宗教领域，他们是祭司，是在神庙中，服务于神的。
只是随着王室的出现、祭司才从神庙，走进王室，由服务于神，而服务于国王、君主。
事实上，在古西亚和古埃及，乃至后来的基督教和***文明，甚至现代已很世俗化的国君、政府都和神、和宗教有剪不断的关系。
在古埃及，法老本身就是神。
在古两河，国君不是神，但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所以，在古西亚和古埃及，祭司由服务于神到服务于君王，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那么在古两河和古埃及，作为阉人的祭司是起源于何时，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才阉割生殖器的呢？
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记载，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古埃及和古两河文明本身也在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入侵而迅速消失。
他们的语言、文字、祭祀仪式，早已被人遗忘，这两个区域都被***教文明覆盖。
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考古发掘的兴起，人们从这两个地方的地下和古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古代实物和文字材料，并且很快破译了发掘出来的古两河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被埋在地下两千余年的古文明才得以重建天日，为世人所知。
梳理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历史沿革，进而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思维，尤其是在与同期中国文明相比较的情况下。
在这个基础之上，是可以找出所需要的答案的。
阉人祭司由两个要素组成：祭司和去除生器。
研究阉人祭司的起源，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祭司的起源，另一个是和生器有关的祭祀行为。
两个问题的答案合起来，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太监这种族群。
这两个问题不是分离的两个问题，而是存在紧密联系的，是一体的，只是从思考逻辑上分。
研究祭司的起源，必先从研究神的起源，以及祭祀的起源开始，因为祭司是服务于神的，是祭祀仪式的制定和主持者。
一提到神，现代人的印象是，他是全知、全能的，世界的创造和主宰者。
对于神，人只能无限服从和祈求。
事实上，这样一个形象的神是后来才有的，准确地说，是公元前1500年，“一神教”出现以后才有的。
最典型和成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但是，除此之外，大致同一时期，印度教也具备一神教的核心特征，古埃及也出现了一神教化的宗教改革，但不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