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选举战场
这种情势双方都心中像雪花一样的明白。但是，在皖系的棋盘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弱点，但却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徐州，江苏西北部的沿着陇海路的徐州向西延黄河故道突出，和同样沿着陇海路向东突出的商丘地区形成一个南北宽80-100公里，东西200多公里的条形带，正好隔开了山东和安徽。而这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张文生作为张勋的旧部虽然投靠了段祺瑞，但是他们中间存在某种隔阂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不能不拨动双方的心铉。
而张文生能够做到今天证明他也不是易与的人物，何况他现年已经57，也已经算是个老资格的军阀了。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一般都是先做摇摆状，让两边的人均看到希望，然后让他们竞相出价，然后找一个出价可以，也更可靠的人靠上去，这一招谁都会。在20年、21年的时候，张文生都在耍两面派，他一方面向段祺瑞现殷勤，以便通过段像日本人获得援助，另一方面又同意江苏省府提出的镇沂铁路计划。
但是，无论皖系还是日本都知道徐州的战略地位，因此他们怎会轻易的让直系插足。不论是原敬、加藤还是山本，他们虽然手段不同，但是在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上还是相同的，很不幸的是他们在徐州的明争暗斗上没有多少差别，他们都致力于使徐海地区保持在段祺瑞的麾下，而不是倒向徐海地区在行政上的隶属者江苏。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92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加藤内阁推动下，日本以武装张文生一个师的部队并向他提供800万日元贷款开发徐州煤矿、铁矿为代价，确保了张文生同日本以及段祺瑞的“特殊关系”
而李纯则气的半死，他两年多心血付诸东流，但是对于这些秘密协议他也只能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江苏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江苏几乎没什么重工业，他创立的镇江兵工厂，由于没有足够的原料而难以满足大规模制造武器的要求，何况建立一个兵工厂如果从头开始又没有外援，那是十分艰难的事。李纯对于扩军可以答应，但是如果要武器，他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因为他自己都显得不够用，在他的南方和西方，不论浙江还是安徽，在日本的支持下，都开始相对快速的扩军，他怎么会把英美援助的有限军备交到一个政治倾向难以保证的人呢？
但是，显然的，张文生彻底倒向皖系，造成了他的周边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一方面他开始向同盟这样的强大力量求援，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大幅调整针对直系内部方针，那就是和内部稳定而且兵强马壮的吴佩孚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湖北出现内乱后，李纯为了不使施在皖系安徽西部的强大压力消逝，支持吴佩孚南下就很自然了，因为，湖北对他是鞭长莫及，对吴佩孚则是口边之物。虽然这样意味着李纯让出了直系在政坛上的头把交易，但是他似乎无可选择。
但是，湖北事变后，江苏民国党的首脑张謇巧妙的利用了种种情势说服了李纯加强议会的力量。李纯接受民国党的主张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想通过废除地方镇守制度一方面是的自己能够更有效的加强对江苏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的除掉“恣意妄为”张文生部。而要为这些行为披上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采用在湖南、湖北、西南、北疆诸省采用的地方民主自治的形式。
当然，民国党人也做出了保证，那就是省长一职非他莫数，尽管他可以不是民国党员。与此同时，孙宝琦则在我的密授下，向李纯保证，同盟盟约有保护维护民国民众之自由、民主的词句，因此，倘若江苏实行宪政，那么同盟就可依据法律名正言顺的进行干预。于是，李纯突然对地方自治来了极大的热情，1923年，李纯决定在江苏进行新一届省议会的选举，按照计划新议会将会在24年的春天也就是3月份召开，他还公开发表了支持民国党的言论。与此同时，民国党人为了赢得大选，开始在全省展开立宪自治的宣传，当然废除镇守使不可能不被提及。
江苏的镇守使有苏常、江宁、通海、淮阳、徐海五个，其中只有江宁镇守使是第6师师长，其余苏常朱熙、通海马玉仁、淮阳（淮安）张仁奎都是些地方军旅长，而齐本人李纯最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徐海镇守使不被李纯控制。在这场为了立宪自治而有民国党在台上大唱一台戏中，除了徐海张文生反对外，其他是一片附和之声，当然这些镇守使也会获得可观的“赞成费”
