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在尉缭幸存的同伴们还没有返回秦国都城咸阳、揭开遇袭真相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思辩一下中国古代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制度。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0至前1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
人权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争取的权益，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注定是有着深刻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从于丛林残酷法则的东西。
在远古时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论”，民众必须要加以好好调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变坏。
按照荀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性恶论”，民众都是天生贪欲、淫邪的，必须严加管制和修理，遏制其有悖天道的行为，使得民众遵从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进。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众就更加不堪，只剩下一个吃饭的权利。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君王说的：老百姓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不要太残忍啊。其二、是对民众说的：吃饱饭就行了啊，就足够了啊，不要想着去闹事！
对于人权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权，在那种封建、奴隶制历史条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选拔中的半公开招录贤能，严格的军功奖励制度和农耕、纺织奖励制度。没有战功，世袭的贵族也不能骑马、乘车，只能骑牛、骑驴。农民努力生产，会获得官府丰厚的奖励甚至晋升、享受为民爵。它并没有地域歧视、不同的国民待遇和人为的城乡悬殊差别。
秦国的企业全是“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不存在董事长、总经理肆意贪渎、转移侵吞国资或利益小集团挟制、掌控国企、榨取民众巨额资财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拼命捞钱、不顾民生的官员。
秦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法绳万民、不避公卿”，民众要状告各级官员，可以向郡县一级的县丞（监察官员）报告、投诉，也可以向枢密府举报。若要状告更高级官员，可以推举代表去都城咸阳告状、击鼓鸣冤。如果确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咸阳宫找秦王嬴政申诉。
史载：秦王宫殿前的大鼓和铜锣始终是开放的，任何秦国民众理论上都可以面见秦王，只是由于基层官员的勤勉、勤政，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众能随意面见君王的只有两个朝代，两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国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来平等的，只是由于家庭及生活际遇、个体智慧甚至纯粹偶然的差异，而生出种种的不同。况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对快乐的认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将人生，比作为“天宫和地狱之间的匆匆过客”。那统治者依靠什么才能做到出类拔萃、被赋予无限权力呢？
应当说，历代统治者是十分聪明的。民众不是敬畏天地吗？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君权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来治理万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诩为天子，谋叛的竟然也是！
陈胜要假装狐狸叫“陈胜王”、刘邦假称自己是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白蛇起义，黄巾军张角号位“大贤良师（大法师）”，黄巢当了“冲天大将军”、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灭唐的朱温也是自吹在其诞生时出现奇光异彩的异常天象。
翻阅历史，描绘其他开国君主“的的确确是真龙天子”的文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需要花费这么大力气去“辩白自己”，为何呢？－－－愚民而已！
人权从来都想相对的，从来没有可以脱离集体社会，而单纯存在、不可侵犯的人权！
战场上，将军令旗一挥，一大批将士就要去冲锋陷阵、慷慨赴死。稍有退缩，督战队的刀枪就伺候上去。此时，人命都不如蝼蚁，所谓人权岂不是胡言乱语？
