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永清把十二个幸存者送去了福州，沈葆桢有安排船把他们给送回了琉球，这事到这也就算拉到了。别说是琉球使者，生番连大清官员都杀过，但是那帮人就那样，大家世界观都不一样，哪里有什么道理好讲。生番也从来不出山闹事，每年还能给大清进贡樟脑、兽皮，创造不小的利润，有些事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可惜琉球的宗主国不只有大清一个。
琉球王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更是大明的三大亲藩之一，关系比朝鲜还近。但是到了大清这，琉球的关系还是那么好，可是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大清不是很重视这个由一堆岛屿组成的小国。但琉球的地理位置还是很好的，位于附近各国之间的贸易枢纽，号称“万国津梁”。大清无所谓，日本可是很惦记，在日本混的很惨的萨摩藩，早早便盯上了琉球。
明朝万历三十七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派遣桦山久高为总大将，平田增宗为副大将，率兵三千人、船一百余只、铁炮六百挺，自九州山川港出发入侵琉球。不久琉球即战败，首里城被包围，尚宁王被迫投降，同王子、官员等一百余人被萨摩军押送到鹿儿岛。这就是历史上的“庆长琉球之役”。随后尚宁王同岛津家久前往骏府城面见德川家康，又前往江户城面见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万历三十九年，尚宁王在鹿儿岛被迫与萨摩藩签订《掟十五条》，承认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之后，才被释放归国。
萨摩藩入侵琉球后，开始向琉球派遣官员，测量分配田地，划清国界，制定赋税，强迫琉球割让奄美群岛，要挟琉球向萨摩进贡，琉球政府还要被迫授予萨摩所派人员官品职位。琉球国内的亲明派在战后全部被罢免官职，三司官郑迥被萨摩斩首，向里瑞则被萨摩扣作人质，由亲日的毛凤仪、毛凤朝取代其三司官职务。尚宁王之后，尚丰王十一年，琉球在被萨摩所占岛屿建立馆舍，两国同时派官员管理来往贸易和收税。此后琉球国沦为萨摩藩的傀儡政权。萨摩藩向琉球派遣官员长驻琉球以监视琉球的举动，及至尚贞王二十五年，琉球“创定姑米、马齿两岛，遣大和横目职两员，看守贡船往来”。同时，萨摩藩强占琉球北部奄美诸岛。
大清定鼎中原之后，琉球王遣使臣到清朝请求册封。清顺治帝封尚质王为琉球王，但琉球国只是表面上成为清王朝的藩属，但实际上对萨摩藩称臣。琉球与清朝官方继续朝贡贸易，也需被实际宗主萨摩藩剥削一次。萨摩藩也依靠琉球成为了幕府宣布锁国以后，唯一能以此变相方式获得国际贸易收入的私藩。一八五四年，美国人佩里到日本军事讹诈的时候，曾经要求日本政府开放琉球的那霸港口，日本人以琉球是独立主权国家为由拒绝了。但是佩里掉头就去了琉球，琉球国王也不得不再次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如今日本废藩置县，琉球也被纳入了鹿儿岛县，不过仍作为藩国存在。台湾生番所杀的琉球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可以被理解成日本人了。日本政府想扩张，只能向大陆进军，果兴阿他们一时是惹不起的，捏捏大清这个软柿子可是不错。即便不能侵占大清几亩地，讹诈大清一笔钱财也是不错的，他们就刚刚被果兴阿给敲了一笔。
日本以新皇登基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派来了参议兼外务卿副岛种臣一行来华，，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岛种臣很慎重，因为他这次的平衡不太好掌握，日本的国力眼下还不行，若是讹人不成，把大清给惹毛了，他们日本也扛不住。但是副使柳原前光就比较张扬了，他不是不小心，而是他找到了足够的自信。中国的官员里不是没有干吏，但是这些人的思想非常陈旧，根本跟不上形势。自问学贯中西的柳原前光，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搞定这些不同西学的中国人。
“琉球难民入台湾岛避难，却惨遭杀戮，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实在是骇人听闻！”柳原前光试探着，他非常想知道大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他非常聪明，决口不提琉球为日本领土一事，好像就是随便问问。
“‘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完全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只是依据实情给了日本人一个答复，而且这个答复非常的得体。
“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柳原前光还是不提琉球归属，只是问为什么不惩办凶手。
“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毛昶熙还是知道些外国事务的，只是他的观念依旧是天下观。
“人命关天岂可……”副岛种臣还想据理力争，但却被柳原前光从背后拉了一下。副岛种臣话说了一半，便给副手叫停了，只能向毛昶熙告辞，退出总理衙门商议。
“清臣所言并非正理，何不据理力争？”副岛种臣还是很实在的，所以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大街上便质问起了柳原前光，反正中国的大街上也没人听得懂日语，他们也不用担心保密的事。
“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番地不受清国管制，便不是清国的领土，我们和他们浪费什么口水，自去征讨生番便是了！”柳原前光直接曲解了毛昶熙的意思，把不好管，直接给解释成了管不了。就凭着这么一句话，就把台湾东部的领土给弄成无主之地了。
