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向海洋扩张原动力的日益消失，应该是促使水师衰落的最明显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这就得说一说，当初大明水师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日本海岛的海上威胁、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人口向东南迁移而引起的对东南沿海防务的重视、为了消灭张士诚与方国珍的海外残余势力等等原因，构成了明初水师发展起来的动因。
后来就是为了对付倭寇。
而在明朝水师的重重打击下，倭寇遭受重创。据载，十五世纪中叶，倭寇入侵只有十四次，其中十次被粉碎，倭寇不敢再大规模地进犯。
加上中日“堪合贸易”（明代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为“贡舶贸易”）的兴起，这样倭寇组织者便等于有了合法的贸易渠道。
倭寇的威胁逐渐貌似不足为虑了。
在郑和的武力镇压，以及明朝的招安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中国海上流民被消灭，尤其是陈祖义被消灭后，他们或投靠明廷，或销声匿迹。
这就意味着，自南宋开始形成的南洋华人贸易网被粉碎，已无法构成对大陆的威胁。不管是在海防安全方面，还是在贸易垄断方面。
必须承认，海上远征所带来的光荣是巨大的。但也必须承认，朝贡贸易的利润很快便消失了。
随着明朝军力的下降，和纸币的贬值等原因，明朝廷再也无法用强行压价和支付纸币来赚取利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433年明朝能用半贯纸币买到时价550贯的香料，能用50贯纸币购买一两黄金，而官方兑换率是400贯。但在1453年当香料市价58分白银时，明廷需付7分现银，朝贡贸易已经无利可图了。
当没有利润可图时，海洋扩张的源动力自然消失不见。
第二，沿海一带人口的减少，也是水师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达三个世纪的向东南沿海的人口大迁移停止了，大批人口回流内陆，比如：浙江人口从1050万降至530万，福建人口从400万降至200万，广东人口从300万将至200万。
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得向海洋扩张的压力大大减轻。
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变动，使得明朝对海洋的兴趣减少、缺乏刺激，水师衰落似乎不可避免的了。
水师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明朝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胁固然是巨大的，但绝不是致命的，大明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
洪武和永乐皇帝时代的远征，使得蒙古人遭到重创，并发生了分裂。
但当明朝军队逐步衰落之时，他们开始发动了对明朝的反击。
公元1449年，蒙古军队俘虏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师，防范来自于北方的威胁成为大明王朝的战略中心，因此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数明朝官员们，不仅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该用于水师的资源。
大运河开通后，他们把水师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
沿海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该用于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建筑业所占。
最为可气的是，短视的皇帝们大量挪用水师饷银。
1425年停止海上远征，所节省的经费被用来赏赐皇帝的家属。1436年战舰制造被大大削减，经费被用来修造皇帝的坟墓。
第四，明朝政权的腐化和地缘政治思想的落后，也是明朝水师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挪用水师饷银，宦官动用运输船队，军官克扣水兵军饷，并动用战船进行走私活动，都造成了大明水师的疲惫不堪。
同时整个明朝陷入党派之争，没人关心明朝的海上利益。
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但思想观念的阻碍却难以察觉。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有着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缺乏海权观，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
中国并非缺乏航海传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
但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只有像郑和等少数人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郑和舰队的部分成员拥有海上探险精神，为此他们曾深入前人从未涉足的海域，他们实际上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
然而他们悲惨的出身注定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些中国古代罕见的航海家都是备受歧视的宦官，他们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
以致于，明朝官僚们在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其中一个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让他们感到恐惧。
不久郑和被召回了，舰队在海港中烂掉，航海资料被兵部销毁，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人。
海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国防战略中的大陆****，从而使水师得不到足够的资源。
第二个致命弱点是，半虚构的中国中心论。中国人自古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把其他国家当作蛮夷。
沉醉在起初是真实的、然后是虚幻的，最后是伪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愿意去了解朝贡圈外的世界。
这个特征在大明表现很明显，到了后来大清就更不用说。
由于落后的地理观，当时认为郑和已经到达整个世界，在海上没有发现与中国可以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师也变得似乎没有必要了。
中国中心论带来的文化优越感，就是使得中国执行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外交路线，尽管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贸易上的考虑，但更加注重于价值观的推行和文化的辐射。
得承认，这种对外战略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文明得多。
可也得承认，这种战略容易漠视本国的战略利益。
当郑和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锡兰和爪哇的挑战时，大明帝国实际上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理论上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
然而，国人传统的怀柔政策，再次导致坐失良机，否则葡萄牙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远东。
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这一切加在一起，便造成一个更可悲的结局：当西欧国家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明朝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历经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资料给销毁了，而且几乎受到明朝所有官员的一致称赞。
