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时终于看清前一幕是悲剧还是喜剧。然而逝去的一切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我始终认为我曾看见到幸福的样子，我保守了躯体的完整和骄傲的神色。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已经足够。
我生活在30年代的旧上海。走在斑驳的阴湿弄堂里，着一身黑色底绣着紫色小花的旗袍，精致的细跟皮鞋拖沓着。烫过的卷发有刺鼻药水的味道，眯缝的眼睛游离在昏黄窗子。
从窗子里飘出老唱机近乎呢喃的节拍，屋内有人迈着轻盈的步子跳着狐步舞。适可而止的暧昧属于恋人与朋友之间。来来往往，难分难辩。
我的名字依然叫做苏，如落单的一只鸟抖掉翅膀上脱落羽毛，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城市最阴暗的角落喘息。
街口的早点摊在清晨时分开始喧闹，操着快而轻的上海话吆喝着。我用白色手帕掩住呼吸，在拥挤的人群中晃过。大碗的豆浆，近乎成了黑色的油锅翻滚着油腻腻的油条。人们仍津津有味吃着吃食，开始一天的生活。
隔壁住着的阿花脸上有前夜未卸下的浓妆，骨瘦如柴的身子罩着粉嫩色睡衣，凌乱的头发散扬着鸦片的味道。手中端着豆浆向我微笑，无力而虚弱的媚笑。
在擦身时定睛看阿花的耳垂，坠着翡翠的耳坠。那是阿花唯一没有变卖的首饰，我想也许明天她会将翡翠耳坠换取鸦片，她会在鸦片迷乱后清醒时落泪。变卖了感情过后，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无谓。
我在夜总会唱歌，沙哑低沉的声音吟唱着让我作恶的情歌。迷醉在舞池中的红男绿女我不曾记得一张面孔，我只记得其中某个男人的名字——陈。
那天夜里，上海下着淅沥的小雨。我撑着油伞走在雨中，想起了电影院里放映过的周旋的电影。家中的老唱机里是周旋的花样年华。我喜欢这个女子，一场彻底的悲剧，就如她的名字周旋。在爱与不爱之间周旋徘徊，一个可以容她恬静的寄居的男子都无。
一辆车驶过激起地面上的积水，溅在我旗袍下摆，湿了我原本湿透的鞋子。雨伞在慌恐的手中挣脱，随风飘在不远处打着圈。车子就停靠在油伞旁边。
我记得陈的袜子，在他从车子中伸出的左脚我看到蓝色袜子衬着黑亮的皮鞋。第一次如此的对男人的某个部分看得仔细。
陈绅士的拾起油伞，在我头上撑起。端详着我被雨水淋湿后的颤抖。
苏？
是的。
喜欢你唱得那首忘不了。
透过窄框眼镜我看到一双温暖陌生的眼睛，我始终不能明白那是怎样的眼神，可以在深夜的雨中让我失去知觉一味的轻颤。
你的头发应该用啤酒染成红色，在理发店里用德国的啤酒将头发短时间的发酵。陈说。
你应该学会微笑，就象餐馆里香烟海报上的女子一样，陈说
你应该换一种色调的衣衫，比如蓝色。陈说。
象你袜子的颜色？我说。
时常去的那家餐馆门前站着两名肤色近黑的印度男人，为每个客人开车门。一口流利的英语，流畅的象一首歌曲中的某一句。那时因为有陈，所以才会有资格出没在其中。吃着微辣的咖喱，喝着甘醇的红葡萄酒。相对无言听着餐馆里刀叉滑动在白色瓷具上的声音，还有旁边桌子蓝眼睛黄头发洋人吃食的咀嚼声。
第一次与男子在工作的夜总会漫舞，就是弄堂里垂下窗帘，将台灯用报纸罩上后跳得那种狐步舞。你来我往，傲慢的步伐让人迷失在音符中。无论对方是谁，这只是瞬间的碰触。当音乐停止，交握的双手从暧昧与温度中抽离。