人是社会的动物，脱离国情，妄谈、奢谈人权的就是白痴。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经济、社会等事业全面进步的反映。
别有用心，鼓动他国民众起来争取人权的，十有八九是为了颠覆他国政权。
当西方的炸弹在很多弱小国家民众头顶肆虐、分裂别国家使之陷入血腥内战，造成民不聊生的时候，它们标榜的人权又在哪里？
无非是恶意牺牲别国人民的生命、攫取别国的财富，去满足自身的贪欲和享受。自己想好好活着，却让别人无辜去死。它们口口声声、悬挂在嘴边的“人权”，仅仅是一块又骚又臭的裹脚布而已。
可是，至今仍有很多中国白痴一般的国民（号称精英）去迷信西方所谓“人权”，这些人不都是受到了蛊惑，而是本身就是祸国殃民的傻子！
没有主权，何来人权？没有帝国主义再不敢染指我国领土半步的今日之中国，我们何来人权？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民众的遭遇还不够惨痛吗？
没有强力的政权，中国必将四分五裂、陷入残酷的内战，连长江、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都无力去抵御。
认识不到人权事业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脱离国情盲目去效法西方霸权国家，也去压榨、盘剥、欺负弱小国家，内部争斗不休，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死路，也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亵渎和对人类未来光明前景的扼杀。
我们坚信：走和谐发展之路、经历阵痛、恢复和嬗变的中华传统文明，就是引领世界人类社会去摆脱野蛮、残酷“丛林法则”的希望。
但是，要和平不是放弃斗争！必须通过坚决地斗争，才能扫除阻挡在中华前进道路上、疯狂与我国为敌的一些异国丑类。只有断然把它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老的文明才能重振雄风、傲立于世界。
三、束缚下的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留下了千古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帕特里克·亨利也说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不自由，毋宁死(或无自由，毋宁死)。
可为什么我们却说是“束缚下的自由”呢？
因为世间从来就没有个体的绝对自由，所谓自由都是相对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绝对不允许有绝对的个体自由。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法庭、监狱、法律），正是为打击所谓自由而设立的！
自由的呼吸、歌唱、饮食、交友、交流甚至放纵情yu，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但人类依旧有欺骗、讹诈、掠夺等野蛮犯罪的动物本性。绝对的自由，天堂才有！
从这种意义上说，煽动自由就是煽动无法无天、性滥交、犯罪、颠覆政权。
人类追求自由，是一种天性。谨慎意义上，包括可以自由劳动、自由恋爱、不受难以忍受的压迫。
在古代社会的贵族阶层之下，平民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有自己的少量土地或可以手工艺为生，没有或仅有少量人身自由的限制。奴隶是最不自由的，他们一无所有，生杀予夺隶属于奴隶主。奴隶也就成为争取自由权利的中坚力量。
传统的平民阶层受到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没有取得多大发展，对政治权利的追求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
先秦时代的古中国，处于一个奴隶制与封建制度并存的社会状态。
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良、耕作技术的发展（作物种子改良、灌溉技术、农耕历法）、北方游牧部落向北方退缩，新耕地的开垦、远古气象条件变迁下对于山林、沼泽的改造，农业文明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许多国家开始松动奴隶制政策，解放了一些奴隶。再加上连年的战争杀伐，土地的兼并、国家版图的变化，奴隶主和奴隶制也受到冲击，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奴隶制、局部封建制的传统社会制度犹存。
秦国的状态更加特殊一些，这是一个依靠武力建立的国家。贵族及武士或依靠世袭爵位或军事武功获得土地，也获得了土地上的人口（大部分身份是奴隶）。
不但如此，在秦昭王之前，秦国很多国土主要是对西部游牧部落用兵获取的，也同时俘虏了大批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口，出现了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交汇的格局。这样，原本就来自西域游牧部落、最后沦为奴隶的大量人口，就更加有要求“自由解放”的诉求。
其实，当时的所谓平民，尽管享有一些有限制的平民之间通婚、自由耕作劳动等等的自由，其真实的地位也还是“奴隶”，因为他们被户籍制度，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但这也已经属于是不小的进步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秦王嬴政采取解放奴隶、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毫无疑问会获得贵族、农奴主除外，社会上的一致拥护。这种政策所产生得强大冲击波，必将激荡到关内诸国，就可以取得“制度优越”的领先优势。
