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子平、不悔的打赏。
从7月11日宋哲元抵达天津时起的半个月时间内，中日双方分作三派，动作不断。
如前文所述，日本调集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朝鲜军一个旅团、华北驻屯军的部队以及航空、火炮等各部队，纷纷进入指定集结区域。在日本人发起吞并华北的作战之初，仍然没有将事态扩大化的企图，他们的最终目的说来有两条，第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所管辖的范围内，不许华军驻扎；第二，区内的组织用人，要得到日本人的同意——简而言之，就是制造第二个冀东。
宋哲元不知道是猜不透日本人的底线，抑或是对对方抱有幻想，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一再忍让，最后由张自忠和日方约定了以下条款，由宋哲元出面道歉，两三天内处罚责任人，对将来的保证，等宋哲元返回北平后再定，北平市内由宋的直系卫队驻防，以上全部写成书面文字。
第二天，宋哲元亲自拜会新上任的香月清司司令官，为了面子，他没有道歉，而是采取了对新任司令官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
忙碌完这一切，宋哲元在7月19日终于返回北平，他以为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对方既不会把他和他的29军赶出冀察地区，自己就更要投桃报李，严加管束将士，要求他们尽可能的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至于多日来北平城内外的各种防护措施，更是一概撤除，很快的，在战火阴云下笼罩多日的北平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繁华。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府的老蒋同样非常关注，他可比宋哲元清醒得多，和汪精卫、何应钦、程潜、唐生智等人商议一番之后，准备了和、战两套计划，同时命令孙连仲（第26军）、庞炳勋（第40军）两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商震（第32军）、关麟征（第25师）和李默庵（第10师）等军集结在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路沿线待命，之后又派遣徐蚌间的胡宗南的第一师以及教导师向徐州、郑州移动，更有原驻扎在武汉的中央空军，派出战机30架，起飞北上。
当时平汉、津浦路沿线，合计有中国方面的部队超过40万大关，其中中央军13万、旁系7.5万、旧东北军3.5万，山西军11万，山东军6万，绥远中央军2万，以山东省主席韩复渠总负责。
在中央军大举北上，意图保卫华北的大环境下，宋哲元自私心理作祟，一再给老蒋发电报，要求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硬是把数十万将士死死的按在保定、石家庄一线动弹不得，错失了最佳战略准备时间。
同时，他命令一贯主和的张自忠协同大汉奸齐燮元、陈觉生和日本人媾和，签署了臭名昭著的《香月细约》，大致内容分为5条，主要是，第一，中国正式向日方道歉；第二，华军后撤，包括撤出北平；第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要惩戒‘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同时因为秦德纯和冯某人相依附，也在撤惩之列；第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等。
张自忠在没有得到宋哲元的同意情况下，就在密约上签了字——而实际上，日本人已经有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了——这也是张自忠后来被国人骂为汉奸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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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自忠将军在七七事变以及华北被吞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史家争论不休，他是不是汉奸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只是选取一段历史观点，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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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抱着委曲求全的打算，日本人则步步紧逼，一直到7月26日，终于爆发了所谓的廊坊事件——。
华北大地的中国百姓受日本人欺凌太久，早就积压着的怒火终于在七七事变之后开始了爆发，各方民间团体、组织、学生、工人、商户上街游行的举动如野火燎原般出现，但因为宋哲元的消极态度和日本人的强势，最后通过的中日协议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自协定生效之日起，举凡再有游行。示威行动，一概视为**行径，予以大力打击。’
因为这样的条款，这种抗议行为被强行压制下去了，但民间的种种反抗行动却层出不穷，其中一条就是破坏日本人的电话、电报线路。
导火索的发轫是在7月25日，当时驻扎在塘沽的日军第20师团的一部发现军用电线被切段，查探之后，发现问题系出在廊坊地段。于是派遣一支通信部队，由一个步兵中队（200人左右）配合，出发到廊坊去进行维修，中队长叫五之井淀之助，军衔是中尉。25日下午4点钟的时候，抵达廊坊。
廊坊的中国守军是张自忠的38师113旅226团，团长叫崔正伦。当时，113旅旅部驻扎在武清县城关镇、杨村、河西务等平津交界地区，部队主力驻在廊坊、廊坊火车站、通州一线。日军经过和中国守军的联系和商谈，开始修理被破坏的电线线路，一直进行到夜里的23点10分，突然响起了枪声（笔者查阅了崔正伦的回忆录，第一个开枪的人叫王春山，天津人，他是226团3营9连的一个列兵）。