张文生很快就发现他处于极为不利的政治地位，民主这个幌子如今在东方具有非凡的魔力，他当然记得年初的王占元的下场，到现在，吴佩孚在湖北还被称为“民主的守护者”享受着非凡的政治光环。吴佩孚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大收获，而且他通过废除镇守制度，获得了湖北高达万人的正规军队的调动权，这些军队可以在命令下达后毫无反抗的开往任何的地点，因为他们既不和后方某个地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又不用担心后方的骚乱。
当然，对于李纯的突然变招，段期瑞和日本虽然感到“突然”、“意外”但是他们当然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先后因为搞帝制、“假民主”而恨死、流亡、下野，如今，关内关外已有十几个省份实现了不同形式、程度民主自治，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地区政治日趋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而日本的今天的地位不也是被宣称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产物吗？事实证明中国人可以很好的实行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国的繁荣，那么那些曾经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自然他们不能公开宣称“我绝不容许中国强大”、“我是个坚定的**主义者”那么他们至少要适应游戏规则，政治家们总有办法让相同的东西为截然相反的目的服务，他们有这种独特的天分。于是，为了截然相反的目的，一场选举大战在江苏的土地上展开，其惨烈的程度似乎预示着什么。
自从李纯去年5月份决定举行大选以来，江苏民国党上下纷纷受大巨大鼓舞，当然很多人都不确知同盟和李纯之间的暗中交易，尽管很多人知道同盟和李纯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易。江苏是最早同盟签订厘税同盟的经济、人口大省，这使得江苏轻工业的发展获得了独特的优势，在1922年初以来，江苏苏南沪宁线、沿江地区的庞大轻工业带获得快速的发展，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30%，对上海、浙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上海由于处于皖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的控制之下，一度对同盟没有特殊的友好感情，也对厘税同盟没有大的热心。但是，在1923年，上海地区的轻工业出现了增长乏力以及不断向江苏境内转移的现象，甚至航运业企业也向江苏沿江港口转移而不是通过上海转口。而这显然关系到了这位上海实际控制着的发财大计，与此同时，实业界、有十四家大型银行控制的银行业协会也频频游说建立上海地区与同盟的特殊经济关系，以为上海的发展打开通道。
经受不了发财的诱惑以及经济界财主们的轰炸，何丰林终于在1月8日同盟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并有实力强大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持上海金融界的监管任务，当然，这当中每年少不了他的不少好处。何丰林同卢永祥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当然需要他的同意，不过对于大修铁路、整军备战的卢永祥而言，维持上海的经济发展对他同样十分重要，尽管他以日本为靠山，但是一个合理的想法或许是，如果能够少依赖，那么还是少依赖的好。
毕竟上海每年都向他孝敬不少，况且上海的压力浙江同样有，浙江的工业被来就不如江苏，在没有税收优势后，经营上就更加困难。但是，这要上海和同盟签订厘税同盟，浙江实际上只需要稍做些技术处理，就可以在出口上获得税收优惠，而不需在进口税上做出让步，这样的好事是没有人不做的。这样到本年初同盟的经济同盟体系包括陕西、宁夏、新疆、江苏、上海，与此同时，同盟与整个西南同盟签订经济同盟的谈判也正在进行，同盟在统一市场方面做出的努力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赞同，他们把这看成是降低中国内地的实际关税保护率一条途径。
在浙沪两地为了缓解江苏的经济压力而迎头赶上的时候，江苏已经通过民国党利用特殊的军事对峙形势开始实现军政分离，建立形式上民主自治政府，尽管这个政府已开始就被设计成披着幌子的军阀政府，但是毕竟在形式上他是民主的，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了在政府的日常治理中实现相对真实的民主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在李纯当了省长后，以他的政治治理水平是不可能管理省府日常事务的，那么一个位他所接受的民国党副手的上台旧不可避免的，因为毕竟是民国党在形式上把他送上省长宝座的。政府的治理水平是直接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而不是所谓的高层民主的真实性，尽管后者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
