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理想的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的人越多，国家就越稳定，国民的幸福指数也越高。
还有一种说法，幸福的人群当中，中产家庭的人，幸福感最强烈。想来确实有一定道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衡感，应该是这种幸福感的最好注脚。这种平衡感，是靠自我调节的。在人际比较中，既有些许的危机，又有从容的进步。或者说，是丰富的物质储备造就了这种从容；些许的危机意识让这部分人不至于从精神上腐败堕落，始终保持着不断进步。
生活中常有些经典俗语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当官当副的，吃菜吃素的。不骑马，不骑牛，骑头毛驴争上游。看似消极的自我安慰，自我平衡，实则是安全长盛的生存之道。一把手权力大，吃得多，占得多，同时也操心多，责任大！骑马太快，骑牛太慢，骑一头不快不慢的毛驴争上游，既有追逐的目标，又不落人后，名誉实惠两相得，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乐极生悲，至阳转阴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说，中国古人或先贤们总结出的中庸之道确实很有其道理。事实上，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大多数，正是中产阶层和做人做事秉承中庸之人。特别是遇到社会动荡，豪富阶层的结局往往悲惨，赤贫阶层的结局更是凄凉，而中产阶层总是会成为被争取、拉拢、团结、利用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的生存几率才能最大化。其中，那些坚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人们，即使人生事业失败，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由此可以推论出，危机意识最浓烈者，其实是贫富两个极端的人。富人的危机意识来自担心财富的再分配。因为再分配的方式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富人本身，分配过程很多情况下是革命性质的。比如被公权力强行分化，被流氓无产者讹诈抢劫勒索。或者造成子孙内部的构陷侵吞，或者引来诸多的无端仇视。总之，丰富的物质基础给予他们的安全感，会因为精神上的压力而淡化。
穷人的危机感大多一样。生存作为第一要务，很多情况下取代了他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情绪，喜怒哀乐都围绕生存这个简单的话题而存在。所以说，培育占社会构成中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应该是执政当局首要追求的目标。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同时也昭示出另外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赤贫阶层的求存愿望一旦得不到满足，有很大的机会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赤贫阶层的人，也是社会稳定结构的破坏者。如果把这种破坏性称作革命，那么反革命者必然是执政当局和富人集团。调和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矛盾，温和的办法就是通过财富再分配，比如税收以后的转移支付。激烈的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后的强行再分配。所以说，解决好赤贫阶层者的生存，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不知为什么，领着四五十个镇兵和二十多家丁浩浩荡荡往镇军府粮库找仓曹胡麻子要给养路上的高欢，脑海里拉拉杂杂的居然蹦出这些个怪异的念头。
他扭头看了看身后跟着的一众饿兵，忽然发现自己很像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憋着一口怨气，试图想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查看身边跟着娄三和王伟，发现这两小子走着走着，脸上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要打群架的意思。再看身后跟着的羽弗墩和甄骏，吆五喝六的让镇兵们跟紧，一个不许落下。妈了个巴子，这几个小子是不是一早就憋着坏，故意设计拉自己下水，为他们出头？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这个念头出现之后，高欢放慢了脚步。仔细想想，自己该不该替他们出这个头？