日军大惊！张自忠是29军的主和派，从来没有和日本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日军方面根本没有防备，而且华军的火力非常猛，一开始就是五挺轻机枪的扫射，打得日本人哭爹叫妈，死伤遍地。
五之井中尉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带领部队后撤，同时命令通信兵即刻向联队报告。一直退到廊坊火车站，初步站稳脚跟——他们事先在这里布置了工事，加上车站内的建筑物，以此做为掩护——和226团打起了对攻战，226团以82式迫击炮轰炸车站，因为这里是中国守军的地盘，位置相对清晰，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损失，反之，中国方面的伤亡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怎么样？不比219团的那个戴小点打得坏吧？”三营长邢炳南笑道，“他把一个连都扔在卢沟桥上了，咱们弟兄怎么样？才6个阵亡，12个轻伤！”
“你闭嘴！”旅长刘振三啐了他一口，他是从武清城关镇赶过来的，骂道：“你真以为日本人是国耻猪了？你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告诉弟兄们，趁着天黑，把车站拿下来，要不然，到明天天亮，日本人的援军一到，就不好办了。”
所谓国耻猪，是当时29军的一道很有意思的景致。每到周末，有结余的各团、营就会买几只活猪，身上绑上黄表纸，写着‘日本帝国主义’字样，让各连排拿来练冲锋、做刺杀，谁杀死了猪，就把它抬走吃了——这也算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了（这是史实，并非笔者杜撰）。
邢炳南领命而去，和部队做了布置，准备从东南、西北两侧发起进攻，一举拿下车站，谁知道部队正要出发，刘振三传令，停止计划。问问才知道，来自天津的调解人员已经登上了火车，要求他们停止战斗，等候进一步命令。
等了两个小时，不见火车到来，这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从天津出发的一列日军军列正在开往廊坊，要求他们提高警惕。
邢炳南吓一跳，急忙对崔正伦建议，“团长，不能让小日本这么轻易的开过来，卑职建议，拆掉沿线铁路，同时卑职带弟兄在铁路沿线埋伏，日本人来了，给他们个厉害。”
崔正伦请示过刘振三，对方不同意，只允许派出一个连的部队到车站东南一个叫扬旗外的地方占领阵地，等到部队按计划埋伏好，一道新命令又来了，要求埋伏的部队（3营第11连）撤回营地——这样朝令夕改几番之后，来自天津的日军增援列车毫无阻挡的开进了廊坊。
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超过1，000人抵达车站，携带各种轻重武器，联队长叫鲤登行一，是个大佐，隶属于第20师团。下车之后，布置阵地，用94式轻迫击炮对226团进行猛烈轰炸，把中国守军的阵地、营房、指挥部炸得一片狼藉，指挥部的平顶房都给炸塌了——刘振三等人躲在地下室，逃过了一劫。
等到天色渐亮，日本空军部队前来增援，前后三个波次，共27架，都是一水儿的中岛97式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每一架飞机携带四枚25公斤炸弹，雹子一般落在中国守军的头上，加以车站内日军的轻重火力，展开了猛烈的报复行动！
226团吃尽苦头，士兵开始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得已，只得撤离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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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11日宋哲元抵达天津时起的半个月时间内，中日双方分作三派，动作不断。
如前文所述，日本调集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朝鲜军一个旅团、华北驻屯军的部队以及航空、火炮等各部队，纷纷进入指定集结区域。在日本人发起吞并华北的作战之初，仍然没有将事态扩大化的企图，他们的最终目的说来有两条，第一，冀察政务委员会所管辖的范围内，不许华军驻扎；第二，区内的组织用人，要得到日本人的同意——简而言之，就是制造第二个冀东。
宋哲元不知道是猜不透日本人的底线，抑或是对对方抱有幻想，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一再忍让，最后由张自忠和日方约定了以下条款，由宋哲元出面道歉，两三天内处罚责任人，对将来的保证，等宋哲元返回北平后再定，北平市内由宋的直系卫队驻防，以上全部写成书面文字。
第二天，宋哲元亲自拜会新上任的香月清司司令官，为了面子，他没有道歉，而是采取了对新任司令官表示敬意和问候的婉转形式。
忙碌完这一切，宋哲元在7月19日终于返回北平，他以为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对方既不会把他和他的29军赶出冀察地区，自己就更要投桃报李，严加管束将士，要求他们尽可能的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至于多日来北平城内外的各种防护措施，更是一概撤除，很快的，在战火阴云下笼罩多日的北平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繁华。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府的老蒋同样非常关注，他可比宋哲元清醒得多，和汪精卫、何应钦、程潜、唐生智等人商议一番之后，准备了和、战两套计划，同时命令孙连仲（第26军）、庞炳勋（第40军）两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商震（第32军）、关麟征（第25师）和李默庵（第10师）等军集结在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路沿线待命，之后又派遣徐蚌间的胡宗南的第一师以及教导师向徐州、郑州移动，更有原驻扎在武汉的中央空军，派出战机30架，起飞北上。
