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回李大钊慷慨就义汪精卫公开分裂（上）
话说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镇天津，静观东南战局，希冀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吴佩孚、孙传芳迅速土崩瓦解，全面败北。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他带领大军入驻北京，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国家元首，全面接管了北洋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调集十万大军进入河南，分驻西平以北，及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企图阻止北伐军的进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张作霖加紧了对北京的舆论管制，搜捕革命党人、激进分子，将《京报》主笔邵飘萍、进步记者林白水抓住后，立即就地枪决。一日，张作霖接到告密，得知共产党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负责人藏匿在苏联大使馆内，他立即下令实施抓捕。副官从旁提醒道：“大帅不可，外国大使馆受国际公法保护，冲击使馆违背外交惯例。”张作霖骂道：“什么国际法，老子不管。俄国老毛子在东北横行霸道，老子忍了十多年。今天就要出这口恶气。”张作霖下令，奉军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动突然袭击，冲入使馆搜捕。在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
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官，张作霖大为兴奋，指令副官道：“抓住了罪魁祸首，关进监狱，严加审问，把北京的共产党、国民党给我一网打尽。”他们把李大钊等人关进北京第二监狱，组成军警法庭，不分昼夜，严刑拷打，逐个审问。
在法庭上，李大钊从容镇定，以法庭作战场，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法官问：“你是大学教授，生活条件优越，闹什么革命？”李大钊道：“我们闹革命，是因为你们的统治太黑暗、太野蛮。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解救全国人民。我们闹革命，就是要打倒你们的反动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法官道：“革命，革命。你就不怕我革了你的命？”李大钊哈哈大笑道：“共产党人愿以鲜血培育真理，用生命捍卫信仰。能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死，我感到无上光荣。”法官大惑不解，问道：“信仰？信仰比命还重要吗？”李大钊笑道：“愚昧。像你这种没有信仰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不配和我谈话。”法官恼羞成怒，大吼道：“你敢骂我。给我用刑。”数名刽子手冲上前来，将李大钊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抡起皮鞭，肆意抽打。李大钊被打得头破血流，满口血浆，依然神情自若，侃侃而谈：“皮鞭棍棒只能打烂我的肉体，永远也征服不了我的信仰。”“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你们这些刽子手，没有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只能作军阀的工具，真是不幸。我即使死了，我的信仰也会永远传承下去，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刽子手打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坐在椅子上呼呼喘气。李大钊讥笑道：“你不行嘛。我能承受皮鞭抽打，你却累得没劲了。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你没有。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法官无计可施，只好命人将李大钊押回牢房。
毒刑拷打持续了二十多天，三十多名被捕的仁人志士，个个遍体鳞伤，却无一人低头屈服。法官浑身疲惫，心情沮丧，赶往帅府，准备向张作霖汇报审讯结果。走到大堂门外，忽听得堂内有人哭泣，便止住脚步，从窗外偷窥；只见孙传芳正跪地哀号。原来，孙传芳自南京兵败后，带着一群残兵败将，如同丧家之犬，一路恓恓惶惶，逃到天津；始知张作霖已入驻北京。孙传芳又单人匹马窜到北京，抢进帅府，跪倒在张作霖面前，涕泪交流，哭诉道：“义父救命。孩儿的东南五省，全盘皆输，二十万兵马荡然无存。”言讫，以头抢地，大声嚎啕。张作霖眉头紧锁，拍桌喝斥道：“没出息的东西，别他娘的吊丧了。”孙传芳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止住哭声。张作霖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起来，我再拨给你五万兵马，去河南许昌布防，与敌人决一雌雄。”孙传芳闻言，连连叩头，口称：“谢义父，谢义父成全；孩儿立即就去。”说罢，起身离开。张作霖送到门口，一眼看见刑审法官，喝道：“你有何事？”法官急忙立正敬礼，报告道：“属下奉命审讯共党分子，前来禀报案情。”说着，随张作霖走进大堂，详细汇报了审讯结果。张作霖听罢，脸色铁青，立即下令：“妈那巴子，全部枪毙。不，用绞刑，不能让他们死的太便宜。”
1927年4月28日，刽子手在监狱后院布置了一排绞架，将李大钊、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人押到刑场。李大钊神情刚毅，昂首挺胸。他整了整身上血迹斑斑的灰布长袍，迈开大步，第一个走上刑台。面对着行刑法官、刽子手，李大钊慷慨激昂，大声演说：“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无法绞死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在全世界，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刽子手急忙跑上刑台，给李大钊套上绞索。李大钊被悬空吊起，壮烈牺牲。后人有诗赞之曰：
倡导新思想，缔造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热血育真理，舍生捍信仰。正气镇敌顽，昂首赴刑场。忠魂撼日月，英名万古香。
再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达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时，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称：“总理遗嘱，言犹在耳；蒋氏背叛，逆行已肆；屠杀革命民众，破坏国共合作，已成为人民之公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实行合作，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长沙先后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打倒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传遍城乡各地。
在讨蒋的声浪中，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在农村，各地农会逮捕了大批土豪劣绅，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少县区的农会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在城镇，工会组织和工人武装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会会员逾三百万人。武汉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名队员、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工人们从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到要求参加企业管理。
