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点了点头，敷衍道：“没错。”
“倘若韦爵爷这趟能帮陛下把边军和京营的饷银给解决了，就真的是帮了大明的大忙了，那到时候我要第一个为韦爵爷请功，加封公爵都不为过。”丁绍轼接着道。
韦宝苦笑道：“丁大人太看得起我了，我哪儿来的这么多银子，要想弄银子，得看朝廷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还得对大明有益处，不容易。”
丁绍轼听韦宝这么说，庄重的看了韦宝一眼，对韦宝的印象立刻好了很多，不管韦宝是怎么想的，能说得出这样的话，足见韦宝是能臣，是干吏。
其实丁绍轼很清楚韦宝一路上是怎么从童生到金榜题名的，很清楚韦宝的举人功名和会试都有哪些猫腻。
只是朝廷现在有意鼓吹和神话韦宝，简直把韦宝捧上天，成了大明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神童，比张居正当年二十岁就高中金榜都牛。
丁绍轼心里不舒服，却也不会刻意抹黑韦宝。
现在听韦宝这么说，甚至觉得陛下和魏忠贤也算是有眼力劲的人，也许提拔这个韦宝，对大明来说，不是什么坏处，韦宝贪是贪了一些，又想要权力，又想要人，还想要地盘，但的确算是有些头脑的，这都是死板的读书人比不了的。
“政策这个词用的挺好，那韦爵爷就想一个好政策吧，凭着韦爵爷同陛下的关系，同各方的关系，也只有韦爵爷有这个头脑，有这个能力弄来银子，助大明渡过难关了。”丁绍轼道。
这时候顾秉谦和魏良卿等人凑近过来，听见丁绍轼这么说，也都纷纷赞同。
阉党和东林党，很少见的在一件事情上看法一致。
大明没有银子，渡过不了年底缺军饷这道难关，谁都不好过啊。
韦宝一个呵呵，并没有答话，而是热络的邀请大家去吃喝。
酒宴开始，紫醉金迷的挥霍，美酒佳肴仿佛不要钱一样。
这样的生活，曾经是韦宝梦寐以求的生活，但韦宝现在有点麻木了。
再好吃的酒菜，一个人的肚皮就那么大，还得考虑健康问题，能吃得了多少？
唯有不断膨胀的权力慾望和名位慾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实际上，关于如何搞钱，韦宝是有办法的。
大明各地都是成体系的，搞倒了一个漕运总督衙门，新成立了一个海防总督衙门，这已经是韦宝目前能做到的极限。
再想将手伸到各个省份，几乎不可能。
大明是农业国家，士绅大户动不了，土地动不了，基本上就什么都动不了了。
再要想搞钱，想有大动作，那就只能开海，加强加大海防总督衙门的权力一条路！
明初，明太祖建立海禁和朝贡贸易制度。海禁制度禁止本国百姓出海贸易，只允许海外番国官方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这两种制度在洪武时期被严格执行，成为明代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期，明成祖虽仍坚持洪武祖制。
但主动派遣郑和大规模下海，与海外的东、西洋国家建立了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性质的封贡关系。
明朝朝廷的大规模下海，促进了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及手工业品的生产，也客观上带动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
虽然朝廷实行海禁，但私人出海贸易作为一股潜流在明初就已发展。
仁宣至武宗时期，宣宗进巧了最后一次郑和下西洋。
仁宣时期明朝逐渐安定下来，社会政治氛围也逐渐变得宽松。
承平日久，明朝对于民间出海贸易表现得宽松，明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壮大起来。
虽然明中期私人出海贸易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私人出海贸易仍为一种违法行为。
为了使不断发展的私人出海贸易能合法且在政府管理下进行，成化时丘濬提出了恢复宋元时期市舶司制度的思想，使明朝的市舶司管理私人出海贸易并抽税。
丘的这种思想标志着明中期开海思想的产生。
明初的禁海政策主要是防御倭寇，后来转变为国家垄断海贸，宣德之后渐渐放开了监管力度，民间海贸便逐渐发展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等人坚决阻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毕竟这损害到了沿海官府的利益。
嘉靖帝由藩王即帝位后改变了武宗时的作风，主张厉行洪武祖制，对私人出海贸易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
出海的海商受到明朝海防官兵的阻止，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头受到政治的压制。
因沿海地区山多田少，出海贸易是沿海地区百姓获取生活来源和财富的重要手段。
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沿海商、民大困。
海禁政策断绝了沿海百姓的生业。
可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下层百姓为了获得生活来源，闽、浙、广之沿海地方大族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不惜违反出海禁令，私自出海贸易。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朱纨，他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命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上任后，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使一些暗中支持走私活动的沿海豪势惴惴不安。
于是，他们鼓动一些言官弹劾朱纨滥杀无辜。
嘉靖二十八年，嘉靖皇帝下诏罢免朱纨之职并派员按问，朱纨感到闽浙走私豪势必然借机杀他，遂喝药自尽。
然而不久之后，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却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
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
朱纨死后，明朝海禁已然名存实亡，相关官员不敢言“海禁”事。
这个时候，明朝许多有识之士产生了新的海洋思想，如胡宗宪、谭纶等人。
在倭乱平息后福建巡抚谭纶就给朝廷上《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就福建地方治安和民生问题提出开海方案。
