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种田纳粮,现在要种田纳银,怎么办?
    那就只有将粮食卖了换成白银。
    这个过程,就会被盘剥。
    实际上这只是盘剥的第一道过程,后面还有呢,
    比如说……
    穷人交得都是碎银,说你家交三两,
    你拿一堆跟小石子一样的银子过来,谁知道是不是三两?
    于是就要称重。
    这也可以做手脚,秤砣放轻一点嘛,老百姓是不敢反抗的。
    还有,这些海量的碎银子不便运输,也很容易被偷盗,就跟一筐米一样,少一粒,谁知道?
    所以后来朝廷又规定,地方要把碎银子炼成统一的银锭再上交。
    然而炼化的过程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于是又加了一份钱,这就叫【火耗】。
    朱厚照的办法呢,本质上是一样,但他要柔和的多。
    他不强制,而是采取自愿原则。
    简单的说,如果你家种地,你愿意交粮食等实物抵税,这可以。如果你家有足够的白银,那么你用白银交税也可以。
    请注意,朱厚照引导到这里,就出现了货币白银化给大明的社会带来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性变化。
    对于用白银抵税的那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摆脱了土地的桎梏,第一次从农田里解放了双脚。
    从从业性质上来说,他们完全有条件不再当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或者说工人。
    这叫啥?这叫资本主义萌芽。
    甚至有些人直接卖掉土地,不再占有土地以后,他就不需要交税了。这部分税收就转移到了购买他土地的人头上。
    而转移出去的人,也就彻底的市民化。
    城市不可避免的开始扩张起来。
    不仅如此,盛世粮价低,可谷贱又会伤农,种地不赚钱以后,大量的百姓就开始转为种桑、种棉,或者干脆找个厂子自己做工赚钱。
    种田,还是辛苦啊。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有现代大机器都辛苦,更别说全人力了。
    这就是王守仁现在愁的,江南地区大规模的出现改稻为桑、改稻为棉的现象,这在鱼鳞图册里都要改的,不然一个县有一万亩水田,却交不出那么多的稻米,这不是对不上了么?
    更让他担心的是,江南地区需要从外部购粮。
    ……
    ……
    在热河行宫。
    朱厚照也在和他的臣子们探讨相同的话题,“……金银这东西啊,是财,人人都爱。可不知你们发现没有,各地上来的奏疏,尤其是江南的,都显示银价在降低。你们要体会一下这句话,比如说这是十两银子,它本身还有一个实际的价值,这个价值现在不是十两了。
    朝廷在江南地区施行本色和折色相结合的赋税法,可短短的三年间,选择用折色的比例从当初的三成,迅速涨到六成,翻了一番,其中的原因恐怕不仅是便捷,还有银价降低的关系。”
    王琼立马皱了眉头,“这么说来,不就是变相的国税流失吗?微臣以为应当按照实时的粮价定一个兑换比例。”
    姜雍早就和皇帝讨论过这个问题,“此事要慎行,兑换比例若是掌握在官府手中,极容易随意定价。市价,本身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主要呢,银价也没跌到那个程度,损失的不多。
    但老百姓肯定是哪个划算按哪个来,多五个铜钱他都不想给你交。
    朱厚照是懒得为这么点钱让基层闹得百姓鸡犬不宁,“关键不在此处。在于白银、货币。这样一举例,道理应该很明白了,货币有助于地方繁荣,但是货币本身不具备价值,是人们愿意拿出东西来兑换你手中的货币,这才使得它有价值。”
    工部尚书张子麟蹙眉问道:“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
    是啊,又有什么问题呢?
    姜雍又回答,“这就代表,如果其他国家也有银矿,那么他们只用挖矿,就能轻易的获得咱们大明百姓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织出的衣物和造出的船只。可我大明地大物博,换来了一堆白银,他们却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长此以往,于我何益?
    这也代表,大明整个市场上的白银数量控制权不在朝廷的手中,而在于从外界输入了多少,像是江南银价降低,如果持续下去,几十年以后,一斗米要十两银子,这让百姓怎么活?可因为我们不能控制白银数量,自然就不能够有效调节,相当于将自己的命运拱手让于他人!”
    咚!
    这最后的一句话像一记重鼓敲在众人心头。
    王琼马上就急了,“陛下,这可不行,这远远不是国税少许流失可比的!”
    朱厚照点头,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今天是要干嘛?
