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将曲辕犁的功用娓娓道来，董安于与一众赵氏邑宰们听得渐渐入迷，一时之间竟忘却了时间。
他们的面上忍不住浮现喜色，对于完成今年上计的信心又足了几分。
董安于听完了宰予的论述，也忍不住赞叹道：“之前我听主君提起您，说您是受孔仲尼教导的儒生，所以认为您应当不懂得这些民间事务。
没想到您一开口, 简直就像是操持技艺多年的老工匠一般成熟。”
宰予谦虚道：“正因为我是夫子的学生，所以我才懂得这些经世之学啊！”
董安于闻言，皱眉问道：“可我听说，孔仲尼想要在东方复兴周礼。
他的想法虽好，但如今的天下早已不是尧舜之时的天下。
如今的天下，君子不存，奸邪遍地。
对付奸邪小人，怎么可能以礼相待呢？”
宰予听到这里, 忽然明白为何今日董安于要见自己了。
合着他虽然对曲辕犁感兴趣，但最重要的还是怀疑我向赵鞅推销仁政的用心啊！
宰予略作思索，知道这场辩论绝不能输。
如果他在这里倒下，必定会使赵鞅推行仁政的信心产生动摇。
他并没有直接反驳董安于的论点，而是反问道：“那您觉得，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治理民众呢？”
董安于道：“我曾受命督管上地。在上地的山中，有一处极其嫌恶的峡谷，然而这个峡谷却从未有人掉进去过。
不止没有人掉进去过，甚至连豚犬牛羊之类的牲畜也未曾陷入。
所以说，制定法令时，只要参照上地险峻的峡谷，将罪名设置成无可赦免、必死无疑的情况，那么自然就没有人敢去触犯它了。
这样一来，民众怎么可能无法被治理呢？”
董安于这话说完，不等宰予开口，子贡就已经率先坐不住了。
他回道：“夫子曾教导过我们：如果用强权手段、法制禁令来管理百姓, 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只会祈求免罪免罚，却容易丢失廉耻之心。
而用道德引导百姓, 用礼制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不但可以让百姓懂得廉耻是非，而且可以让他们从心里归服。
您用死罪的方式管理民众，虽然可以让他们屈从于您，但民众又怎么可能心服口服呢？”
董安于听到这里，并没有正面答复子贡，而是俯身拜道：“安于平生行事，只注重三点。至于其他的，就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了。”
子贡不悦道：“那请问是哪三点呢？”
董安于道：“作为臣子，侍奉主君要忠诚。作为友人，对待亲朋要信任。治理地方，要敢于罪人。”
董安于此话一出，宰予和子贡立刻察觉到形势不妙。
他这段话，表面上是在阐述自己为人的准则。
但讲忠诚，是在隐晦的质疑宰予和子贡向赵鞅提倡仁政，这极有可能是包藏祸心，想要颠覆赵氏。
讲信任，是在辨明亲疏关系, 向赵鞅表明, 他作为赵氏臣子, 明显要比两个鲁国的外人更值得相信。
至于一个敢于罪人，则是在指责儒生们提倡的仁政，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好名声而异想天开的产物。
子贡正想开口还击，忽然感觉有人扯了扯他的袖子。
他侧目望向一方，发现宰予的嘴唇微动。
看他的嘴型，宰予说的赫然是：“别中了他的圈套。顺着他的话说，我们怎么说都是不对。”
子贡这才发觉自己急火攻心，险些着了董安于的道。
他赶忙闭上嘴，安心调理心境，尽全力压下怒气，让脑子重新恢复冷静。
而在子贡调整状态的间隙，宰予立马开口填补上这个空白。
刚才子贡说话的时候，他就认真分析过现在的形势。
董安于深受赵鞅的信任，一直未赵氏尽心尽力，如果从亲疏关系上入手，那他们只会多说多错。
而如果从施政方略上来攻讦董安于也行不通。
因为董安于虽然施行‘不赦之法’，但他督管下地时的表现有目共睹。
施行不赦之法后，下地确实如董安于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在春秋战国这个节骨眼儿上，推行严刑峻法就是比提倡仁义道德的效果更好，秦国能够凭借商鞅变法一统天下就是明证。
所以宰予要想取胜，既不能从虚幻之处出击，也不能完全从现实角度进行论证。
唯有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才能从中看见取胜的希望。
宰予竭力思索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他冷笑一声，昂首上前一步，朗声向着董安于拱手施礼，随后陈述道。
