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李诵恨恨的报告的，确实不是好消息。已经接管粮秣统计司的吕元膺的报告显示，在平康坊地某个华丽的风月所在，有某位亲王和几位大家族的二三号乃至不入流人物进行了秘密会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会晤可以理解为二世祖之间的狂欢，但是吕元膺称，这次会晤和前年的苟胜案之间依稀有着蛛丝马迹可寻。至于这次会晤的目的，吕元膺用了两个字概括：
“夺嫡。”
这种事情在大唐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著名的有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稍次一点的是玄宗对自己堂兄弟还有自己儿子干的血案。不动刀兵的也有，比如李承乾还有让皇帝。就是李诵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威胁，结果是最后把威胁他的舒王李谊变成了不会威胁人的死人。有了前车之鉴，李诵自然大力巩固太子李纯的地位，想不到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开眼的还是不开眼。本来以李诵的实力和李纯的根基，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存了夺嫡之心的其他亲王的心思扑灭，可是这次这事情确实扎手，李诵认为这个便宜逆子很有眼光，起码他知道该怎么借势。
太子李纯多次立下大功，他的地位现在看来不可撼动，可是并不代表无法撼动。眼下在某些人之间就开始进行了运作。其实太子能不能站得住，不是看太子的功劳有多大，而是看太子的支持者有多少。不然，就算是太子上位，也会被撵下去。这个阴谋的操纵者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从李诵给商业松绑开始，到开展海贸，开垦荒地安置流民，鼓励农业，裁减军队，裁汰冗官，兴办武学，改革科举，增加明算等科目的分量，削平藩镇，李诵的新政刚下去时，除了安置流民和裁汰冗官，大都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在数年之后，显现了巨大的威力，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当这些世家沉浸在权势利益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猛然间发现，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一旦这种危险露到了明面上，生死角逐即将开始。而对于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和得益于新政的新兴力量来说，这场生死角逐的关键就在于上面有没有人，换言之，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君主，是倾向于新政的，还是倾向于保守的。
如今随着新政的深入，新旧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对于太子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持皇帝信任的同时，获得外界有力的支持以自固。商山四皓的故事对历代太子都是良训。这个时代的商山四皓，是根深叶茂的旧派世家大族，还是在新政推行中获得利益的新兴的世家以及商贾呢？而无论新派还是旧派，也都希望能有一个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天子，如果继任的国君偏向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肯定是一个大灾难。换言之，如果储君亲近一方，那就注定要失去另外一方的支持。这另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就是决定未来国君的外力因素。
新旧的矛盾在历史上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那时候被旧派支持上台的李纯将激进改革的王叔文一党全部贬斥，并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诏书。李诵放缓了改革的步伐，甚至将原先东宫集团的骨干逐次外放，保持了朝廷内部的一致，同时采取利益均沾的渐进式的改革，这才取得了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辉煌胜利。可是再是渐进式的改革也会有矛盾爆发的一天。事实上李诵很清楚，如果不是一开始自己果决出手解决了宦官集团，只怕有得力支持的旧派早就发难了，绝不会坐等在新政中获利的集团坐大到今天。
在朝廷的新政中获利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小世家和新世家，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现在朝廷的重商政策使得商贾阶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本来毫无地位的商人大都是依附于世家的，而随着在政治上对商贾的束缚也逐渐放松，商贾子弟开始等同于良家子，开始倾向于独立了。从办今春秋开始，商人就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李诵的默许乃至放纵之下，现在商贾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并且渴望在朝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这次筹划的收复陇右河西之战，背后就有几家大商会的影子，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才可能贯通。有的陆路的大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朝廷的大军能够收复安西和北庭，他愿意捐出一半身家作为军费。虽然有点暴发户的心态，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出于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历来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花边，有许多时候小世家里往往能出大人物，这就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小世家还有新世家的根基毕竟不如老的世家那么深厚，而且大都会在短时间内选择通过联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结成利益同盟，借助大世家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大世家的外围附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朝廷百年来不断通过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来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总是如同肉包子打狗。世家依然占据着大量资源。到了李诵的时代，重商的杠杆搅动了世家之间原来的势力分配。