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与专制或民主没有关系。西方有言论自由吗？美国更加严密地监控着整个互联网！西方对于中国问题，有肆意抹黑的自由，却没有说出真相的自由！许许多多背叛祖国的华人，就是依靠撕咬自己的祖国象猪狗一样低三下四地活着。
中国在人权、自由进步方面的迈出的步伐，尽管还不如人意，但这是特殊发展阶段的现象，进步和改善是主流，客观来说取得成就也是显著的。我们追求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和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的。
对国家的集体领导不是专制，民主政治也不能避免权力制衡的失败。
就是所谓专制制度下的国家，照样可能取得惊人的进步和发展。所谓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照样无法阻止自己陷入屡次发动不仁不义法西斯战争、给别国和自身带来惊人祸患的泥潭。
所谓专制和民主都是手段，都是治理工具罢了。我国实行的村级自治，成绩有一些，但触发的问题也很多。印度的所谓民主搞了快100年，结果成了笑料和累赘。一些东亚地区国家，把民主弄成了“议会肉搏”，经济萧条、社会堕落，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成功秘决不在于此，是在于其有意识、有步骤地去吸纳别国财富、智力、劳力，甚至不惜战争掠夺的长期国策和掠夺性的不公正货币政策！其内部有一个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政党更迭影响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正是这个稳定的国家机器，确保了其所谓“民主、自由”幌子下面，国家政策的始终如一贯彻实施和推进。而其政客，其实也大多是沐猴而冠的biao子。
西方国家的另一个秘诀就是：坚决维护其国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威胁到美国、英、法国、德国、俄国、以色列等国国家安全、利益及国民生命的对手，坚决彻底地予以打击和铲除，以此提高国民自豪感和荣誉感、国家认同感，这也是为了捍卫自由！
而以上正是我们长期所欠缺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物、组织在海外招摇过市，我国公民在海外不断受到暴力伤害，我们的特种部队在哪里？我们的无人飞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在哪里？若是换了现代西方一些国家以及000多年前的秦国，这其中很多人早就已经被送去“阎王殿”报到了！
中华民族只有学会了牢记仇恨和敢于毅然实施铁血的报复，“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赢得国内外的赞誉与支持，也才能结下真正交心的朋友。
普天之下，奸猾政客们惯常的作法都是：衣冠楚楚，肮脏满腹。满口仁义（民主、自由、人权），作恶多端。
最后我们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民主、自由,多少人恶人假汝之名以行”。（未完待续）
一、民主制度。
尽管我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主张，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但这些只是为了警告封建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不可过度盘剥、压榨百姓，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民变，并没有包含民主分享、取代君权的观念。
而古罗马帝国却已经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掀起了平民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而与贵族阶层的斗争浪潮，其结果是：古罗马政权在贵族元老院里设置了平民保民官，代表平民阶层与贵族相抗衡，也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
公元前450左右，古罗马出现了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尽管它还是一部维护奴隶制的法律，但已经把保护奴隶主、平民（自由人）的利益写入了法典。
到了公元前10至前10左右，古罗马保民官格拉古兄弟勇敢地站出来，推进土地改革，带领农民与贵族阶层斗争，使得大量古罗马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再到公元前7年的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高举起“解放奴隶”的旗帜。奴隶们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也沉重打击了古罗马野蛮残酷的奴隶制度，使得大量奴隶成为自由人。
