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58
地的平民日益增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封主越来越少。尤其是秦国，已经没有了封地制。故此，按照土地数量征发军赋，核查量太大，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很高。特别是秦国，变法之后重新分配土地，又允许自由买卖土地。这样，土地在事实上是流动状态的，准确核查土地数量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田赋制改为户赋制，就是一种必然了。
户赋制，就是按照家庭单元征收军用品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是：
其一，建立户籍制度。秦国的所有家庭与户主，都在官府登记保留。
其二，男子21岁加冠之后，要分出大家庭，单独立户成婚，缴纳户赋。
其三，男子加冠而不单独立户，加倍征收原来家庭之户赋。
其四，隐瞒户口、逃避户赋者，为“匿户罪，重罚。”
户赋制取代田赋制，总体目标是推动农耕经济发展，鼓励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直接作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增加农田。无论你原先分得土地多少，之后你开垦土地多少，都不计军赋。第二，堵塞懒惰疲民的寄生道路，使游手好闲而依附于大户的食客，必须自己劳动谋生。因为，只要你是秦国人口，你不经营分得的土地，你不垦荒，你的军赋就无法缴纳，你就要受罚。《商君书·垦令篇》明确说明了这一立法目标：“禄厚而税多，食口重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
（5）革除夷狄风俗，整合秦国文明
秦国的夷狄民俗，不仅仅保留于已经融进秦国的夷狄族群。事实上，也关系到秦国整个民众的普遍习俗。因为，秦人族群曾长期居住于西部戎狄区域，其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已经融合了大量的夷狄民俗。东进关中建政立国之后，秦人及其政权努力向华夏东方文明靠拢。在秦穆公时代，甚至不惜放弃骑兵传统而全面推行战车制，又大胆吸纳东方人才治国，使当时秦人族群的生存方式，已经基本上接近了华夏根基。但是，由于秦穆公之后的衰落，由于相对封闭，相对落后，秦人族群与秦国疆域内的戎狄人口，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野蛮落后习俗。秦人私斗之风，堪称天下之最。其根本原因，就是生存状态的落后。
整合文明的基本面，是革除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
革除落后生活方式的核心，是革除“举家男女同室居住”的风习。当时，这一习俗既流行于戎狄聚居区，也流行于偏僻的山地区域。这种习俗，既不利于居住健康与人口繁衍，又不利于激励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这一风习并存的，还有诸如冬天寒食风习，氏族封闭通婚风习等。革除这些风俗，无疑具有大大提升文明生存方式的历史意义。
（6）迁都咸阳，确立面向天下的秦国新中心
秦国几座旧都城，是随着秦国在春秋初期实际占据关中的步伐，而先后建立于关中西部的。除了雍城具有相对的中心意义，其余几座早期城堡，以及秦献公迁移到关中东部边缘的栎阳，都是军事指挥意义上的小城池，不具有大国中心并面对天下的功效与意义。就当时情形看，栎阳太东，失之于太靠前沿，无险可守，不利于稳定发展；雍城太西，失之于不够开阔，不利于东出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公与商鞅决策层，选定了关中中部渭水北部的大片丘陵平原，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咸阳。
咸阳所在区域，包括但又远远超过了今日的咸阳城。其政治中心区域，在今日咸阳的东北地段。这一地区南临渭水，北靠丘陵台地，水网交织，交通便捷，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秦国自咸阳都城确立，才真正具有了面向天下的大国中心区域，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史料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并迁都”。也就是说，当年建设，当年迁都。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不太可能。合理的事实很可能是，第一次变法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之后，秦国决策层便开始谋划迁都，并开始实际的工程建设。在第二次变法开始之际，也就是秦孝公十二年，咸阳城已经初具框架，主要的政治中心区——宫殿群落已经建成，于是便迁都了。后来的咸阳，又经过了百余年的不断扩建，在战国末期已经成为华夏世界最大的都城。
（7）两次变法后的秦国社会与实力
历经接连两次变法，当时的秦国发生了非常深刻地变化。
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新军创建与经济开拓当然不会中止。到公元前340年，也就是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已经是焕然一新、实力强劲的新型战国了。这一年，商鞅率大军东出，一举收复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河西高原，同时迫使魏国势力退出了关中东部，退出了崤山地带。至此，秦国的陇西地区与河西高原连成了一体，关中东部与东南商於地区连成了一体，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广阔土地的真正大国。因为变法强国，收复失地，商鞅被封为商君，封地为商於郡所属的15座城邑。