眼前这样的状况，处理不好，很可能酿成一场大祸。那些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谓饥民闹事的偶然事件，最终转化成一场社会大动荡，原因就是在萌芽状态时没人重视，甚至有人推波助澜。
适逢腊月二十九，家家户户要团圆，大人小孩都想着饱餐美食的时候，近四百军人却食不果腹。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居然是因为某些手握权力的基层小官吏人为造成的，处理不好，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放任不管，于自己无碍。但明天的这个时候，这群饿兵很可能不择手段的为裹腹或者泄愤而杀戮，“六镇起义”的烽火恐怕要提前几年爆发了。
如果自己插手这件事，势必要和某些人结下梁子。得罪了掌管怀朔镇防务的叔孙敖，自家人在这边将再无安生之日。虽说自己要去五原那边，但阿姊一家还要在这里生活。另外家里的许多东西不可能全部跟着自己到五原去，以后的龌龊事会没完没了。还有那位仓曹胡麻子，整个镇军吃喝拉散睡的大拿，得罪了他，就相当于自断后路，擎等着受窝囊气吧！
为他们出头的好处是，半月后整肃这支队伍消除了不必要的阻力，提前激发出队伍的凝聚力。顺便给叔孙敖和胡麻子一点颜色看看，以后二三两幢是我高欢的地盘，想拿捏他们，先要和我过过招。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拿他们不当人。想到这里，高欢放慢的脚步又一次加快。
且说走在高欢右侧的王伟，表面上气宇轩昂，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回想起昨天到现在的整个过程，他是真的有点心有余悸。好在令他意外的是，高欢决定出头平事。如此，最坏的局面应该不会出现了。看这位新幢主的架势，好像不是一个怕事的人。有他挡在前面，自己这些人就不用担心背一个擅自违反军纪的罪名，也不用直面老长官叔孙敖的责难。关键是，这一切都是你们长官之间的龌龊引发的后果，出面平事也是应该的。
王伟边走边想，昨天中午裤子捎回话之后，甄骏慌慌张张的找自己商量该怎么办。说实话，当时自己也是一脑袋浆糊，根本没什么好主意。
叔孙敖的家就安置在怀朔镇里，一般情况下都是休沐的时候回来。平时在三幢的饮食起居，身边有四个侍妾侍候，其他杂务由勤务兵料理。接到镇军府调令的第二天，叔孙敖就急急忙忙领着一百多亲兵回了怀朔镇，留下一个烂摊子交待给自己负责看守，其他一应事物概不说明。自己只是个小队主，平日里除了边防巡逻，就是大炕上睡觉，幢里吃喝拉撒这一套从未触碰过，哪里知道该怎么办。好在有管理军需后勤的库斯楞帮衬，三百八十多镇兵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反正新的主官半个来月就到任，有吃有喝又不用干事情，何乐而不为。谁曾想，库斯楞拉运补给走了以后，大厨刘三槐说库房里的粮食只够不到十天的量了，肉食也见底了，要他赶紧想办法。这边办法还没想出来，那边库斯楞就捎来话，说仓曹胡麻子一粒粮食都不给。
甄骏来找自己说明情况，自己又把羽弗墩叫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消息不胫而走，一炷香的功夫传遍军营，几百人迅速围了队部，逼问消息是不是真的。眼看就要过年了，幢里没有主官，二三子吵吵着散伙，而且得到大部分镇兵的同意。如果自己同意散伙，追究下来，必然要杀头。如果不让众人散伙，必须解决吃喝问题。军心不稳的后果想都不用想，不炸营才怪。
娘了个逼的，凭什么让爷负这个责任？就凭叔孙敖那个王八蛋随便嘱咐要守护好这个烂摊子的一句话，爷爷就要担这风险？门儿都没有！
可话又说回来，自己当着众人的面信誓旦旦的答应，绝不辜负老长官的嘱托。现在问题来了就想躲避，以后还怎么在军营里混？无论如何要试试看，问题顺利解决还则罢了，如果真的没人管这事，那就调兵抢了军需库，大不了死球算了。下定决心之后，商量好带几个人先过来看看。不料四五十个老兵油子不放心，非要代表全幢镇兵前来助阵。
今早凌晨寅时初刻饱餐一顿后，五十三人跨马疾驰到怀朔镇南门，却被正在查案子的狱队尉景和几个狱卒挡在城外。好在库斯楞已经等在那里，将他掌握的情况分说清楚后，提出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恳请未到任的新幢主出面想办法解决。于是，库斯楞将这两天打听来的关于新幢主高欢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认为高欢出面是最好的结果。但必须把握好尺寸，毕竟新幢主没有接任，可管可不管。这也正是他们虽然堵了高家大门，却没有带着兵刃去的原因。
找老长官叔孙敖已经没可能了，除非撕破脸。毕竟一起摸爬滚打了几年，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做不出来。关键是，一旦撕破脸，彼此都没了退路。本来合理合法，顺理成章的事，靠违反军纪达到目的，实在有些不智。
另外，从胡斯楞的叙述中得知，老长官之所以丢下这么一个烂摊子不管不顾，好像是冲着新幢主高欢去的。三幢虽然驻扎在远离怀朔的支就城，但也不是一点消息不通。据库斯楞说，前几天军令刚刚下达到幢里的时候，叔孙幢主起先还得意洋洋。但听传令兵说，接替他幢主之位的是函使高欢，而且是任职二幢幢主兼领三幢，叔孙幢主当时就气得摔了茶杯。这一连串的麻烦，估计也是因此而生。
