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慕仪知道父亲为什么喜欢路鸣，因为他们两人的性格和为人太相像了。
他们同样讨厌党派斗争，都以做一个无党派人士为荣。
只不过路鸣信仰的是平等、自由、民主三原则，而父亲盛有德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
盛慕仪听父亲说过，路鸣曾经向他求助，从海关放走了一艘军火船，但那只是为了帮助漕帮，是看在袁明珠的面子上，可不是为了帮助共-产-党。
她当然不知道路鸣走得更远，放走那一艘军火船不过是他迈出的第一步，他已经跑得很远了，跟盛慕仪相比一点也不落后。
他现在正在掩护共-产-党在上海最重要的谍报员，而且雇佣这位谍报员为自己发报，给了他合法的身份和生活无忧的物质待遇。
这件事不仅她不知道，就连老郭也不知道，老郭只知道上海有一部跟总部保持联系的秘密电台，却不知道电台藏在哪里，掌握在谁的手里。
老郭向慕仪提出能否把路鸣拉过来，只是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说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不妥。
经验告诉他，这种事情万万不可急于求成，一定要等到瓜熟蒂落。
他还不知道董先生已经接到总部下达的禁令：暂缓发展路鸣。
他和路鸣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过想要发展路鸣的想法，所以董先生也没有向他传达上级的禁令。
时间上的落差，都是因为斗争形势紧张，上海地下党内部信息流动缓慢造成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老郭替盛慕仪倒了一杯水，严肃地说道：“今天我们要完成一项工作，我代表组织向你传达地下党的《保密工作条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
盛慕仪静静地听着，记住了其中的要点。
老郭接着又问盛慕仪，对今天送来的情报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盛慕仪就把自己对局势的分析，特别是日本即将攻击上海的目的，向老郭复述了一遍。
老郭的钢笔在纸上飞速记录着，他使用的也是速记法。
尽管都是速记，但是每个速记员都有自己独特的速记法，所以一个速记员的速记笔记，另一个速记员未必能全部认出来，说起来也有点密码的味道。
不过速记只是为了尽快记录，并不是为了加密，这是两个领域。
盛慕仪说完后，老郭也记录得差不多了，他起身看了看藏在衣服深处的怀表道：“你必须马上离开，停留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有暴露的危险。”
盛慕仪有些怏怏的起身，她真想像在香港那样，跟老郭还有宋真阳畅谈革命理想，共同研究马列理论，那时候虽然是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却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快乐时光。
可以说老郭和宋真阳这两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点燃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先前许多朦朦胧胧的想法，在那一刻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之路。
尽管这两人的理论水平可能还没有她高，读的书也没有她多，但是这两人是革命的践行者，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的每句话每个想法，都和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实践出真知。
盛慕仪尽管百般不情愿，但还是得走了，她知道这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敌人环伺、环境险恶的上海，更何况，她也不得不为了老郭的安全着想。
老郭告诫盛慕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保护好自己。
老郭再三强调，接头的事近期就不要再考虑了，不过还是跟她约定了下次紧急碰面的暗号和地点。
盛慕仪闭起眼睛，将老郭的话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然后起身从后门走了出去，直接上了黄包车，不一会儿，黄包车动了起来。
不过这次拉黄包车的不是老郭，而是她进屋时看到的那个人，那个伪装成测字、代人写家信的先生，这里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隐秘据点。
黄包车拉着她回到了另一条弄堂的餐馆前停下，盛慕仪走下车，那个车夫拉着车飞快地消失了，全程中没有和她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盛慕仪这才意识到地下党组织纪律的严格，这是在严酷的环境里锻炼出来的本能，稍有大意就有可能遭遇不测。
盛慕仪穿过弄堂走回百货大楼的停车场，然后进到自己车里，去掉易容，换上自己出来时穿的衣服，开车回到了盛氏企业。
老郭没有马上离开，他开始在纸上把速记誊写成正式文稿，写完后他仔细阅读了一遍，不由紧锁起眉头。
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内容太多，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电报发给总部。
