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海防衙门？兵部海防大臣？”朱由校重复了一句，并且皱了皱眉头，并没有直接回答韦宝的话。
韦宝心中一惊，和之前想的一样，这个朱由校，果然不是什么完全不管事的人，他只是受挫折受多了，管怕了，觉得躲在幕后，让魏忠贤在前面折腾，要远比他自己亲自上阵好的多而已。
但是关乎到财政和军事上的举措，朱由校是很小心的。
朱由校不吭声，韦宝也不催促他，继续做自己的木工活，仿佛刚才啥也没有说过一般。
两个人一时间似乎没话说了。
朱由校心里有本账，韦宝现在的官职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中书舍人掌制、都察院经历司经历、大理寺左寺丞。
虽然有四个职衔，但是前面两个都是虚职文官，并没有什么权力，只是方便入宫，而后面两个是实权文官，但都是司法衙门，只是监督百官，清查律法，况且是京官，容易掌控。
但是韦宝主动要求设立的这个什么兵部海防衙门就牵涉到很多事情了，首先是海路将被开通，将打破大明一贯的海禁策略，其次是增设一道兵部衙门，也意味着多出一支人马来。韦宝说是他出钱，但是朝廷的军队，怎么可能让一个私人出钱养活？那样的话，到底这支军队算是你韦宝的军队，还是算大明朝廷的军队呢、
朱由校是贪玩，是受不了挫折，是没有政治天赋，但并不是傻，皇家的人，基因普遍是优良的，绝对不能说不聪明。
“韦爱卿，设置兵部海防衙门这个事情，朕会考虑的。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仓促决断，必须交内阁商议。”朱由校道：“而且，朕看来，很难！大明一向依靠的是漕运，突然开海运，牵扯到了许多人的利益，怕惹出乱子来。”
韦宝大概料到皇帝会这么说，并没有着急，就怕你不开口，而不怕你抵触！
开口的抵触和不开口的抵触还是有分别的，只要肯开口，就证明有去想过，而不是拒绝去想。
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
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做一些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不惜折中解决官员职能。
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做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僚体制的表面性。
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机构重叠之类的毛病。
漕运总督一职的职责没有清楚地规定，担任者就有机会显示自己的个人特性。
既然此职的职掌五花八门，这就需要任职者的才能全面，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事实证明，担任此职的，从整体来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处事果断的官员。
在原本的历史中，在大明王朝的八十多名漕运总督中，有32位随后成为内阁成员。
现在的漕运总督实际上就由冯铨兼任。
考虑明代内阁职位经常被势力强大的人物长时期独占，这个纪录就值得注意。
明政府在清江浦设有检查站，负责征税、打造船只。
原来的货物税，实物征收，包括木材、竹子、铸铁、石灰、麻、煤和桐油。
其他物品则由淮安府负责征收通行税。
检查站官吏由淮安知府派任首席代表、办事吏员，工部清江浦分司郎中派任副官，山阳县派遣卫兵和勤杂工。全部职员超过100名。
检查站所有征税收据和账簿由漕运总督签发，受其严密监督。
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为几部分。
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书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员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然而下层官僚体制，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直地运作起来。
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
明朝统治早期，全国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
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和养老金、赈济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储存费。
另外800万石，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
其余不到1000万石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费，其中120万石给南京，北京所得总数在820万石左右。
稳定性是漕运体系运作的一大显著特点。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据预定计划，固定国库收入和支出。
明初38万世袭军户，十六世纪早期下降到5万户，原因是军户大量逃亡。
“解户”制导致贫困和破产，税粮必须由纳税人运送到目的地。
西北地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茶叶、盐和纺织材料之类的必需品，又找不到平衡贸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径，西北地区银两大量外流，导致该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全面萧条。
早期由于前线地区要用粮食付税，盐商会在边境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
1492年，明廷宣布用银两支付，盐商从北方地区变卖土地离开。
明王朝由于不能动员地方资源为其目的服务，导致其统治全面削弱。
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君臣盲目地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
一旦先例确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
在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已经发现了很多祖制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进。
同时，看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
张居正曾经革除过许多弊政，但张居正在位时间并不久，只有十年不到功夫，张居正一死，又全部复原，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大明这条船一直在朝着坏的方向推进。
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商品之外，命令进贡新品种。
从理论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该从供应地区所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视”扣除，有关地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
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就必须维持、继续。
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
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
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
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
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以咸养脉”。
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
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书》则称之为“食者之将”。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
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
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宝贝，于是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
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
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
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
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
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
“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
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
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
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
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 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
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
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
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
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
