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海都出了热河界了，西太后才把她联络恭亲王奕欣的事告诉东太后。本以为自己先斩后奏，东太后少不得要埋怨几句，不成想东太后完全赞同她的做法。小皇帝被八大臣吓的不轻，可把东太后给心疼坏了，心疼孩子的东太后，把咸丰临死前特意交代她要容让肃顺的事忘了个干净。
两宫已然定计，而且自认为有了强援，自然不会再对八大臣退让。所以君臣之间一番撕破脸面的激烈争吵，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二天双方对峙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两宫太后不但依然拒绝在顾命八臣拟定的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盖章，而且还拒绝再与八大臣“见面”，只是将头一天送上去的其它奏折和上谕发给军机处，却独缺“痛驳”的那道旨稿。此时肃顺对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的态度已不止是不满，简直是恼怒之极。
一群在朝堂里打滚多年的老江湖，还能被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给将住，肃顺找另外七人简单商议了之后，便断然决定采取一个更为极端的措施，来逼迫西太后就范，那就是顾命八臣集体“搁车”。
所谓“搁车”，其实是一个极形象的比喻，指行使中的大车下闸不走，形同瘫痪，换句话说，就是顾命八臣“集体罢工”了。清朝的制度，自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以来，所有政务均出自军机处，因此军机处又有“枢廷”之称，军机大臣又称“枢臣”。现在处于深宫中的两宫太后因没有自己的班底，还没有取得完全代替皇帝的权力，根本不能越过军机处直接指挥包括六部在内的中央政府的运作。而此时的军机处事实上已经完全被顾命八臣所掌控，所以八大臣一旦罢工，就意味着整个中央政府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
肃顺这个举措极其狠毒，也极其厉害，好比死死的掐住了两宫太后的脖子一般。一时之间，上自皇太后皇帝、下至文武臣僚，乃至两宫太后身边的太监宫女和政府的小吏杂役，莫不人心惶惶，整个承德避暑山庄似乎都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之中。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旋即公之于众。
全国各地的若干百里加急，如雪花一样纷至踏来，然后就都堆哪了。君权实际是由八大臣和两宫共享的，具体些就是八大臣负责筹划和宣达，两宫负责决断批准。现在八大臣一“搁车”，就相当*帝国的君主哑巴兼脑残了，只会拍板的两宫太后，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繁巨的朝政。
西太后原本以为，就算少了八屠夫，她也不用吃带毛猪。可惜承德不是北京，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八大臣的位置。八大臣“搁车”了一天，两宫太后别说带毛猪了，连猪都没了。奏折到了承德，便在军机处堆着，她们连折子都看不到了。即便让太监搬来了，她们也处理不了，更没办法下令执行。。
西太后很想和肃顺把气怄到底，看谁耗得过谁，但是大清的朝政耗不起。人事任免拖几天无所谓，小地方的拨款等几天也能兑付，但大清现在可还在打仗啊！山东的僧格林沁、直隶的胜保、湖北的官文、安庆的曾国藩等等，哪一个地方不是八百里加急，全都是一天都耽搁不得的事。
再怎么怄气，也不能把小皇帝的江山给呕垮了。于是在东太后的劝解下，也是在西太后将自己与八大臣的实力对比做了一番反复权衡之后，她终于做出了痛苦的让步。后面西太后之所以能成功掌控清朝的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就在于她能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权力极限有准确而清醒的判断，并能把握好自己绝不去试图超越这个极限。金庸先生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要会适时的运用一个字，那就是“忍”字，这个字有两面，一面是非常的会“忍耐”，一面是绝对的能“残忍”。西太后就把这个字运用得很好很恰当，她现在就做到了“忍耐”。这样的忍耐不但让她在弱势之下保护了自己，而且还让她争得了朝野上下十分难得的同情，因为谁都看见了肃顺是如何跋扈不臣的，是如何欺负深宫中的孤儿寡母的。