还有一种说法，幸福的人群当中，中产家庭的人，幸福感最强烈。想来确实有一定道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平衡感，应该是这种幸福感的最好注脚。这种平衡感，是靠自我调节的。在人际比较中，既有些许的危机，又有从容的进步。或者说，是丰富的物质储备造就了这种从容；些许的危机意识让这部分人不至于从精神上腐败堕落，始终保持着不断进步。
生活中常有些经典俗语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比如：当官当副的，吃菜吃素的。不骑马，不骑牛，骑头毛驴争上游。看似消极的自我安慰，自我平衡，实则是安全长盛的生存之道。一把手权力大，吃得多，占得多，同时也操心多，责任大！骑马太快，骑牛太慢，骑一头不快不慢的毛驴争上游，既有追逐的目标，又不落人后，名誉实惠两相得，何尝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乐极生悲，至阳转阴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说，中国古人或先贤们总结出的中庸之道确实很有其道理。事实上，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大多数，正是中产阶层和做人做事秉承中庸之人。特别是遇到社会动荡，豪富阶层的结局往往悲惨，赤贫阶层的结局更是凄凉，而中产阶层总是会成为被争取、拉拢、团结、利用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的生存几率才能最大化。其中，那些坚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人们，即使人生事业失败，也不至于走上绝路。
由此可以推论出，危机意识最浓烈者，其实是贫富两个极端的人。富人的危机意识来自担心财富的再分配。因为再分配的方式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富人本身，分配过程很多情况下是革命性质的。比如被公权力强行分化，被流氓无产者讹诈抢劫勒索。或者造成子孙内部的构陷侵吞，或者引来诸多的无端仇视。总之，丰富的物质基础给予他们的安全感，会因为精神上的压力而淡化。
穷人的危机感大多一样。生存作为第一要务，很多情况下取代了他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情绪，喜怒哀乐都围绕生存这个简单的话题而存在。所以说，培育占社会构成中大多数的中产阶层，应该是执政当局首要追求的目标。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同时也昭示出另外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赤贫阶层的求存愿望一旦得不到满足，有很大的机会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而赤贫阶层的人，也是社会稳定结构的破坏者。如果把这种破坏性称作革命，那么反革命者必然是执政当局和富人集团。调和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矛盾，温和的办法就是通过财富再分配，比如税收以后的转移支付。激烈的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后的强行再分配。所以说，解决好赤贫阶层者的生存，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不知为什么，领着四五十个镇兵和二十多家丁浩浩荡荡往镇军府粮库找仓曹胡麻子要给养路上的高欢，脑海里拉拉杂杂的居然蹦出这些个怪异的念头。
他扭头看了看身后跟着的一众饿兵，忽然发现自己很像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憋着一口怨气，试图想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查看身边跟着娄三和王伟，发现这两小子走着走着，脸上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要打群架的意思。再看身后跟着的羽弗墩和甄骏，吆五喝六的让镇兵们跟紧，一个不许落下。妈了个巴子，这几个小子是不是一早就憋着坏，故意设计拉自己下水，为他们出头？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这个念头出现之后，高欢放慢了脚步。仔细想想，自己该不该替他们出这个头？
眼前这样的状况，处理不好，很可能酿成一场大祸。那些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所谓饥民闹事的偶然事件，最终转化成一场社会大动荡，原因就是在萌芽状态时没人重视，甚至有人推波助澜。
