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复兴社在上海属于后来者，现在却要跟先前的势力争地盘、抢利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复兴社的确有一套现成的体系，但那是专门对付日本人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特别行动大队可不管这些，人家是要看好自己的地盘。
对付日本人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想沾手，所以原来的蓝衣社做这个活儿，大家都乐意旁观，哪怕给些支援都愿意。
但是回到对付共-党地下党组织上，这些人可就不会再现君子风度了，自己的利益怎么能拱手让给别人？
翁百龄也是头疼，他想要加大对地下党组织的侦破工作，也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上面在施压。
他在接手这个分社社长时，专门被叫到南京去接受了训话。
校长不高兴，事情很严重。
自从蓝衣社大张旗鼓成立以来，一桩侦破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战绩都没有，撤换康泽上海分社社长的职务，某种程度上也是变相惩罚。
蓝衣社的确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有显著的功绩，但是校长认为日本人的威胁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共-产-党在各大城市的地下组织。
其实也不只蓝衣社这里没有战绩，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特别行动大队也交了白卷。
最近几个月，上海似乎已经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存在了，这正常吗？
不正常，一定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隐秘战术更高明了，这就更危险了。
校长心绪难平，跟共-产-党斗了五六年，他心里很明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上海，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不过是手下无能。
翁百龄在南京立了军令状，三个月内见成效，一年之内立大功。
回到上海后，翁百龄苦苦寻思了几天也没个结果，不得已才想路鸣发出求援信号。
翁百龄原本是想让路鸣拿出一套现成的方案来，先前对付日本人时，路鸣思路十分活跃，拿出的行动方案行之有效。
不过他还不够了解路鸣，如果他知道路鸣的性格，就不会约路鸣吃这顿晚饭了，还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一问一答就完事了。
因为这注定是万绿丛中不见红，竹篮打水一场空。
路鸣并没有明显的亲共行为，但是他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这个态度他从不隐瞒，先前跟邓文仪和康泽都表达过。
对于两党的正义与非正义，路鸣并没有做过认真仔细的分析。
他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信仰不惜献身的殉道者，是一群甘于为民众受苦的苦行僧。
路鸣对苏联共-产-党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安德烈和彼得向他灌输了几个月的理论，向他展示过苏联取得伟大成就的图片。
但彼得和安德烈有一个观点让路鸣感到意外，他们似乎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跟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组织。
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肯接受苏联的成功经验，拒绝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路子已经走偏了，根本成不了大气候。
“路长官，宣布就职那天您已经表态支持我了，这件事您一定得帮帮兄弟啊。”翁百龄语气中带着几分恳求。
“翁社长，光我一个人也成不了大事，咱们还是要群策群力，和各级干部们一起商议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路鸣推诿道。
翁百龄见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也没法再强求了，只好作罢。
他倒是不认为路鸣有意推诿，也明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比日本人难对付多了，先前几次的重大破获都属于运气好，抓到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
偏巧这个重要人物又是个软骨头，贪图发财享受，上海特别行动大队因此立了一大功，把上海和附近几个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连根拔起。
这种好运气可不是随时都有的，蓝衣社建立以后，他们也抓到过两个中-共地下党嫌犯，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口供。
这两人已经不能用硬骨头来形容了，简直就像斯大林所说的，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躯体。
两人吃完饭就分开了，名义上是翁百龄请客，却是路鸣付账，翁百龄也没争这个，就连他的薪水都是路鸣发放的，这点小钱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路鸣没有回自己的寓所，而是去了盛有德那里。