他在奏疏中提到：“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并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福建人开海通商。
1567年1月23日，嘉靖皇帝病逝于乾清宫。
2月4日，其三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纪元隆庆。
明穆宗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上奏予以修改。”
不久，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
隆庆开海局面之所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明穆宗及其朝廷通过“嘉靖倭乱”了解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关系，顺应了一些有识之士要求适当开海的呼声。
嘉隆之际，福建地方大员一再奏请在该省开海，是基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的生活传统。
而福建之所以选择于月港开海，是因为月港在十六世纪以后已经成为福建沿海地区最大的走私贸易港口。
月港位于漳州东南五十里，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地形状似弯月而得名。
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已是“风向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闽南巨镇。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即转到月港一带，不久，西班牙人、日本人也前来互市。
嘉靖时期，由月港出海的“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隆庆开海后，凡是由月港出国贸易的商人，均采取每年申请制。
他们首先要在自己所在里邻勘报保结，然后由所在道府审批并发给“船引”。
船引是海商合法出海的凭据，要填写船上人员姓名、年貌、户籍、住址、所带器械、货物、前往国家、回国日期等。
同时，督饷馆与所在州县的循环号簿，也要录写船引上的内容。
海商回国时，则要根据所持船引和督饷馆所存号簿进行核查。
每艘出海商船，都要领船引一份。
凡是领得船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
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三两，后来增加到六两。
起初，政府只是对船引的总量进行控制，每年发放五十张，万历三年增加到一百张，而没有对领持船引海商的出航国家进行限制。
万历十七年，政府将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四十四艘。
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过多，又将船引扩大到一百一十份。
隆庆开海最主要是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隆庆开海后，除收取“引税”外，督饷馆还征收三种商税：水饷、陆饷、加增饷。
“水饷”根据商船尺寸长短征收，类似于今天的吨位税。
“陆饷”根据进口的具体货物征收，由到船上接买货物的铺商缴纳。
“加增饷”是专门针对从马尼拉回航，商船没有携带货物而只带回白银所征收的特别税。
督饷馆所征白银银两，开始每年在两万两左右，后来接近三万两，漳州督饷馆也被时人称为“天子之南库”。
而对于海商从马尼拉带回月港的西班牙银元，漳州人周起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生丝及纺织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艺品、矿产品及金属制品、水产品、农产品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
以生丝及丝织品为例，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记载，海商贩运湖丝，太湖流域生丝及丝织品至东南亚，获利一倍。
中国海商输往菲律宾群岛的丝货价值，1600年前后每年在103万两左右，1630年达到135万两左右。
而运往菲岛的中国丝织品，除了小部分在当地消费外，大部分又通过西班牙人的大帆船运往拉丁美洲销售，中国丝货价格只及西班牙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在墨西哥等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一万四千人专门利用中国生丝进行加工制造；在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中国丝绸不仅成为一些市民的服装衣料，而且还成为教堂的装饰品。
明末商品物美价廉，因而多成为东南亚市场和欧美市场的抢手货。
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染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市镇经济兴起，商品地域特色突出，湖丝、松江棉布、景德镇以及德化瓷器、佛山铁器等，皆闻名于国内外市场；赣南山区甚至因为食糖大量出口而广泛种植甘蔗。
此举也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末海商从菲律宾引进的拉丁美洲作物，包括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花生、辣椒、番茄等，不仅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还丰富了饮食风味。
而且隆庆开海也为外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便利。
所谓“隆庆开海”其实只是顺水推舟的将名存实亡的“海禁”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已，本质上是顺应自由贸易的时代潮流，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都会做。
所以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举措，仅仅只是回归正常的罢了。
涂泽民于隆庆元年申请开海禁，允许海商前往东西二洋贸易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说到朝廷何时批准这一申请的。
包括后来的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也只提到涂泽民于隆庆初年提出开海一事，也没有说朝廷具体何时批准的这一申请。
