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熹宗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熹宗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可惜东林党好的少，烂的多，本质是大地主集团，这帮人起来对皇权是不利的。
加上魏忠贤和突然冒出来的韦爵爷都是厉害人物。
所以，眼下天启朝还算太平，阉党也按照正常历史，一家独大了。
几天后，内喀尔喀的各个部族忽然开始往喜峰口和古北口方向跑。
虽然之前建奴已经隐隐约约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可并没有太当回事，现在内喀尔喀部族几万人忽然大规模迁徙，这就坐实了他们已经与宝军达成了协议的事情。
最气愤的还不是建奴，而是科尔沁的宰桑布和，“卓里克图这老家伙太狡猾了！私下和韦宝达成了协议，把我们给甩了！还是我最先对他说要和韦宝接触呢，太狡猾了！”
“父亲，说不定那老家伙就是一直装傻，可能他早就在和韦宝接触了！现在我们很被动，内喀尔喀要是投靠了韦宝，我们科尔沁一家，怎么供应的了金军庞大的粮食。”
此时的宰桑布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感觉很懊恼，很后悔。
其实他是可以比卓里克图更先一步投靠宝军的，因为宝军不但与内喀尔喀有接触，也一直与他们有接触，是他自己一直摇摆不定，错失了良机。
卓里克图主要是妹妹和女儿都在建奴那边，感觉与建奴的关系更加亲近，加上对韦宝并不了解。
再加上辽东战事扑朔迷离，虽然建奴接连吃亏，但宝军似乎拿建奴也没有太多办法。
而建奴对蒙古的办法，肯定比宝军多，宝军的骑兵数量太少，对草原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加之宰桑布和从来没有想过把部族都迁移到关内去，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蒙古人在明朝两三百年的打击分化之下，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时期那个纵横天下的蒙古了，甚至对17世纪虚弱的明朝都造不成威胁。
明末时期的蒙古四分五裂，漠南最强的林丹汗号称蒙古大汗，但也只在漠南得到承认罢了，还有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
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认他。
最强的林丹汗也不过两三万骑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势。
而且在明朝经济打击之下，装备落后，远远比不上能从大明持续获得补给的后金。
历史上，林丹汗一直被后金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被打得逃离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儿子额哲隔年投降之后，蒙古帝国道统也被后金抢了。
皇太极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拉拢部分蒙古部落，充分发挥“八旗制度”的优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制住了。
从经济结构上讲，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还是游牧状态，而彼时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经不是题主认为纯粹的渔猎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农半猎民族。
这与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在很早就已经开垦种地，而蒙古高原至今也就只有漠南适合大面积耕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哪怕当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凑不出一支“几十万的大军”。
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荣的时代，在册户数也就五六万户。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数万兵力。
从组织架构来说，围绕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内姓部落为主导，外姓部落为仆从，多个游牧部落组成的部落聚合体。
一般习惯称之为“游牧汗国”。
他们的首领一般叫“可汗”或“单于”，由内姓部落各酋长直接选举产生，军事民主制。
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坏规矩的搞成世袭继承。
而这就很容易由继承问题引发内耗，比如“诸弟之乱”。
当内姓部落在草原的实力在内耗中下降之后，新崛起的强部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内姓部落集团重新主宰草原。
这类纯游牧政权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体制空壳包装的游牧汗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球”看似很强很大，但实际上一扎就破。