两宫太后在批驳董元醇的上谕上用印的时候，东太后仅是唉声叹气而已。西太后则咬碎银牙，狠狠的按了一下，差点把纸给压破了。抬头看着咸丰留下的“戒急用忍”的匾额，西太后久久不能释怀。她这次忍了，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忍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肃顺看上去是赢了，实际上却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见面”时的咆哮，把原本倾向于他的两宫太后，都给气到了恭亲王一边。后面的“搁车”，更是把八大臣与两宫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让自己人心尽失，更让西太后对他起了杀心。
肃顺之所以失败，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不会运用这个忍字的缘故，他既无法忍耐，也不能做到绝对残忍。他“搁车”的这个举措其实也是一把极其狠毒、极其厉害的双刃剑，西太后躲过去了，他却因此而受到十分沉重的伤害——尽管当时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成功了，其实他是在“找死”。试想如果没有发生“搁车”这样严重的事件，则无论他与太后的关系决裂到何种程度，哪怕他曾在殿庭之上“毫无人臣之礼”的“公然咆哮”，都绝对不至于会掉脑袋。因为那毕竟都是在极其机密的场合，“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既无“实迹宣扬余外”，也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也就易于为人所见谅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在同治四年慈禧太后打击恭亲王时，就曾亲笔写了一道上谕指责恭王“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召见之时，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等等。宗室里面的大侠，恭亲王的五哥惇亲王奕誴，针对这些指责在给皇太后上的奏折中，就曾以“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一语来替他辩护开脱，然后就取得了成功。两人相争于暗室，又没别人看见，你非要用这个治人的罪，可是有陷害嫌疑的。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慈禧不得不再次吃了五爷的哑巴亏，让五爷成功保住了六爷。
垂帘听政本身就不合清朝的“祖宗家法”，而且违背了咸丰皇帝的临终遗命，其法理基础十分薄弱，细论起来，肃顺等人还是站在有理有利一边的。如此则即使日后成了败寇，也必然能获得朝臣派很大的同情，起码论罪之时，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现在他不计后果的搞出了这样一个令朝野震惊的事件，在皇权不振的明朝或许无所谓，在清朝则已形同公然造反，为开国二百年来所无，不但让“天下臣民共见共闻”，而且足以让“天下臣民共愤共弃”。毕竟欺负皇帝是英雄，欺负孤儿寡妇可就是混蛋了。
但载垣、端华、肃顺等“诸公”，此时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天下公认的混蛋。他们只看到自己罢工一天之后，两宫太后终于服软了，在那道“痛驳”的旨稿上痛快的盖了图章，并发交下来。八大臣以为他们胜利了，以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挑战他们的绝对权威了，于是他们的“笑声响彻远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全然不知，两个服软的人看向军机处方向的眼神里全是杀意，真正的危险正在向他们步步紧逼。
而且因为这次激烈的冲突，肃顺还得出了一个脑回路非常清奇的结论，两宫太后与六爷奕欣并没有勾结，七爷奕譞是喝多了胡说八道。他也是有理有据，如果两宫与六爷有勾结，断然不会傻乎乎的拿董元醇的奏折说事，反而会大力安抚八大臣。因为奕欣和他的势力都远在北京，两宫太后这个时候拿董元醇的奏折出来和八大臣对刚，根本占不到半点便宜，反而还会暴露自己的意图。她们肯定会等到回北京再闹，到时候就可以借助奕欣的势力来和八大臣博弈。起码在北京的时候，有奕欣的人马帮着两宫说话，而且八大臣是绝对不敢“搁车”的。八大臣要是在北京“搁车”，奕欣派系的人马瞬间就能接管军机处，夺取八大臣的大权。
两宫在完全没有六爷奕欣的时候，突然与八大臣开始闹起来，完全是解决内部矛盾的套路。虽然闹得大家很不愉快，但是肃顺也彻底放下了对两宫勾结六爷奕欣的戒心。肃顺的思路还是对的，不过忘了一件事，人是会变的。与八大臣闹翻之前，两宫和恭亲王没勾结，闹翻了之后，人家怎么会一样没勾结呢！肃顺自己忠于咸丰，把咸丰的遗命当作了金科玉律，他没想到与咸丰更近的两宫太后并不像他一样。