正因为江苏庞大的工商业集团在和同盟的经济联系中获得了非凡的经济收益，因此有着强烈同盟背景民国党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很好不为奇了。中国的选举制度是符合最低纳税者有选举权，由于最低纳税较高，这就是是的选民集中在工商业集团，即如此，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民国党赢得选举似乎没什么可怀疑的。中国有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商人和地主巧妙的集合在一起，就是两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比例，这两者有紧密的各种政治势力相结合。
在政治上，如果说早先的情况是地主领导商人的情况，那么在经过了甲午依赖20十多年的工商业的发展后，情况也就到了个颠了。因此赢得了商人就可以在选举中获得无可争议的胜利。而这些都是深谙选举政治的张謇和江苏民国党人所了解的，因此他们在给我的信、电报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选举政治角度来说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有军事力量的一方在选举中一旦失利，就必须毫不犹豫动用他们的暴力机器甚至是军事镇压，这也得到了民国十年历史的证明，而我这个军阀出生的改良派自然也深深了解这一点。从各种信息看，到12月为止，事情还算正常，当我再张謇的信中看到“即使在徐海地区我们也有足够信心赢得选举”这样的语句时，我就知道对方从新发牌的时间大概不远了。
果不其然，到今年1月份，就传来的各种令人不愉快的信息，有数名徐海区民国党候选人遭受“强盗袭击”身亡，而江苏民国党向徐海当局的交涉自然毫无结果。情况还不止这些，很多事情让人想起了当年安福国会的选举是的情况，这个国会纯粹大部分议员是内定，然后用金钱、暴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上台的，而我在1920年把这个国会彻底的变成了一个花瓶，让他除了表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标签外，一无其他用处。
到2月初的时候，一些奇谈怪论终于暴露了皖系方面的真实面目“既然省可立宪自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立宪自治呢？”好嘛，这么“高明的主意”除了段祺瑞，我相信没有其他人能够想得出来，这个通过安福国会的选举就可以知道他在操纵选举以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的方面具有非凡的天分。自然，这种“谬论”遭到了民国党上下的一致反驳，但是我知道争论并不是制造出这样的理论的人的真实目的，理论是说服不了他们的，何况这样的理论即使在立宪自治理论的发源地西方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通过形式上似乎很民主的方法“合法、合理”保留皖系对徐海地区的实际控制。
我知道这场民主与民主的对决终将毫无结果，当双方骑虎难下的时候，武力似乎将成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道路。鉴于这种预见，我一方面向吴佩孚、李纯打招呼，让他们做好一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我也向江苏民国党当局写信表述了我对时局发展的看法，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各种可能性，我还向防务总署下达了加紧组建拟议中的海军陆战队。
而张文生能够做到今天证明他也不是易与的人物，何况他现年已经57，也已经算是个老资格的军阀了。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一般都是先做摇摆状，让两边的人均看到希望，然后让他们竞相出价，然后找一个出价可以，也更可靠的人靠上去，这一招谁都会。在20年、21年的时候，张文生都在耍两面派，他一方面向段祺瑞现殷勤，以便通过段像日本人获得援助，另一方面又同意江苏省府提出的镇沂铁路计划。
但是，无论皖系还是日本都知道徐州的战略地位，因此他们怎会轻易的让直系插足。不论是原敬、加藤还是山本，他们虽然手段不同，但是在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上还是相同的，很不幸的是他们在徐州的明争暗斗上没有多少差别，他们都致力于使徐海地区保持在段祺瑞的麾下，而不是倒向徐海地区在行政上的隶属者江苏。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192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加藤内阁推动下，日本以武装张文生一个师的部队并向他提供800万日元贷款开发徐州煤矿、铁矿为代价，确保了张文生同日本以及段祺瑞的“特殊关系”
而李纯则气的半死，他两年多心血付诸东流，但是对于这些秘密协议他也只能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因为江苏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江苏几乎没什么重工业，他创立的镇江兵工厂，由于没有足够的原料而难以满足大规模制造武器的要求，何况建立一个兵工厂如果从头开始又没有外援，那是十分艰难的事。李纯对于扩军可以答应，但是如果要武器，他是不可能拿出来的，因为他自己都显得不够用，在他的南方和西方，不论浙江还是安徽，在日本的支持下，都开始相对快速的扩军，他怎么会把英美援助的有限军备交到一个政治倾向难以保证的人呢？