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
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谁当权，谁就会首先将手伸向漕运和盐铁！尤其是盐。
所以朱由校才这么谨慎，并不立刻回答韦宝的问题。
但是韦宝现在就急于向漕运伸手，要打破这种垄断，从而开展海运，海贸。
清朝是盐商和朝廷的铁器专办官员垄断，明朝是漕运总督实际控制盐铁。
钢铁工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业，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明代，冶铁炼钢的生产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私营铁冶不断发展壮大，而国营不断减少。
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
结果朱元璋回答：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延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独特创造，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步。
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
明代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
所以，韦宝的天地会在大量从大明各地寻找高水平的冶铁人才，光是用这个时代的技术，韦宝相信，制造出能远洋的战列巡洋舰都不是什么梦想。
当然，可能受限于技术，这类大型军舰的使用寿命可能不会很长。
到了二十世纪，军舰制造水平纯属的发达国家的军纪，往往可以服役二十年到三十年，退役之后还能用二三十年，存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军舰很多。
在这个时代，能建造出服役五年，存活超过十年的军舰，韦总裁就已经很满意了。
“陛下是担心损害既得利益者，制造出大的混乱。”韦宝道：“微臣可以保证，如果将漕运海运都交给微臣，朝廷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不管出什么乱子，微臣都有能力为陛下排忧解难。微臣可以力保大明朝局稳定，内忧外患一一扫除。”
该吹牛的时候要吹牛。
更何况韦宝并不觉得他现在是在吹牛。
“嗯，嗯，过一阵再看看吧。先不谈这事了。”朱由校退缩了。
韦宝见不能再催了，点头称是，专心陪着皇帝做木工活。
韦宝知道，皇帝这是对自己没啥信心！
自己要显露出对皇帝的忠心不输给魏忠贤，并且自己的能力超过魏忠贤，并且自己不比魏忠贤难控制这三点，皇帝应该就会重用自己了。
或许，还要增加一条，还不能让魏忠贤对自己下死手！
韦宝觉得，即便是皇帝重用自己，也不会踢掉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前，应该都是稳若泰山的，所以，自己绝对不能随便与魏忠贤决裂。
回到府邸，吴雪霞、王秋雅、贞明公主、熊欣儿、杨雪都在等着他回来。
熊欣儿的兄长熊兆珪和杨雪的几个兄长都回家去了，但是她们二人则留在了韦宝的府邸，是她们自己自愿的。
韦宝让她们先回去，没有必要为了救她们的父亲而留在自己身边，但二女似乎铁了心要跟着韦宝了。
韦宝心中一惊，和之前想的一样，这个朱由校，果然不是什么完全不管事的人，他只是受挫折受多了，管怕了，觉得躲在幕后，让魏忠贤在前面折腾，要远比他自己亲自上阵好的多而已。
但是关乎到财政和军事上的举措，朱由校是很小心的。
朱由校不吭声，韦宝也不催促他，继续做自己的木工活，仿佛刚才啥也没有说过一般。
两个人一时间似乎没话说了。
朱由校心里有本账，韦宝现在的官职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中书舍人掌制、都察院经历司经历、大理寺左寺丞。
虽然有四个职衔，但是前面两个都是虚职文官，并没有什么权力，只是方便入宫，而后面两个是实权文官，但都是司法衙门，只是监督百官，清查律法，况且是京官，容易掌控。
但是韦宝主动要求设立的这个什么兵部海防衙门就牵涉到很多事情了，首先是海路将被开通，将打破大明一贯的海禁策略，其次是增设一道兵部衙门，也意味着多出一支人马来。韦宝说是他出钱，但是朝廷的军队，怎么可能让一个私人出钱养活？那样的话，到底这支军队算是你韦宝的军队，还是算大明朝廷的军队呢、
朱由校是贪玩，是受不了挫折，是没有政治天赋，但并不是傻，皇家的人，基因普遍是优良的，绝对不能说不聪明。
“韦爱卿，设置兵部海防衙门这个事情，朕会考虑的。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仓促决断，必须交内阁商议。”朱由校道：“而且，朕看来，很难！大明一向依靠的是漕运，突然开海运，牵扯到了许多人的利益，怕惹出乱子来。”
韦宝大概料到皇帝会这么说，并没有着急，就怕你不开口，而不怕你抵触！
开口的抵触和不开口的抵触还是有分别的，只要肯开口，就证明有去想过，而不是拒绝去想。
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
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做一些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不惜折中解决官员职能。
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做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僚体制的表面性。
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机构重叠之类的毛病。
漕运总督一职的职责没有清楚地规定，担任者就有机会显示自己的个人特性。
既然此职的职掌五花八门，这就需要任职者的才能全面，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事实证明，担任此职的，从整体来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处事果断的官员。
在原本的历史中，在大明王朝的八十多名漕运总督中，有32位随后成为内阁成员。
现在的漕运总督实际上就由冯铨兼任。
考虑明代内阁职位经常被势力强大的人物长时期独占，这个纪录就值得注意。
明政府在清江浦设有检查站，负责征税、打造船只。
原来的货物税，实物征收，包括木材、竹子、铸铁、石灰、麻、煤和桐油。
其他物品则由淮安府负责征收通行税。
检查站官吏由淮安知府派任首席代表、办事吏员，工部清江浦分司郎中派任副官，山阳县派遣卫兵和勤杂工。全部职员超过100名。
检查站所有征税收据和账簿由漕运总督签发，受其严密监督。
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为几部分。
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书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员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然而下层官僚体制，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直地运作起来。
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
明朝统治早期，全国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
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和养老金、赈济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储存费。
另外800万石，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
其余不到1000万石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费，其中120万石给南京，北京所得总数在820万石左右。
稳定性是漕运体系运作的一大显著特点。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据预定计划，固定国库收入和支出。
明初38万世袭军户，十六世纪早期下降到5万户，原因是军户大量逃亡。
“解户”制导致贫困和破产，税粮必须由纳税人运送到目的地。
西北地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茶叶、盐和纺织材料之类的必需品，又找不到平衡贸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径，西北地区银两大量外流，导致该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全面萧条。
早期由于前线地区要用粮食付税，盐商会在边境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
1492年，明廷宣布用银两支付，盐商从北方地区变卖土地离开。
明王朝由于不能动员地方资源为其目的服务，导致其统治全面削弱。
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君臣盲目地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
一旦先例确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
在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已经发现了很多祖制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进。
同时，看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
张居正曾经革除过许多弊政，但张居正在位时间并不久，只有十年不到功夫，张居正一死，又全部复原，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大明这条船一直在朝着坏的方向推进。
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商品之外，命令进贡新品种。
从理论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该从供应地区所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视”扣除，有关地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