与雅典、斯巴达、古罗马等航海和商业文明以及备受侵略的古埃及、古印度等等古文明不同，中华古文明始终雄踞东亚，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形态。在与北方蒙古等游牧部落长达5000年的杀伐中，在遭遇外敌入侵、甚至被异族征服的最悲惨岁月里，这种古老的文明依旧生生不息，依靠独特的文化符号－－－汉字和历史文化积淀，几乎同化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包括外来入侵的敌人。
中华文明内在的精神力量太强大了！－－－－－－这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
古代的农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贫瘠或肥沃的土地上，辛辛苦苦地耕种、收获、繁衍、生息。这种分散的劳作，使得他们最多聚族而居，形成中华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村舍。又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不能随便迁徙，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抵御大型自然灾害和防范战争屠戮的能力几乎为零，他们只能盼望得到来自君王的保护，心甘情愿地去缴纳田赋、贡献子女加入王国的军队，以保全自己的土地和种族平安。而统治者就趁机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的有力武器－－－－－－－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的真相！
当统治者或统治阶层不仁不义、腐败透顶、阻碍民众生产生息、民生苦痛、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发动起义来推翻它！然后，再次树立起一个万众朝拜的君王及官僚集团，继续开始下一个历史周期。由此循环往复下去、没有个尽头－－－－－－－－
在长期的封建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缺少西方的商业契约型社会基础，也就民主难行。
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论述，我们在前文《法家》章节已经探索过。
中国古代（先秦）的法制，竟然是在韩国等一些君权难以树立的国家以及早期破落、遭受诸国蔑视的秦国的弱国才受到推崇。所谓古代的“法制”，只是无奈之下，君权不彰的替代品，也是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而已。
即便是法制，也还有个执行力问题。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国家的“法制”连严重破坏家庭、社会和谐稳定、残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潜藏大量肮脏犯罪、严重毒化社会氛围的非法传销，也是无可奈何的。
在一个失去了民主的根基，国家专制的威权又不能成功树立起来的社会，就是鼠首两端、灾祸连连。
中国包括类似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从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是民众不渴求民主，而是人们根本无法彻底抛弃专制而去守护民主。即使宪法里确定了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宣称财产属于全民之所有，可是公权力、全民所有资产的支配权、收益权，依旧被权贵阶层掌控、攫取，而与民众无关，只能是希冀和被动地等待高层不知何时“惠民政策”的出台。
所以，类似的民主制度只能由顶层设计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就大打折扣。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决定了民主推进的无比艰难。
二、人权
什么是人的权利？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已经有了议政权，还没有进一步提出参政权。
人权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努力去争取的权益，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也注定是有着深刻历史烙印和不得不屈从于丛林残酷法则的东西。
在远古时代，按照孔夫子的“性善论”，民众必须要加以好好调教，勿使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变坏。
按照荀子、李斯、韩非等人的“性恶论”，民众都是天生贪欲、淫邪的，必须严加管制和修理，遏制其有悖天道的行为，使得民众遵从君主指引的“正道”方向前进。
按照老子的思想，民众就更加不堪，只剩下一个吃饭的权利。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君王说的：老百姓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不要太残忍啊。其二、是对民众说的：吃饱饭就行了啊，就足够了啊，不要想着去闹事！
对于人权要素中最重要的平等权，在那种封建、奴隶制历史条件下也就受到很大局限。
但是，先秦依旧为民众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平等”，如文官选拔中的半公开招录贤能，严格的军功奖励制度和农耕、纺织奖励制度。没有战功，世袭的贵族也不能骑马、乘车，只能骑牛、骑驴。农民努力生产，会获得官府丰厚的奖励甚至晋升、享受为民爵。它并没有地域歧视、不同的国民待遇和人为的城乡悬殊差别。