    实际上,历史上的大明因为欧洲三十年战争,导致白银输入骤减,货币供应出了问题,经济自然就会面临崩溃。
    这其实是必然事件。因为任何一个地区总是有战争,有和平。
    所以三十年战争的发生没什么不正常。
    不正常的是,大明是把铸币权拱手让人。就像……人人都用的人民币,是外国提供的,这能想象嘛?
    第八百四十六章 那是他们的问题
    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更为关键的显然是姜雍说的第二点,也就是铸币权的出让。
    实际上,因为古代中国商业的被抑制,作为商业社会的配套制度之一——货币,一直都是比较混乱的。
    一方面,中央政府从未对货币进行真正的统一,这里主要指币值、成色、样式等等。
    另外一方面,社会的运行确实又需要一种货币,以此来进行交易,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这就导致铜钱与白银虽然能够流通全国,但民间制作的私钱太多。
    15到16世纪,甚至可以称为私钱时代。
    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绝对不是随便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就能够解决的。
    因为要说统一货币,老祖宗朱元璋就已经干过了。
    他强制发行了大明宝钞,可在实际应用中,大明宝钞在洪武年间就已经贬值10倍以上,到了永乐年间大量发行已经贬值几十倍,到正统元年,大明宝钞贬值了一千倍以上。
    如果朝廷一定要规定使用金银交易违法,那民间就会自发诞生出另外一种货币。
    再往深了追溯,君权制之下,如果政府拥有了铸币权,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相当于开动印钞机就能获得财富,
    这样方便的敛财手段,即使到了现代,君权制度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人类,这个自诩聪明的物种忍住了吗?
    所以铸币权到了手中,一定要进行某种约束。
    否则就是春药,吃一口爽一下,然后等待死神召唤。
    而约束,恰恰是最难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融、货币,这些东西在西方社会变得完善是必然事件,
    因为这些配套政策的背后一定是法治制度。
    相当于你规定了一个‘东西’具有价值,你提供这个东西,我接受了,但是你不能和我玩赖,至少不能随意玩赖。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没有力量命令官府,但我要知道官府底线在哪里,我不能确定你能干什么,但是我至少要知道你不能干什么。
    甚至于商业发达的背后也一定是法治,因为商人交往,相互之间根本不认识,天南海北的,我凭什么把钱交给一个陌生人?
    这就需要一套共同的法律约束。
    这个过程不会一下子变得完满,但总是震荡前行,出现一个人钻了法律漏洞骗取钱财,吸取了教训之后再把这个漏洞补上,这并没有问题,商业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
    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能没有法律。
    可这个问题在中国就很难,
    君权神授之下,法律就是个屁。
    就算颁布了什么大明律、大清律,什么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还不是皇帝一句话?下面的官员也没有人把法律当回事。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在处理司法案件时也有极大的自由权。
    从反面来说,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把国王砍了头,根本上就是国王的权力凌驾法律,总是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此才诞生了那句流行了很多年的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其实也是商业、货币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当然了,人类社会一直在变革过程中,这句话对不对也他娘的成问题了。
    朱厚照用心良苦,不断的给这帮人普及‘经济规律’四个字,就是想告诉他们,金融货币问题的重要性。
    但光告诉还没用。
    还是需要一定的约束。
    姜雍的话大概是有些惊到了他们,继王琼之后,张璁也表示赞同,“若真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微臣也以为应当想办法,由朝廷控制白银的数量。”
    “不错。”顾人仪点头,“是不是可以由朝廷统一公布一种钱币,这种钱币的多与少就在朝廷手中,外人不能插手。”
    朱厚照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呢,“当年的大明宝钞不就是如此么?可后来也很快被民间弃用。若是咱们现在发行新钱,老百姓不认,只当是另一种钞,这要怎么办?”
    众人都不好讲话。
    大明宝钞是朱元璋发行的,宝钞的贬值是由于滥发,这个原因他们还是能想得明白的,当年永乐皇帝就没少发,可这些都是这二老做的,你叫后世人怎么说?
    朱厚照可以随意一些,他们却不能。
    大明宝钞也真是个令人无语的东西,这是朝廷发的钱啊。
    可是却有很多根本讲不通的规定。
    比如朝廷规定,金银可以兑换宝钞,但是你手里的宝钞却不能够换回金银。
    朝廷用宝钞给官员发俸禄,给士兵发军饷,但是老百姓给朝廷交税,却不能够用宝钞抵钱,或者只给你少量的比例。
    这是干什么?
    自己发的钱,自己不承认?
    实际上,明朝初年因为铜钱铸造的成本太高,发行纸币本来是个不错的办法,也在一段时间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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