对陈的背景一无所知，我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陈会消失在这里。也许是音乐停止的时候，也许在我转身之后。
我忘记了陈消失在哪年哪月哪天。对我来说陈的出现是意料之外，陈的离去是意料之中。
我们只能在十几公分的距离中凝望，没有依偎。饮酒撞杯的清脆的声音是心碎，零散在回忆中无力追忆。若有似无的爱与被爱在缘分的掌心被安排，注定逝去在沉默与安静里。
陈消失的第三天，我确定他将不再回来。我站在舞台上面无表情的唱着忘不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好午后电车上，铜铃叮令令的响着。慵懒的眼神在折射进的阳光中弥漫。皮包里是在先施百货买到的洋烟，还有一双蓝色的男袜。
我不知道我应该送给谁，也许我应该珍藏在柜子里。等到可以得到它们的男子出现。我不知道阿花的鸦片和爱情的味道有何差别，一旦沾染就会不能自已。
辞掉了工作，在弄堂里寄居。每天会俯在窗台上，吸烟看人影交错，听夜里老唱机哽咽着花样年华。有时我会站在阳台上唱忘不了，晾晒我那些发霉的旗袍。有时在雨天奔跑着穿过深深的巷子里，或是用指尖在苔藓上写自己的名字。
阿花去世的前一夜，她将我叫到她的床前。那对翡翠的耳坠落在我手心。
它还在。我说。
人总要留些什么给自己。尤其是女子，你留下什么给自己？阿花问。
一个人地老天荒。我说。
如今，我已经老去。柜子中的蓝色袜子终究没有送出，阿花的耳坠已经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变卖换取了香烟。我褶皱的手象戈壁的枯树枝桠，失去了所有语言是个哑巴。仍住在幽深的弄堂。这里现在是上海最后贫民区，潮湿，阴冷，肮脏。
几十年我一直想，也许陈回来过，只是因为我已经离开，所以错过。也许陈并没有想过要回来，他在偌大的上海的某个地方幸福的生活。他淡忘了有名女子在深夜的雨中颤抖，在舞池中一起跳着狐步舞短暂的暧昧。
我生活在30年代的旧上海。走在斑驳的阴湿弄堂里，着一身黑色底绣着紫色小花的旗袍，精致的细跟皮鞋拖沓着。烫过的卷发有刺鼻药水的味道，眯缝的眼睛游离在昏黄窗子。
从窗子里飘出老唱机近乎呢喃的节拍，屋内有人迈着轻盈的步子跳着狐步舞。适可而止的暧昧属于恋人与朋友之间。来来往往，难分难辩。
我的名字依然叫做苏，如落单的一只鸟抖掉翅膀上脱落羽毛，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城市最阴暗的角落喘息。
街口的早点摊在清晨时分开始喧闹，操着快而轻的上海话吆喝着。我用白色手帕掩住呼吸，在拥挤的人群中晃过。大碗的豆浆，近乎成了黑色的油锅翻滚着油腻腻的油条。人们仍津津有味吃着吃食，开始一天的生活。
隔壁住着的阿花脸上有前夜未卸下的浓妆，骨瘦如柴的身子罩着粉嫩色睡衣，凌乱的头发散扬着鸦片的味道。手中端着豆浆向我微笑，无力而虚弱的媚笑。
在擦身时定睛看阿花的耳垂，坠着翡翠的耳坠。那是阿花唯一没有变卖的首饰，我想也许明天她会将翡翠耳坠换取鸦片，她会在鸦片迷乱后清醒时落泪。变卖了感情过后，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无谓。
我在夜总会唱歌，沙哑低沉的声音吟唱着让我作恶的情歌。迷醉在舞池中的红男绿女我不曾记得一张面孔，我只记得其中某个男人的名字——陈。
那天夜里，上海下着淅沥的小雨。我撑着油伞走在雨中，想起了电影院里放映过的周旋的电影。家中的老唱机里是周旋的花样年华。我喜欢这个女子，一场彻底的悲剧，就如她的名字周旋。在爱与不爱之间周旋徘徊，一个可以容她恬静的寄居的男子都无。