战胜了两宫太后的八大臣，也没能痛快过一天。因为他们处理堆积的奏章的时候，发现握有兵权的都统胜保“违制”给皇太后上请安折（清朝没有大臣给皇太后递请安折的先例，无例则属“违制”）。而且应该在直隶积极剿匪的胜保，还要扔下前线的军务，请来承德叩谒咸丰的梓宫。
两宫已然定计，而且自认为有了强援，自然不会再对八大臣退让。所以君臣之间一番撕破脸面的激烈争吵，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二天双方对峙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两宫太后不但依然拒绝在顾命八臣拟定的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盖章，而且还拒绝再与八大臣“见面”，只是将头一天送上去的其它奏折和上谕发给军机处，却独缺“痛驳”的那道旨稿。此时肃顺对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的态度已不止是不满，简直是恼怒之极。
一群在朝堂里打滚多年的老江湖，还能被初出茅庐的两宫太后给将住，肃顺找另外七人简单商议了之后，便断然决定采取一个更为极端的措施，来逼迫西太后就范，那就是顾命八臣集体“搁车”。
所谓“搁车”，其实是一个极形象的比喻，指行使中的大车下闸不走，形同瘫痪，换句话说，就是顾命八臣“集体罢工”了。清朝的制度，自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以来，所有政务均出自军机处，因此军机处又有“枢廷”之称，军机大臣又称“枢臣”。现在处于深宫中的两宫太后因没有自己的班底，还没有取得完全代替皇帝的权力，根本不能越过军机处直接指挥包括六部在内的中央政府的运作。而此时的军机处事实上已经完全被顾命八臣所掌控，所以八大臣一旦罢工，就意味着整个中央政府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
肃顺这个举措极其狠毒，也极其厉害，好比死死的掐住了两宫太后的脖子一般。一时之间，上自皇太后皇帝、下至文武臣僚，乃至两宫太后身边的太监宫女和政府的小吏杂役，莫不人心惶惶，整个承德避暑山庄似乎都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之中。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旋即公之于众。
全国各地的若干百里加急，如雪花一样纷至踏来，然后就都堆哪了。君权实际是由八大臣和两宫共享的，具体些就是八大臣负责筹划和宣达，两宫负责决断批准。现在八大臣一“搁车”，就相当*帝国的君主哑巴兼脑残了，只会拍板的两宫太后，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繁巨的朝政。
西太后原本以为，就算少了八屠夫，她也不用吃带毛猪。可惜承德不是北京，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八大臣的位置。八大臣“搁车”了一天，两宫太后别说带毛猪了，连猪都没了。奏折到了承德，便在军机处堆着，她们连折子都看不到了。即便让太监搬来了，她们也处理不了，更没办法下令执行。。
西太后很想和肃顺把气怄到底，看谁耗得过谁，但是大清的朝政耗不起。人事任免拖几天无所谓，小地方的拨款等几天也能兑付，但大清现在可还在打仗啊！山东的僧格林沁、直隶的胜保、湖北的官文、安庆的曾国藩等等，哪一个地方不是八百里加急，全都是一天都耽搁不得的事。
再怎么怄气，也不能把小皇帝的江山给呕垮了。于是在东太后的劝解下，也是在西太后将自己与八大臣的实力对比做了一番反复权衡之后，她终于做出了痛苦的让步。后面西太后之所以能成功掌控清朝的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就在于她能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对自己的权力极限有准确而清醒的判断，并能把握好自己绝不去试图超越这个极限。金庸先生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要会适时的运用一个字，那就是“忍”字，这个字有两面，一面是非常的会“忍耐”，一面是绝对的能“残忍”。西太后就把这个字运用得很好很恰当，她现在就做到了“忍耐”。这样的忍耐不但让她在弱势之下保护了自己，而且还让她争得了朝野上下十分难得的同情，因为谁都看见了肃顺是如何跋扈不臣的，是如何欺负深宫中的孤儿寡母的。
两宫太后在批驳董元醇的上谕上用印的时候，东太后仅是唉声叹气而已。西太后则咬碎银牙，狠狠的按了一下，差点把纸给压破了。抬头看着咸丰留下的“戒急用忍”的匾额，西太后久久不能释怀。她这次忍了，但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忍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肃顺看上去是赢了，实际上却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见面”时的咆哮，把原本倾向于他的两宫太后，都给气到了恭亲王一边。后面的“搁车”，更是把八大臣与两宫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让自己人心尽失，更让西太后对他起了杀心。