“您认为提倡周礼就是不用法治，这是不正确的。
刑罚，这是自古有之的东西。
但国家制定杀戮罪犯的法令，其目的是为了禁绝奸邪，而不是为了杀戮百姓啊！
《尚书》上说：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
刑杀必须要符合正义，不能随心所欲的使用。
我听说，军队打了败仗，是不能用斩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
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
究其原因，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罪责不在于百姓，而在于负责推行教化的统治者。
明明是执法者执行法令不力，却把罪责推到百姓的头上，说是他们不遵守法令纲纪。
之后又派人拿着残酷的刑杀去恫吓他们，这种行为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残害百姓啊！
随意横征暴敛，使得百姓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食不果腹，自然会生出触犯法令的奸邪之心。
富裕后遵守法令，这是较为容易做到的。
贫穷却要求他安贫乐道，这不是寻常人能忍受的。
如果无法使得百姓富裕，也不对他们加以教化，却又苛求百姓遵守法令，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残暴的罪行吗？
这种做法，才是真正不能赦免的死罪啊！
我的老师前往成周求学于老子时，老子曾告诉过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的条目越繁多，规定的内容越严酷，横行天下的盗贼就会越来越多。
树立法令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治理国家，安抚民众。
刑罚罪徒的初衷，是为了使得类似的案件不再发生。
树立的法令越多，惩罚越严酷，就越容易使得官吏上下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
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如同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般愚蠢的行为吗！”
宰予一语言毕，满座皆惊。
董安于半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其实今天这场辩论，如果他不提出‘不赦之罪’的论点，宰予丝毫没有取胜可能。
但正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观点，所以宰予才能由此发散，将‘不赦之罪’进一步上升到苛政的地步。
如今董安于论点被破，已经再无翻盘可能。
但他也并非输不起的人，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董安于一生行事，皆是秉持忠、信、敢的原则。
既然敢于罪人，自然也敢于罪己。
董安于在细细思索过宰予的论述后，忍不住叹了口气，随后退后一步，向宰予拜道。
“您行走在宽敞明亮的大道上通行，我在狭窄的岔路口与您相遇，自当疾步避趋之。”
董安于说的话很委婉，但服输的意思大家自然都能听得出来。
赵鞅闻言，也是不免笑声连连。
他的内心其实也很矛盾。
一方面，他认同董安于不赦之罪的说法。
可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宰予所说的仁政。
正因为摇摆不定，所以他才干脆促成了二人的见面，让他们辩明是非曲直。
眼下高下已分，赵鞅自然也赶忙笑着上来打圆场。
他亲切的叫着董安于的字，说道：“阏于啊！从前广门邑的小吏阳城胥渠生病了，向我讨要白骡的肝治病。
你生气地说：胥渠这个家伙！竟然算计起主君的白骡来了。请允许我去把他杀掉！
我劝你：为了使牲畜活命去杀人，这也太不仁义了。杀掉牲畜为的是救活人命，不正是仁爱的体现吗？
你当时不认同我的话，可后来我率军进攻狄人时，久攻不下。
多亏了阳城胥渠率领广门邑的小吏拼死登上城头，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
这件事，正好也是验证了宰子所说的道理啊！
所以说，身为主君，又怎么能不体恤他的臣民呢？”