于是隆庆初年，前任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海”的地点，大多数人可能潜意识里就以为海澄县的月港就是首选地点，其实并不是，当时考虑的首选地点是诏安县的梅岭，但是因为土匪盗贼太多，阻碍道路交通，无可奈何之下才选择了月港地区。
从一开始的3000两白银，到后来几乎每年能给大明提供接近三万两的税收，收入十分可观，至于万历四十三年为何从29000多两降低到了23400多两，主要是因为万历派出税监高寀入闽横征暴敛，接受荷兰人的贿赂密谋出卖澎湖列岛，通倭外加拖欠大量商民财产还火烧一批民房镇压百姓合理诉求。
福建全省官民多次投诉，终于引起万历重视，于万历四十一年撤掉了高寀，并且为了安慰民心，下诏减免了三分之一的关税，并且后续四十三年又下诏减免。
万历四十一年，上采诸臣议，撤案珰还，诏减关税三分之一，漳税应减万一千七百。当事悉罢五关杂税，独以洋商罗大海之重利。即不减犹可支持，仅三千六百八十八两，然不可谓非圣世洪洞之恩也。
万历四十三年，恩诏量减各处税银。漳州府议东西二洋税额二万七千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今应减银三千六百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尚应征银二万三千四百两。
隆庆开海影响的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福建本地商民的影响；第二是对来华贸易的洋人的影响；第三是对大明政府的影响。
从第一点来看，福建本地商民在开海中是受益极大的一方，众所周知福建多盐碱地，很难依靠种植粮食致富，土地贫瘠决定了这方土地不会太过富有，但是开海之后对外贸易利润能达到十倍之多，于是福建本土百姓纷纷出海，哪怕是船引限制，也抵挡不住私人出海的野心。
大家前赴后继冲向致富的大海，不惧波涛生死，发家致富者不在少数，月港甚至因此被誉为“小苏杭”。
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墙为秣稆。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对于来华贸易的洋人来说，大明的开海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明有着广阔的领土和数量庞大的人民，贸易需求很大，这也给了来华洋人发家致富的机会，每年少说几十万钱财的交易量吸引了不少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前来要求通商。
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跨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然则澄之舶政，岂非巡经国阜财，固强边之最便者哉！
当然了，也有洋人受到开海利润的诱惑打算通过非法手段强行滞留福建海面与大明百姓商贸，这就是荷兰人。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来到广东海面希望能够通商，被广东地方政府拒绝了，于是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过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请求滞留澎湖列岛与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绝，但已经尝到贸易甜头的荷兰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上奏《初报红毛番疏》，详细解释了为何荷兰人不能滞留澎湖的缘由。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
简单来说就是海澄进出的商船都有登记，可以凭此征税，然而澎湖这里距陆地不远，可以长期停留，假如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黑市，那么国家海关税收从哪里来？
而且假如这些海船走私违禁物品出海销售，亡命之徒们在这里购买违禁物品进行犯罪，又怎么办？
这样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来商贸，国家海防等于没有设置，海澄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海关了，没有大明海关的事了。
所以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兰人，大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大明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财富的增加，每年多出来了接近三万两的额外收入，其次就是从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银，使得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且完全货币化。
嘉靖初年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而万历二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大量开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对于这一阶段的大明财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渐崛起，以上述税监高寀为例，他来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赋税，哪怕是横征暴敛，拖欠钱财，作为士农工商里最低等级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当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开海之后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压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还钱，虽然这件事因为高寀直接派人镇压殴打商人，烧毁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骥的无耻行为下作罢。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讨公道，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实始终都有官方垄断贸易，但民间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国家想与中国贸易必须称臣以后进行勘合贸易。