倘若郑和泉下有知，肯定死不瞑目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
。
这就得说一说，当初大明水师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日本海岛的海上威胁、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人口向东南迁移而引起的对东南沿海防务的重视、为了消灭张士诚与方国珍的海外残余势力等等原因，构成了明初水师发展起来的动因。
后来就是为了对付倭寇。
而在明朝水师的重重打击下，倭寇遭受重创。据载，十五世纪中叶，倭寇入侵只有十四次，其中十次被粉碎，倭寇不敢再大规模地进犯。
加上中日“堪合贸易”（明代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为“贡舶贸易”）的兴起，这样倭寇组织者便等于有了合法的贸易渠道。
倭寇的威胁逐渐貌似不足为虑了。
在郑和的武力镇压，以及明朝的招安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中国海上流民被消灭，尤其是陈祖义被消灭后，他们或投靠明廷，或销声匿迹。
这就意味着，自南宋开始形成的南洋华人贸易网被粉碎，已无法构成对大陆的威胁。不管是在海防安全方面，还是在贸易垄断方面。
必须承认，海上远征所带来的光荣是巨大的。但也必须承认，朝贡贸易的利润很快便消失了。
随着明朝军力的下降，和纸币的贬值等原因，明朝廷再也无法用强行压价和支付纸币来赚取利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433年明朝能用半贯纸币买到时价550贯的香料，能用50贯纸币购买一两黄金，而官方兑换率是400贯。但在1453年当香料市价58分白银时，明廷需付7分现银，朝贡贸易已经无利可图了。
当没有利润可图时，海洋扩张的源动力自然消失不见。
第二，沿海一带人口的减少，也是水师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达三个世纪的向东南沿海的人口大迁移停止了，大批人口回流内陆，比如：浙江人口从1050万降至530万，福建人口从400万降至200万，广东人口从300万将至200万。
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得向海洋扩张的压力大大减轻。
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变动，使得明朝对海洋的兴趣减少、缺乏刺激，水师衰落似乎不可避免的了。
水师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明朝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胁固然是巨大的，但绝不是致命的，大明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
洪武和永乐皇帝时代的远征，使得蒙古人遭到重创，并发生了分裂。
但当明朝军队逐步衰落之时，他们开始发动了对明朝的反击。
公元1449年，蒙古军队俘虏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师，防范来自于北方的威胁成为大明王朝的战略中心，因此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数明朝官员们，不仅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该用于水师的资源。
大运河开通后，他们把水师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
沿海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该用于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建筑业所占。
最为可气的是，短视的皇帝们大量挪用水师饷银。
1425年停止海上远征，所节省的经费被用来赏赐皇帝的家属。1436年战舰制造被大大削减，经费被用来修造皇帝的坟墓。
第四，明朝政权的腐化和地缘政治思想的落后，也是明朝水师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挪用水师饷银，宦官动用运输船队，军官克扣水兵军饷，并动用战船进行走私活动，都造成了大明水师的疲惫不堪。
同时整个明朝陷入党派之争，没人关心明朝的海上利益。
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但思想观念的阻碍却难以察觉。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有着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缺乏海权观，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
中国并非缺乏航海传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
但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只有像郑和等少数人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郑和舰队的部分成员拥有海上探险精神，为此他们曾深入前人从未涉足的海域，他们实际上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
然而他们悲惨的出身注定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些中国古代罕见的航海家都是备受歧视的宦官，他们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
以致于，明朝官僚们在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其中一个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让他们感到恐惧。
不久郑和被召回了，舰队在海港中烂掉，航海资料被兵部销毁，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人。
海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国防战略中的大陆****，从而使水师得不到足够的资源。
第二个致命弱点是，半虚构的中国中心论。中国人自古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把其他国家当作蛮夷。
沉醉在起初是真实的、然后是虚幻的，最后是伪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愿意去了解朝贡圈外的世界。
这个特征在大明表现很明显，到了后来大清就更不用说。
由于落后的地理观，当时认为郑和已经到达整个世界，在海上没有发现与中国可以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师也变得似乎没有必要了。
中国中心论带来的文化优越感，就是使得中国执行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外交路线，尽管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贸易上的考虑，但更加注重于价值观的推行和文化的辐射。
得承认，这种对外战略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文明得多。
可也得承认，这种战略容易漠视本国的战略利益。
当郑和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锡兰和爪哇的挑战时，大明帝国实际上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理论上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
然而，国人传统的怀柔政策，再次导致坐失良机，否则葡萄牙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远东。
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这一切加在一起，便造成一个更可悲的结局：当西欧国家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明朝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历经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资料给销毁了，而且几乎受到明朝所有官员的一致称赞。
倘若郑和泉下有知，肯定死不瞑目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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