如果不通过电台发送，靠人力传送的话，自然有被敌人拦截的危险，还有就是时效的问题，这可是紧急情报。
对于不受时间限制的情报，一般都采用人员传递的方式，如同接力棒一样，一棒传给一棒，最后传送到总部首长那里。
但是遇到时效性非常强的情报，刻不容缓，分秒必争，就必须通过电台发送。
老郭烧掉了速记文稿，把誊写出来文稿放进一个小木盒，藏在衣服夹层里，走了出去，这时候那辆黄包车已经回来了。
老郭坐到车里，说了一声：“去邮政大楼。”
黄包车马上拉着他去往邮政大楼。
他们在邮政大楼租用了几个信箱，还在上海码头海关大楼的大厅里租用了一个储物箱，作为存放和收取情报的投递点。
这些投递点事先都做了编号，投递和收取的双方手里都有信箱和储物箱的钥匙，只要告诉对方投递点的编号，就完成了情报投送任务。
老郭坐在车里，心里却很紧张。
作为一个情报员，最危险的就是把重要情报带在身上的时刻，那就如同怀揣着一个定时炸弹。
如果中途被警察或者特务拦截检查，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处置情报。
有许多同志被捕，不是因为工作出了纰漏或是被叛徒出卖，而是因为在街上被突然遭遇设卡拦截，突击检查的特务和警察在他身上发现了情报。
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和警察为了清查共-产-党，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一招是最常见的。
老郭头上有些冒汗，他没有带枪，一旦被特务和警察抓住，带枪是没有用的，那种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想法，只适合战场，特工的准则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绝对不能暴露。
一旦暴露，这个特工的使命也就到头了，即便侥幸逃过一劫，以后也不能从事潜伏任务了，只能回到办公室做书面工作，甚至必须离开白区。
他手里握着一颗胶囊，如果被突然拦截，而且无路可逃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胶囊，他不怕死，也不怕自己熬不过敌人的酷刑，却怕自己在昏迷中暴露绝密情报。
情报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里面洒满了火柴头上用的磷粉，只要划一根火柴放进去，就会燃烧起来，敌人一时半刻是扑不灭的。
等他们把火扑灭了，得到的只是一堆灰烬。
整个操作过程，每个特工都必须在秘密据点里经过演练，一直到动作娴熟才算通过。
当然，这一套手法对于盛慕仪这样的地下党外围人员并不用掌握，因为他们都已被严格规定，出门时身上不允许携带任何情报。
一旦有人违反规定，组织上将会与他切断往来。
地下工作的各种规定看似不近人情，却都是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他们同样讨厌党派斗争，都以做一个无党派人士为荣。
只不过路鸣信仰的是平等、自由、民主三原则，而父亲盛有德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徒。
盛慕仪听父亲说过，路鸣曾经向他求助，从海关放走了一艘军火船，但那只是为了帮助漕帮，是看在袁明珠的面子上，可不是为了帮助共-产-党。
她当然不知道路鸣走得更远，放走那一艘军火船不过是他迈出的第一步，他已经跑得很远了，跟盛慕仪相比一点也不落后。
他现在正在掩护共-产-党在上海最重要的谍报员，而且雇佣这位谍报员为自己发报，给了他合法的身份和生活无忧的物质待遇。
这件事不仅她不知道，就连老郭也不知道，老郭只知道上海有一部跟总部保持联系的秘密电台，却不知道电台藏在哪里，掌握在谁的手里。
老郭向慕仪提出能否把路鸣拉过来，只是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说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不妥。
经验告诉他，这种事情万万不可急于求成，一定要等到瓜熟蒂落。
他还不知道董先生已经接到总部下达的禁令：暂缓发展路鸣。
他和路鸣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向组织上反映过想要发展路鸣的想法，所以董先生也没有向他传达上级的禁令。
时间上的落差，都是因为斗争形势紧张，上海地下党内部信息流动缓慢造成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老郭替盛慕仪倒了一杯水，严肃地说道：“今天我们要完成一项工作，我代表组织向你传达地下党的《保密工作条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
盛慕仪静静地听着，记住了其中的要点。
老郭接着又问盛慕仪，对今天送来的情报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盛慕仪就把自己对局势的分析，特别是日本即将攻击上海的目的，向老郭复述了一遍。
老郭的钢笔在纸上飞速记录着，他使用的也是速记法。
尽管都是速记，但是每个速记员都有自己独特的速记法，所以一个速记员的速记笔记，另一个速记员未必能全部认出来，说起来也有点密码的味道。
不过速记只是为了尽快记录，并不是为了加密，这是两个领域。
盛慕仪说完后，老郭也记录得差不多了，他起身看了看藏在衣服深处的怀表道：“你必须马上离开，停留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有暴露的危险。”