而隆庆开关就是在南方的几个部分地区允许民间交易。
由于民间开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国做买卖，自然明朝的商业开始飞涨。
再加上明朝商业税比较低，经济发展很好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明朝离资本主义还差的远。
下至民间上至国家都没有那种意识，如果偏要说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区，而且最打脸的是清朝的乾隆时期也出现过“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乾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规模甚至规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环境乾隆中后时期比万历更差。
即使乾隆时期商业更发达，由于政治更加腐败，相比万历时期从上倒下几乎都忙于剥削。
乾隆为了收取贡品，整个国家不但下面官员强取豪夺还变相的破坏了所谓的“永不加赋”，官员几乎把百姓盘剥压榨个光。
主要因为明朝的诡异式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制度的支撑下，是很难出现资本主义，如后来清朝。
无论如何隆庆的开关为明朝财政增加收入，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
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
来华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是在隆庆开关后传入。
如红夷大炮，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学。从1607到1628之间就翻译很多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印制了“坤舆万国图”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可以为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明政府政治越来越乱和其他各种原因，最后在崇祯时期，1627年到1644年，这段时期，又闭关了，对外交流减少。
明朝晚期其实经历了一个“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崩溃”的过程。
所以“隆庆开关”与明朝的覆亡，是有关系的。
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5亿两。
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海外各国欢迎，但是许多国家因缺乏明帝国必需的商品，无法进行商品互换交易，所以只好用白银来支付，以致引起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而明朝是“银本位”的国家。
白银的过量流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物贵银贱。
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
白银是一种稀有金属，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富。
当数以亿计的白银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流入明帝国后，并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新的价值，更没有促进创新，而是被集中到少数商人与权贵手中。
而这些银子被他们用来兼并土地、购买房产，或就窖藏到地下。
这使得土地和房产价格变得异常昂贵，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于是土地、房产进一步集中到权贵手里。
当明帝国出现”物贵银贱“的通货膨胀后，对外贸易开始萎缩，海外白银流入明帝国的动力开始下降。
于是在崇祯初年，完全关闭海关之后，就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明帝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的泥潭。
而这时真正要崇祯命的是张居正时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在万历初年实行之后，确实效果相当好，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简化了收税成本，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到了崇祯初年，面对白银不足，全面紧缩的经济。
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就会产生两个灾难性后果。
由于税赋需折成白银，农民必须将出售谷物得来的铜钱折成银两去交税，但此时银价已经上涨，这样使得农民的税赋愈发沉重。
农民的税收不上来，各地拖欠严重，朝廷的库银大幅减少，无法支付辽东的军饷，剿灭农民军的军费。
沉重的税赋会让农民活不下去，引起农民暴动。
以农业税折合白银的税收模式，使朝廷的白银储备更加恶化。
而关外，满洲八旗正虎视眈眈，中原、关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在已经知道的历史中，崇祯对于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最后只能在这条末路上狂奔，直至吊死煤山。
“泰山不肯来吗？”宴会上，韦宝问张之极。
“爹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张之极笑道：“爹极少在府外参加饮宴。”
韦宝点了点头，知道张维贤很爱惜名声，是一个保守而谨慎的人。
其实当初真的不是韦宝相中了张美圆，他和国公府根本就不认识。
虽然最后的结果很好，国公府算是能作为靠山的，张家小姐也生的倾国倾城，家世显赫，和韦宝各方面都很相配。
但这些都不是韦宝所在乎的，如果没有特别情况，韦宝的正室夫人很有可能在吴雪霞和赵金凤二者当中胜出一人，两女属于五五开的局面。
“大哥，吃菜，别客气。”韦宝笑着招呼坐在自己对面的李成楝。
若是没有韦宝义兄这层关系，李成楝真的别想坐在韦宝这桌。
韦宝这桌，可以说聚集了如今大明最有权势的人，内阁几个大臣悉数到场，外加魏良卿、田尔耕这些权臣，除了丁绍轼是东林党大臣，还有几个中立派大臣，其他都是阉党重臣。