从此，秦国走上了稳步强大的道路。
可是，秦孝公与商鞅的个人命运，却成为永远令人深思的历史个案。
6 秦孝公在秦国变法中的历史地位
大凡中国人，十有八九都知道享有“千古奇变”荣耀的商鞅变法。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君主是谁，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领袖人物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变革的第一推动力。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秦始皇帝之统一中国文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至当代的罗斯福新政、列宁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主义体制等，都是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标志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发生了如此一场惊雷闪电的大变法，改变了天下格局，加速了历史进程，天下竟然皆呼“商鞅变法”，而不冠国君之名，可谓历史一奇也！
作为一个变法大臣，商鞅的声望非但在历史上掩盖了秦国君主，而且在战国当世也几乎掩盖了秦国君主。如果说，前者尚算正常，那么后者就太不正常了。若用后世的政治潜规则衡量，这可是桩“只知有臣，不知有君”的大罪，立可置任何人于死地。便是在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这种“臣望过君”之罪名的杀伤力，也是很厉害的。声名显赫的魏国信陵君，便生生倒在了这种“声望罪”的流言下。大名士范雎首说秦昭王，第一句话也是：“而今天下，只知秦有太后穰侯，不知有秦王也。”仅此一句，秦昭王便惊出了一身冷汗。
果真秦国也如此，商鞅不可能推行一场旷古未见的深刻变法。
历史进程已经表明，商鞅变法不但在事实上发生了，而且还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商鞅非但没有获罪，而且在变法大成后统率精锐新军，一举收复了河西失地。大捷后又爵封商君，封地之大，竟达商於郡15座城邑，成为真正与秦国君主“尊官分土”的最强势权臣。可以说，声望满天下的商鞅，在秦孝公之世，确实是成功地走出了君主时代的“声望罪”沼泽。
历史奥秘的背后，必然有被湮没的奇伟壮举。
让我们来看看秦孝公这位年轻的君主，是如何推动这场千古变法的。
秦国的这场变法，就其过程而言，具有不朽的经典教科书的意义。从历史实践的脚步看，秦国变法没有蛙跳，而是扎扎实实地经过了每一阶段。让我们来看看，秦孝公在整个变法过程中的奇绝作为。
奇绝一，秦孝公21岁即位，接手秦献公耗尽国力之后留下的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的烂摊子，竟能在没有贬黜、杀戮一个先朝大臣的情况下，顺利整合朝野，不动声色地巩固了最高权力，实在令人惊叹。
奇绝二，即位伊始，立即大胆地从父辈既定的国策中摆脱出来，成功地遏制了秦人急于复仇的求战之心。又与最强大的魏国妥协，使秦国从连绵战火中暂时摆脱出来。这一险棋，竟没有引起秦人族群的剧烈动荡，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斡旋才具。
奇绝三，国家初步稳定，立即谋求强国。以四海胸襟面对天下，发出堪称旷古奇文的“求贤令”。其胸襟胆略，堪称历史个案。
奇绝四，深谋果断，辨识敏锐，对不切实际的迂腐治国之道嗤之以鼻，并断然拒绝。在商鞅提出变法强国之道后，又能摆脱俗见，支持变法。在一场大辩论后，立即决断重用商鞅，启动变法。如此连环推进，千古之下，难出其右。
奇绝五，自变法开始，秦孝公在国事活动中几乎消失，史料记载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事实：国君嬴渠梁绝对信任商鞅，从不掣肘，自愿居于二线。如此器宇深沉，如此博大胸襟，寻常领袖万难做到。
奇绝六，战国之世大战连绵，不测的战争随时都有使变法夭折的危险。韩国申不害变法失败，直接原因便是韩昭侯应对外事无能，招致魏国猛攻，变法一举被摧毁。秦国则不然，自变法开始后历经二十余年，虽间断有战，但却没有发生一场足以毁灭变法的大战，堪称历史奇迹。秦国所以成功避险，首推秦孝公全力斡旋对外局势。此等在战时环境下的国家腾挪能力，罕见又罕见。
奇绝七，变法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因之，变法本身带来的动荡，使许多国家不敢轻言变法。秦国变法二十余年，举国屡经震荡，最终却都一一稳定下来。即或太子犯法、商鞅刑治公族大臣公子虔，秦国发生了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也被成功消弭了。终秦孝公一生，反对变法的旧势力，没能发动一次足以威胁变法的严重挑衅。秦国变法从而能够不断深化，并最终成功。这种无与伦比的政治平衡能力，及其构成的综合威慑能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奇绝八，秦国崛起之后，独能审时度势，只以收复河西失地为作战界标，而不盲目扩张，使山东六国一时没有结盟抗秦的口实。这一折中，使秦国获得了最为宝贵的成长期与稳定期。强势而知进退，这是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战略家才可以把握的分寸。嬴渠梁恰恰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
奇绝九，善后之际大破俗套，非但不以铲除权臣为安定身后之手段，而且有让位于商鞅的可见行动。临终让权，这是秦孝公令历史震惊的首创之举。依据战国政治之风气，其所包含的真实性，远远大于后世刘备的仿效举动。