柳原前光的这套歪理，也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同治六年二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威尔逊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威尔逊自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交涉此事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一、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二、“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康熙年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一是“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二是“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为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威尔逊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是中国领土，但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威尔逊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虽然美国也有印第安人这种国内的外国人存在，但是威尔逊还是不接受清廷的说法，他更倾向于理解为番地非中国领土。
Rover号事件最终以威尔逊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在大清看来这事他们干的非常漂亮，一分钱也没赔，就把弄死洋人的大事给了了。但是模糊台湾番地归属这种大事，大清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威尔逊，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威尔逊也算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准备为美利坚合众国在东亚在开辟一片领土出来。可惜当时的美国内战正酣，连国内的东商共和国都搞不定，哪有精力来亚洲侵略中国。威尔逊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成了日本的帮凶，把他辛苦考察回来的报告，转手就卖给了日本人。
威尔逊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了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这个歪理似通似似不通，但是日本人很喜欢。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柳原前光什么都明白，但他就是咬住了大清的这种模糊说词，你不承认番地归你管，那就是不是你的地方了，你不管，我们就替你去管管。
琉球王国一直是中国的藩属，更是大明的三大亲藩之一，关系比朝鲜还近。但是到了大清这，琉球的关系还是那么好，可是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大清不是很重视这个由一堆岛屿组成的小国。但琉球的地理位置还是很好的，位于附近各国之间的贸易枢纽，号称“万国津梁”。大清无所谓，日本可是很惦记，在日本混的很惨的萨摩藩，早早便盯上了琉球。
明朝万历三十七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派遣桦山久高为总大将，平田增宗为副大将，率兵三千人、船一百余只、铁炮六百挺，自九州山川港出发入侵琉球。不久琉球即战败，首里城被包围，尚宁王被迫投降，同王子、官员等一百余人被萨摩军押送到鹿儿岛。这就是历史上的“庆长琉球之役”。随后尚宁王同岛津家久前往骏府城面见德川家康，又前往江户城面见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万历三十九年，尚宁王在鹿儿岛被迫与萨摩藩签订《掟十五条》，承认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之后，才被释放归国。
萨摩藩入侵琉球后，开始向琉球派遣官员，测量分配田地，划清国界，制定赋税，强迫琉球割让奄美群岛，要挟琉球向萨摩进贡，琉球政府还要被迫授予萨摩所派人员官品职位。琉球国内的亲明派在战后全部被罢免官职，三司官郑迥被萨摩斩首，向里瑞则被萨摩扣作人质，由亲日的毛凤仪、毛凤朝取代其三司官职务。尚宁王之后，尚丰王十一年，琉球在被萨摩所占岛屿建立馆舍，两国同时派官员管理来往贸易和收税。此后琉球国沦为萨摩藩的傀儡政权。萨摩藩向琉球派遣官员长驻琉球以监视琉球的举动，及至尚贞王二十五年，琉球“创定姑米、马齿两岛，遣大和横目职两员，看守贡船往来”。同时，萨摩藩强占琉球北部奄美诸岛。
大清定鼎中原之后，琉球王遣使臣到清朝请求册封。清顺治帝封尚质王为琉球王，但琉球国只是表面上成为清王朝的藩属，但实际上对萨摩藩称臣。琉球与清朝官方继续朝贡贸易，也需被实际宗主萨摩藩剥削一次。萨摩藩也依靠琉球成为了幕府宣布锁国以后，唯一能以此变相方式获得国际贸易收入的私藩。一八五四年，美国人佩里到日本军事讹诈的时候，曾经要求日本政府开放琉球的那霸港口，日本人以琉球是独立主权国家为由拒绝了。但是佩里掉头就去了琉球，琉球国王也不得不再次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如今日本废藩置县，琉球也被纳入了鹿儿岛县，不过仍作为藩国存在。台湾生番所杀的琉球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可以被理解成日本人了。日本政府想扩张，只能向大陆进军，果兴阿他们一时是惹不起的，捏捏大清这个软柿子可是不错。即便不能侵占大清几亩地，讹诈大清一笔钱财也是不错的，他们就刚刚被果兴阿给敲了一笔。