秦国的企业全是“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不存在董事长、总经理肆意贪渎、转移侵吞国资或利益小集团挟制、掌控国企、榨取民众巨额资财以自肥，吃爹喝爹不敬爹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拼命捞钱、不顾民生的官员。
秦国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法绳万民、不避公卿”，民众要状告各级官员，可以向郡县一级的县丞（监察官员）报告、投诉，也可以向枢密府举报。若要状告更高级官员，可以推举代表去都城咸阳告状、击鼓鸣冤。如果确有冤屈，甚至可以直接去咸阳宫找秦王嬴政申诉。
史载：秦王宫殿前的大鼓和铜锣始终是开放的，任何秦国民众理论上都可以面见秦王，只是由于基层官员的勤勉、勤政，所以这种机会并不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民众能随意面见君王的只有两个朝代，两位君王。其一：大秦王国的秦王嬴政。其二：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可是，人都是父母所生，原本是生来平等的，只是由于家庭及生活际遇、个体智慧甚至纯粹偶然的差异，而生出种种的不同。况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同，对快乐的认知也很大不同。
秦王嬴政也曾将人生，比作为“天宫和地狱之间的匆匆过客”。那统治者依靠什么才能做到出类拔萃、被赋予无限权力呢？
应当说，历代统治者是十分聪明的。民众不是敬畏天地吗？那好，我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君权神授，自然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来治理万民！
不但在位的君王自诩为天子，谋叛的竟然也是！
陈胜要假装狐狸叫“陈胜王”、刘邦假称自己是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白蛇起义，黄巾军张角号位“大贤良师（大法师）”，黄巢当了“冲天大将军”、洪秀全索性成了“上帝”，甚至灭唐的朱温也是自吹在其诞生时出现奇光异彩的异常天象。
翻阅历史，描绘其他开国君主“的的确确是真龙天子”的文字，汗牛充栋、数不胜数。需要花费这么大力气去“辩白自己”，为何呢？－－－愚民而已！
人权从来都想相对的，从来没有可以脱离集体社会，而单纯存在、不可侵犯的人权！
战场上，将军令旗一挥，一大批将士就要去冲锋陷阵、慷慨赴死。稍有退缩，督战队的刀枪就伺候上去。此时，人命都不如蝼蚁，所谓人权岂不是胡言乱语？
人是社会的动物，脱离国情，妄谈、奢谈人权的就是白痴。人权事业的进步，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经济、社会等事业全面进步的反映。
别有用心，鼓动他国民众起来争取人权的，十有八九是为了颠覆他国政权。
当西方的炸弹在很多弱小国家民众头顶肆虐、分裂别国家使之陷入血腥内战，造成民不聊生的时候，它们标榜的人权又在哪里？
无非是恶意牺牲别国人民的生命、攫取别国的财富，去满足自身的贪欲和享受。自己想好好活着，却让别人无辜去死。它们口口声声、悬挂在嘴边的“人权”，仅仅是一块又骚又臭的裹脚布而已。
可是，至今仍有很多中国白痴一般的国民（号称精英）去迷信西方所谓“人权”，这些人不都是受到了蛊惑，而是本身就是祸国殃民的傻子！
没有主权，何来人权？没有帝国主义再不敢染指我国领土半步的今日之中国，我们何来人权？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民众的遭遇还不够惨痛吗？
没有强力的政权，中国必将四分五裂、陷入残酷的内战，连长江、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都无力去抵御。
认识不到人权事业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脱离国情盲目去效法西方霸权国家，也去压榨、盘剥、欺负弱小国家，内部争斗不休，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死路，也是对我们古老文明的亵渎和对人类未来光明前景的扼杀。
我们坚信：走和谐发展之路、经历阵痛、恢复和嬗变的中华传统文明，就是引领世界人类社会去摆脱野蛮、残酷“丛林法则”的希望。
但是，要和平不是放弃斗争！必须通过坚决地斗争，才能扫除阻挡在中华前进道路上、疯狂与我国为敌的一些异国丑类。只有断然把它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老的文明才能重振雄风、傲立于世界。
三、束缚下的自由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留下了千古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帕特里克·亨利也说give－－me－－liberty，or－－give－－me－－death.，即不自由，毋宁死(或无自由，毋宁死)。
可为什么我们却说是“束缚下的自由”呢？
因为世间从来就没有个体的绝对自由，所谓自由都是相对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不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绝对不允许有绝对的个体自由。所有的国家机器（军队、法庭、监狱、法律），正是为打击所谓自由而设立的！
自由的呼吸、歌唱、饮食、交友、交流甚至放纵情yu，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但人类依旧有欺骗、讹诈、掠夺等野蛮犯罪的动物本性。绝对的自由，天堂才有！
从这种意义上说，煽动自由就是煽动无法无天、性滥交、犯罪、颠覆政权。