内姓部落对草原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而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内姓部落的实力和影响力之上。
所以只要盯着内姓部落决战，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灭掉它的威风，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改朝换代”。
汉朝就盯着匈奴决战，恨不能像打霰弹枪一样多路出击，宁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无功而返，只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决战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溃。
唐朝也是就盯着东突厥决战，然后一战把突厥打到失势龟缩在漠南，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漠北。
然后又决战沉重削弱薛延陀势力，回纥可汗吐度迷乘机帅部投唐并联手灭了薛延陀，随后请求唐朝管辖漠北，这才有了都护在燕然。
明朝朱棣五征漠北，三次就追着太师阿鲁台部打，可能总计也就杀伤几千人。
然而阿鲁台在草原的威望被这么打的下滑很快。
不久瓦剌部的脱欢成为了草原众望所归的猛男，打败了阿鲁台势力，瓦剌暂时统一了草原。
而他的儿子正是后来明英宗的小迷弟“也先”。
另一种政权就比较可怕了，它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抄袭中原王朝的。
在汉人农耕的地盘就用中原王朝统治方式在地方设立州郡长官、节度使，杜盗匪，劝农桑，立学堂。
但在草原游牧区，就编户齐民并按等级分工合理调配各部牧区。
它们的统治者一般称为皇帝或者大王，都实行世袭继承制度。
相对于前者游牧汗国而言，这种政权的组织架构更稳固，民族凝聚力更强，不容易爆发内部矛盾。
即使被外族打到亡国还可能焕发第二春，比如辽朝与西辽，很容易死灰复燃，抗打击能力很强大。
这类政权还有高句丽、金朝、辽朝、西夏朝、五胡十六国、成吉思汗时期的大蒙古国，以及后金。
这种政权是绝对不可能靠几次决战就能打败的，相反会在上升期不断壮大和吸走各种文明的精华，成就大一统之势。
明政府在建立之初，曾重创蒙古草原政权。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明将徐达等率军攻占大都，惠宗北奔上都。
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常遇春、李文忠攻占上都，惠宗北走应昌。
左副将军李文忠等率东路出居庸关，直克应昌，惠宗之孙及后妃、诸王、官吏等多人被俘，解往京师。
时元惠宗已卒，太子仅以数十骑败走和林，在和林即皇帝位，年号宣光，以明年为宣光元年。
宣光元年，1371年，明军十五万兵分三路，出击漠北。
中路与东路为北元所败，此后战局陷入胶着。
宣光八年，1378年，北元汗死去，庙号昭宗。其子继任为元朝皇帝，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
天元十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
四月，到捕鱼儿海，奔袭北元汗帐。
北元惨败，乌萨哈尔汗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逃往和林方向，行至土剌河一带，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
捏怯来、失烈门南下，投降明朝。
经此一役，乌萨哈尔汗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为明军俘获。
至此，黄金家族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明朝成功实现了对草原的去中心化。
但同时，明朝也陷入了前代中原王朝的相同困境，如何在已经破碎化的草原建立有效统治。
这是中原王朝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韦宝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在内亚语境下，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这在前代已经有所体现。
如汉灭匈奴，而鲜卑兴；唐亡突厥，则回鹘起。
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
其次，明又无力针对牧区进行直接统治。直接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人口和土地，而在牧区，这已经超出了明政府的能力圈。
在农耕区，只要在交通要道建立城池，编户齐民，统计耕地，就可建立起基层税收、团练体系。
但在牧区，各部落逐水草而迁徙，即使能被禁锢一时，但人可以逃亡，反正牧场到处都是。
最后，明代试图采取了一种间接统治的策略。
修长城，戍九边。
长城的目的有二，一是军事防御，二是贸易控制。
允许对明称臣的部族定期互市，并对敌对部族贸易封锁。
这点相当成功，不少部族为了取得贸易权，形式上向明朝称臣，实现了和平共处。
广封王，众建以分其势。极力避免草原出现统一的权力中心，力争在牧区形成多中心的均势体系。
明代的这一策略其实成败参半。
明代确实能通过贸易控制，在大多数时间实现了与蒙古，鞑靼、瓦剌的边境安宁。
另一方面，至达延汗，其实就是大元汗的意思。
在1506年统一漠南蒙古，鞑靼后，蒙古高原还是重新形成了统一的权力中心。
至明末，达延汗重建的蒙古汗国传承至林丹汗。
林丹汗直辖察哈尔部，又是整个东蒙古，鞑靼的总汗。
