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回蒋介石部署剿共毛泽东当选主席（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力，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委会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25日，中央执委会任命项英、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军委委员，项英为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27日，中央执委会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毛泽东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后，立即接到一个重大机密消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对这支部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原大战后，西北军一部被蒋介石收编，组成二十六路军。共产党员赵博生在该军担任参谋长，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团结了一批军官和士兵。后来，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广大官兵厌恶内战，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对根据地的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二十六路军官兵极大地民族义愤，纷纷要求抗日，屡次请战北上，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而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的歧视和压制，又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慨；部队中的反蒋仇日情绪普遍高涨。赵博生与军中的共产党员乘机动员大家起义，参加红军；得到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的赞同，也得到了许多下级官兵的积极响应。
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后，赵博生派共产党员袁汉澄，秘密进入瑞金，找到刘伯坚；介绍了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刘伯坚大喜道：“好，我带你立即去见毛主席。”路上，袁汉澄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刘伯坚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袁汉澄又问：“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刘伯坚道：“毛主席真是了不起。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列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二人边走边谈，很快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进入屋内，袁汉澄举目观看：房间的陈设极其简陋，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外，全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桌后站着身材高大、举止斯文的毛泽东。刘伯坚简单的汇报情况后，毛泽东开口就问：“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袁汉澄答道：“是。”毛泽东道：“说说二十六路军内地下党的情况吧。”刘伯坚回答道：“我在西北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泽东道：“有爱国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袁汉澄道：“我们在二十六路军里建立了党支部，赵博生同志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我们多次召集进步官兵会议，弟兄们厌恶内战，渴望与红军合作，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为国效力。”毛泽东道：“是啊，国难当头，蒋介石不去抗日，却要打内战。这很不得人心。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搞起义，有把握吗？”袁汉澄道：“有。”毛泽东道：“有多大把握？”袁汉澄道：“即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部是有绝对把握的。”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道：“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作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蒋介石的胸膛捅上一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请转告赵博生同志，能把二十六路军争取过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袁汉澄、刘伯坚立即返回宁都，向赵博生等人转告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期待。
12月2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宣布了宁都起义，率领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开进中央苏区。毛泽东非常关心，以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接见了起义部队的全体官兵。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红一方面军扩大到六万多人。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建设，特批董振堂、季振同、苏进、卢寿春等进步军官入党。同时，选派刘伯坚、肖劲光、何长工、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优秀党员到红五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毛泽东要求政治干部：“对红五军团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办事，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它改造成一支人民的军队。”“红五军团的普通士兵，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要注重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过去是白军，替军阀打仗，为军阀送命。现在是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是为了让穷人翻身而战。对他们的改造，关键是思想教育，要解决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经过各级党、团和政治干部的努力工作，红五军团官兵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大为提高。后人有诗议之曰：
新旧军队两重天，突出政治最明显。要为人民打天下，敢下火海上刀山。
宁都起义不久，周恩来到达瑞金，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便成了专职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半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周恩来接到中央的指示后，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多数与会代表发言拥护中央指示，主张立即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也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城。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在赣州南、北都屯有重兵，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然而，毛泽东的意见遭到了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中央代表团成员指责道：“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我们打下赣州后，再和毛泽东算账。”毛泽东沉默不语，无言辩解，只能眼看着别人夸夸其谈，横加指责。会议决定立即攻打赣州，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挂帅出征。彭德怀，湖南湘潭人，生的虎背熊腰，豹头环眼，性格刚正，脾气火爆。受命以后，急如星火，连夜率领红三军团向赣州进军。