说完，赵鞅从他的席位上站起来，走到宰予的面前向他行礼。
“我虽然年长于您，但今天却的的确确的蒙受到您的教诲了。就像您说的那样，赵氏应该施行仁政。
如果在使得民众在富裕起来，并受到教化以后，还依然滋**邪之心的话。
等到那个时候，我就考虑不再赦免他的罪行了吧！”
他们的面上忍不住浮现喜色，对于完成今年上计的信心又足了几分。
董安于听完了宰予的论述，也忍不住赞叹道：“之前我听主君提起您，说您是受孔仲尼教导的儒生，所以认为您应当不懂得这些民间事务。
没想到您一开口, 简直就像是操持技艺多年的老工匠一般成熟。”
宰予谦虚道：“正因为我是夫子的学生，所以我才懂得这些经世之学啊！”
董安于闻言，皱眉问道：“可我听说，孔仲尼想要在东方复兴周礼。
他的想法虽好，但如今的天下早已不是尧舜之时的天下。
如今的天下，君子不存，奸邪遍地。
对付奸邪小人，怎么可能以礼相待呢？”
宰予听到这里, 忽然明白为何今日董安于要见自己了。
合着他虽然对曲辕犁感兴趣，但最重要的还是怀疑我向赵鞅推销仁政的用心啊！
宰予略作思索，知道这场辩论绝不能输。
如果他在这里倒下，必定会使赵鞅推行仁政的信心产生动摇。
他并没有直接反驳董安于的论点，而是反问道：“那您觉得，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治理民众呢？”
董安于道：“我曾受命督管上地。在上地的山中，有一处极其嫌恶的峡谷，然而这个峡谷却从未有人掉进去过。
不止没有人掉进去过，甚至连豚犬牛羊之类的牲畜也未曾陷入。
所以说，制定法令时，只要参照上地险峻的峡谷，将罪名设置成无可赦免、必死无疑的情况，那么自然就没有人敢去触犯它了。
这样一来，民众怎么可能无法被治理呢？”
董安于这话说完，不等宰予开口，子贡就已经率先坐不住了。
他回道：“夫子曾教导过我们：如果用强权手段、法制禁令来管理百姓, 用刑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只会祈求免罪免罚，却容易丢失廉耻之心。
而用道德引导百姓, 用礼制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不但可以让百姓懂得廉耻是非，而且可以让他们从心里归服。
您用死罪的方式管理民众，虽然可以让他们屈从于您，但民众又怎么可能心服口服呢？”
董安于听到这里，并没有正面答复子贡，而是俯身拜道：“安于平生行事，只注重三点。至于其他的，就不在我的考虑之中了。”
子贡不悦道：“那请问是哪三点呢？”
董安于道：“作为臣子，侍奉主君要忠诚。作为友人，对待亲朋要信任。治理地方，要敢于罪人。”
董安于此话一出，宰予和子贡立刻察觉到形势不妙。
他这段话，表面上是在阐述自己为人的准则。
但讲忠诚，是在隐晦的质疑宰予和子贡向赵鞅提倡仁政，这极有可能是包藏祸心，想要颠覆赵氏。
讲信任，是在辨明亲疏关系, 向赵鞅表明, 他作为赵氏臣子, 明显要比两个鲁国的外人更值得相信。
至于一个敢于罪人，则是在指责儒生们提倡的仁政，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好名声而异想天开的产物。
子贡正想开口还击，忽然感觉有人扯了扯他的袖子。
他侧目望向一方，发现宰予的嘴唇微动。
看他的嘴型，宰予说的赫然是：“别中了他的圈套。顺着他的话说，我们怎么说都是不对。”
子贡这才发觉自己急火攻心，险些着了董安于的道。
他赶忙闭上嘴，安心调理心境，尽全力压下怒气，让脑子重新恢复冷静。
而在子贡调整状态的间隙，宰予立马开口填补上这个空白。
刚才子贡说话的时候，他就认真分析过现在的形势。
董安于深受赵鞅的信任，一直未赵氏尽心尽力，如果从亲疏关系上入手，那他们只会多说多错。
而如果从施政方略上来攻讦董安于也行不通。
因为董安于虽然施行‘不赦之法’，但他督管下地时的表现有目共睹。
施行不赦之法后，下地确实如董安于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在春秋战国这个节骨眼儿上，推行严刑峻法就是比提倡仁义道德的效果更好，秦国能够凭借商鞅变法一统天下就是明证。
所以宰予要想取胜，既不能从虚幻之处出击，也不能完全从现实角度进行论证。
唯有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才能从中看见取胜的希望。
宰予竭力思索着，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他冷笑一声，昂首上前一步，朗声向着董安于拱手施礼，随后陈述道。