别说是李成楝这样的锦衣卫百户，就是骆养性，许显纯这样的准高官，都没有资格上韦宝这一桌。
“倘若韦爵爷这趟能帮陛下把边军和京营的饷银给解决了，就真的是帮了大明的大忙了，那到时候我要第一个为韦爵爷请功，加封公爵都不为过。”丁绍轼接着道。
韦宝苦笑道：“丁大人太看得起我了，我哪儿来的这么多银子，要想弄银子，得看朝廷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还得对大明有益处，不容易。”
丁绍轼听韦宝这么说，庄重的看了韦宝一眼，对韦宝的印象立刻好了很多，不管韦宝是怎么想的，能说得出这样的话，足见韦宝是能臣，是干吏。
其实丁绍轼很清楚韦宝一路上是怎么从童生到金榜题名的，很清楚韦宝的举人功名和会试都有哪些猫腻。
只是朝廷现在有意鼓吹和神话韦宝，简直把韦宝捧上天，成了大明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神童，比张居正当年二十岁就高中金榜都牛。
丁绍轼心里不舒服，却也不会刻意抹黑韦宝。
现在听韦宝这么说，甚至觉得陛下和魏忠贤也算是有眼力劲的人，也许提拔这个韦宝，对大明来说，不是什么坏处，韦宝贪是贪了一些，又想要权力，又想要人，还想要地盘，但的确算是有些头脑的，这都是死板的读书人比不了的。
“政策这个词用的挺好，那韦爵爷就想一个好政策吧，凭着韦爵爷同陛下的关系，同各方的关系，也只有韦爵爷有这个头脑，有这个能力弄来银子，助大明渡过难关了。”丁绍轼道。
这时候顾秉谦和魏良卿等人凑近过来，听见丁绍轼这么说，也都纷纷赞同。
阉党和东林党，很少见的在一件事情上看法一致。
大明没有银子，渡过不了年底缺军饷这道难关，谁都不好过啊。
韦宝一个呵呵，并没有答话，而是热络的邀请大家去吃喝。
酒宴开始，紫醉金迷的挥霍，美酒佳肴仿佛不要钱一样。
这样的生活，曾经是韦宝梦寐以求的生活，但韦宝现在有点麻木了。
再好吃的酒菜，一个人的肚皮就那么大，还得考虑健康问题，能吃得了多少？
唯有不断膨胀的权力慾望和名位慾望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实际上，关于如何搞钱，韦宝是有办法的。
大明各地都是成体系的，搞倒了一个漕运总督衙门，新成立了一个海防总督衙门，这已经是韦宝目前能做到的极限。
再想将手伸到各个省份，几乎不可能。
大明是农业国家，士绅大户动不了，土地动不了，基本上就什么都动不了了。
再要想搞钱，想有大动作，那就只能开海，加强加大海防总督衙门的权力一条路！
明初，明太祖建立海禁和朝贡贸易制度。海禁制度禁止本国百姓出海贸易，只允许海外番国官方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这两种制度在洪武时期被严格执行，成为明代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期，明成祖虽仍坚持洪武祖制。
但主动派遣郑和大规模下海，与海外的东、西洋国家建立了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性质的封贡关系。
明朝朝廷的大规模下海，促进了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及手工业品的生产，也客观上带动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
虽然朝廷实行海禁，但私人出海贸易作为一股潜流在明初就已发展。
仁宣至武宗时期，宣宗进巧了最后一次郑和下西洋。
仁宣时期明朝逐渐安定下来，社会政治氛围也逐渐变得宽松。
承平日久，明朝对于民间出海贸易表现得宽松，明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壮大起来。
虽然明中期私人出海贸易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私人出海贸易仍为一种违法行为。
为了使不断发展的私人出海贸易能合法且在政府管理下进行，成化时丘濬提出了恢复宋元时期市舶司制度的思想，使明朝的市舶司管理私人出海贸易并抽税。
丘的这种思想标志着明中期开海思想的产生。
明初的禁海政策主要是防御倭寇，后来转变为国家垄断海贸，宣德之后渐渐放开了监管力度，民间海贸便逐渐发展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等人坚决阻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毕竟这损害到了沿海官府的利益。
嘉靖帝由藩王即帝位后改变了武宗时的作风，主张厉行洪武祖制，对私人出海贸易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
出海的海商受到明朝海防官兵的阻止，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头受到政治的压制。
因沿海地区山多田少，出海贸易是沿海地区百姓获取生活来源和财富的重要手段。
海禁政策的实施使沿海商、民大困。
海禁政策断绝了沿海百姓的生业。
可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下层百姓为了获得生活来源，闽、浙、广之沿海地方大族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不惜违反出海禁令，私自出海贸易。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朱纨，他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命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上任后，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使一些暗中支持走私活动的沿海豪势惴惴不安。
于是，他们鼓动一些言官弹劾朱纨滥杀无辜。
嘉靖二十八年，嘉靖皇帝下诏罢免朱纨之职并派员按问，朱纨感到闽浙走私豪势必然借机杀他，遂喝药自尽。
然而不久之后，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却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
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
朱纨死后，明朝海禁已然名存实亡，相关官员不敢言“海禁”事。
这个时候，明朝许多有识之士产生了新的海洋思想，如胡宗宪、谭纶等人。
在倭乱平息后福建巡抚谭纶就给朝廷上《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就福建地方治安和民生问题提出开海方案。
他在奏疏中提到：“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还都塞了，好处俱穿破”，并指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因此，他请求朝廷允许福建人开海通商。
