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去年轰轰烈烈的压降产能行动,今年从集团到矿区,从地方正府到县城老百姓都习惯了,也都清楚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如同过去几十年一样靠山吃矿。
    要说戴计田在铜岭的群众基础还真不错,对基层情况也了如指掌,进了铜岭矿区好像在县府大院一般自如,碰到这个老矿工拍拍肩膀,那个技术人员开句玩笑,与一班集团中层干部和矿井管理人员更是如鱼得水,毫无架子地说说笑笑。
    在矿区大门口二十多个体格剽悍的矿工骂骂咧咧跑过来讨要说法,鱼小婷、老吴、小吴等手往腰间伸,特警们纷纷上前护住市领导们,场面一时有点紧张。
    唯有戴计田全然不惧,只身出了人群迎上前,指着带头几个矿工骂道:
    “三柱子你犯啥浑!老娘风湿病躺床上不要人服侍了?老布一把年纪了还跟年轻人闹,赶紧回家陪那个漂亮的儿媳妇去!还有你徐大个儿,怎么每回闹事都有你,是不是谁塞给你好处了?”
    吃他一骂,气势汹汹的矿工们都愣住,不知所措看着几个带头的。带头的也都呆了,瞠目结舌看着戴计田不知说什么才好。
    戴计田走到他们面前,这个捶两下,那个踢一脚,爱恨交加地说:“看看你们,停产了还舍不得脱下这身工服,舍不得离开矿井是吧?老戴我也舍不得啊,可是没办法,矿井里的铜总有挖光的时候,之前咱不管,但不能在咱这代人手里挖光,好歹给后人留点东西吧对不对?大伙儿问矿井关了一家老小怎么活,放心,党和正府绝对不可能让咱矿工们活不下去!办法很多咧大伙儿,去年下岗的伙计们不都活得乐呵呵的?至于具体条件,谁多了谁少了,谁沾光了谁吃亏了,有意见可以逐级反映,解决不了的直接找我老戴,老戴也不行这边还有更大的官儿,咱们今天来就是解决问题的!”
    一席话说得准备闹事的矿工们没脾气,两侧惴惴不安的集团中层干部们赶紧一对一把他们带离现场。
    詹印颌首,道:“计田做群众思想工作有一套,值得同志们学习。”
    戴计田笑得满脸红光,连声道:“打从进了******起我雷打不动每个季度到矿区搞一次调研,不吹牛地说铜岭矿区上万号人,至少一半我能叫出名字。”
    “五千个名字都映在脑海里,不简单。”方晟夸道。
    一行人依次考察了十多个着手关停的矿井,也途经正在生产的车间看望了操作机床的工人,按程序要到会议室交换情况,听取矿区方面的回报。
    方晟突然建议:“今天外面难得有风,有个阴凉的空地开露天会议吧,多呼吸新鲜空气。”
    矿区哪有什么新鲜空气!
    詹印却知方晟的用意,欣然道:“行,换环境换思路,没准能跳出新点子。”
    时值八月酷暑,烈日当空,外面稍稍走几步就汗流浃背,大小官员们巴不得早点钻进会议室享受空调。
    可***书计市长都要开露天会议,谁敢反对?
    一群人绕到北侧山脚下,六七百米高的山峰遮天蔽地,左边堆着小山般的矿渣,右边则是废铜烂铁,詹印四下打量后道:
    “这儿不错,发言的站到前排,其他人放松点,很新颖的会议形式啊。”
    方晟应道:“是很新颖,有利于同志们畅所欲言。”
    第一天连开三场会基本敲定铜岭矿区下岗工人分流安置方案,以及关系到各人切身利益的补偿标准等事项。
    当晚詹印等人都没住铜岭——回市区四十分钟左右,总觉得还是住市府宿舍大院踏实。
    回程途中,在车上何超递给方晟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
    领导,我要举报戴计田!!!
    方晟愕然问:“从哪儿得到的?”
    何超又递过去一张发黄的照片,是四个人合影,最中间依稀可辨出戴计田的模样。
    “参加浇铸车间时我落到后面,有个躲在机器背后的老工人紧张地冲我招手,见其他人都上了前,我故意更放慢脚步等你们前往另一个车间才跟他说话,”何超道,“老工人自称余智勇,说是帮亲弟弟余智良伸冤,就是照片上站在戴计田右侧、手搭在他肩上的人……”
    “年纪也不小了吧?”
