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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作者:舒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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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催着我赶紧送医院去。
我如蒙大赦，接过饭桶一溜烟儿出了家门直奔公交车站。
吃饭的时候和妈聊天，提到这家医院一直紧张的床位，她还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从icu出来居然碰上双人病房腾出空位，比起嘈杂不堪的六人大房间，真算是天堂了。
旁边的病友却插话：“甭逗了，那哪儿是您运气好啊？根本就是有人关照过嘛！您再瞅瞅那些护士跟你说话时的脸色，平常她们可都觉得自个儿倍儿牛逼的，什么人没见识过？要没人打点她们能有那满面春风吗？”
我妈还一脸迷惑：“不能啊，我们家没人和这家医院熟啊？”
我在一边埋着头不好多说，心里却明镜似的，完全明白这背后的翻云覆雨手。
回到家我打电话给程睿敏，感谢他这些天的费心照应。他的声音依然温和好听，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春风化雨一般的微笑：“举手之劳，不用客气。还是那句话，嘉遇是我最好的兄弟，哪天我遇了事，他也会上心帮忙的。”
我很为他们之间单纯的兄弟情谊感动，便不再说空洞的客套话，利利索索道再见，然后掐着时间打奥德萨家中的电话找孙嘉遇。
可是回铃音响了很久都没有人应答，我又换孙嘉遇的手机，他的手机还是关机。
我顿时感觉不安，好像从三四天前，就无法联系上他。每次打他的手机，都被提示机主关机，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我很忐忑，这家伙究竟在做什么呢？他还好吗？他的身体有没有恢复？
时间已是六月底，北京开始进入闷热潮湿的炎炎夏季。妈妈的气色却好了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趁着护士不在，带她回家看看。
这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我的学业问题。
我宣布考虑了几日的决定：“我想暂时保留学籍，先回北京找份工作。”
从前不事稼穑，这些天观察很久，终于看明白从不在意的事实。
父母以前的收入虽然不错，但都和工作量挂钩，今后一年半载，妈肯定不能再接项目，只能靠死工资维持收入。象这样银子流水一样从手中消失，家中有出无进的状况，实在不适合再供养一个留学生。
但他们的反应之激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爸非常恼火：“玫玫，爸妈已经过完大半辈子，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因为我们耽误你自己的前途。”
我闭紧嘴不肯说话。
妈更是急得迸出眼泪：“赵玫你马上回乌克兰去，不然我就停了治疗。”
一晚上疲劳轰炸，再加上妈的眼泪，最后我只好妥协，答应暂返奥德萨，把学期末的后事处理干净，如果妈的身体状况还好，我就留在奥德萨过暑假，一来省点儿路费，二来可以补习乌克兰语。
但我有一条底线，就是今后坚决不许他们再给我生活费。
爸不解地问：“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我回答：“可以去打工啊，比如教小孩儿弹琴，很容易挣钱的，又不累。”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想打工，作为语言不精的中国学生，唯一可去的只有两个地方，在七公里市场帮人看摊，或者，去卡奇诺赌场做女侍应生。
但这两处的收入，都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费用，学费是根本不用奢望的。退到底我还敢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因为背后有孙嘉遇支撑着底气。
做出回京的决定时，虽然十分难过不舍，但我并没有机会同他商量，因为依然无法联系到他。
我翻遍手机里的联系名单，非常沮丧地发现，除了学院的同学，我的生活圈里好像只有孙嘉遇一个人。和老钱、邱伟天天见面，我竟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尝试着打电话到瓦列里娅的店里，她却是个小迷糊，一问三不知：“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咦？你不在奥德萨吗？”
我很烦躁，敷衍着挂了电话，继续啃着手指头想其他的辙。想到一周后才有返程的航班，心中的焦虑越扩越大。
重返乌克兰的前夜，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睡得正香，爸敲我的门：“玫玫，乌克兰的电话。”
我一下惊醒，噌地跳下床，只穿着睡裙就冲出去，直扑到客厅的电话旁。
