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底下的大名们还都是在各自为政，幕府最大也就是个带头大哥的角色。不过好容易凭借着自己的拳头，争到了大哥的位置，德川家当然要好好的归拢一下自己的小弟们。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创立了“参觐交代”制度。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地区的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德川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参觐交代”这个损招虽然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变得渐渐压不住底下的大名们了。所谓的新政府军，并不是天皇小哥自己拉起来的队伍，主要还是以藩兵为主，他们的主人全都是德川家的老熟人。萨摩、长洲、土佐、肥前，这些西南强藩的崛起，把二百多年前的岛津氏、毛利氏、德川氏的矛盾，又给带到了现代。
先说萨摩的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之后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也从外患变成了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其他藩落后得多，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即使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也是一样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因而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在宝历三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像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而已。当然也是因为以他的身份地位，想专横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列强们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创立了“参觐交代”制度。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地区的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德川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参觐交代”这个损招虽然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变得渐渐压不住底下的大名们了。所谓的新政府军，并不是天皇小哥自己拉起来的队伍，主要还是以藩兵为主，他们的主人全都是德川家的老熟人。萨摩、长洲、土佐、肥前，这些西南强藩的崛起，把二百多年前的岛津氏、毛利氏、德川氏的矛盾，又给带到了现代。
先说萨摩的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之后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也从外患变成了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其他藩落后得多，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即使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也是一样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因而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在宝历三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像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而已。当然也是因为以他的身份地位，想专横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列强们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