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9章 ,布置
    四天之后,国防部“猎雕”作战室定下了“亚洲战略”的框架方案,中央政府所有部门开始遵照新的“亚洲战略”开始进行前期准备。前期准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财政部利用中央的宏观调控,在最短的时间里储备一笔用以战争的经费。
    这方面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统一规划国内股票市场,控制股票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暗中掌握一笔现金;又比如发行“建国国债”,对外称用以国家未来建设,只向国内销售;同时财政部与外交部也在积极联系美国,进行第二次国家借贷。
    其二是北方第一集团军的建成之后完善所有系统,并且由国防部参谋长作战会议与陆军部一起,对北方第一集团进行战前的实质评估。同时关于北方第一集团军的人事任命也会在月内落实。经过两天的磋商,吴绍霆决定调蔡锷为北方第一军团总司令,直辖新三十七师,吴佩孚为总参谋长,直辖新三十八师。
    不仅如此,吴绍霆决定撤销战区战略编制,直接设置永久性的区域统帅部。战区战略编制从之前南北战争到最近的青岛站在,都是属于临时性的最高战略指挥中心,其作用是为了统筹一个地区众多部队的行政指挥情况。而新设置的区域统帅部,则是以集团军为主要战略单位,并以集团军所辖区域为主要行政指挥区域,不仅加强了指挥系统的效率,减少了战区司令部与集团军司令部的层次。
    当然,战区与统帅部各有各自的优势劣势,相对统帅部来说,临时编制的战区操作更灵活,更适合在多部队区域执行。而统帅部仅仅只掌握集团军和辖区地方军政的指挥,一旦遇到多部队同时作战,则需要申请更高规格的指挥权。
    其三是从外交和地方政务上,继续扩大中日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地区,派出更多的谍报人员一边搜集***的最新进展,一边散播对***不利的舆论消息。在这个方面张盛霆北方事务公司与北京大本营着重出力,前者在商业上利用官商背景大肆排挤***企业,后者则提供政治保护,同时也与东三省的地方士绅拉拢关系,注资张盛霆北方事务公司,扩大中国企业的资本全力对抗***。
    中央政府在未来四个月时间里的侧重点虽然是放在“亚洲战略”上,但是国内民政的建设也不是毫无建树。在南京中央政府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政府内与“亚洲战略”并无直接联系的部门马上按照吴绍霆做出的指示,开始投入各自的工作当中。
    财政部成立了国家税务局总局,分派官员赶赴地方省府整顿国税,同时也监督省府的地税系统建设。吴绍霆在中央政府工作会议上关于国税、地税的一番激烈言论,很快就通过各党派官员传递了出去,仅仅三、四天的功夫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地方政府知道吴绍霆既然能说这番话,也就能按照话中的内容来付诸行动,各省不由自主感到压力倍增。
    不过吴绍霆在南方执政期间,已经于南方诸省打下了一定税政基础,尤其是在执政府时期更是加强了这种税政体系。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尤为其甚,浙江、云南、贵州、四川四省也有一定政治基础,至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虽然政治势力不属于吴绍霆的范畴,但因为有嫡系大军驻扎在此,推行起来也不会太困难。
    真正感到担忧的还是北方诸省的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就指望着扣押税款来维持政府运营,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如此,突然要把地方的税务分一大半给中央,换做谁都不会心甘情愿。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依靠这些税收才能与中央政府对抗,如果失去了这比资金,地方政府的权力会大打折扣,中央政府反而会越来越强,此消彼长之下迟早会损害地方官绅的利益。可是吴绍霆把话都放出来,毕竟中央政府现在手握雄兵,而且还赢的了全国民心,真是惹毛了吴绍霆只怕遭殃的会更快。
    北方诸省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人惊慌失措,有人无比愤怒,有人郁闷不已。但是经过中央政府内部的北洋公党去北方各省做了工作,劝说北方各省不要轻举妄动,更何况这次仅仅是整顿税政,又没有说要撼动地方政府的权威,只要好好配合一定不会有亏待。北方诸省的众人听到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除了遵从之外别无他法,总不能现在揭竿而起跟中央政府对着干吧?再者只要有北洋公党在中央把持几分席位,必然会为北方争取利益。
    税政的问题得以解决,但真正要发挥税政系统的作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民间老百姓对这项政务仍保持着许多猜疑,唯一让百姓们欣慰的那就是新的税政不会增加税负。
    教育部部长朱执信在中央政府工作会议郑重许诺之后,第二天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执行任务。他先在广东、福建、江苏三省几个大城市里推行三年义务教育试点,要求这些城市的所有小学堂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入学,直至完成三个学期课程之后再开始收费。
    当然,为了保证这些学堂能够正常运作,他派遣专员到广东、福建两省联系地方教育部,协调地方与中央一同拨款赞助小学堂。至于江苏省的教育工作则由他亲自督办,要求江苏省所有教育部门、机构在三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统计和前期准备工作,必须在六月中旬正式推出三年义务教育试点。
    为了给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尤其是在“亚洲战略”是姓期间,朱执信从财政部要到的经费少之又少,他不得不推出教育基金以及教育部募捐项目。前者分为地方教育基金与中央教育基金,不过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份由省教育部管理,另外一份则由中央教育部直辖。教育基金属于商业基金,采取自愿购买的形式,以为学生储备高中、大学的学费为目的。
    而教育部募捐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每年定时向全社会公开募捐,而定时的这一天则被称为“教育节”;另外一部分是接受海内外热忱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人募捐,甚至对捐款到达一定数额的人给予受益学校某栋大楼命名的特权,这样一来则能吸引一些希望名流千古或者沽名钓誉的富户豪商。
    无论是教育基金还是教育募捐,所得资金统一交给教育部专门机构保管,用来进行盈利性质投资,当然前提还要保证资金运作的风险。如果这两项教育资金来源控制的很好,那么教育部手中就能掌握一笔充裕的资金,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大有帮助。
    朱执信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除了计划三年义务教育试点和教育资金之外,还花了大功夫规范全国的教育部门。经过常年内战,不少地方政府还是军政府的性质,而军政府当中几乎很少有教育部门,就算有也只不过是摆设罢了。
    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能否得到贯彻和落实,能否执行的更有效率,必然要有地方教育部的配合,毕竟中央政府不可能把全中国上校的教育事业一揽子都囊括了。在经过三次会议之后,朱执信决定成立教育部督办小组,派遣专员到每个省审查教育部工作,对还没有教育机构的省府协助组建中央直属的教育工作站,一步一步完善全国的教育系统。
    为了配合三年义务教育试点,民政部也加快了户籍制度的落实,所有享受三年义务教育的家庭都必须有当地的户籍,否则暂时不予办理免费入学。而在正式推行的户籍制度当中,民政部决定将户籍分为三级,其一是城市户籍,其二是县镇户籍,其三是农村户籍。这项户籍制度的出台,正式为中国奠定了“城市”化的概念,虽然分为三个不同户籍,实际上正是为了将中国旧有的“县”向“城市”过渡,而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利用不同户籍更好的进行民政上的调控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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