他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想法为这次行动的人员找出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
蒋先生交给他这个任务，他也没瞒着盛有德，不过除了盛有德之外，就连慕仪和紫苑都不知道。
他知道在老谋深算这方面，他跟盛有德相比，连小学生都不如，充其量不过是幼儿园的孩子。
盛有德听了路鸣对这件事的全面介绍后，沉默了很久，他也想不出什么高明的办法来破解这道难题。
盛有德明确表示，他不赞同搞刺杀行动，他认为跟日本人的较量是长期的，而且是在更高层面上的较量，搞这种报复活动的确能出一口气，但是对改变中日力量对比，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用鲜活的生命去换取日本重要人物的人头，盛有德认为不值得，也太残酷了。不要说杀掉几个日本高官，就是真的刺杀了日本天皇又能怎么样？
日本人可以再立一个天皇。
刺杀行动如果成功，对提振中国人的反日士气的确有一些作用，但是也不必过高估计。
盛有德属于英派人物，在心底里反对一切恐怖行为，不管是刺杀敌方首脑，还是针对特殊人群搞爆炸行动，这都属于犯罪行为，拿不上台面。
路鸣虽然接受的是英美教育，但是在对付日本人方面，倒是不迂腐。
他认为只要能杀一个日本高官，适当做出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明确去送死，他也无法接受。
路鸣所能接受的付出当然包括人力和物力，但绝不是用鲜活的生命去当祭品。
路鸣最开始的想法不是在公园搞爆炸案，而是在公园的入口处设置埋伏，在日本人庆祝活动结束后进行刺杀。
行动人员可以藏在几辆汽车上，等日本军界和外交界的高官从公园出来，行动人员闪电般现身，使用大火力冲锋枪进行刺杀。
这个方案随后被他自己否决了，因为他了解到，庆祝活动那天，在公园的入口处只许停放领事馆和日本将领的汽车，其他的汽车一概不许停留。
那天跟谦田在公园见面，还发现日本人在搭建瞭望台，在公园入口处藏身的难度就更大了。
后来他还进一步了解到，日本人的安保措施非常周密，高官出来后，宪兵会组成人墙，护送他们上车。
如果行动人员阻击开枪，会形成互射，也只能杀死杀伤一些宪兵，根本伤害不到那些高官和将领。
行动人员要想撤离，就不宜长时间开火对峙，一旦射完枪里的子弹，必须马上开车逃逸，以免遭到围剿。
在公园的入口不行，路鸣又想到在他们回去的路上使用障碍拦截，然后行动人员用枪支扫射高官的车辆，打死一个算一个。
这个想法在安恭根汇报给金九后被否决了。
金九对付日本人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立即让安恭根转告路鸣，日本高官和将领乘坐的车辆都是防弹的，冲锋枪子弹根本打不穿车辆的装甲。
路鸣也算服气了，小日本的确是精明过人，做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在防止有人刺杀他们的官员这方面，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几乎把所有漏洞都堵上了。
复兴社的确有一套现成的体系，但那是专门对付日本人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特别行动大队可不管这些，人家是要看好自己的地盘。
对付日本人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想沾手，所以原来的蓝衣社做这个活儿，大家都乐意旁观，哪怕给些支援都愿意。
但是回到对付共-党地下党组织上，这些人可就不会再现君子风度了，自己的利益怎么能拱手让给别人？
翁百龄也是头疼，他想要加大对地下党组织的侦破工作，也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上面在施压。
他在接手这个分社社长时，专门被叫到南京去接受了训话。
校长不高兴，事情很严重。
自从蓝衣社大张旗鼓成立以来，一桩侦破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战绩都没有，撤换康泽上海分社社长的职务，某种程度上也是变相惩罚。
蓝衣社的确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有显著的功绩，但是校长认为日本人的威胁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共-产-党在各大城市的地下组织。
其实也不只蓝衣社这里没有战绩，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特别行动大队也交了白卷。
最近几个月，上海似乎已经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存在了，这正常吗？
不正常，一定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隐秘战术更高明了，这就更危险了。
校长心绪难平，跟共-产-党斗了五六年，他心里很明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上海，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不过是手下无能。
翁百龄在南京立了军令状，三个月内见成效，一年之内立大功。
回到上海后，翁百龄苦苦寻思了几天也没个结果，不得已才想路鸣发出求援信号。
翁百龄原本是想让路鸣拿出一套现成的方案来，先前对付日本人时，路鸣思路十分活跃，拿出的行动方案行之有效。
不过他还不够了解路鸣，如果他知道路鸣的性格，就不会约路鸣吃这顿晚饭了，还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一问一答就完事了。
因为这注定是万绿丛中不见红，竹篮打水一场空。
路鸣并没有明显的亲共行为，但是他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这个态度他从不隐瞒，先前跟邓文仪和康泽都表达过。