1567年1月23日，嘉靖皇帝病逝于乾清宫。
2月4日，其三子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纪元隆庆。
明穆宗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上奏予以修改。”
不久，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
隆庆开海局面之所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明穆宗及其朝廷通过“嘉靖倭乱”了解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关系，顺应了一些有识之士要求适当开海的呼声。
嘉隆之际，福建地方大员一再奏请在该省开海，是基于“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的生活传统。
而福建之所以选择于月港开海，是因为月港在十六世纪以后已经成为福建沿海地区最大的走私贸易港口。
月港位于漳州东南五十里，地处九龙江入海处，因其地形状似弯月而得名。
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已是“风向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的闽南巨镇。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即转到月港一带，不久，西班牙人、日本人也前来互市。
嘉靖时期，由月港出海的“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隆庆开海后，凡是由月港出国贸易的商人，均采取每年申请制。
他们首先要在自己所在里邻勘报保结，然后由所在道府审批并发给“船引”。
船引是海商合法出海的凭据，要填写船上人员姓名、年貌、户籍、住址、所带器械、货物、前往国家、回国日期等。
同时，督饷馆与所在州县的循环号簿，也要录写船引上的内容。
海商回国时，则要根据所持船引和督饷馆所存号簿进行核查。
每艘出海商船，都要领船引一份。
凡是领得船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
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三两，后来增加到六两。
起初，政府只是对船引的总量进行控制，每年发放五十张，万历三年增加到一百张，而没有对领持船引海商的出航国家进行限制。
万历十七年，政府将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四十四艘。
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过多，又将船引扩大到一百一十份。
隆庆开海最主要是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隆庆开海后，除收取“引税”外，督饷馆还征收三种商税：水饷、陆饷、加增饷。
“水饷”根据商船尺寸长短征收，类似于今天的吨位税。
“陆饷”根据进口的具体货物征收，由到船上接买货物的铺商缴纳。
“加增饷”是专门针对从马尼拉回航，商船没有携带货物而只带回白银所征收的特别税。
督饷馆所征白银银两，开始每年在两万两左右，后来接近三万两，漳州督饷馆也被时人称为“天子之南库”。
而对于海商从马尼拉带回月港的西班牙银元，漳州人周起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
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生丝及纺织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艺品、矿产品及金属制品、水产品、农产品等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
以生丝及丝织品为例，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记载，海商贩运湖丝，太湖流域生丝及丝织品至东南亚，获利一倍。
中国海商输往菲律宾群岛的丝货价值，1600年前后每年在103万两左右，1630年达到135万两左右。
而运往菲岛的中国丝织品，除了小部分在当地消费外，大部分又通过西班牙人的大帆船运往拉丁美洲销售，中国丝货价格只及西班牙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在墨西哥等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一万四千人专门利用中国生丝进行加工制造；在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中国丝绸不仅成为一些市民的服装衣料，而且还成为教堂的装饰品。
明末商品物美价廉，因而多成为东南亚市场和欧美市场的抢手货。
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染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市镇经济兴起，商品地域特色突出，湖丝、松江棉布、景德镇以及德化瓷器、佛山铁器等，皆闻名于国内外市场；赣南山区甚至因为食糖大量出口而广泛种植甘蔗。
此举也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产生了影响。
明末海商从菲律宾引进的拉丁美洲作物，包括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花生、辣椒、番茄等，不仅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还丰富了饮食风味。
而且隆庆开海也为外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便利。
所谓“隆庆开海”其实只是顺水推舟的将名存实亡的“海禁”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已，本质上是顺应自由贸易的时代潮流，任何一个正常的朝代都会做。
所以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举措，仅仅只是回归正常的罢了。
涂泽民于隆庆元年申请开海禁，允许海商前往东西二洋贸易的要求，但是并没有说到朝廷何时批准这一申请的。
包括后来的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疏通海禁疏》中也只提到涂泽民于隆庆初年提出开海一事，也没有说朝廷具体何时批准的这一申请。