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就必须维持、继续。
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
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
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
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
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以咸养脉”。
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
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书》则称之为“食者之将”。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
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
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宝贝，于是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
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
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
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
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
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
“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
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
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
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
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
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每斗达370钱，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
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盐课岁入40万贯，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 1200万贯，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
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仍在继续，其他物价都在回落，只有盐价逆市日涨。
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盐利贡献最大。
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
南宋政府财政中，“鬻海之利居其半”。
在食盐财政之下，北宋时期出现了“盐钞”和“交子”。
作为一种信用票据，盐钞就是“用钞请盐”。
对南宋朝廷来说，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故时人有语“南渡立国，专仰盐钞”。
“交子”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一交为一缗，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
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
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荚”。
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以“盐引”控制食盐专卖。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
自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
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
清朝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
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4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有清一代，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
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昂贵。
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谁当权，谁就会首先将手伸向漕运和盐铁！尤其是盐。
所以朱由校才这么谨慎，并不立刻回答韦宝的问题。
但是韦宝现在就急于向漕运伸手，要打破这种垄断，从而开展海运，海贸。
清朝是盐商和朝廷的铁器专办官员垄断，明朝是漕运总督实际控制盐铁。
钢铁工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工业，近代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有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明代，冶铁炼钢的生产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技术之高，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私营铁冶不断发展壮大，而国营不断减少。
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罢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铁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
结果朱元璋回答：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开炉冶炼，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实录》记载：“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开炉三年贮铁3743万余斤，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数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铁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只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
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
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风箱还要延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事了”。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发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
生铁淋口技术也是明代的独特创造，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生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步。
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
明代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代的炼钢技术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
所以，韦宝的天地会在大量从大明各地寻找高水平的冶铁人才，光是用这个时代的技术，韦宝相信，制造出能远洋的战列巡洋舰都不是什么梦想。
当然，可能受限于技术，这类大型军舰的使用寿命可能不会很长。
到了二十世纪，军舰制造水平纯属的发达国家的军纪，往往可以服役二十年到三十年，退役之后还能用二三十年，存活超过半个世纪的军舰很多。
在这个时代，能建造出服役五年，存活超过十年的军舰，韦总裁就已经很满意了。
“陛下是担心损害既得利益者，制造出大的混乱。”韦宝道：“微臣可以保证，如果将漕运海运都交给微臣，朝廷的收入将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不管出什么乱子，微臣都有能力为陛下排忧解难。微臣可以力保大明朝局稳定，内忧外患一一扫除。”
该吹牛的时候要吹牛。
更何况韦宝并不觉得他现在是在吹牛。
“嗯，嗯，过一阵再看看吧。先不谈这事了。”朱由校退缩了。
韦宝见不能再催了，点头称是，专心陪着皇帝做木工活。
韦宝知道，皇帝这是对自己没啥信心！
自己要显露出对皇帝的忠心不输给魏忠贤，并且自己的能力超过魏忠贤，并且自己不比魏忠贤难控制这三点，皇帝应该就会重用自己了。
或许，还要增加一条，还不能让魏忠贤对自己下死手！
韦宝觉得，即便是皇帝重用自己，也不会踢掉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前，应该都是稳若泰山的，所以，自己绝对不能随便与魏忠贤决裂。
回到府邸，吴雪霞、王秋雅、贞明公主、熊欣儿、杨雪都在等着他回来。
熊欣儿的兄长熊兆珪和杨雪的几个兄长都回家去了，但是她们二人则留在了韦宝的府邸，是她们自己自愿的。
韦宝让她们先回去，没有必要为了救她们的父亲而留在自己身边，但二女似乎铁了心要跟着韦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