    “今年53岁,因为涉嫌隐匿危险品、非法买卖等罪名被拘捕,四年了一直在**局、检察院之间踢皮球,每次**移交给检察院都以材料不充分退回,然后再补充再退,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
    “因为得罪了戴计田?那就不排除故意为之,折腾到最后以证据不足放人,但关在里面也折腾得不成人样了。”
    “纸条是余智良利用探监时夹在旧衣服里给哥哥的,以前他写得一手好字,每年矿区领导都请他写对联,再看纸条……手被打得象鸡爪,没事都哆嗦,”何超道,“他是戴计田的高中同学,年轻时等于生死之交——戴计田身上自带江湖习气,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余智良本来做水暖器材生意,规模不大每年纯利十几万也过得去,后来戴计田再三怂恿他把店关了去管理私家铜矿——实质就是戴计田承包的,不过私下协议写余智良的名字,每年根据矿井盈利情况分20%红利,其余都以现金或购买金条的方式上缴给戴计田!”
    方晟不动声色道:“好,一个典型的白手套,继续说。”
    “真实合作颇为愉快,亲密无间的关系持续了将近十年,期间还换了个铜矿,也就是管理第二个铜矿时两人产生分歧,关系到铜岭地区地质环境和采矿区采矿塌陷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应该有赔偿和安置。戴计田拿的矿井都属于半熟矿,前期基础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接手后直接往深里采掘大把大把地捞钱,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塌陷导致道路、耕地、农舍等等受损,由此产生一系列费用……”
    “搬迁补偿费、公益设施费、青苗补偿费、集体组织公共用房和设备的拆迁安装费、原老庄盘土地、土地复垦费等等。”一年多时间方晟对涉及矿区管理已颇为了解。
    “余智良是矿区与农村结合部出身,对农民还是比较体恤,觉得赚这么多钱该赔就得赔不然人家过不下去;戴计田则是一毛不拔,凡自己承包矿井发生的塌陷事故一概不认账,找出一大堆理由拒绝赔偿顶多由村委会或矿区给点钱了事。由此几回,余智良觉得良心过不去,正好五年前又发生一起严重塌陷导致两个农民当场死亡,事关人命戴计田更不肯承担责任,余智良实在看不下去便发生激烈争执继而被踢出矿井。”
    “从此踏上漫漫举报路?”
    何超道:“余智良拿着举报材料一直告到省里,起初戴计田对老同学还是网开一面,派人把他带回铜岭后好言好语相劝,主动表示出笔钱让他到省城做生意从此不过问铜矿的事。余智良坚决不从,如此好几趟让戴计田失去耐心,**罪名把他抓起来只关不审拖到现在。”
    方晟默然良久,问道:“哥哥余智勇仍是矿工?”
    “矿区行管人员,前几年沾余智良的光做了个小头目,后来实际上靠边站就等办退休手续。每次上面有人来矿区,或者象市纪委、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到铜岭,余智勇都是重点被盯防对象,根本没机会靠近。这回还是靠着矿区里的一班老兄弟掩护,提前化装成矿工躲在车间里碰运气。”
    “余智勇手里有确凿可靠的证据么?”
    何超谨慎地说:“余智勇自己说有,但谁知道呢?上访、举报人员都号称掌握足以把对方送进监狱的材料,有时看下来不是那回事。他看出我有疑虑,给我看了手机里一张照片——几十根金条排列得整整齐齐都有编号;一段录音,余智良送这批金条去戴计田家两人对话的全过程,其中余智良特意点明编号!类似证据,余智勇说还有很多!”
    “用心良苦了,这可以算作直接证据。”方晟道。
    专注开车的鱼小婷冷不丁道:“明天我去找余智勇。”
    “不行,”何超道,“余智勇不相信任何人,除非把材料亲手交给方市长或詹书计,这是余智勇的原话。这几年戴计田始终担心余智良偷藏了一批不利自己的证据,挖空心思想骗出来,余智勇好几次险些上当。”
    方晟思考了两三分钟——提拔到正厅以及副部后,他说话的节奏更慢,思考的时间更长,尤其私底下说话不再象在黄海、江业时蹦豆子似的,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前眼神里令人战栗的锋芒和锐利逐渐内敛,取而代之是大领导们惯有的亲切、和蔼、睿智。
    做大领导须得有静气,也不能随便表态,想什么必须在心里斟酌几个来回,说出口已经磨砺得没了棱角。
    “今天戴计田在矿区的表现,你们都看到了,想顺利做好矿区下岗工人的思想工作,恐怕还真离不开他。”方晟道。
    何超道:“跟余智勇谈话时我也想拖段时间,等压降产能行动过去后由振兴领导小组调研组上门接触,但余智勇说这回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人多嘴杂事后难免不会传出去,所以过两天就离开铜岭去外省随便做点小生意,隐姓埋名供养好弟弟正在京都读研的孩子,不再回来了。”
    “是这样啊……”
    方晟仰头倚在靠垫上,陷入了深深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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