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的回答极为简练。
    “三代之时,可有三纲五常?”
    这里要明确的是,“三代”这个概念,在姜星火的前世的网络论坛里有人认为是“唐尧、虞舜、大禹”,也就是俗称的尧舜禹这三代君主,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并一直沿用下去,在周朝初期还有统称夏、商为“二代”的现象。
    而先秦主流学派的著作,更是对于三代有着明确的界定,譬如《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孟子·卷五·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礼器第十》记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有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
    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反正上古时期的智者都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君师”这个概念是笃定的,不容更改的,而姚广孝如果这么选择,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将无法提问,显然会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而姚广孝下一瞬,就自问自答了起来。
    “孔子处周衰之际,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非君师也。”
    曹端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姚广孝的用意,孔子的行为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被描述为“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就是圣贤没有得到相应的庙堂地位,所以选择学习先王并且传下去这门学问以诏后世,然而正是孔子作为分野人物,划分了三代与三代之后最主要的政治区别,也就在圣贤是否在位。
    莫非姚广孝打算从孔子与三代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办法不是不可行,但在曹端看来,成功的概率无疑是很低的。
    毕竟《朱子语类》说的清楚。
    弟子问朱熹: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何处见得天命处?
    朱熹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恁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以前圣人自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虽不为帝王,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
    弟子又问:孔子如何不得命?
    朱熹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而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所以孔子到底能不能跟三代君师相比这个事情,朱熹早就打了补丁,虽然补的不是很牢固,但想戳个窟窿也不容易。
    按理来说,这是曹端能猜度到姚广孝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了。
    可姚广孝的选择,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的话锋一转,来到了一个几乎没什么人涉猎过的领域,一个极少有人质疑过的“事实”。
    “孔子非师君而理六经,六经皆史乎?”
    这句话让曹端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袭向自己。
    而原本以为曹端守住阵脚就能稳扎稳打赢下来的高逊志,也是同时面色凝重了起来。
    为什么姚广孝短短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到这么大的压力?
    原因就在于孔子整理了包括《礼》在内的先秦著作六经,孔子是整理者,也是传承者,礼作为儒家的根本,并不是孔子所创造的,而是三代君师创造的,这既构成了儒家源远流长的学术源头,也造成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正如朱熹解四书,解得是别人的东西一样,孔子修六经,同时也用了别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非完美无瑕的。
    六经皆史,问的不是六经是不是都是史书,而是问的,六经是不是都是历史真实记载的载体?
    曹端的心头,隐约间笼罩上了一层阴霾。
    儒家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秘密”。
    那就是,谁都不敢保证,六经记载的东西,都是真的。
    六经之所以权威,还得归功于秦始皇,政哥一把火烧了大部分先秦藏书,后面又经过战乱,儒家的六经虽然也受损,但至少五经传了下来,相当于成了孤证,说啥就是啥,这也是儒家能始终掌握话语权的原因。
    历史长,够权威,懂迎合,换你当皇帝你也选儒家。
    当然了,虽然先秦流传下来的书籍不多,但还是有的,所以难免会跟六经里面的某些记载有冲突,可儒家关于历史的话语权还是牢不可破,这就是因为,其他孤本证明不了自己是不是伪造的,也证明不了自己记载的就是对的。
    两个矛盾的记载,你凭啥说我就是错的?
    再加上儒家在大部分时间都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即便是有质疑的声音,也都被掩盖了下去。
    曹端不确信姚广孝手里有没有什么能证明六经记载是错的的证据,但这话他没法答,索性曹端也不是不懂变通的,眼见着沙漏时间要走完了,干脆来了次装傻充愣。
    是的,辩经是可以装听不懂的。
    曹端一本正经地说道:“元代名臣郝经在《经史论》中有言: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
    “经即是史,史即是经。”
    这就是在装傻混过一个回合,等对方主动戳破,藉此多给自己争取一个回合的思考时间了。
    不过曹端还是要脸的,他倒也没有强行去拿这个回合的主动权来反问一句,当然了,曹端也没什么可反问的就是。
    姚广孝见对方装傻,微微一笑继续逼问道:“那到底是经在前还是史在前?”
    曹端看着姚广孝咄咄逼人的样子,一时间竟是有些不确定,姚广孝手里到底有什么,能让他这么自信,但有些关隘他没想明白,于是继续搪塞。
    “朱子有云: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自然是先经后史。”
    这里其实是朱熹治学的观点,只有先读经,在此基础上体验先王的意图,然后再读史书来知道古今兴衰,除此之外,就是说儒家的经义是根本,史书只是考查古今治乱安危、礼仪制度的辅助。
    姚广孝此时干脆彻底摊牌。
    “汝口口声声说《礼》乃是三纲五常之根源,三纲五常是天礼也是天理,那么想来《礼》代表了更根源的天理,可这《礼》,便没错吗?”