肃顺之所以失败，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不会运用这个忍字的缘故，他既无法忍耐，也不能做到绝对残忍。他“搁车”的这个举措其实也是一把极其狠毒、极其厉害的双刃剑，西太后躲过去了，他却因此而受到十分沉重的伤害——尽管当时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成功了，其实他是在“找死”。试想如果没有发生“搁车”这样严重的事件，则无论他与太后的关系决裂到何种程度，哪怕他曾在殿庭之上“毫无人臣之礼”的“公然咆哮”，都绝对不至于会掉脑袋。因为那毕竟都是在极其机密的场合，“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既无“实迹宣扬余外”，也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也就易于为人所见谅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在同治四年慈禧太后打击恭亲王时，就曾亲笔写了一道上谕指责恭王“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召见之时，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等等。宗室里面的大侠，恭亲王的五哥惇亲王奕誴，针对这些指责在给皇太后上的奏折中，就曾以“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一语来替他辩护开脱，然后就取得了成功。两人相争于暗室，又没别人看见，你非要用这个治人的罪，可是有陷害嫌疑的。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慈禧不得不再次吃了五爷的哑巴亏，让五爷成功保住了六爷。
垂帘听政本身就不合清朝的“祖宗家法”，而且违背了咸丰皇帝的临终遗命，其法理基础十分薄弱，细论起来，肃顺等人还是站在有理有利一边的。如此则即使日后成了败寇，也必然能获得朝臣派很大的同情，起码论罪之时，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现在他不计后果的搞出了这样一个令朝野震惊的事件，在皇权不振的明朝或许无所谓，在清朝则已形同公然造反，为开国二百年来所无，不但让“天下臣民共见共闻”，而且足以让“天下臣民共愤共弃”。毕竟欺负皇帝是英雄，欺负孤儿寡妇可就是混蛋了。
但载垣、端华、肃顺等“诸公”，此时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天下公认的混蛋。他们只看到自己罢工一天之后，两宫太后终于服软了，在那道“痛驳”的旨稿上痛快的盖了图章，并发交下来。八大臣以为他们胜利了，以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挑战他们的绝对权威了，于是他们的“笑声响彻远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全然不知，两个服软的人看向军机处方向的眼神里全是杀意，真正的危险正在向他们步步紧逼。
而且因为这次激烈的冲突，肃顺还得出了一个脑回路非常清奇的结论，两宫太后与六爷奕欣并没有勾结，七爷奕譞是喝多了胡说八道。他也是有理有据，如果两宫与六爷有勾结，断然不会傻乎乎的拿董元醇的奏折说事，反而会大力安抚八大臣。因为奕欣和他的势力都远在北京，两宫太后这个时候拿董元醇的奏折出来和八大臣对刚，根本占不到半点便宜，反而还会暴露自己的意图。她们肯定会等到回北京再闹，到时候就可以借助奕欣的势力来和八大臣博弈。起码在北京的时候，有奕欣的人马帮着两宫说话，而且八大臣是绝对不敢“搁车”的。八大臣要是在北京“搁车”，奕欣派系的人马瞬间就能接管军机处，夺取八大臣的大权。
两宫在完全没有六爷奕欣的时候，突然与八大臣开始闹起来，完全是解决内部矛盾的套路。虽然闹得大家很不愉快，但是肃顺也彻底放下了对两宫勾结六爷奕欣的戒心。肃顺的思路还是对的，不过忘了一件事，人是会变的。与八大臣闹翻之前，两宫和恭亲王没勾结，闹翻了之后，人家怎么会一样没勾结呢！肃顺自己忠于咸丰，把咸丰的遗命当作了金科玉律，他没想到与咸丰更近的两宫太后并不像他一样。
战胜了两宫太后的八大臣，也没能痛快过一天。因为他们处理堆积的奏章的时候，发现握有兵权的都统胜保“违制”给皇太后上请安折（清朝没有大臣给皇太后递请安折的先例，无例则属“违制”）。而且应该在直隶积极剿匪的胜保，还要扔下前线的军务，请来承德叩谒咸丰的梓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