凡此等等，尚不足以展现秦孝公嬴渠梁的全部风貌。
依据谥法，“孝”作单字追谥，为“功业德行广大无边”之意。秦人以“孝”字追谥嬴渠梁，足见对其崇高敬仰。后来，无人当得单字之“孝”，便以“孝”配合他字，形成双字谥或多字谥；譬如秦孝文王、赵孝成王等都是如此。后世的一个“孝”字，已经演化成一种具体的孝行之德，内涵与“孝公”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了。
说不尽的嬴渠梁，是中国文明历史上最为平中见奇的一个伟大政治家。从总体上说，嬴渠梁之功绩，在于将国家航船平稳驶出了战争与变法交错进行的惊涛骇浪，使国家与社会成功避险，走向了稳定发展的历史大道。这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但是，在史书资料中，对秦孝公的记录却很是简略，历史评价更是少见。
只有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对这位奇绝领袖留下了惟一的历史评价：“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世历史学家，则大多对秦孝公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此间最为深刻的原因，大约只能是“非秦”烟雾之下，对这位根基人物的有意识回避。
7 商鞅命运的历史大悲剧
商鞅的个人命运，是一个充满谜团与烟雾的历史大悲剧。
关于商鞅的结局，史料有两种记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的过程是：秦孝公病势沉重之际，“欲传商君，辞不受”——“秦惠王莅政有顷，商君告归”——在商君回到封地，或者回到卫国家乡期间，有人劝说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从家乡或封地回来，秦惠王就车裂了商鞅。整个过程四个阶段，简单而直接。结论，显然是秦惠王无端杀害功臣。
《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却很是复杂，其脉络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团告发商鞅要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国——魏国拒绝商鞅滞留——商鞅想逃亡他国——魏国堵截并强行驱逐商鞅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进入封地发兵造反——商鞅武装力量北上——商鞅造反军打到了关中东部的郑县——秦惠王发兵攻打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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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平民日益增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封主越来越少。尤其是秦国，已经没有了封地制。故此，按照土地数量征发军赋，核查量太大，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很高。特别是秦国，变法之后重新分配土地，又允许自由买卖土地。这样，土地在事实上是流动状态的，准确核查土地数量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田赋制改为户赋制，就是一种必然了。
户赋制，就是按照家庭单元征收军用品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是：
其一，建立户籍制度。秦国的所有家庭与户主，都在官府登记保留。
其二，男子21岁加冠之后，要分出大家庭，单独立户成婚，缴纳户赋。
其三，男子加冠而不单独立户，加倍征收原来家庭之户赋。
其四，隐瞒户口、逃避户赋者，为“匿户罪，重罚。”
户赋制取代田赋制，总体目标是推动农耕经济发展，鼓励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直接作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增加农田。无论你原先分得土地多少，之后你开垦土地多少，都不计军赋。第二，堵塞懒惰疲民的寄生道路，使游手好闲而依附于大户的食客，必须自己劳动谋生。因为，只要你是秦国人口，你不经营分得的土地，你不垦荒，你的军赋就无法缴纳，你就要受罚。《商君书·垦令篇》明确说明了这一立法目标：“禄厚而税多，食口重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
（5）革除夷狄风俗，整合秦国文明
秦国的夷狄民俗，不仅仅保留于已经融进秦国的夷狄族群。事实上，也关系到秦国整个民众的普遍习俗。因为，秦人族群曾长期居住于西部戎狄区域，其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已经融合了大量的夷狄民俗。东进关中建政立国之后，秦人及其政权努力向华夏东方文明靠拢。在秦穆公时代，甚至不惜放弃骑兵传统而全面推行战车制，又大胆吸纳东方人才治国，使当时秦人族群的生存方式，已经基本上接近了华夏根基。但是，由于秦穆公之后的衰落，由于相对封闭，相对落后，秦人族群与秦国疆域内的戎狄人口，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野蛮落后习俗。秦人私斗之风，堪称天下之最。其根本原因，就是生存状态的落后。
整合文明的基本面，是革除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