“你良心没有的，死啦死啦滴，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电话？”我说得飞快，感觉到如释重负的轻松愉快。
那边却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电流的咝咝声。
我疑惑起来：“喂？”
“赵玫。”终于有声音传过来，喑哑而干涩。
我的心直沉下去。是彭维维，居然是彭维维！
“你有什么事？”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保持声音的平静。
还是沉默。
我侧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分针正呈现一个十五度的夹角，已经半夜两点了，奥德萨的晚上八点。
“没什么。”彭维维忽然轻笑一声，银铃一般，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却显得异常诡异，“赵玫，今晚奥德萨的月色真好，亮得象白天，北京也有月亮吗？”
舌头有点儿大，显然是喝醉了。
我压抑着已经冲到头顶的怒气，生怕惊动到父亲，放低声音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明天咱们再风花雪月可以吗？”
电话线那端又一次静寂无声。
我等着，指甲几乎掐进自己的肉里。等我回去，还有一笔旧帐要和她清算！
那边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扑一声轻响，电话挂断了。
我完全没了睡意，抱着手臂坐很久，终于又拿起电话，一下一下按着那个烂熟在心的号码。
依然是乌克兰语：对不起，您拨的用户已关机。
我返回卧室，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睛躺到天明。
离家之前，我趁父母不注意，还是把两万美金留在抽屉里，并写个纸条给他们，说明先放在家里应急，如果用不着我就尽快归还。
等待登机的时候，我发了个短信给孙嘉遇，告诉他我今天的行程。
飞机沿着跑道开始滑行，起飞，愈升愈高，渐渐进入一万米之上的浩瀚晴空。
仍然是七个小时的航程，在发动机的轰鸣声里，我满怀着忐忑，注视着身后渐行渐远的中国领土。
飞机在奥德萨机场缓缓降落，我的心也似跌落到了最低处。莫名的恐惧沉甸甸压在心头，我几乎迈不动脚步。
勉强振作起精神，我拎起手提行李，随着大队旅客排队出海关。
远远看到邱伟穿过人群朝我走过来，我这才松口气，疲倦得想就地躺倒。
“行李呢？”他问我。
“没有，只有这么多。”走的时候匆匆忙忙，来的时候又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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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催着我赶紧送医院去。
我如蒙大赦，接过饭桶一溜烟儿出了家门直奔公交车站。
吃饭的时候和妈聊天，提到这家医院一直紧张的床位，她还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从icu出来居然碰上双人病房腾出空位，比起嘈杂不堪的六人大房间，真算是天堂了。
旁边的病友却插话：“甭逗了，那哪儿是您运气好啊？根本就是有人关照过嘛！您再瞅瞅那些护士跟你说话时的脸色，平常她们可都觉得自个儿倍儿牛逼的，什么人没见识过？要没人打点她们能有那满面春风吗？”
我妈还一脸迷惑：“不能啊，我们家没人和这家医院熟啊？”
我在一边埋着头不好多说，心里却明镜似的，完全明白这背后的翻云覆雨手。
回到家我打电话给程睿敏，感谢他这些天的费心照应。他的声音依然温和好听，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他春风化雨一般的微笑：“举手之劳，不用客气。还是那句话，嘉遇是我最好的兄弟，哪天我遇了事，他也会上心帮忙的。”
我很为他们之间单纯的兄弟情谊感动，便不再说空洞的客套话，利利索索道再见，然后掐着时间打奥德萨家中的电话找孙嘉遇。
可是回铃音响了很久都没有人应答，我又换孙嘉遇的手机，他的手机还是关机。
我顿时感觉不安，好像从三四天前，就无法联系上他。每次打他的手机，都被提示机主关机，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我很忐忑，这家伙究竟在做什么呢？他还好吗？他的身体有没有恢复？
时间已是六月底，北京开始进入闷热潮湿的炎炎夏季。妈妈的气色却好了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趁着护士不在，带她回家看看。
这天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我的学业问题。
我宣布考虑了几日的决定：“我想暂时保留学籍，先回北京找份工作。”
从前不事稼穑，这些天观察很久，终于看明白从不在意的事实。
父母以前的收入虽然不错，但都和工作量挂钩，今后一年半载，妈肯定不能再接项目，只能靠死工资维持收入。象这样银子流水一样从手中消失，家中有出无进的状况，实在不适合再供养一个留学生。