会后，毛泽东心情郁闷，浑身不适，便向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了他的请求，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次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郊外的东华山古庙中休养。半月后，他从报上看到了日军侵袭上海，淞沪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立即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国内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然而，由于他在宣言中没有提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被拖了数月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毛泽东身居古庙，心忧天下。数次向中央局提出书面建议，均遭到否决，只好割断牵挂，专心读书。任凭窗外时光飞逝，每日忘情于黄卷青灯。
忽一日，中央局军委主席项英飞马上山，抢进古庙，高叫：“大事不好。”毛泽东放下书卷，气定神闲地道：“何事慌张？”项英道：“前线急电，攻打赣州的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处境万分危急。”毛泽东亦吃一惊，道：“打了多久？”项英道：“城下鏖战已三十三天，赣州久攻不克，我军伤亡已达三千余人。敌人援兵已赶到城外，对红三军团形成夹击之势。该如何应对，特来请你定夺。”毛泽东摊开地图，沉思良久，道：“急电红五军团，火速出动，袭击敌援军后背。红三军团乘机撤退。”项英急忙下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将红三军团撤回。攻打赣州之役，以失败告终。
项英走后，毛泽东极不放心，带上警卫班战士，抱病下山。数日后，毛泽东赶到长汀红一军团驻地，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多方收集敌情。随后，又与红一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一道踏勘地形，分析研究。毛泽东道：“赣州之败，我军士气低落。必须打一个大胜仗，才能鼓舞士气。根据各种情报判断，直下漳州，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林彪、聂荣臻齐道：“愿闻其详。”毛泽东指着地图，分析道：“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之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是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敌军只有张贞一个师，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靠漳州西北之丘陵地区防御。”林彪道：“我军秘密出动，隐蔽接近敌防御地区，突然发起袭击，漳州唾手可得。”毛泽东大喜，赞道：“孺子可教也。”议定，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三人联名致电中央局，建议攻打漳州，以便重振军威。很快接到周恩来的批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指挥攻打漳州。”
1932年4月18日夜，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潜入漳州西北之丘陵地区。拂晓，毛泽东一声令下，全体将士发起突然袭击，枪声骤起，弹雨纷飞，军号凄厉，杀声震天。敌军两个团尚在睡梦之中，便被包围聚歼。只用了一个小时，即结束战斗，俘虏了敌团长及其以下一千四百多人。红一军团迅速突破敌军阵地，向漳州城区猛扑。敌酋张贞见屏障已失，大势已去，急忙下令烧毁军械库，率领残部弃城而逃。红一军团几乎兵不血刃，一路呼啸向前，仅用了半天时间，即占领了漳州城。
漳州之役，打得干脆利落、漂亮潇洒。而其缴获之丰，更是出乎意料之外。俘敌一千七百多人，缴枪二千四百余支，大炮十门，弹药无数；还有四十余辆汽车和数以吨计的金条、银元；还缴获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能飞。毛泽东命令将飞机改名为“马克思号”，飞回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架飞机而妥善保管。四十余辆汽车装载战利品和大批粮食、布匹等军需物资，浩浩荡荡的开回根据地。
红一军团在漳州停留了一月有余，又筹集到了一百多万银元。此时，敌情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陆上分数路向漳州杀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漳州，率领红一军团返回根据地。
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大败而返；红一军团攻打漳州，大胜而归。两次战役的结局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毛泽东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无比钦佩。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聂荣臻向毛泽东道：“主席，你真是料事如神。赣州大败，漳州大胜；全被你言中了。”毛泽东笑道：“此易知耳。赣州是敌强我弱，漳州是敌弱我强。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实击虚，以强胜弱，乃最起码的军事常识，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军事原则。”这正是：知己知彼筹划定，胜败全在预料中。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和觉悟力，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根据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委会领导下处理日常事务。25日，中央执委会任命项英、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军委委员，项英为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27日，中央执委会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毛泽东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后，立即接到一个重大机密消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对这支部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原大战后，西北军一部被蒋介石收编，组成二十六路军。共产党员赵博生在该军担任参谋长，秘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团结了一批军官和士兵。后来，蒋介石把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广大官兵厌恶内战，许多穷苦出身的士兵对根据地的红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九一八事变，引起了二十六路军官兵极大地民族义愤，纷纷要求抗日，屡次请战北上，均遭蒋介石严词拒绝。而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的歧视和压制，又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慨；部队中的反蒋仇日情绪普遍高涨。赵博生与军中的共产党员乘机动员大家起义，参加红军；得到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团长黄中岳的赞同，也得到了许多下级官兵的积极响应。
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后，赵博生派共产党员袁汉澄，秘密进入瑞金，找到刘伯坚；介绍了二十六路军准备起义的情况。刘伯坚大喜道：“好，我带你立即去见毛主席。”路上，袁汉澄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刘伯坚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袁汉澄又问：“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刘伯坚道：“毛主席真是了不起。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列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二人边走边谈，很快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进入屋内，袁汉澄举目观看：房间的陈设极其简陋，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外，全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桌后站着身材高大、举止斯文的毛泽东。刘伯坚简单的汇报情况后，毛泽东开口就问：“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袁汉澄答道：“是。”毛泽东道：“说说二十六路军内地下党的情况吧。”刘伯坚回答道：“我在西北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泽东道：“有爱国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袁汉澄道：“我们在二十六路军里建立了党支部，赵博生同志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我们多次召集进步官兵会议，弟兄们厌恶内战，渴望与红军合作，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为国效力。”毛泽东道：“是啊，国难当头，蒋介石不去抗日，却要打内战。这很不得人心。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搞起义，有把握吗？”袁汉澄道：“有。”毛泽东道：“有多大把握？”袁汉澄道：“即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部是有绝对把握的。”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道：“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作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蒋介石的胸膛捅上一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请转告赵博生同志，能把二十六路军争取过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袁汉澄、刘伯坚立即返回宁都，向赵博生等人转告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期待。