在讨蒋和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的同时，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东湖举行誓师典礼，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部入豫讨奉。紧接着，唐生智指挥北伐军沿京汉路北进，联合豫中各军分三路攻击奉军。随后，冯玉祥接受武汉政府委任，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出兵攻打洛阳。此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眼看张作霖陷入南北夹击之中，突然发布通电脱离北洋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武汉政府立即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出兵向娘子关前进。一时间，河南境内大军云集，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战况激烈。五月中旬起，北伐军先后与奉军交战于西平、漯河、许昌、临颍等地，歼灭奉军三万余人；兵锋直逼郑州。冯玉祥指挥的北路军也已攻克洛阳、孟津、偃师等地，挥师会攻郑州。奉军被迫弃城逃跑，孙传芳率领残兵败将退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和国民军占领郑州，是为“中原会师”；北伐战争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
正当河南境内激战犹酣之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发生质变。原来，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本家的极端仇视，他们纷纷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造成武汉政府财政枯竭。长期蛰伏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死灰复燃，纷纷窜到武汉，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相勾结，加紧破坏活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汪精卫责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接着，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污蔑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社会秩序”，“无异于反革命”，要求各级党部予以“严加制裁”。
形势日渐险恶，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做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认为在“中山舰事件”中让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党力量不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革命方法上的错误”；“土地革命深入会影响北伐，应等到北伐成功后再去进行”；“工农运动勃起太快，严重过火，影响国共合作”。等等。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就土地问题、革命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选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五大”批评了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但没能提出夺取领导权的有力对策，尤其是对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关键问题，未能予以高度重视。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继续统治全党，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后人有诗议之曰：
反动势力已嚣张，时局险恶濒危亡。可惜右倾尚痴迷，危害革命危害党。
话说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镇天津，静观东南战局，希冀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吴佩孚、孙传芳迅速土崩瓦解，全面败北。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他带领大军入驻北京，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大元帅、国家元首，全面接管了北洋政府，实行军事独裁。他调集十万大军进入河南，分驻西平以北，及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企图阻止北伐军的进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张作霖加紧了对北京的舆论管制，搜捕革命党人、激进分子，将《京报》主笔邵飘萍、进步记者林白水抓住后，立即就地枪决。一日，张作霖接到告密，得知共产党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负责人藏匿在苏联大使馆内，他立即下令实施抓捕。副官从旁提醒道：“大帅不可，外国大使馆受国际公法保护，冲击使馆违背外交惯例。”张作霖骂道：“什么国际法，老子不管。俄国老毛子在东北横行霸道，老子忍了十多年。今天就要出这口恶气。”张作霖下令，奉军出动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动突然袭击，冲入使馆搜捕。在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使馆工作人员。
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官，张作霖大为兴奋，指令副官道：“抓住了罪魁祸首，关进监狱，严加审问，把北京的共产党、国民党给我一网打尽。”他们把李大钊等人关进北京第二监狱，组成军警法庭，不分昼夜，严刑拷打，逐个审问。
在法庭上，李大钊从容镇定，以法庭作战场，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法官问：“你是大学教授，生活条件优越，闹什么革命？”李大钊道：“我们闹革命，是因为你们的统治太黑暗、太野蛮。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解救全国人民。我们闹革命，就是要打倒你们的反动统治，实现共产主义。”法官道：“革命，革命。你就不怕我革了你的命？”李大钊哈哈大笑道：“共产党人愿以鲜血培育真理，用生命捍卫信仰。能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死，我感到无上光荣。”法官大惑不解，问道：“信仰？信仰比命还重要吗？”李大钊笑道：“愚昧。像你这种没有信仰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不配和我谈话。”法官恼羞成怒，大吼道：“你敢骂我。给我用刑。”数名刽子手冲上前来，将李大钊反绑双手，吊在房梁上，抡起皮鞭，肆意抽打。李大钊被打得头破血流，满口血浆，依然神情自若，侃侃而谈：“皮鞭棍棒只能打烂我的肉体，永远也征服不了我的信仰。”“有的人死了，却依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你们这些刽子手，没有信仰，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只能作军阀的工具，真是不幸。我即使死了，我的信仰也会永远传承下去，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刽子手打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坐在椅子上呼呼喘气。李大钊讥笑道：“你不行嘛。我能承受皮鞭抽打，你却累得没劲了。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你没有。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信仰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法官无计可施，只好命人将李大钊押回牢房。