一辆车驶过激起地面上的积水，溅在我旗袍下摆，湿了我原本湿透的鞋子。雨伞在慌恐的手中挣脱，随风飘在不远处打着圈。车子就停靠在油伞旁边。
我记得陈的袜子，在他从车子中伸出的左脚我看到蓝色袜子衬着黑亮的皮鞋。第一次如此的对男人的某个部分看得仔细。
陈绅士的拾起油伞，在我头上撑起。端详着我被雨水淋湿后的颤抖。
苏？
是的。
喜欢你唱得那首忘不了。
透过窄框眼镜我看到一双温暖陌生的眼睛，我始终不能明白那是怎样的眼神，可以在深夜的雨中让我失去知觉一味的轻颤。
你的头发应该用啤酒染成红色，在理发店里用德国的啤酒将头发短时间的发酵。陈说。
你应该学会微笑，就象餐馆里香烟海报上的女子一样，陈说
你应该换一种色调的衣衫，比如蓝色。陈说。
象你袜子的颜色？我说。
时常去的那家餐馆门前站着两名肤色近黑的印度男人，为每个客人开车门。一口流利的英语，流畅的象一首歌曲中的某一句。那时因为有陈，所以才会有资格出没在其中。吃着微辣的咖喱，喝着甘醇的红葡萄酒。相对无言听着餐馆里刀叉滑动在白色瓷具上的声音，还有旁边桌子蓝眼睛黄头发洋人吃食的咀嚼声。
第一次与男子在工作的夜总会漫舞，就是弄堂里垂下窗帘，将台灯用报纸罩上后跳得那种狐步舞。你来我往，傲慢的步伐让人迷失在音符中。无论对方是谁，这只是瞬间的碰触。当音乐停止，交握的双手从暧昧与温度中抽离。
对陈的背景一无所知，我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陈会消失在这里。也许是音乐停止的时候，也许在我转身之后。
我忘记了陈消失在哪年哪月哪天。对我来说陈的出现是意料之外，陈的离去是意料之中。
我们只能在十几公分的距离中凝望，没有依偎。饮酒撞杯的清脆的声音是心碎，零散在回忆中无力追忆。若有似无的爱与被爱在缘分的掌心被安排，注定逝去在沉默与安静里。
陈消失的第三天，我确定他将不再回来。我站在舞台上面无表情的唱着忘不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好午后电车上，铜铃叮令令的响着。慵懒的眼神在折射进的阳光中弥漫。皮包里是在先施百货买到的洋烟，还有一双蓝色的男袜。
我不知道我应该送给谁，也许我应该珍藏在柜子里。等到可以得到它们的男子出现。我不知道阿花的鸦片和爱情的味道有何差别，一旦沾染就会不能自已。
辞掉了工作，在弄堂里寄居。每天会俯在窗台上，吸烟看人影交错，听夜里老唱机哽咽着花样年华。有时我会站在阳台上唱忘不了，晾晒我那些发霉的旗袍。有时在雨天奔跑着穿过深深的巷子里，或是用指尖在苔藓上写自己的名字。
阿花去世的前一夜，她将我叫到她的床前。那对翡翠的耳坠落在我手心。
它还在。我说。
人总要留些什么给自己。尤其是女子，你留下什么给自己？阿花问。
一个人地老天荒。我说。
如今，我已经老去。柜子中的蓝色袜子终究没有送出，阿花的耳坠已经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变卖换取了香烟。我褶皱的手象戈壁的枯树枝桠，失去了所有语言是个哑巴。仍住在幽深的弄堂。这里现在是上海最后贫民区，潮湿，阴冷，肮脏。
几十年我一直想，也许陈回来过，只是因为我已经离开，所以错过。也许陈并没有想过要回来，他在偌大的上海的某个地方幸福的生活。他淡忘了有名女子在深夜的雨中颤抖，在舞池中一起跳着狐步舞短暂的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