但他们的反应之激烈，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爸非常恼火：“玫玫，爸妈已经过完大半辈子，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不要一时头脑发热，因为我们耽误你自己的前途。”
我闭紧嘴不肯说话。
妈更是急得迸出眼泪：“赵玫你马上回乌克兰去，不然我就停了治疗。”
一晚上疲劳轰炸，再加上妈的眼泪，最后我只好妥协，答应暂返奥德萨，把学期末的后事处理干净，如果妈的身体状况还好，我就留在奥德萨过暑假，一来省点儿路费，二来可以补习乌克兰语。
但我有一条底线，就是今后坚决不许他们再给我生活费。
爸不解地问：“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我回答：“可以去打工啊，比如教小孩儿弹琴，很容易挣钱的，又不累。”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想打工，作为语言不精的中国学生，唯一可去的只有两个地方，在七公里市场帮人看摊，或者，去卡奇诺赌场做女侍应生。
但这两处的收入，都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费用，学费是根本不用奢望的。退到底我还敢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因为背后有孙嘉遇支撑着底气。
做出回京的决定时，虽然十分难过不舍，但我并没有机会同他商量，因为依然无法联系到他。
我翻遍手机里的联系名单，非常沮丧地发现，除了学院的同学，我的生活圈里好像只有孙嘉遇一个人。和老钱、邱伟天天见面，我竟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尝试着打电话到瓦列里娅的店里，她却是个小迷糊，一问三不知：“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咦？你不在奥德萨吗？”
我很烦躁，敷衍着挂了电话，继续啃着手指头想其他的辙。想到一周后才有返程的航班，心中的焦虑越扩越大。
重返乌克兰的前夜，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睡得正香，爸敲我的门：“玫玫，乌克兰的电话。”
我一下惊醒，噌地跳下床，只穿着睡裙就冲出去，直扑到客厅的电话旁。
“你良心没有的，死啦死啦滴，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电话？”我说得飞快，感觉到如释重负的轻松愉快。
那边却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电流的咝咝声。
我疑惑起来：“喂？”
“赵玫。”终于有声音传过来，喑哑而干涩。
我的心直沉下去。是彭维维，居然是彭维维！
“你有什么事？”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保持声音的平静。
还是沉默。
我侧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分针正呈现一个十五度的夹角，已经半夜两点了，奥德萨的晚上八点。
“没什么。”彭维维忽然轻笑一声，银铃一般，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却显得异常诡异，“赵玫，今晚奥德萨的月色真好，亮得象白天，北京也有月亮吗？”
舌头有点儿大，显然是喝醉了。
我压抑着已经冲到头顶的怒气，生怕惊动到父亲，放低声音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明天咱们再风花雪月可以吗？”
电话线那端又一次静寂无声。
我等着，指甲几乎掐进自己的肉里。等我回去，还有一笔旧帐要和她清算！
那边很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扑一声轻响，电话挂断了。
我完全没了睡意，抱着手臂坐很久，终于又拿起电话，一下一下按着那个烂熟在心的号码。
依然是乌克兰语：对不起，您拨的用户已关机。
我返回卧室，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睛躺到天明。
离家之前，我趁父母不注意，还是把两万美金留在抽屉里，并写个纸条给他们，说明先放在家里应急，如果用不着我就尽快归还。
等待登机的时候，我发了个短信给孙嘉遇，告诉他我今天的行程。
飞机沿着跑道开始滑行，起飞，愈升愈高，渐渐进入一万米之上的浩瀚晴空。
仍然是七个小时的航程，在发动机的轰鸣声里，我满怀着忐忑，注视着身后渐行渐远的中国领土。
飞机在奥德萨机场缓缓降落，我的心也似跌落到了最低处。莫名的恐惧沉甸甸压在心头，我几乎迈不动脚步。
勉强振作起精神，我拎起手提行李，随着大队旅客排队出海关。
远远看到邱伟穿过人群朝我走过来，我这才松口气，疲倦得想就地躺倒。
“行李呢？”他问我。
“没有，只有这么多。”走的时候匆匆忙忙，来的时候又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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