从海贸开始，李诵就授意柳宗元侧重于扶持小世家以及于世家保持距离的中等规模的商贾，七八年下来，许多中等规模的商贾跻身豪富，身家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依附世家的大商贾，搞得长安、洛阳这样的政治中心还有扬州、杭州、广州、江陵这样的商业都市房价暴涨，而许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世家在撕掉轻商的面纱后，实力陡然暴涨。假以时日，这些新兴的世家必然会拥有和那些抱残守缺的老世家一较短长的势力，成为一些老旧世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而靠着新政取得军功和政绩的新世家，比如高崇文这样的，出身市井，没有那么多束缚，从新政中获益极多，这些人必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
新政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使得大量已经沦为流民的农民重新拥有了土地或者较为稳定的工作，尽管这些土地大多是处于边地，还有江南荆楚一带的未开发的不毛之地，但是农民们还是感恩戴德，卖力劳作，即使是在边地成为屯民的流民也是如此。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是最低的呢，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做了分内之事的官员都会被抬举为青天。可叹的是那些号称诗礼传家的世家大族，居然连这一口饭都不肯给他们吃，最后弄得个玉石俱焚的结果。
和农民一样得利的还有市民，随着长安拆除各坊之间的围墙，各地纷纷效仿，市民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市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和农民不同，这个阶层生长在城市，前身是各种身份的人都汇聚在这个阶层里，比如寒门士子，落魄贵族，新兴商贾，务工农民。这个阶层不缺钱，不缺见识，不缺钱，其中有不少人家经营几代往上一步就是新士族。农民和市民也是新政的当然支持者。
在朝廷，新政的支持者力量也很强大。韦执宜、柳宗元、王伾、程异、吕温、韩泰、陈谏、韩晔、凌准、陆质等当年的东宫集团成员逐渐成长为朝野和地方的重要力量，而袁滋、郑絪等保守力量先后被贬斥、外放出朝，启用的旧臣如陆贽，新拔擢的一干重臣比如李吉甫、李绛、裴垍、裴度、韩愈、崔群等人虽然有人出身世家，但是大都是开明之人，目光长远，而且也是新政的获利者，就算心理上仍然站在保守派一边，可是心理能抵触，手能推开吗？
不过新党的实力虽然壮大迅速，但是毕竟根基浅薄，而且主要得力于皇帝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一旦失去了这种支持，好日子就会到头，他们的产业可以轻松地转入既得利益者名下。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旧党现在虽然从新政中获利不如新党，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几百年的世家大族，无数从曾经的新政获利者转变为既得利益者的新兴家族，就如炭火一样，虽然火头看起来不大，只要一拨弄，就能燃起滔天的火焰。
就李诵本人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偏向于支持新政。李诵深知，只有新政继续，这个帝国才不至于日渐衰落，在九世纪退出历史的舞台，自己开创的中兴事业也才能继续下去。而自己的继任者，会是新政的支持者吗？
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好，不然西征的开始就是内斗的开始，西征的结束，或许也就是新政的结束了。
“夺嫡。”
这种事情在大唐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著名的有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稍次一点的是玄宗对自己堂兄弟还有自己儿子干的血案。不动刀兵的也有，比如李承乾还有让皇帝。就是李诵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威胁，结果是最后把威胁他的舒王李谊变成了不会威胁人的死人。有了前车之鉴，李诵自然大力巩固太子李纯的地位，想不到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不开眼的还是不开眼。本来以李诵的实力和李纯的根基，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存了夺嫡之心的其他亲王的心思扑灭，可是这次这事情确实扎手，李诵认为这个便宜逆子很有眼光，起码他知道该怎么借势。
太子李纯多次立下大功，他的地位现在看来不可撼动，可是并不代表无法撼动。眼下在某些人之间就开始进行了运作。其实太子能不能站得住，不是看太子的功劳有多大，而是看太子的支持者有多少。不然，就算是太子上位，也会被撵下去。这个阴谋的操纵者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从李诵给商业松绑开始，到开展海贸，开垦荒地安置流民，鼓励农业，裁减军队，裁汰冗官，兴办武学，改革科举，增加明算等科目的分量，削平藩镇，李诵的新政刚下去时，除了安置流民和裁汰冗官，大都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在数年之后，显现了巨大的威力，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当这些世家沉浸在权势利益的喜悦之中的时候，猛然间发现，自己有了被新的集团取而代之的危险。一旦这种危险露到了明面上，生死角逐即将开始。而对于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和得益于新政的新兴力量来说，这场生死角逐的关键就在于上面有没有人，换言之，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君主，是倾向于新政的，还是倾向于保守的。