当时平汉、津浦路沿线，合计有中国方面的部队超过40万大关，其中中央军13万、旁系7.5万、旧东北军3.5万，山西军11万，山东军6万，绥远中央军2万，以山东省主席韩复渠总负责。
在中央军大举北上，意图保卫华北的大环境下，宋哲元自私心理作祟，一再给老蒋发电报，要求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硬是把数十万将士死死的按在保定、石家庄一线动弹不得，错失了最佳战略准备时间。
同时，他命令一贯主和的张自忠协同大汉奸齐燮元、陈觉生和日本人媾和，签署了臭名昭著的《香月细约》，大致内容分为5条，主要是，第一，中国正式向日方道歉；第二，华军后撤，包括撤出北平；第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要惩戒‘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同时因为秦德纯和冯某人相依附，也在撤惩之列；第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等。
张自忠在没有得到宋哲元的同意情况下，就在密约上签了字——而实际上，日本人已经有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了——这也是张自忠后来被国人骂为汉奸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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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抱着委曲求全的打算，日本人则步步紧逼，一直到7月26日，终于爆发了所谓的廊坊事件——。
华北大地的中国百姓受日本人欺凌太久，早就积压着的怒火终于在七七事变之后开始了爆发，各方民间团体、组织、学生、工人、商户上街游行的举动如野火燎原般出现，但因为宋哲元的消极态度和日本人的强势，最后通过的中日协议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自协定生效之日起，举凡再有游行。示威行动，一概视为**行径，予以大力打击。’
因为这样的条款，这种抗议行为被强行压制下去了，但民间的种种反抗行动却层出不穷，其中一条就是破坏日本人的电话、电报线路。
导火索的发轫是在7月25日，当时驻扎在塘沽的日军第20师团的一部发现军用电线被切段，查探之后，发现问题系出在廊坊地段。于是派遣一支通信部队，由一个步兵中队（200人左右）配合，出发到廊坊去进行维修，中队长叫五之井淀之助，军衔是中尉。25日下午4点钟的时候，抵达廊坊。
廊坊的中国守军是张自忠的38师113旅226团，团长叫崔正伦。当时，113旅旅部驻扎在武清县城关镇、杨村、河西务等平津交界地区，部队主力驻在廊坊、廊坊火车站、通州一线。日军经过和中国守军的联系和商谈，开始修理被破坏的电线线路，一直进行到夜里的23点10分，突然响起了枪声（笔者查阅了崔正伦的回忆录，第一个开枪的人叫王春山，天津人，他是226团3营9连的一个列兵）。
日军大惊！张自忠是29军的主和派，从来没有和日本人发生过正面冲突，日军方面根本没有防备，而且华军的火力非常猛，一开始就是五挺轻机枪的扫射，打得日本人哭爹叫妈，死伤遍地。
五之井中尉一边组织反击，一边带领部队后撤，同时命令通信兵即刻向联队报告。一直退到廊坊火车站，初步站稳脚跟——他们事先在这里布置了工事，加上车站内的建筑物，以此做为掩护——和226团打起了对攻战，226团以82式迫击炮轰炸车站，因为这里是中国守军的地盘，位置相对清晰，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损失，反之，中国方面的伤亡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怎么样？不比219团的那个戴小点打得坏吧？”三营长邢炳南笑道，“他把一个连都扔在卢沟桥上了，咱们弟兄怎么样？才6个阵亡，12个轻伤！”
“你闭嘴！”旅长刘振三啐了他一口，他是从武清城关镇赶过来的，骂道：“你真以为日本人是国耻猪了？你想怎么杀就怎么杀？告诉弟兄们，趁着天黑，把车站拿下来，要不然，到明天天亮，日本人的援军一到，就不好办了。”
所谓国耻猪，是当时29军的一道很有意思的景致。每到周末，有结余的各团、营就会买几只活猪，身上绑上黄表纸，写着‘日本帝国主义’字样，让各连排拿来练冲锋、做刺杀，谁杀死了猪，就把它抬走吃了——这也算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了（这是史实，并非笔者杜撰）。
邢炳南领命而去，和部队做了布置，准备从东南、西北两侧发起进攻，一举拿下车站，谁知道部队正要出发，刘振三传令，停止计划。问问才知道，来自天津的调解人员已经登上了火车，要求他们停止战斗，等候进一步命令。
等了两个小时，不见火车到来，这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从天津出发的一列日军军列正在开往廊坊，要求他们提高警惕。
邢炳南吓一跳，急忙对崔正伦建议，“团长，不能让小日本这么轻易的开过来，卑职建议，拆掉沿线铁路，同时卑职带弟兄在铁路沿线埋伏，日本人来了，给他们个厉害。”
崔正伦请示过刘振三，对方不同意，只允许派出一个连的部队到车站东南一个叫扬旗外的地方占领阵地，等到部队按计划埋伏好，一道新命令又来了，要求埋伏的部队（3营第11连）撤回营地——这样朝令夕改几番之后，来自天津的日军增援列车毫无阻挡的开进了廊坊。
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超过1，000人抵达车站，携带各种轻重武器，联队长叫鲤登行一，是个大佐，隶属于第20师团。下车之后，布置阵地，用94式轻迫击炮对226团进行猛烈轰炸，把中国守军的阵地、营房、指挥部炸得一片狼藉，指挥部的平顶房都给炸塌了——刘振三等人躲在地下室，逃过了一劫。
等到天色渐亮，日本空军部队前来增援，前后三个波次，共27架，都是一水儿的中岛97式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每一架飞机携带四枚25公斤炸弹，雹子一般落在中国守军的头上，加以车站内日军的轻重火力，展开了猛烈的报复行动！
226团吃尽苦头，士兵开始出现严重的伤亡，不得已，只得撤离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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