后金兴起后，其征服蒙古，卫拉特部除外，明又称瓦剌。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
林丹汗与明朝结盟，联手遏制后金。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在辽河大败喀尔喀蒙古军，俘获喀尔喀、扎鲁特的多位头领。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克明军驻守的沈阳，进而攻打辽阳。
喀尔喀部乘机偷袭沈阳，但被后金击败。
不久，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莽古勒等率六百户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将其女嫁予古尔布什。
此后，对林丹汗心怀不满的一部分喀尔喀、扎鲁特台吉投靠努尔哈赤。
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向努尔哈赤称臣，首先归附后金。
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
天聪元年，1627年，柰曼、敖汉二部归附后金。
次年，喀喇沁部归附，皇太极发兵征察哈尔。
之后，扎鲁特部归附后金。
天聪四年，1630年，四子部落、阿噜科尔沁部归附。
天聪六年，1632年，翁牛特部归附。
四月，皇太极再征察哈尔，令喀喇沁、扎鲁特、敖汉、柰曼、翁牛特、巴林、科尔沁等部前来会师。
但蒙古各部多不愿与察哈尔交战。
五月，后金进军至归化城，林丹汗南渡黄河，逃往鄂尔多斯。
后金俘获察哈尔数千人。次年，茂明安部、乌喇特部归附。
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察哈尔、克什克腾部众相继归降。
次年，1635年四月，林丹汗之子额哲出降，献元代传国玺“制诰之寳”，察哈尔部灭亡。
鄂尔多斯部、归化城土默特一并归降。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台吉来盛京朝觐，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
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类似于唐帝对草原地区自称天可汗。
清主在汉地称帝的同时，也同时声称继承了蒙古的汗位，并得到了蒙古诸部的背书承认。
但李唐对于草原地区就是简单册封部落首领官职，并对部落冠以州名，最后再加以外交制衡，避免出现独大。
其效果甚至不如明代的经济制衡，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契丹诸部竞相崛起，唐在漠北获得了一次次的战术胜利，却总是换来新的草原之主。
清代另辟蹊径，构建出了一套针对牧区的地方行政体系，盟旗制，将游牧部落齐民编户，禁锢在各自的小片土地上。
实质上，是将前代的众建分其势的治理原则，予以制度化。
清廷采取了直接统治的策略，称蒙古大汗，宣称直接继承了蒙古帝国法统；奉黄教，笼络蒙古各部的宗教势力。
对战略要点建城并驻军，由各路将军统辖。
对蒙古基层采取盟旗制，离散部落、齐民编户。
盟旗制大体如下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
其中，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也就是蒙古大汗，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
旗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通过任命札萨克（执政官）而形成。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
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由清帝派人兼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监督属下各旗等职责，但无发兵权。
同时，清代严格限制各旗属民越旗游牧、耕种、往来、婚嫁。盟旗制下，蒙古诸部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已从游牧制转变成畜牧制，实现了人口土地紧密结合，方便清廷统治。
至此，蒙古旧地被分割成内属、外藩共计262旗。其中外藩蒙古各旗主的权柄已形同西南土司，而内属蒙古甚至已经实现“改土归流”，由清帝直接派遣旗主。
有清一代，牧区再也无法自发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或者说，清廷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蒙古高原的新核心。
汉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到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再到匈奴统一，扶植汉奸政权，再到匈奴再次分裂，东汉驱逐北匈奴。两汉四百年，能比较有效的羁縻南匈奴的岁月合起来都不到一百年。而东汉驱逐了北匈奴，北匈奴的地盘也不过是被鲜卑占据。
而鲜卑，南匈奴，羌人的骚扰一直持续到汉末灭亡为止也未见消停。唐代，搞安倍都护府，狼山都护府，不仅授予漠北各部酋长官职的做法和明代差不多，而且维持时间都不超过三十年。
而唐朝近三百年，其实统治北边，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并不算成功。
所以在韦爵爷看来，统治蒙古最成功的还真的得算建奴。
建奴在许多管理方面，的确很有天才，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边外崛起的，他们更懂得关外部族都是怎么管理的，都是怎么样的想法。