革除落后生活方式的核心，是革除“举家男女同室居住”的风习。当时，这一习俗既流行于戎狄聚居区，也流行于偏僻的山地区域。这种习俗，既不利于居住健康与人口繁衍，又不利于激励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这一风习并存的，还有诸如冬天寒食风习，氏族封闭通婚风习等。革除这些风俗，无疑具有大大提升文明生存方式的历史意义。
（6）迁都咸阳，确立面向天下的秦国新中心
秦国几座旧都城，是随着秦国在春秋初期实际占据关中的步伐，而先后建立于关中西部的。除了雍城具有相对的中心意义，其余几座早期城堡，以及秦献公迁移到关中东部边缘的栎阳，都是军事指挥意义上的小城池，不具有大国中心并面对天下的功效与意义。就当时情形看，栎阳太东，失之于太靠前沿，无险可守，不利于稳定发展；雍城太西，失之于不够开阔，不利于东出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公与商鞅决策层，选定了关中中部渭水北部的大片丘陵平原，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咸阳。
咸阳所在区域，包括但又远远超过了今日的咸阳城。其政治中心区域，在今日咸阳的东北地段。这一地区南临渭水，北靠丘陵台地，水网交织，交通便捷，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秦国自咸阳都城确立，才真正具有了面向天下的大国中心区域，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史料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并迁都”。也就是说，当年建设，当年迁都。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不太可能。合理的事实很可能是，第一次变法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之后，秦国决策层便开始谋划迁都，并开始实际的工程建设。在第二次变法开始之际，也就是秦孝公十二年，咸阳城已经初具框架，主要的政治中心区——宫殿群落已经建成，于是便迁都了。后来的咸阳，又经过了百余年的不断扩建，在战国末期已经成为华夏世界最大的都城。
（7）两次变法后的秦国社会与实力
历经接连两次变法，当时的秦国发生了非常深刻地变化。
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新军创建与经济开拓当然不会中止。到公元前340年，也就是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已经是焕然一新、实力强劲的新型战国了。这一年，商鞅率大军东出，一举收复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河西高原，同时迫使魏国势力退出了关中东部，退出了崤山地带。至此，秦国的陇西地区与河西高原连成了一体，关中东部与东南商於地区连成了一体，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广阔土地的真正大国。因为变法强国，收复失地，商鞅被封为商君，封地为商於郡所属的15座城邑。
从此，秦国走上了稳步强大的道路。
可是，秦孝公与商鞅的个人命运，却成为永远令人深思的历史个案。
6 秦孝公在秦国变法中的历史地位
大凡中国人，十有八九都知道享有“千古奇变”荣耀的商鞅变法。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君主是谁，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领袖人物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变革的第一推动力。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秦始皇帝之统一中国文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至当代的罗斯福新政、列宁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主义体制等，都是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标志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发生了如此一场惊雷闪电的大变法，改变了天下格局，加速了历史进程，天下竟然皆呼“商鞅变法”，而不冠国君之名，可谓历史一奇也！
作为一个变法大臣，商鞅的声望非但在历史上掩盖了秦国君主，而且在战国当世也几乎掩盖了秦国君主。如果说，前者尚算正常，那么后者就太不正常了。若用后世的政治潜规则衡量，这可是桩“只知有臣，不知有君”的大罪，立可置任何人于死地。便是在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这种“臣望过君”之罪名的杀伤力，也是很厉害的。声名显赫的魏国信陵君，便生生倒在了这种“声望罪”的流言下。大名士范雎首说秦昭王，第一句话也是：“而今天下，只知秦有太后穰侯，不知有秦王也。”仅此一句，秦昭王便惊出了一身冷汗。
果真秦国也如此，商鞅不可能推行一场旷古未见的深刻变法。
历史进程已经表明，商鞅变法不但在事实上发生了，而且还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商鞅非但没有获罪，而且在变法大成后统率精锐新军，一举收复了河西失地。大捷后又爵封商君，封地之大，竟达商於郡15座城邑，成为真正与秦国君主“尊官分土”的最强势权臣。可以说，声望满天下的商鞅，在秦孝公之世，确实是成功地走出了君主时代的“声望罪”沼泽。
历史奥秘的背后，必然有被湮没的奇伟壮举。
让我们来看看秦孝公这位年轻的君主，是如何推动这场千古变法的。
秦国的这场变法，就其过程而言，具有不朽的经典教科书的意义。从历史实践的脚步看，秦国变法没有蛙跳，而是扎扎实实地经过了每一阶段。让我们来看看，秦孝公在整个变法过程中的奇绝作为。