毒刑拷打持续了二十多天，三十多名被捕的仁人志士，个个遍体鳞伤，却无一人低头屈服。法官浑身疲惫，心情沮丧，赶往帅府，准备向张作霖汇报审讯结果。走到大堂门外，忽听得堂内有人哭泣，便止住脚步，从窗外偷窥；只见孙传芳正跪地哀号。原来，孙传芳自南京兵败后，带着一群残兵败将，如同丧家之犬，一路恓恓惶惶，逃到天津；始知张作霖已入驻北京。孙传芳又单人匹马窜到北京，抢进帅府，跪倒在张作霖面前，涕泪交流，哭诉道：“义父救命。孩儿的东南五省，全盘皆输，二十万兵马荡然无存。”言讫，以头抢地，大声嚎啕。张作霖眉头紧锁，拍桌喝斥道：“没出息的东西，别他娘的吊丧了。”孙传芳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止住哭声。张作霖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起来，我再拨给你五万兵马，去河南许昌布防，与敌人决一雌雄。”孙传芳闻言，连连叩头，口称：“谢义父，谢义父成全；孩儿立即就去。”说罢，起身离开。张作霖送到门口，一眼看见刑审法官，喝道：“你有何事？”法官急忙立正敬礼，报告道：“属下奉命审讯共党分子，前来禀报案情。”说着，随张作霖走进大堂，详细汇报了审讯结果。张作霖听罢，脸色铁青，立即下令：“妈那巴子，全部枪毙。不，用绞刑，不能让他们死的太便宜。”
1927年4月28日，刽子手在监狱后院布置了一排绞架，将李大钊、张挹兰、路友于等三十五人押到刑场。李大钊神情刚毅，昂首挺胸。他整了整身上血迹斑斑的灰布长袍，迈开大步，第一个走上刑台。面对着行刑法官、刽子手，李大钊慷慨激昂，大声演说：“你们可以绞死我，但你们无法绞死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在全世界，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刽子手急忙跑上刑台，给李大钊套上绞索。李大钊被悬空吊起，壮烈牺牲。后人有诗赞之曰：
倡导新思想，缔造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热血育真理，舍生捍信仰。正气镇敌顽，昂首赴刑场。忠魂撼日月，英名万古香。
再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达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时，中共中央也由上海迁到武汉，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称：“总理遗嘱，言犹在耳；蒋氏背叛，逆行已肆；屠杀革命民众，破坏国共合作，已成为人民之公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继续实行合作，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武汉、长沙先后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打倒新军阀”，“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传遍城乡各地。
在讨蒋的声浪中，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在农村，各地农会逮捕了大批土豪劣绅，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少县区的农会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在城镇，工会组织和工人武装进一步发展，全国工会会员逾三百万人。武汉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名队员、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工人们从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到要求参加企业管理。
在讨蒋和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的同时，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4月19日，武汉国民革命军于武昌东湖举行誓师典礼，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率部入豫讨奉。紧接着，唐生智指挥北伐军沿京汉路北进，联合豫中各军分三路攻击奉军。随后，冯玉祥接受武汉政府委任，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出兵攻打洛阳。此时，山西军阀阎锡山眼看张作霖陷入南北夹击之中，突然发布通电脱离北洋政府，拥护三民主义。武汉政府立即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出兵向娘子关前进。一时间，河南境内大军云集，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战况激烈。五月中旬起，北伐军先后与奉军交战于西平、漯河、许昌、临颍等地，歼灭奉军三万余人；兵锋直逼郑州。冯玉祥指挥的北路军也已攻克洛阳、孟津、偃师等地，挥师会攻郑州。奉军被迫弃城逃跑，孙传芳率领残兵败将退出河南。6月1日，北伐军和国民军占领郑州，是为“中原会师”；北伐战争取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
正当河南境内激战犹酣之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发生质变。原来，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本家的极端仇视，他们纷纷关闭了在武汉的工厂、银行，造成武汉政府财政枯竭。长期蛰伏于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死灰复燃，纷纷窜到武汉，与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相勾结，加紧破坏活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汪精卫责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查办所谓“过激言论”。接着，武汉政府发布通告，不准工农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污蔑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扰乱社会秩序”，“无异于反革命”，要求各级党部予以“严加制裁”。
形势日渐险恶，危机迫在眉睫。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做了一些检查，但仍然为自己的右倾错误辩护：认为在“中山舰事件”中让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党力量不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革命方法上的错误”；“土地革命深入会影响北伐，应等到北伐成功后再去进行”；“工农运动勃起太快，严重过火，影响国共合作”。等等。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就土地问题、革命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问题议决案》。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推选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五大”批评了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但没能提出夺取领导权的有力对策，尤其是对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关键问题，未能予以高度重视。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继续统治全党，危害着中国革命事业。后人有诗议之曰：
反动势力已嚣张，时局险恶濒危亡。可惜右倾尚痴迷，危害革命危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