不像汉人统治者，一开始都是想的好好的，过不了多久就改变了，或者放松了。
可惜东林党好的少，烂的多，本质是大地主集团，这帮人起来对皇权是不利的。
加上魏忠贤和突然冒出来的韦爵爷都是厉害人物。
所以，眼下天启朝还算太平，阉党也按照正常历史，一家独大了。
几天后，内喀尔喀的各个部族忽然开始往喜峰口和古北口方向跑。
虽然之前建奴已经隐隐约约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可并没有太当回事，现在内喀尔喀部族几万人忽然大规模迁徙，这就坐实了他们已经与宝军达成了协议的事情。
最气愤的还不是建奴，而是科尔沁的宰桑布和，“卓里克图这老家伙太狡猾了！私下和韦宝达成了协议，把我们给甩了！还是我最先对他说要和韦宝接触呢，太狡猾了！”
“父亲，说不定那老家伙就是一直装傻，可能他早就在和韦宝接触了！现在我们很被动，内喀尔喀要是投靠了韦宝，我们科尔沁一家，怎么供应的了金军庞大的粮食。”
此时的宰桑布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感觉很懊恼，很后悔。
其实他是可以比卓里克图更先一步投靠宝军的，因为宝军不但与内喀尔喀有接触，也一直与他们有接触，是他自己一直摇摆不定，错失了良机。
卓里克图主要是妹妹和女儿都在建奴那边，感觉与建奴的关系更加亲近，加上对韦宝并不了解。
再加上辽东战事扑朔迷离，虽然建奴接连吃亏，但宝军似乎拿建奴也没有太多办法。
而建奴对蒙古的办法，肯定比宝军多，宝军的骑兵数量太少，对草原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加之宰桑布和从来没有想过把部族都迁移到关内去，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蒙古人在明朝两三百年的打击分化之下，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时期那个纵横天下的蒙古了，甚至对17世纪虚弱的明朝都造不成威胁。
明末时期的蒙古四分五裂，漠南最强的林丹汗号称蒙古大汗，但也只在漠南得到承认罢了，还有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
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认他。
最强的林丹汗也不过两三万骑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势。
而且在明朝经济打击之下，装备落后，远远比不上能从大明持续获得补给的后金。
历史上，林丹汗一直被后金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被打得逃离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儿子额哲隔年投降之后，蒙古帝国道统也被后金抢了。
皇太极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拉拢部分蒙古部落，充分发挥“八旗制度”的优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制住了。
从经济结构上讲，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还是游牧状态，而彼时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经不是题主认为纯粹的渔猎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农半猎民族。
这与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在很早就已经开垦种地，而蒙古高原至今也就只有漠南适合大面积耕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哪怕当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凑不出一支“几十万的大军”。
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荣的时代，在册户数也就五六万户。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数万兵力。
从组织架构来说，围绕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内姓部落为主导，外姓部落为仆从，多个游牧部落组成的部落聚合体。
一般习惯称之为“游牧汗国”。
他们的首领一般叫“可汗”或“单于”，由内姓部落各酋长直接选举产生，军事民主制。
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坏规矩的搞成世袭继承。
而这就很容易由继承问题引发内耗，比如“诸弟之乱”。
当内姓部落在草原的实力在内耗中下降之后，新崛起的强部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内姓部落集团重新主宰草原。
这类纯游牧政权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体制空壳包装的游牧汗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球”看似很强很大，但实际上一扎就破。
内姓部落对草原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而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内姓部落的实力和影响力之上。