对于两党的正义与非正义，路鸣并没有做过认真仔细的分析。
他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信仰不惜献身的殉道者，是一群甘于为民众受苦的苦行僧。
路鸣对苏联共-产-党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安德烈和彼得向他灌输了几个月的理论，向他展示过苏联取得伟大成就的图片。
但彼得和安德烈有一个观点让路鸣感到意外，他们似乎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跟苏联共-产-党是一样的组织。
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肯接受苏联的成功经验，拒绝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路子已经走偏了，根本成不了大气候。
“路长官，宣布就职那天您已经表态支持我了，这件事您一定得帮帮兄弟啊。”翁百龄语气中带着几分恳求。
“翁社长，光我一个人也成不了大事，咱们还是要群策群力，和各级干部们一起商议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路鸣推诿道。
翁百龄见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也没法再强求了，只好作罢。
他倒是不认为路鸣有意推诿，也明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比日本人难对付多了，先前几次的重大破获都属于运气好，抓到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
偏巧这个重要人物又是个软骨头，贪图发财享受，上海特别行动大队因此立了一大功，把上海和附近几个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连根拔起。
这种好运气可不是随时都有的，蓝衣社建立以后，他们也抓到过两个中-共地下党嫌犯，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口供。
这两人已经不能用硬骨头来形容了，简直就像斯大林所说的，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躯体。
两人吃完饭就分开了，名义上是翁百龄请客，却是路鸣付账，翁百龄也没争这个，就连他的薪水都是路鸣发放的，这点小钱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路鸣没有回自己的寓所，而是去了盛有德那里。
他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想法为这次行动的人员找出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
蒋先生交给他这个任务，他也没瞒着盛有德，不过除了盛有德之外，就连慕仪和紫苑都不知道。
他知道在老谋深算这方面，他跟盛有德相比，连小学生都不如，充其量不过是幼儿园的孩子。
盛有德听了路鸣对这件事的全面介绍后，沉默了很久，他也想不出什么高明的办法来破解这道难题。
盛有德明确表示，他不赞同搞刺杀行动，他认为跟日本人的较量是长期的，而且是在更高层面上的较量，搞这种报复活动的确能出一口气，但是对改变中日力量对比，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用鲜活的生命去换取日本重要人物的人头，盛有德认为不值得，也太残酷了。不要说杀掉几个日本高官，就是真的刺杀了日本天皇又能怎么样？
日本人可以再立一个天皇。
刺杀行动如果成功，对提振中国人的反日士气的确有一些作用，但是也不必过高估计。
盛有德属于英派人物，在心底里反对一切恐怖行为，不管是刺杀敌方首脑，还是针对特殊人群搞爆炸行动，这都属于犯罪行为，拿不上台面。
路鸣虽然接受的是英美教育，但是在对付日本人方面，倒是不迂腐。
他认为只要能杀一个日本高官，适当做出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明确去送死，他也无法接受。
路鸣所能接受的付出当然包括人力和物力，但绝不是用鲜活的生命去当祭品。
路鸣最开始的想法不是在公园搞爆炸案，而是在公园的入口处设置埋伏，在日本人庆祝活动结束后进行刺杀。
行动人员可以藏在几辆汽车上，等日本军界和外交界的高官从公园出来，行动人员闪电般现身，使用大火力冲锋枪进行刺杀。
这个方案随后被他自己否决了，因为他了解到，庆祝活动那天，在公园的入口处只许停放领事馆和日本将领的汽车，其他的汽车一概不许停留。
那天跟谦田在公园见面，还发现日本人在搭建瞭望台，在公园入口处藏身的难度就更大了。
后来他还进一步了解到，日本人的安保措施非常周密，高官出来后，宪兵会组成人墙，护送他们上车。
如果行动人员阻击开枪，会形成互射，也只能杀死杀伤一些宪兵，根本伤害不到那些高官和将领。
行动人员要想撤离，就不宜长时间开火对峙，一旦射完枪里的子弹，必须马上开车逃逸，以免遭到围剿。
在公园的入口不行，路鸣又想到在他们回去的路上使用障碍拦截，然后行动人员用枪支扫射高官的车辆，打死一个算一个。
这个想法在安恭根汇报给金九后被否决了。
金九对付日本人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立即让安恭根转告路鸣，日本高官和将领乘坐的车辆都是防弹的，冲锋枪子弹根本打不穿车辆的装甲。
路鸣也算服气了，小日本的确是精明过人，做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在防止有人刺杀他们的官员这方面，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几乎把所有漏洞都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