于是隆庆初年，前任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海”的地点，大多数人可能潜意识里就以为海澄县的月港就是首选地点，其实并不是，当时考虑的首选地点是诏安县的梅岭，但是因为土匪盗贼太多，阻碍道路交通，无可奈何之下才选择了月港地区。
从一开始的3000两白银，到后来几乎每年能给大明提供接近三万两的税收，收入十分可观，至于万历四十三年为何从29000多两降低到了23400多两，主要是因为万历派出税监高寀入闽横征暴敛，接受荷兰人的贿赂密谋出卖澎湖列岛，通倭外加拖欠大量商民财产还火烧一批民房镇压百姓合理诉求。
福建全省官民多次投诉，终于引起万历重视，于万历四十一年撤掉了高寀，并且为了安慰民心，下诏减免了三分之一的关税，并且后续四十三年又下诏减免。
万历四十一年，上采诸臣议，撤案珰还，诏减关税三分之一，漳税应减万一千七百。当事悉罢五关杂税，独以洋商罗大海之重利。即不减犹可支持，仅三千六百八十八两，然不可谓非圣世洪洞之恩也。
万历四十三年，恩诏量减各处税银。漳州府议东西二洋税额二万七千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今应减银三千六百八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尚应征银二万三千四百两。
隆庆开海影响的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对福建本地商民的影响；第二是对来华贸易的洋人的影响；第三是对大明政府的影响。
从第一点来看，福建本地商民在开海中是受益极大的一方，众所周知福建多盐碱地，很难依靠种植粮食致富，土地贫瘠决定了这方土地不会太过富有，但是开海之后对外贸易利润能达到十倍之多，于是福建本土百姓纷纷出海，哪怕是船引限制，也抵挡不住私人出海的野心。
大家前赴后继冲向致富的大海，不惧波涛生死，发家致富者不在少数，月港甚至因此被誉为“小苏杭”。
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墙为秣稆。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枻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对于来华贸易的洋人来说，大明的开海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大明有着广阔的领土和数量庞大的人民，贸易需求很大，这也给了来华洋人发家致富的机会，每年少说几十万钱财的交易量吸引了不少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前来要求通商。
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跨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然则澄之舶政，岂非巡经国阜财，固强边之最便者哉！
当然了，也有洋人受到开海利润的诱惑打算通过非法手段强行滞留福建海面与大明百姓商贸，这就是荷兰人。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来到广东海面希望能够通商，被广东地方政府拒绝了，于是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过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请求滞留澎湖列岛与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绝，但已经尝到贸易甜头的荷兰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上奏《初报红毛番疏》，详细解释了为何荷兰人不能滞留澎湖的缘由。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
简单来说就是海澄进出的商船都有登记，可以凭此征税，然而澎湖这里距陆地不远，可以长期停留，假如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黑市，那么国家海关税收从哪里来？
而且假如这些海船走私违禁物品出海销售，亡命之徒们在这里购买违禁物品进行犯罪，又怎么办？
这样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来商贸，国家海防等于没有设置，海澄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海关了，没有大明海关的事了。
所以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兰人，大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大明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财富的增加，每年多出来了接近三万两的额外收入，其次就是从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银，使得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且完全货币化。
嘉靖初年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而万历二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大量开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对于这一阶段的大明财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渐崛起，以上述税监高寀为例，他来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赋税，哪怕是横征暴敛，拖欠钱财，作为士农工商里最低等级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当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开海之后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压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还钱，虽然这件事因为高寀直接派人镇压殴打商人，烧毁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骥的无耻行为下作罢。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讨公道，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实始终都有官方垄断贸易，但民间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国家想与中国贸易必须称臣以后进行勘合贸易。