所以只要盯着内姓部落决战，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灭掉它的威风，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改朝换代”。
汉朝就盯着匈奴决战，恨不能像打霰弹枪一样多路出击，宁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无功而返，只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决战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溃。
唐朝也是就盯着东突厥决战，然后一战把突厥打到失势龟缩在漠南，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漠北。
然后又决战沉重削弱薛延陀势力，回纥可汗吐度迷乘机帅部投唐并联手灭了薛延陀，随后请求唐朝管辖漠北，这才有了都护在燕然。
明朝朱棣五征漠北，三次就追着太师阿鲁台部打，可能总计也就杀伤几千人。
然而阿鲁台在草原的威望被这么打的下滑很快。
不久瓦剌部的脱欢成为了草原众望所归的猛男，打败了阿鲁台势力，瓦剌暂时统一了草原。
而他的儿子正是后来明英宗的小迷弟“也先”。
另一种政权就比较可怕了，它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抄袭中原王朝的。
在汉人农耕的地盘就用中原王朝统治方式在地方设立州郡长官、节度使，杜盗匪，劝农桑，立学堂。
但在草原游牧区，就编户齐民并按等级分工合理调配各部牧区。
它们的统治者一般称为皇帝或者大王，都实行世袭继承制度。
相对于前者游牧汗国而言，这种政权的组织架构更稳固，民族凝聚力更强，不容易爆发内部矛盾。
即使被外族打到亡国还可能焕发第二春，比如辽朝与西辽，很容易死灰复燃，抗打击能力很强大。
这类政权还有高句丽、金朝、辽朝、西夏朝、五胡十六国、成吉思汗时期的大蒙古国，以及后金。
这种政权是绝对不可能靠几次决战就能打败的，相反会在上升期不断壮大和吸走各种文明的精华，成就大一统之势。
明政府在建立之初，曾重创蒙古草原政权。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明将徐达等率军攻占大都，惠宗北奔上都。
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常遇春、李文忠攻占上都，惠宗北走应昌。
左副将军李文忠等率东路出居庸关，直克应昌，惠宗之孙及后妃、诸王、官吏等多人被俘，解往京师。
时元惠宗已卒，太子仅以数十骑败走和林，在和林即皇帝位，年号宣光，以明年为宣光元年。
宣光元年，1371年，明军十五万兵分三路，出击漠北。
中路与东路为北元所败，此后战局陷入胶着。
宣光八年，1378年，北元汗死去，庙号昭宗。其子继任为元朝皇帝，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
天元十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
四月，到捕鱼儿海，奔袭北元汗帐。
北元惨败，乌萨哈尔汗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逃往和林方向，行至土剌河一带，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
捏怯来、失烈门南下，投降明朝。
经此一役，乌萨哈尔汗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为明军俘获。
至此，黄金家族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明朝成功实现了对草原的去中心化。
但同时，明朝也陷入了前代中原王朝的相同困境，如何在已经破碎化的草原建立有效统治。
这是中原王朝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韦宝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在内亚语境下，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这在前代已经有所体现。
如汉灭匈奴，而鲜卑兴；唐亡突厥，则回鹘起。
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
其次，明又无力针对牧区进行直接统治。直接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人口和土地，而在牧区，这已经超出了明政府的能力圈。
在农耕区，只要在交通要道建立城池，编户齐民，统计耕地，就可建立起基层税收、团练体系。
但在牧区，各部落逐水草而迁徙，即使能被禁锢一时，但人可以逃亡，反正牧场到处都是。
最后，明代试图采取了一种间接统治的策略。
修长城，戍九边。
长城的目的有二，一是军事防御，二是贸易控制。
允许对明称臣的部族定期互市，并对敌对部族贸易封锁。
这点相当成功，不少部族为了取得贸易权，形式上向明朝称臣，实现了和平共处。
广封王，众建以分其势。极力避免草原出现统一的权力中心，力争在牧区形成多中心的均势体系。
明代的这一策略其实成败参半。
明代确实能通过贸易控制，在大多数时间实现了与蒙古，鞑靼、瓦剌的边境安宁。
另一方面，至达延汗，其实就是大元汗的意思。
在1506年统一漠南蒙古，鞑靼后，蒙古高原还是重新形成了统一的权力中心。
至明末，达延汗重建的蒙古汗国传承至林丹汗。
林丹汗直辖察哈尔部，又是整个东蒙古，鞑靼的总汗。
后金兴起后，其征服蒙古，卫拉特部除外，明又称瓦剌。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