奇绝一，秦孝公21岁即位，接手秦献公耗尽国力之后留下的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的烂摊子，竟能在没有贬黜、杀戮一个先朝大臣的情况下，顺利整合朝野，不动声色地巩固了最高权力，实在令人惊叹。
奇绝二，即位伊始，立即大胆地从父辈既定的国策中摆脱出来，成功地遏制了秦人急于复仇的求战之心。又与最强大的魏国妥协，使秦国从连绵战火中暂时摆脱出来。这一险棋，竟没有引起秦人族群的剧烈动荡，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斡旋才具。
奇绝三，国家初步稳定，立即谋求强国。以四海胸襟面对天下，发出堪称旷古奇文的“求贤令”。其胸襟胆略，堪称历史个案。
奇绝四，深谋果断，辨识敏锐，对不切实际的迂腐治国之道嗤之以鼻，并断然拒绝。在商鞅提出变法强国之道后，又能摆脱俗见，支持变法。在一场大辩论后，立即决断重用商鞅，启动变法。如此连环推进，千古之下，难出其右。
奇绝五，自变法开始，秦孝公在国事活动中几乎消失，史料记载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事实：国君嬴渠梁绝对信任商鞅，从不掣肘，自愿居于二线。如此器宇深沉，如此博大胸襟，寻常领袖万难做到。
奇绝六，战国之世大战连绵，不测的战争随时都有使变法夭折的危险。韩国申不害变法失败，直接原因便是韩昭侯应对外事无能，招致魏国猛攻，变法一举被摧毁。秦国则不然，自变法开始后历经二十余年，虽间断有战，但却没有发生一场足以毁灭变法的大战，堪称历史奇迹。秦国所以成功避险，首推秦孝公全力斡旋对外局势。此等在战时环境下的国家腾挪能力，罕见又罕见。
奇绝七，变法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因之，变法本身带来的动荡，使许多国家不敢轻言变法。秦国变法二十余年，举国屡经震荡，最终却都一一稳定下来。即或太子犯法、商鞅刑治公族大臣公子虔，秦国发生了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也被成功消弭了。终秦孝公一生，反对变法的旧势力，没能发动一次足以威胁变法的严重挑衅。秦国变法从而能够不断深化，并最终成功。这种无与伦比的政治平衡能力，及其构成的综合威慑能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奇绝八，秦国崛起之后，独能审时度势，只以收复河西失地为作战界标，而不盲目扩张，使山东六国一时没有结盟抗秦的口实。这一折中，使秦国获得了最为宝贵的成长期与稳定期。强势而知进退，这是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战略家才可以把握的分寸。嬴渠梁恰恰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
奇绝九，善后之际大破俗套，非但不以铲除权臣为安定身后之手段，而且有让位于商鞅的可见行动。临终让权，这是秦孝公令历史震惊的首创之举。依据战国政治之风气，其所包含的真实性，远远大于后世刘备的仿效举动。
凡此等等，尚不足以展现秦孝公嬴渠梁的全部风貌。
依据谥法，“孝”作单字追谥，为“功业德行广大无边”之意。秦人以“孝”字追谥嬴渠梁，足见对其崇高敬仰。后来，无人当得单字之“孝”，便以“孝”配合他字，形成双字谥或多字谥；譬如秦孝文王、赵孝成王等都是如此。后世的一个“孝”字，已经演化成一种具体的孝行之德，内涵与“孝公”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了。
说不尽的嬴渠梁，是中国文明历史上最为平中见奇的一个伟大政治家。从总体上说，嬴渠梁之功绩，在于将国家航船平稳驶出了战争与变法交错进行的惊涛骇浪，使国家与社会成功避险，走向了稳定发展的历史大道。这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但是，在史书资料中，对秦孝公的记录却很是简略，历史评价更是少见。
只有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对这位奇绝领袖留下了惟一的历史评价：“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世历史学家，则大多对秦孝公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此间最为深刻的原因，大约只能是“非秦”烟雾之下，对这位根基人物的有意识回避。
7 商鞅命运的历史大悲剧
商鞅的个人命运，是一个充满谜团与烟雾的历史大悲剧。
关于商鞅的结局，史料有两种记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的过程是：秦孝公病势沉重之际，“欲传商君，辞不受”——“秦惠王莅政有顷，商君告归”——在商君回到封地，或者回到卫国家乡期间，有人劝说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从家乡或封地回来，秦惠王就车裂了商鞅。整个过程四个阶段，简单而直接。结论，显然是秦惠王无端杀害功臣。
《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却很是复杂，其脉络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团告发商鞅要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国——魏国拒绝商鞅滞留——商鞅想逃亡他国——魏国堵截并强行驱逐商鞅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进入封地发兵造反——商鞅武装力量北上——商鞅造反军打到了关中东部的郑县——秦惠王发兵攻打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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