日本以新皇登基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派来了参议兼外务卿副岛种臣一行来华，，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岛种臣很慎重，因为他这次的平衡不太好掌握，日本的国力眼下还不行，若是讹人不成，把大清给惹毛了，他们日本也扛不住。但是副使柳原前光就比较张扬了，他不是不小心，而是他找到了足够的自信。中国的官员里不是没有干吏，但是这些人的思想非常陈旧，根本跟不上形势。自问学贯中西的柳原前光，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搞定这些不同西学的中国人。
“琉球难民入台湾岛避难，却惨遭杀戮，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实在是骇人听闻！”柳原前光试探着，他非常想知道大清对这件事的看法，而且他非常聪明，决口不提琉球为日本领土一事，好像就是随便问问。
“‘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完全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只是依据实情给了日本人一个答复，而且这个答复非常的得体。
“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柳原前光还是不提琉球归属，只是问为什么不惩办凶手。
“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毛昶熙还是知道些外国事务的，只是他的观念依旧是天下观。
“人命关天岂可……”副岛种臣还想据理力争，但却被柳原前光从背后拉了一下。副岛种臣话说了一半，便给副手叫停了，只能向毛昶熙告辞，退出总理衙门商议。
“清臣所言并非正理，何不据理力争？”副岛种臣还是很实在的，所以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大街上便质问起了柳原前光，反正中国的大街上也没人听得懂日语，他们也不用担心保密的事。
“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番地不受清国管制，便不是清国的领土，我们和他们浪费什么口水，自去征讨生番便是了！”柳原前光直接曲解了毛昶熙的意思，把不好管，直接给解释成了管不了。就凭着这么一句话，就把台湾东部的领土给弄成无主之地了。
柳原前光的这套歪理，也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同治六年二月，美国商船“Rover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威尔逊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威尔逊自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交涉此事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一、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二、“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康熙年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一是“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二是“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为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威尔逊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是中国领土，但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威尔逊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虽然美国也有印第安人这种国内的外国人存在，但是威尔逊还是不接受清廷的说法，他更倾向于理解为番地非中国领土。
Rover号事件最终以威尔逊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在大清看来这事他们干的非常漂亮，一分钱也没赔，就把弄死洋人的大事给了了。但是模糊台湾番地归属这种大事，大清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威尔逊，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威尔逊也算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准备为美利坚合众国在东亚在开辟一片领土出来。可惜当时的美国内战正酣，连国内的东商共和国都搞不定，哪有精力来亚洲侵略中国。威尔逊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成了日本的帮凶，把他辛苦考察回来的报告，转手就卖给了日本人。
威尔逊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了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这个歪理似通似似不通，但是日本人很喜欢。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柳原前光什么都明白，但他就是咬住了大清的这种模糊说词，你不承认番地归你管，那就是不是你的地方了，你不管，我们就替你去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