人类追求自由，是一种天性。谨慎意义上，包括可以自由劳动、自由恋爱、不受难以忍受的压迫。
在古代社会的贵族阶层之下，平民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有自己的少量土地或可以手工艺为生，没有或仅有少量人身自由的限制。奴隶是最不自由的，他们一无所有，生杀予夺隶属于奴隶主。奴隶也就成为争取自由权利的中坚力量。
传统的平民阶层受到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没有取得多大发展，对政治权利的追求也就没有多少发言权。
先秦时代的古中国，处于一个奴隶制与封建制度并存的社会状态。
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良、耕作技术的发展（作物种子改良、灌溉技术、农耕历法）、北方游牧部落向北方退缩，新耕地的开垦、远古气象条件变迁下对于山林、沼泽的改造，农业文明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许多国家开始松动奴隶制政策，解放了一些奴隶。再加上连年的战争杀伐，土地的兼并、国家版图的变化，奴隶主和奴隶制也受到冲击，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总体奴隶制、局部封建制的传统社会制度犹存。
秦国的状态更加特殊一些，这是一个依靠武力建立的国家。贵族及武士或依靠世袭爵位或军事武功获得土地，也获得了土地上的人口（大部分身份是奴隶）。
不但如此，在秦昭王之前，秦国很多国土主要是对西部游牧部落用兵获取的，也同时俘虏了大批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口，出现了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交汇的格局。这样，原本就来自西域游牧部落、最后沦为奴隶的大量人口，就更加有要求“自由解放”的诉求。
其实，当时的所谓平民，尽管享有一些有限制的平民之间通婚、自由耕作劳动等等的自由，其真实的地位也还是“奴隶”，因为他们被户籍制度，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但这也已经属于是不小的进步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秦王嬴政采取解放奴隶、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毫无疑问会获得贵族、农奴主除外，社会上的一致拥护。这种政策所产生得强大冲击波，必将激荡到关内诸国，就可以取得“制度优越”的领先优势。
我们必须看到，自由与专制或民主没有关系。西方有言论自由吗？美国更加严密地监控着整个互联网！西方对于中国问题，有肆意抹黑的自由，却没有说出真相的自由！许许多多背叛祖国的华人，就是依靠撕咬自己的祖国象猪狗一样低三下四地活着。
中国在人权、自由进步方面的迈出的步伐，尽管还不如人意，但这是特殊发展阶段的现象，进步和改善是主流，客观来说取得成就也是显著的。我们追求中华民族实现民主、自由和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的。
对国家的集体领导不是专制，民主政治也不能避免权力制衡的失败。
就是所谓专制制度下的国家，照样可能取得惊人的进步和发展。所谓民主制度下的国家，照样无法阻止自己陷入屡次发动不仁不义法西斯战争、给别国和自身带来惊人祸患的泥潭。
所谓专制和民主都是手段，都是治理工具罢了。我国实行的村级自治，成绩有一些，但触发的问题也很多。印度的所谓民主搞了快100年，结果成了笑料和累赘。一些东亚地区国家，把民主弄成了“议会肉搏”，经济萧条、社会堕落，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成功秘决不在于此，是在于其有意识、有步骤地去吸纳别国财富、智力、劳力，甚至不惜战争掠夺的长期国策和掠夺性的不公正货币政策！其内部有一个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政党更迭影响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正是这个稳定的国家机器，确保了其所谓“民主、自由”幌子下面，国家政策的始终如一贯彻实施和推进。而其政客，其实也大多是沐猴而冠的biao子。
西方国家的另一个秘诀就是：坚决维护其国民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威胁到美国、英、法国、德国、俄国、以色列等国国家安全、利益及国民生命的对手，坚决彻底地予以打击和铲除，以此提高国民自豪感和荣誉感、国家认同感，这也是为了捍卫自由！
而以上正是我们长期所欠缺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物、组织在海外招摇过市，我国公民在海外不断受到暴力伤害，我们的特种部队在哪里？我们的无人飞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在哪里？若是换了现代西方一些国家以及000多年前的秦国，这其中很多人早就已经被送去“阎王殿”报到了！
中华民族只有学会了牢记仇恨和敢于毅然实施铁血的报复，“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赢得国内外的赞誉与支持，也才能结下真正交心的朋友。
普天之下，奸猾政客们惯常的作法都是：衣冠楚楚，肮脏满腹。满口仁义（民主、自由、人权），作恶多端。
最后我们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民主、自由,多少人恶人假汝之名以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