而隆庆开关就是在南方的几个部分地区允许民间交易。
由于民间开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国做买卖，自然明朝的商业开始飞涨。
再加上明朝商业税比较低，经济发展很好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明朝离资本主义还差的远。
下至民间上至国家都没有那种意识，如果偏要说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区，而且最打脸的是清朝的乾隆时期也出现过“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乾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规模甚至规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环境乾隆中后时期比万历更差。
即使乾隆时期商业更发达，由于政治更加腐败，相比万历时期从上倒下几乎都忙于剥削。
乾隆为了收取贡品，整个国家不但下面官员强取豪夺还变相的破坏了所谓的“永不加赋”，官员几乎把百姓盘剥压榨个光。
主要因为明朝的诡异式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制度的支撑下，是很难出现资本主义，如后来清朝。
无论如何隆庆的开关为明朝财政增加收入，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
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
来华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是在隆庆开关后传入。
如红夷大炮，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学。从1607到1628之间就翻译很多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印制了“坤舆万国图”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可以为整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随着明政府政治越来越乱和其他各种原因，最后在崇祯时期，1627年到1644年，这段时期，又闭关了，对外交流减少。
明朝晚期其实经历了一个“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经济崩溃”的过程。
所以“隆庆开关”与明朝的覆亡，是有关系的。
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5亿两。
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海外各国欢迎，但是许多国家因缺乏明帝国必需的商品，无法进行商品互换交易，所以只好用白银来支付，以致引起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而明朝是“银本位”的国家。
白银的过量流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物贵银贱。
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
白银是一种稀有金属，但它本身并不是财富。
当数以亿计的白银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流入明帝国后，并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新的价值，更没有促进创新，而是被集中到少数商人与权贵手中。
而这些银子被他们用来兼并土地、购买房产，或就窖藏到地下。
这使得土地和房产价格变得异常昂贵，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于是土地、房产进一步集中到权贵手里。
当明帝国出现”物贵银贱“的通货膨胀后，对外贸易开始萎缩，海外白银流入明帝国的动力开始下降。
于是在崇祯初年，完全关闭海关之后，就出现了白银流入不足的问题，导致明帝国迅速跌入通货紧缩的泥潭。
而这时真正要崇祯命的是张居正时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一条鞭法在万历初年实行之后，确实效果相当好，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简化了收税成本，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曙光。
但到了崇祯初年，面对白银不足，全面紧缩的经济。
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就会产生两个灾难性后果。
由于税赋需折成白银，农民必须将出售谷物得来的铜钱折成银两去交税，但此时银价已经上涨，这样使得农民的税赋愈发沉重。
农民的税收不上来，各地拖欠严重，朝廷的库银大幅减少，无法支付辽东的军饷，剿灭农民军的军费。
沉重的税赋会让农民活不下去，引起农民暴动。
以农业税折合白银的税收模式，使朝廷的白银储备更加恶化。
而关外，满洲八旗正虎视眈眈，中原、关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在已经知道的历史中，崇祯对于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
最后只能在这条末路上狂奔，直至吊死煤山。
“泰山不肯来吗？”宴会上，韦宝问张之极。
“爹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张之极笑道：“爹极少在府外参加饮宴。”
韦宝点了点头，知道张维贤很爱惜名声，是一个保守而谨慎的人。
其实当初真的不是韦宝相中了张美圆，他和国公府根本就不认识。
虽然最后的结果很好，国公府算是能作为靠山的，张家小姐也生的倾国倾城，家世显赫，和韦宝各方面都很相配。
但这些都不是韦宝所在乎的，如果没有特别情况，韦宝的正室夫人很有可能在吴雪霞和赵金凤二者当中胜出一人，两女属于五五开的局面。
“大哥，吃菜，别客气。”韦宝笑着招呼坐在自己对面的李成楝。
若是没有韦宝义兄这层关系，李成楝真的别想坐在韦宝这桌。
韦宝这桌，可以说聚集了如今大明最有权势的人，内阁几个大臣悉数到场，外加魏良卿、田尔耕这些权臣，除了丁绍轼是东林党大臣，还有几个中立派大臣，其他都是阉党重臣。
别说是李成楝这样的锦衣卫百户，就是骆养性，许显纯这样的准高官，都没有资格上韦宝这一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