但是，显然的，张文生彻底倒向皖系，造成了他的周边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一方面他开始向同盟这样的强大力量求援，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大幅调整针对直系内部方针，那就是和内部稳定而且兵强马壮的吴佩孚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湖北出现内乱后，李纯为了不使施在皖系安徽西部的强大压力消逝，支持吴佩孚南下就很自然了，因为，湖北对他是鞭长莫及，对吴佩孚则是口边之物。虽然这样意味着李纯让出了直系在政坛上的头把交易，但是他似乎无可选择。
但是，湖北事变后，江苏民国党的首脑张謇巧妙的利用了种种情势说服了李纯加强议会的力量。李纯接受民国党的主张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想通过废除地方镇守制度一方面是的自己能够更有效的加强对江苏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的除掉“恣意妄为”张文生部。而要为这些行为披上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采用在湖南、湖北、西南、北疆诸省采用的地方民主自治的形式。
当然，民国党人也做出了保证，那就是省长一职非他莫数，尽管他可以不是民国党员。与此同时，孙宝琦则在我的密授下，向李纯保证，同盟盟约有保护维护民国民众之自由、民主的词句，因此，倘若江苏实行宪政，那么同盟就可依据法律名正言顺的进行干预。于是，李纯突然对地方自治来了极大的热情，1923年，李纯决定在江苏进行新一届省议会的选举，按照计划新议会将会在24年的春天也就是3月份召开，他还公开发表了支持民国党的言论。与此同时，民国党人为了赢得大选，开始在全省展开立宪自治的宣传，当然废除镇守使不可能不被提及。
江苏的镇守使有苏常、江宁、通海、淮阳、徐海五个，其中只有江宁镇守使是第6师师长，其余苏常朱熙、通海马玉仁、淮阳（淮安）张仁奎都是些地方军旅长，而齐本人李纯最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人当中只有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徐海镇守使不被李纯控制。在这场为了立宪自治而有民国党在台上大唱一台戏中，除了徐海张文生反对外，其他是一片附和之声，当然这些镇守使也会获得可观的“赞成费”
张文生很快就发现他处于极为不利的政治地位，民主这个幌子如今在东方具有非凡的魔力，他当然记得年初的王占元的下场，到现在，吴佩孚在湖北还被称为“民主的守护者”享受着非凡的政治光环。吴佩孚不但获得了政治上的大收获，而且他通过废除镇守制度，获得了湖北高达万人的正规军队的调动权，这些军队可以在命令下达后毫无反抗的开往任何的地点，因为他们既不和后方某个地方有着特殊的关系，又不用担心后方的骚乱。
当然，对于李纯的突然变招，段期瑞和日本虽然感到“突然”、“意外”但是他们当然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先后因为搞帝制、“假民主”而恨死、流亡、下野，如今，关内关外已有十几个省份实现了不同形式、程度民主自治，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地区政治日趋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而日本的今天的地位不也是被宣称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产物吗？事实证明中国人可以很好的实行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国的繁荣，那么那些曾经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自然他们不能公开宣称“我绝不容许中国强大”、“我是个坚定的**主义者”那么他们至少要适应游戏规则，政治家们总有办法让相同的东西为截然相反的目的服务，他们有这种独特的天分。于是，为了截然相反的目的，一场选举大战在江苏的土地上展开，其惨烈的程度似乎预示着什么。
自从李纯去年5月份决定举行大选以来，江苏民国党上下纷纷受大巨大鼓舞，当然很多人都不确知同盟和李纯之间的暗中交易，尽管很多人知道同盟和李纯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易。江苏是最早同盟签订厘税同盟的经济、人口大省，这使得江苏轻工业的发展获得了独特的优势，在1922年初以来，江苏苏南沪宁线、沿江地区的庞大轻工业带获得快速的发展，每年的增长率都在20%-30%，对上海、浙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而上海由于处于皖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的控制之下，一度对同盟没有特殊的友好感情，也对厘税同盟没有大的热心。但是，在1923年，上海地区的轻工业出现了增长乏力以及不断向江苏境内转移的现象，甚至航运业企业也向江苏沿江港口转移而不是通过上海转口。而这显然关系到了这位上海实际控制着的发财大计，与此同时，实业界、有十四家大型银行控制的银行业协会也频频游说建立上海地区与同盟的特殊经济关系，以为上海的发展打开通道。
经受不了发财的诱惑以及经济界财主们的轰炸，何丰林终于在1月8日同盟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并有实力强大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持上海金融界的监管任务，当然，这当中每年少不了他的不少好处。何丰林同卢永祥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当然需要他的同意，不过对于大修铁路、整军备战的卢永祥而言，维持上海的经济发展对他同样十分重要，尽管他以日本为靠山，但是一个合理的想法或许是，如果能够少依赖，那么还是少依赖的好。