林丹汗与明朝结盟，联手遏制后金。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在辽河大败喀尔喀蒙古军，俘获喀尔喀、扎鲁特的多位头领。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克明军驻守的沈阳，进而攻打辽阳。
喀尔喀部乘机偷袭沈阳，但被后金击败。
不久，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莽古勒等率六百户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将其女嫁予古尔布什。
此后，对林丹汗心怀不满的一部分喀尔喀、扎鲁特台吉投靠努尔哈赤。
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向努尔哈赤称臣，首先归附后金。
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
天聪元年，1627年，柰曼、敖汉二部归附后金。
次年，喀喇沁部归附，皇太极发兵征察哈尔。
之后，扎鲁特部归附后金。
天聪四年，1630年，四子部落、阿噜科尔沁部归附。
天聪六年，1632年，翁牛特部归附。
四月，皇太极再征察哈尔，令喀喇沁、扎鲁特、敖汉、柰曼、翁牛特、巴林、科尔沁等部前来会师。
但蒙古各部多不愿与察哈尔交战。
五月，后金进军至归化城，林丹汗南渡黄河，逃往鄂尔多斯。
后金俘获察哈尔数千人。次年，茂明安部、乌喇特部归附。
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察哈尔、克什克腾部众相继归降。
次年，1635年四月，林丹汗之子额哲出降，献元代传国玺“制诰之寳”，察哈尔部灭亡。
鄂尔多斯部、归化城土默特一并归降。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台吉来盛京朝觐，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
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类似于唐帝对草原地区自称天可汗。
清主在汉地称帝的同时，也同时声称继承了蒙古的汗位，并得到了蒙古诸部的背书承认。
但李唐对于草原地区就是简单册封部落首领官职，并对部落冠以州名，最后再加以外交制衡，避免出现独大。
其效果甚至不如明代的经济制衡，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契丹诸部竞相崛起，唐在漠北获得了一次次的战术胜利，却总是换来新的草原之主。
清代另辟蹊径，构建出了一套针对牧区的地方行政体系，盟旗制，将游牧部落齐民编户，禁锢在各自的小片土地上。
实质上，是将前代的众建分其势的治理原则，予以制度化。
清廷采取了直接统治的策略，称蒙古大汗，宣称直接继承了蒙古帝国法统；奉黄教，笼络蒙古各部的宗教势力。
对战略要点建城并驻军，由各路将军统辖。
对蒙古基层采取盟旗制，离散部落、齐民编户。
盟旗制大体如下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
其中，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也就是蒙古大汗，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
旗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通过任命札萨克（执政官）而形成。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
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由清帝派人兼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监督属下各旗等职责，但无发兵权。
同时，清代严格限制各旗属民越旗游牧、耕种、往来、婚嫁。盟旗制下，蒙古诸部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已从游牧制转变成畜牧制，实现了人口土地紧密结合，方便清廷统治。
至此，蒙古旧地被分割成内属、外藩共计262旗。其中外藩蒙古各旗主的权柄已形同西南土司，而内属蒙古甚至已经实现“改土归流”，由清帝直接派遣旗主。
有清一代，牧区再也无法自发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或者说，清廷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蒙古高原的新核心。
汉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到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再到匈奴统一，扶植汉奸政权，再到匈奴再次分裂，东汉驱逐北匈奴。两汉四百年，能比较有效的羁縻南匈奴的岁月合起来都不到一百年。而东汉驱逐了北匈奴，北匈奴的地盘也不过是被鲜卑占据。
而鲜卑，南匈奴，羌人的骚扰一直持续到汉末灭亡为止也未见消停。唐代，搞安倍都护府，狼山都护府，不仅授予漠北各部酋长官职的做法和明代差不多，而且维持时间都不超过三十年。
而唐朝近三百年，其实统治北边，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并不算成功。
所以在韦爵爷看来，统治蒙古最成功的还真的得算建奴。
建奴在许多管理方面，的确很有天才，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边外崛起的，他们更懂得关外部族都是怎么管理的，都是怎么样的想法。
不像汉人统治者，一开始都是想的好好的，过不了多久就改变了，或者放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