“您认为提倡周礼就是不用法治，这是不正确的。
刑罚，这是自古有之的东西。
但国家制定杀戮罪犯的法令，其目的是为了禁绝奸邪，而不是为了杀戮百姓啊！
《尚书》上说：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
刑杀必须要符合正义，不能随心所欲的使用。
我听说，军队打了败仗，是不能用斩杀士卒来解决问题的。
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是不能用严酷的刑罚来制止的。
究其原因，这是为什么呢？
国家的教化没有起到作用，罪责不在于百姓，而在于负责推行教化的统治者。
明明是执法者执行法令不力，却把罪责推到百姓的头上，说是他们不遵守法令纲纪。
之后又派人拿着残酷的刑杀去恫吓他们，这种行为不是在治理国家，而是在残害百姓啊！
随意横征暴敛，使得百姓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食不果腹，自然会生出触犯法令的奸邪之心。
富裕后遵守法令，这是较为容易做到的。
贫穷却要求他安贫乐道，这不是寻常人能忍受的。
如果无法使得百姓富裕，也不对他们加以教化，却又苛求百姓遵守法令，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残暴的罪行吗？
这种做法，才是真正不能赦免的死罪啊！
我的老师前往成周求学于老子时，老子曾告诉过他：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法令的条目越繁多，规定的内容越严酷，横行天下的盗贼就会越来越多。
树立法令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治理国家，安抚民众。
刑罚罪徒的初衷，是为了使得类似的案件不再发生。
树立的法令越多，惩罚越严酷，就越容易使得官吏上下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
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如同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般愚蠢的行为吗！”
宰予一语言毕，满座皆惊。
董安于半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其实今天这场辩论，如果他不提出‘不赦之罪’的论点，宰予丝毫没有取胜可能。
但正是因为他提出了这个观点，所以宰予才能由此发散，将‘不赦之罪’进一步上升到苛政的地步。
如今董安于论点被破，已经再无翻盘可能。
但他也并非输不起的人，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董安于一生行事，皆是秉持忠、信、敢的原则。
既然敢于罪人，自然也敢于罪己。
董安于在细细思索过宰予的论述后，忍不住叹了口气，随后退后一步，向宰予拜道。
“您行走在宽敞明亮的大道上通行，我在狭窄的岔路口与您相遇，自当疾步避趋之。”
董安于说的话很委婉，但服输的意思大家自然都能听得出来。
赵鞅闻言，也是不免笑声连连。
他的内心其实也很矛盾。
一方面，他认同董安于不赦之罪的说法。
可另一方面，他也赞同宰予所说的仁政。
正因为摇摆不定，所以他才干脆促成了二人的见面，让他们辩明是非曲直。
眼下高下已分，赵鞅自然也赶忙笑着上来打圆场。
他亲切的叫着董安于的字，说道：“阏于啊！从前广门邑的小吏阳城胥渠生病了，向我讨要白骡的肝治病。
你生气地说：胥渠这个家伙！竟然算计起主君的白骡来了。请允许我去把他杀掉！
我劝你：为了使牲畜活命去杀人，这也太不仁义了。杀掉牲畜为的是救活人命，不正是仁爱的体现吗？
你当时不认同我的话，可后来我率军进攻狄人时，久攻不下。
多亏了阳城胥渠率领广门邑的小吏拼死登上城头，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
这件事，正好也是验证了宰子所说的道理啊！
所以说，身为主君，又怎么能不体恤他的臣民呢？”
说完，赵鞅从他的席位上站起来，走到宰予的面前向他行礼。
“我虽然年长于您，但今天却的的确确的蒙受到您的教诲了。就像您说的那样，赵氏应该施行仁政。
如果在使得民众在富裕起来，并受到教化以后，还依然滋**邪之心的话。
等到那个时候，我就考虑不再赦免他的罪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