    曹端心中一凛,知道再也搪塞不过去了,不过他趁着这两个回合的机会倒也思考完毕,连忙答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君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同文为治。”
    曹端正面回答了姚广孝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古人不会离开事情去讲道理,六经都是记录三代先王政治的典籍,道艺和德行都聚集在这几本书上,所以肯定不会错。
    姚广孝问:“《礼》为官史乎?”
    曹端答:“六经皆周官掌故,所有的典章著作都是藏在王室与官府的,当然是官史。”
    姚广孝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人着史,就会有文过饰非。”
    鏖战五场的漫长辩论,终于到了最终结束的时候。
    双方从“古今之辩”这个命题开始,姚广孝以“变通”为核心论点,而曹端则一开始就以《周礼》为核心进行反驳,坚持崇古不变。
    姚广孝迁延到“变通的关键在于人”,曹端反驳“礼就是用来约束和划分人的”,姚广孝说刘邦、刘秀等人都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曹端反驳说“礼是天地、先祖、君师的本源,周礼和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是永恒不变的”。
    最后,姚广孝则通过一系列逼问,直接挑明了问曹端“记载和反映了三代历史的六经,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辩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到了这里,如果是真的,那么曹端赢,说明礼就是天理,永恒不变,后人只能顺着发展;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姚广孝赢,六经都是假的你跟我说什么周礼是天理?
    你家天理是人造的?
    事实上,只要【六经皆史】这个论点得到证明,那么理学的道统论的根基就会被动摇。
    之前介绍过理学的道统论,是从先王一直延续到孟子,由中唐韩愈进行古文运动时提出,继而被北宋五子发扬光大。
    那么,其实有个问题没说透,为啥要把儒家道统从先秦孟子直接跨过汉唐,跳到理学这里?
    因为汉儒以来内法外儒宋儒觉得不纯,所以直接给开除儒籍了。
    “我们宋儒的道统不从你们汉唐继承,直接找孟子他老人家去。”
    这就是北宋五子的想法,也是孟子地位被一路抬高到“亚圣”的原因。
    但问题是,你们理学,可以把汉儒唐儒给开除儒籍,可如果道统这种东西追根溯源到了三代君师那里就是错的,你们能不能把三代君师都给开除儒籍啊?
    不能,因为刚才说了,朱熹已经明确了孔子的地位低于三代君师,在道统传承顺序上也是如此,根子上烂了,那可就真烂了。
    而姚广孝这手最后的杀招,自然也是姜星火研究出来的。
    【六经皆史】这个论点,一直都有,但直到清末,才逐渐发挥了影响力,继而对理学造成了重创,这是有历史经验证明确实管用的招数。
    因为一旦这个命题成立,就说明六经的本来面目只是上古王官所记官书,是有曲笔和文过饰非的,权威不够绝对。
    权威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权威。
    一开始【六经皆史】还认为六经是“信史”,或者说还是待“证而后信”的可靠史料,但即便如此,就已经动摇了理学道统,因为这在观念上将其与其他著作平等看待,抹杀了其神圣性,从而松动了六经高踞理学意识形态权威的地位而在此以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三代的文物、墓葬、史料逐渐增多,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发起了“古史辨”运动,通过对六经所载古史的考辨,揭示出“古史层累造成”的真相。
    当然了,眼下如果只有姜星火给出的【六经皆史】的论点,虽然超前,但如果无法证明,那么依旧不能动摇理学的道统。
    可现在,姚广孝手里偏偏捏着能证明【六经皆史】的东西。
    曹端并不清楚这点,他还在尽自己最后的努力。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承载天地之道、圣王之法。”
    “六经虽为人着,然乃天地至理之化身,与后世史书,不可概一而论也。”
    事实上,统治了汉儒的经学,从那时候起,经就不是一般的权威性文献,而是被看作记载古代圣人之法的经典,这个定义从这里就出来了,经不是一般的古典学术文化,而是一切天地至理的渊源所在,自汉武帝时代,“六经之道”就是华夏封建王朝官方认可的正统意识形态,传统学术皆依附于经学,“六经载道”也成为历代经、史学家的共识。
    这是绝对不容动摇的。
    姚广孝点了点头,从袖中取出来一个.龟甲。
    “龙骨?”
    曹端微微蹙眉,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意思,拿个药材上来干嘛?
    “认得这里面的字吗?”
    姚广孝手里的龟甲被递了过来,曹端在上午的日头下,认真地端详着,思考姚广孝到底有何用意。
    事实上,龙骨这味药材也仅仅是他听说过,曹端又不是做医生的,根本没见过几块龙骨,上面有字的更是听都没听过。
    龟甲上镌刻着古朴的字迹,字体苍劲浑厚,但绝大部分内容有些难以辨认,不像现在的楷体,倒好似秦汉时期的篆书但也只是有一点点像,应该是上古时期的文字,这不禁让他心生疑惑,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认得。”曹端诚实地摇了摇头。
    姚广孝提示道:“旁边用朱砂标点的四个字,可还能辨认?”
    “王、人、无法辨认(看起来像是鸟形状的字)、无法辨认(看起来像是向左开刃的斧头的字)。”
    姚广孝并没有任何意外,淡淡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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