12月24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宣布了宁都起义，率领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开进中央苏区。毛泽东非常关心，以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接见了起义部队的全体官兵。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红一方面军扩大到六万多人。
毛泽东十分重视红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建设，特批董振堂、季振同、苏进、卢寿春等进步军官入党。同时，选派刘伯坚、肖劲光、何长工、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优秀党员到红五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毛泽东要求政治干部：“对红五军团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办事，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它改造成一支人民的军队。”“红五军团的普通士兵，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要注重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过去是白军，替军阀打仗，为军阀送命。现在是红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是为了让穷人翻身而战。对他们的改造，关键是思想教育，要解决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经过各级党、团和政治干部的努力工作，红五军团官兵的阶级觉悟、政治素质大为提高。后人有诗议之曰：
新旧军队两重天，突出政治最明显。要为人民打天下，敢下火海上刀山。
宁都起义不久，周恩来到达瑞金，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便成了专职的苏维埃政府主席。
半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周恩来接到中央的指示后，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多数与会代表发言拥护中央指示，主张立即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也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坚城。赣州三面环水，城墙高固，易守难攻。国民党在赣州南、北都屯有重兵，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然而，毛泽东的意见遭到了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中央代表团成员指责道：“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等我们打下赣州后，再和毛泽东算账。”毛泽东沉默不语，无言辩解，只能眼看着别人夸夸其谈，横加指责。会议决定立即攻打赣州，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挂帅出征。彭德怀，湖南湘潭人，生的虎背熊腰，豹头环眼，性格刚正，脾气火爆。受命以后，急如星火，连夜率领红三军团向赣州进军。
会后，毛泽东心情郁闷，浑身不适，便向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了他的请求，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次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郊外的东华山古庙中休养。半月后，他从报上看到了日军侵袭上海，淞沪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立即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国内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然而，由于他在宣言中没有提及“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被拖了数月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毛泽东身居古庙，心忧天下。数次向中央局提出书面建议，均遭到否决，只好割断牵挂，专心读书。任凭窗外时光飞逝，每日忘情于黄卷青灯。
忽一日，中央局军委主席项英飞马上山，抢进古庙，高叫：“大事不好。”毛泽东放下书卷，气定神闲地道：“何事慌张？”项英道：“前线急电，攻打赣州的红三军团腹背受敌，处境万分危急。”毛泽东亦吃一惊，道：“打了多久？”项英道：“城下鏖战已三十三天，赣州久攻不克，我军伤亡已达三千余人。敌人援兵已赶到城外，对红三军团形成夹击之势。该如何应对，特来请你定夺。”毛泽东摊开地图，沉思良久，道：“急电红五军团，火速出动，袭击敌援军后背。红三军团乘机撤退。”项英急忙下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将红三军团撤回。攻打赣州之役，以失败告终。
项英走后，毛泽东极不放心，带上警卫班战士，抱病下山。数日后，毛泽东赶到长汀红一军团驻地，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多方收集敌情。随后，又与红一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一道踏勘地形，分析研究。毛泽东道：“赣州之败，我军士气低落。必须打一个大胜仗，才能鼓舞士气。根据各种情报判断，直下漳州，有绝对取胜的把握。”林彪、聂荣臻齐道：“愿闻其详。”毛泽东指着地图，分析道：“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之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是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敌军只有张贞一个师，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靠漳州西北之丘陵地区防御。”林彪道：“我军秘密出动，隐蔽接近敌防御地区，突然发起袭击，漳州唾手可得。”毛泽东大喜，赞道：“孺子可教也。”议定，毛泽东、林彪、聂荣臻三人联名致电中央局，建议攻打漳州，以便重振军威。很快接到周恩来的批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指挥攻打漳州。”
1932年4月18日夜，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潜入漳州西北之丘陵地区。拂晓，毛泽东一声令下，全体将士发起突然袭击，枪声骤起，弹雨纷飞，军号凄厉，杀声震天。敌军两个团尚在睡梦之中，便被包围聚歼。只用了一个小时，即结束战斗，俘虏了敌团长及其以下一千四百多人。红一军团迅速突破敌军阵地，向漳州城区猛扑。敌酋张贞见屏障已失，大势已去，急忙下令烧毁军械库，率领残部弃城而逃。红一军团几乎兵不血刃，一路呼啸向前，仅用了半天时间，即占领了漳州城。
漳州之役，打得干脆利落、漂亮潇洒。而其缴获之丰，更是出乎意料之外。俘敌一千七百多人，缴枪二千四百余支，大炮十门，弹药无数；还有四十余辆汽车和数以吨计的金条、银元；还缴获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能飞。毛泽东命令将飞机改名为“马克思号”，飞回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架飞机而妥善保管。四十余辆汽车装载战利品和大批粮食、布匹等军需物资，浩浩荡荡的开回根据地。
红一军团在漳州停留了一月有余，又筹集到了一百多万银元。此时，敌情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陆上分数路向漳州杀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漳州，率领红一军团返回根据地。
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大败而返；红一军团攻打漳州，大胜而归。两次战役的结局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毛泽东也因此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无比钦佩。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聂荣臻向毛泽东道：“主席，你真是料事如神。赣州大败，漳州大胜；全被你言中了。”毛泽东笑道：“此易知耳。赣州是敌强我弱，漳州是敌弱我强。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实击虚，以强胜弱，乃最起码的军事常识，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军事原则。”这正是：知己知彼筹划定，胜败全在预料中。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