如今随着新政的深入，新旧两党已经逐渐形成，对于太子来说，眼下最重要的是保持皇帝信任的同时，获得外界有力的支持以自固。商山四皓的故事对历代太子都是良训。这个时代的商山四皓，是根深叶茂的旧派世家大族，还是在新政推行中获得利益的新兴的世家以及商贾呢？而无论新派还是旧派，也都希望能有一个能维护自己利益的天子，如果继任的国君偏向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肯定是一个大灾难。换言之，如果储君亲近一方，那就注定要失去另外一方的支持。这另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就是决定未来国君的外力因素。
新旧的矛盾在历史上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那时候被旧派支持上台的李纯将激进改革的王叔文一党全部贬斥，并下了“遇赦不赦”的狠毒诏书。李诵放缓了改革的步伐，甚至将原先东宫集团的骨干逐次外放，保持了朝廷内部的一致，同时采取利益均沾的渐进式的改革，这才取得了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辉煌胜利。可是再是渐进式的改革也会有矛盾爆发的一天。事实上李诵很清楚，如果不是一开始自己果决出手解决了宦官集团，只怕有得力支持的旧派早就发难了，绝不会坐等在新政中获利的集团坐大到今天。
在朝廷的新政中获利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小世家和新世家，还有一个就是农民。现在朝廷的重商政策使得商贾阶层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本来毫无地位的商人大都是依附于世家的，而随着在政治上对商贾的束缚也逐渐放松，商贾子弟开始等同于良家子，开始倾向于独立了。从办今春秋开始，商人就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李诵的默许乃至放纵之下，现在商贾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利益诉求的群体，并且渴望在朝政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这次筹划的收复陇右河西之战，背后就有几家大商会的影子，毕竟打通了河西走廊，大唐的商路才可能贯通。有的陆路的大商人甚至扬言说，如果朝廷的大军能够收复安西和北庭，他愿意捐出一半身家作为军费。虽然有点暴发户的心态，但是这也说明了大唐商人的自信和富有。
出于平衡的需要，小世家和新世家历来是朝堂上不可少的花边，有许多时候小世家里往往能出大人物，这就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但是小世家还有新世家的根基毕竟不如老的世家那么深厚，而且大都会在短时间内选择通过联姻等形式和老世家结成利益同盟，借助大世家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大世家的外围附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朝廷百年来不断通过培植新的世家、扶持小世家来平衡大世家，可是努力总是如同肉包子打狗。世家依然占据着大量资源。到了李诵的时代，重商的杠杆搅动了世家之间原来的势力分配。
从海贸开始，李诵就授意柳宗元侧重于扶持小世家以及于世家保持距离的中等规模的商贾，七八年下来，许多中等规模的商贾跻身豪富，身家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依附世家的大商贾，搞得长安、洛阳这样的政治中心还有扬州、杭州、广州、江陵这样的商业都市房价暴涨，而许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世家在撕掉轻商的面纱后，实力陡然暴涨。假以时日，这些新兴的世家必然会拥有和那些抱残守缺的老世家一较短长的势力，成为一些老旧世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而靠着新政取得军功和政绩的新世家，比如高崇文这样的，出身市井，没有那么多束缚，从新政中获益极多，这些人必然也是新政的支持者。
新政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使得大量已经沦为流民的农民重新拥有了土地或者较为稳定的工作，尽管这些土地大多是处于边地，还有江南荆楚一带的未开发的不毛之地，但是农民们还是感恩戴德，卖力劳作，即使是在边地成为屯民的流民也是如此。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要求是最低的呢，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做了分内之事的官员都会被抬举为青天。可叹的是那些号称诗礼传家的世家大族，居然连这一口饭都不肯给他们吃，最后弄得个玉石俱焚的结果。
和农民一样得利的还有市民，随着长安拆除各坊之间的围墙，各地纷纷效仿，市民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市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和农民不同，这个阶层生长在城市，前身是各种身份的人都汇聚在这个阶层里，比如寒门士子，落魄贵族，新兴商贾，务工农民。这个阶层不缺钱，不缺见识，不缺钱，其中有不少人家经营几代往上一步就是新士族。农民和市民也是新政的当然支持者。
在朝廷，新政的支持者力量也很强大。韦执宜、柳宗元、王伾、程异、吕温、韩泰、陈谏、韩晔、凌准、陆质等当年的东宫集团成员逐渐成长为朝野和地方的重要力量，而袁滋、郑絪等保守力量先后被贬斥、外放出朝，启用的旧臣如陆贽，新拔擢的一干重臣比如李吉甫、李绛、裴垍、裴度、韩愈、崔群等人虽然有人出身世家，但是大都是开明之人，目光长远，而且也是新政的获利者，就算心理上仍然站在保守派一边，可是心理能抵触，手能推开吗？
不过新党的实力虽然壮大迅速，但是毕竟根基浅薄，而且主要得力于皇帝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一旦失去了这种支持，好日子就会到头，他们的产业可以轻松地转入既得利益者名下。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旧党现在虽然从新政中获利不如新党，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几百年的世家大族，无数从曾经的新政获利者转变为既得利益者的新兴家族，就如炭火一样，虽然火头看起来不大，只要一拨弄，就能燃起滔天的火焰。
就李诵本人而言，自然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偏向于支持新政。李诵深知，只有新政继续，这个帝国才不至于日渐衰落，在九世纪退出历史的舞台，自己开创的中兴事业也才能继续下去。而自己的继任者，会是新政的支持者吗？
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好，不然西征的开始就是内斗的开始，西征的结束，或许也就是新政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