毕竟上海每年都向他孝敬不少，况且上海的压力浙江同样有，浙江的工业被来就不如江苏，在没有税收优势后，经营上就更加困难。但是，这要上海和同盟签订厘税同盟，浙江实际上只需要稍做些技术处理，就可以在出口上获得税收优惠，而不需在进口税上做出让步，这样的好事是没有人不做的。这样到本年初同盟的经济同盟体系包括陕西、宁夏、新疆、江苏、上海，与此同时，同盟与整个西南同盟签订经济同盟的谈判也正在进行，同盟在统一市场方面做出的努力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赞同，他们把这看成是降低中国内地的实际关税保护率一条途径。
在浙沪两地为了缓解江苏的经济压力而迎头赶上的时候，江苏已经通过民国党利用特殊的军事对峙形势开始实现军政分离，建立形式上民主自治政府，尽管这个政府已开始就被设计成披着幌子的军阀政府，但是毕竟在形式上他是民主的，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了在政府的日常治理中实现相对真实的民主提供了条件。事实上，在李纯当了省长后，以他的政治治理水平是不可能管理省府日常事务的，那么一个位他所接受的民国党副手的上台旧不可避免的，因为毕竟是民国党在形式上把他送上省长宝座的。政府的治理水平是直接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而不是所谓的高层民主的真实性，尽管后者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
正因为江苏庞大的工商业集团在和同盟的经济联系中获得了非凡的经济收益，因此有着强烈同盟背景民国党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很好不为奇了。中国的选举制度是符合最低纳税者有选举权，由于最低纳税较高，这就是是的选民集中在工商业集团，即如此，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民国党赢得选举似乎没什么可怀疑的。中国有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商人和地主巧妙的集合在一起，就是两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比例，这两者有紧密的各种政治势力相结合。
在政治上，如果说早先的情况是地主领导商人的情况，那么在经过了甲午依赖20十多年的工商业的发展后，情况也就到了个颠了。因此赢得了商人就可以在选举中获得无可争议的胜利。而这些都是深谙选举政治的张謇和江苏民国党人所了解的，因此他们在给我的信、电报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选举政治角度来说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有军事力量的一方在选举中一旦失利，就必须毫不犹豫动用他们的暴力机器甚至是军事镇压，这也得到了民国十年历史的证明，而我这个军阀出生的改良派自然也深深了解这一点。从各种信息看，到12月为止，事情还算正常，当我再张謇的信中看到“即使在徐海地区我们也有足够信心赢得选举”这样的语句时，我就知道对方从新发牌的时间大概不远了。
果不其然，到今年1月份，就传来的各种令人不愉快的信息，有数名徐海区民国党候选人遭受“强盗袭击”身亡，而江苏民国党向徐海当局的交涉自然毫无结果。情况还不止这些，很多事情让人想起了当年安福国会的选举是的情况，这个国会纯粹大部分议员是内定，然后用金钱、暴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上台的，而我在1920年把这个国会彻底的变成了一个花瓶，让他除了表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标签外，一无其他用处。
到2月初的时候，一些奇谈怪论终于暴露了皖系方面的真实面目“既然省可立宪自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立宪自治呢？”好嘛，这么“高明的主意”除了段祺瑞，我相信没有其他人能够想得出来，这个通过安福国会的选举就可以知道他在操纵选举以达到自己的真实目的的方面具有非凡的天分。自然，这种“谬论”遭到了民国党上下的一致反驳，但是我知道争论并不是制造出这样的理论的人的真实目的，理论是说服不了他们的，何况这样的理论即使在立宪自治理论的发源地西方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通过形式上似乎很民主的方法“合法、合理”保留皖系对徐海地区的实际控制。
我知道这场民主与民主的对决终将毫无结果，当双方骑虎难下的时候，武力似乎将成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道路。鉴于这种预见，我一方面向吴佩孚、李纯打招呼，让他们做好一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我也向江苏民国党当局写信表述了我对时局发展的看法，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各种可能性，我还向防务总署下达了加紧组建拟议中的海军陆战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