盛慕仪有些怏怏的起身，她真想像在香港那样，跟老郭还有宋真阳畅谈革命理想，共同研究马列理论，那时候虽然是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却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快乐时光。
可以说老郭和宋真阳这两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点燃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先前许多朦朦胧胧的想法，在那一刻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之路。
尽管这两人的理论水平可能还没有她高，读的书也没有她多，但是这两人是革命的践行者，经受过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的每句话每个想法，都和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实践出真知。
盛慕仪尽管百般不情愿，但还是得走了，她知道这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敌人环伺、环境险恶的上海，更何况，她也不得不为了老郭的安全着想。
老郭告诫盛慕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保护好自己。
老郭再三强调，接头的事近期就不要再考虑了，不过还是跟她约定了下次紧急碰面的暗号和地点。
盛慕仪闭起眼睛，将老郭的话在心里默念了几遍，然后起身从后门走了出去，直接上了黄包车，不一会儿，黄包车动了起来。
不过这次拉黄包车的不是老郭，而是她进屋时看到的那个人，那个伪装成测字、代人写家信的先生，这里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隐秘据点。
黄包车拉着她回到了另一条弄堂的餐馆前停下，盛慕仪走下车，那个车夫拉着车飞快地消失了，全程中没有和她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盛慕仪这才意识到地下党组织纪律的严格，这是在严酷的环境里锻炼出来的本能，稍有大意就有可能遭遇不测。
盛慕仪穿过弄堂走回百货大楼的停车场，然后进到自己车里，去掉易容，换上自己出来时穿的衣服，开车回到了盛氏企业。
老郭没有马上离开，他开始在纸上把速记誊写成正式文稿，写完后他仔细阅读了一遍，不由紧锁起眉头。
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内容太多，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电报发给总部。
如果不通过电台发送，靠人力传送的话，自然有被敌人拦截的危险，还有就是时效的问题，这可是紧急情报。
对于不受时间限制的情报，一般都采用人员传递的方式，如同接力棒一样，一棒传给一棒，最后传送到总部首长那里。
但是遇到时效性非常强的情报，刻不容缓，分秒必争，就必须通过电台发送。
老郭烧掉了速记文稿，把誊写出来文稿放进一个小木盒，藏在衣服夹层里，走了出去，这时候那辆黄包车已经回来了。
老郭坐到车里，说了一声：“去邮政大楼。”
黄包车马上拉着他去往邮政大楼。
他们在邮政大楼租用了几个信箱，还在上海码头海关大楼的大厅里租用了一个储物箱，作为存放和收取情报的投递点。
这些投递点事先都做了编号，投递和收取的双方手里都有信箱和储物箱的钥匙，只要告诉对方投递点的编号，就完成了情报投送任务。
老郭坐在车里，心里却很紧张。
作为一个情报员，最危险的就是把重要情报带在身上的时刻，那就如同怀揣着一个定时炸弹。
如果中途被警察或者特务拦截检查，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处置情报。
有许多同志被捕，不是因为工作出了纰漏或是被叛徒出卖，而是因为在街上被突然遭遇设卡拦截，突击检查的特务和警察在他身上发现了情报。
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和警察为了清查共-产-党，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一招是最常见的。
老郭头上有些冒汗，他没有带枪，一旦被特务和警察抓住，带枪是没有用的，那种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想法，只适合战场，特工的准则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绝对不能暴露。
一旦暴露，这个特工的使命也就到头了，即便侥幸逃过一劫，以后也不能从事潜伏任务了，只能回到办公室做书面工作，甚至必须离开白区。
他手里握着一颗胶囊，如果被突然拦截，而且无路可逃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吞下胶囊，他不怕死，也不怕自己熬不过敌人的酷刑，却怕自己在昏迷中暴露绝密情报。
情报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里面洒满了火柴头上用的磷粉，只要划一根火柴放进去，就会燃烧起来，敌人一时半刻是扑不灭的。
等他们把火扑灭了，得到的只是一堆灰烬。
整个操作过程，每个特工都必须在秘密据点里经过演练，一直到动作娴熟才算通过。
当然，这一套手法对于盛慕仪这样的地下党外围人员并不用掌握，因为他们都已被严格规定，出门时身上不允许携带任何情报。
一旦有人违反规定，组织上将会与他切断往来。
地下工作的各种规定看似不近人情，却都是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