适逢腊月二十九，家家户户要团圆，大人小孩都想着饱餐美食的时候，近四百军人却食不果腹。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居然是因为某些手握权力的基层小官吏人为造成的，处理不好，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放任不管，于自己无碍。但明天的这个时候，这群饿兵很可能不择手段的为裹腹或者泄愤而杀戮，“六镇起义”的烽火恐怕要提前几年爆发了。
如果自己插手这件事，势必要和某些人结下梁子。得罪了掌管怀朔镇防务的叔孙敖，自家人在这边将再无安生之日。虽说自己要去五原那边，但阿姊一家还要在这里生活。另外家里的许多东西不可能全部跟着自己到五原去，以后的龌龊事会没完没了。还有那位仓曹胡麻子，整个镇军吃喝拉散睡的大拿，得罪了他，就相当于自断后路，擎等着受窝囊气吧！
为他们出头的好处是，半月后整肃这支队伍消除了不必要的阻力，提前激发出队伍的凝聚力。顺便给叔孙敖和胡麻子一点颜色看看，以后二三两幢是我高欢的地盘，想拿捏他们，先要和我过过招。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拿他们不当人。想到这里，高欢放慢的脚步又一次加快。
且说走在高欢右侧的王伟，表面上气宇轩昂，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回想起昨天到现在的整个过程，他是真的有点心有余悸。好在令他意外的是，高欢决定出头平事。如此，最坏的局面应该不会出现了。看这位新幢主的架势，好像不是一个怕事的人。有他挡在前面，自己这些人就不用担心背一个擅自违反军纪的罪名，也不用直面老长官叔孙敖的责难。关键是，这一切都是你们长官之间的龌龊引发的后果，出面平事也是应该的。
王伟边走边想，昨天中午裤子捎回话之后，甄骏慌慌张张的找自己商量该怎么办。说实话，当时自己也是一脑袋浆糊，根本没什么好主意。
叔孙敖的家就安置在怀朔镇里，一般情况下都是休沐的时候回来。平时在三幢的饮食起居，身边有四个侍妾侍候，其他杂务由勤务兵料理。接到镇军府调令的第二天，叔孙敖就急急忙忙领着一百多亲兵回了怀朔镇，留下一个烂摊子交待给自己负责看守，其他一应事物概不说明。自己只是个小队主，平日里除了边防巡逻，就是大炕上睡觉，幢里吃喝拉撒这一套从未触碰过，哪里知道该怎么办。好在有管理军需后勤的库斯楞帮衬，三百八十多镇兵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反正新的主官半个来月就到任，有吃有喝又不用干事情，何乐而不为。谁曾想，库斯楞拉运补给走了以后，大厨刘三槐说库房里的粮食只够不到十天的量了，肉食也见底了，要他赶紧想办法。这边办法还没想出来，那边库斯楞就捎来话，说仓曹胡麻子一粒粮食都不给。
甄骏来找自己说明情况，自己又把羽弗墩叫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消息不胫而走，一炷香的功夫传遍军营，几百人迅速围了队部，逼问消息是不是真的。眼看就要过年了，幢里没有主官，二三子吵吵着散伙，而且得到大部分镇兵的同意。如果自己同意散伙，追究下来，必然要杀头。如果不让众人散伙，必须解决吃喝问题。军心不稳的后果想都不用想，不炸营才怪。
娘了个逼的，凭什么让爷负这个责任？就凭叔孙敖那个王八蛋随便嘱咐要守护好这个烂摊子的一句话，爷爷就要担这风险？门儿都没有！
可话又说回来，自己当着众人的面信誓旦旦的答应，绝不辜负老长官的嘱托。现在问题来了就想躲避，以后还怎么在军营里混？无论如何要试试看，问题顺利解决还则罢了，如果真的没人管这事，那就调兵抢了军需库，大不了死球算了。下定决心之后，商量好带几个人先过来看看。不料四五十个老兵油子不放心，非要代表全幢镇兵前来助阵。
今早凌晨寅时初刻饱餐一顿后，五十三人跨马疾驰到怀朔镇南门，却被正在查案子的狱队尉景和几个狱卒挡在城外。好在库斯楞已经等在那里，将他掌握的情况分说清楚后，提出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恳请未到任的新幢主出面想办法解决。于是，库斯楞将这两天打听来的关于新幢主高欢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认为高欢出面是最好的结果。但必须把握好尺寸，毕竟新幢主没有接任，可管可不管。这也正是他们虽然堵了高家大门，却没有带着兵刃去的原因。
找老长官叔孙敖已经没可能了，除非撕破脸。毕竟一起摸爬滚打了几年，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做不出来。关键是，一旦撕破脸，彼此都没了退路。本来合理合法，顺理成章的事，靠违反军纪达到目的，实在有些不智。
另外，从胡斯楞的叙述中得知，老长官之所以丢下这么一个烂摊子不管不顾，好像是冲着新幢主高欢去的。三幢虽然驻扎在远离怀朔的支就城，但也不是一点消息不通。据库斯楞说，前几天军令刚刚下达到幢里的时候，叔孙幢主起先还得意洋洋。但听传令兵说，接替他幢主之位的是函使高欢，而且是任职二幢幢主兼领三幢，叔孙幢主当时就气得摔了茶杯。这一连串的麻烦，估计也是因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